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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朔一带成为北方各民族汇聚之地，天宝时期，河北道的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了唐朝全国的粮仓，最富庶的地方。河北粮食产量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唐代文学汲取了燕赵文学词义贞刚，豪迈阔大，情感浓郁等气质风格，便使得唐诗在形式华美的基础上又充实了内容和情感。
【关键词】燕赵地区;社会发展;文化品格
燕赵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远古时期，就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聚居之地。自原始社会开始，这里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史记》记载，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阪泉和涿鹿在今河北北部。春秋战国时期，燕、赵成为独立的诸侯国，《诗经》有反映河北地区风土人情的篇章，《邶风》、《卫风》等。汉乐府的燕赵民歌有《战城南》、《上邪》、《有所思》、《陌上桑》、《饮马长城窟》、《孤儿行》等。燕赵之地，山高水长，东临渤海，西拥太行，西北燕山环绕，以黄河、海河、滦河为主干，二百多条河流纵横交织。唐代贞元元年，全国划分了十个行政区划，即“十道”，河北道居其一，开元二十一年，全国划分为十五个道，河北道依旧存在，辖境含今北京地区、河北省、辽宁省大部分，还包括河南、山东的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下辖二十九个州，一个都护府，七十四个县。总唐一代，河北道先后共曾置州68个，置县248个。各州存在时间不同，有的是在唐初平定河北义军和割据势力过程中临时设置的，存在时间一般在三到六年，有的是唐后新设置的州，是常设之州，大多数终唐一代都存在。这一地区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常设州有：怀州、卫州、相州、洺州、魏州、贝州、德州、沧州、瀛州、邢州、赵州、恒州、易州、幽州。贞观年间，突厥降众被安置在幽州一带，今河北北部。武则天时期，契丹南犯，696年三次发兵河北，开元年间，张说、张九龄在河北开荒屯田，河朔一带成为北方各民族汇聚之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得到加强。
天宝时期，河北道的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了唐朝全国的粮仓，最富庶的地方。河北粮食产量为全国的五分之一，相当于义仓相当于关内、河东、陇右诸道之和，常平仓相当于关内、河东、陇右、剑南、淮南诸道之和。据《唐会要》记载河北“租庸，充满左藏，财宝由积，不可胜计。”南北朝时期，华北平原是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物资供给地。隋统一以后，在河北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免租调，鼓励农耕。河北农业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时间，“幽蓟桑叶暗川原”。隋朝永济渠的开通，为唐代河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8年，河北百万之众开凿永济渠，引自河南陟县沁水，直通幽州蓟城，流经内黄、魏州、临清、贝州、东光等农业发达地区，纵贯河北全境。唐太宗、高宗在唐朝初年就兴修水利工程多处，开元十年722年，张说到河北赴任，向玄宗上书《请置屯田表》，主张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河北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便开始了。主要是在前代沟渠的两旁修建纵横的沟渠，境内各州的城镇周围绿水环绕，相州、魏州、洺州、贝州、卫州、恒州、赵州、冀州、莫州、瀛洲、蓟州、沧州、营州、幽州各州都在前代沟渠的基础上开凿新渠，灌溉了万顷良田。以相州为例，相州下辖今河北南部成安、广平和魏县，河南安阳、汤阴、林县、内黄和濮阳等地。以漳水、洹水为源兴修了高平渠、万金渠、利物渠、菊花渠、金风渠，灌溉农田十万亩。百余起河渠所构成的庞大的灌溉系统，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华北平原是著名的蚕棉之乡，以定州博陵郡为代表，他们的丝织品分工细、花样品种多，有细绫、瑞绫、两窼绫、二色绫、熟绵绫等，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河北各州向中央交纳的岁贡以丝、绢、棉为主。
今河北邢台的内丘、临城都有唐代邢窑的遗址，邢窑是著名的珍品，细腻白润，唐代邢窑种类繁多，有青瓷、黑釉、黄釉、酱瓷和三彩陶俑等。河北矿产资源丰富，铁、铜储量丰富，据《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九县都发现铁矿。定州的冶铜炉每炉可用去铜矿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矿产丰富是手工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幽州的铸铁业和沧州的制盐业在唐代也很著名。河北的枣和栗子产量高，品质好，枣强县就是因为枣木强盛而命名。定州安国的药材生产延续至今，有人参、麝香、蛇胆、之母。[1]
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深刻影响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影响到文学品格的形成，在文学史上，各地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氏三人和陶谢分别代表了北南文学的特色，曹操《观苍海》、曹丕《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贯穿其间的是慷慨悲凉，健笔纵横的所谓“建安风骨”；而陶渊明虽有“刑天舞干戈，猛志固常在”，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主导。谢灵运也是有济世的冲动，但实际上吟唱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山水生涯，陶谢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派。陶谢与三曹思想上一出世一入世，风格上一冲淡一慷慨。
巴蜀文化是南方文化重要的一支，天府之国，内有峨嵋之秀、青城之幽，外有蜀道之險，峡江之峻。自古至今孕育了许多大家，如：司马相如、扬雄、苏轼、郭沫若、巴金等。在唐代李白天马行空、狂放不羁的作人作文的风格与巴蜀文化的熏陶是不可分割的。
唐代文化正是地域文化合流的产物，燕赵文化的慷慨奔放，自由质朴的因子，为唐代文化所吸收，借此弥补南朝文化中情感枯竭，内容苍白之不足。唐诗汲取了南朝在诗歌形式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唐代律诗得到完善。李唐王朝来自北方鲜卑族，在文学上汲取了燕赵文学词义贞刚，豪迈阔大，情感浓郁等气质风格，便使得唐诗在形式华美的基础上又充实了内容和情感，走上古代诗歌的峰巅。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慷慨悲歌、好侠任气是燕赵文化的精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赵志士就唱响了慷慨苍凉的燕赵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燕赵精神定格，并且记录了燕赵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气质倾向，“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文学即人学，区域的人文气质必然呈现于文学作品中，形成相同的文学风格，如果说，司马迁概括的是燕赵黎民共同的生而有之的自然气质倾向，那么，这一说法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快被运用到文学评论和作品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刘勰用“慷慨任气”形容建安时期文风，南朝江淹的《别赋》用“燕赵悲歌”概括离别时的销魂长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称“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初唐是唐诗酝酿新变的时期，燕赵诗人卢照邻、李峤、苏味道、卢藏用、崔湜、王适、郭震、郑愔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变革文风作出贡献。如果说，初唐燕赵诗人的探索是一首乐曲的前奏，那么，盛唐燕赵诗人则唱响了这支乐曲波澜壮阔的最强音。粗犷豪迈、慷慨昂扬的燕赵气质与宏大的盛唐气象相合，成就了以燕赵诗人高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高适、李颀等燕赵诗人的激越雄劲、慷慨悲壮的诗风是燕赵气质的集中体现，也是盛唐气象的体现。高适诗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粗犷豪迈的尚武精神和感奋激越的英雄之气，与冷峻的直面现实的悲壮相结合，在豪迈激越中透出苍凉悲壮，在苍凉悲壮中隐含着愤而不屈，勃勃向上的神韵，给人以慷慨悲壮的美感，正如鲍桂星《唐诗品》所评：“朔气纵横，壮心落落”。
【关键词】燕赵地区;社会发展;文化品格
燕赵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远古时期，就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聚居之地。自原始社会开始，这里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史记》记载，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阪泉和涿鹿在今河北北部。春秋战国时期，燕、赵成为独立的诸侯国，《诗经》有反映河北地区风土人情的篇章，《邶风》、《卫风》等。汉乐府的燕赵民歌有《战城南》、《上邪》、《有所思》、《陌上桑》、《饮马长城窟》、《孤儿行》等。燕赵之地，山高水长，东临渤海，西拥太行，西北燕山环绕，以黄河、海河、滦河为主干，二百多条河流纵横交织。唐代贞元元年，全国划分了十个行政区划，即“十道”，河北道居其一，开元二十一年，全国划分为十五个道，河北道依旧存在，辖境含今北京地区、河北省、辽宁省大部分，还包括河南、山东的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下辖二十九个州，一个都护府，七十四个县。总唐一代，河北道先后共曾置州68个，置县248个。各州存在时间不同，有的是在唐初平定河北义军和割据势力过程中临时设置的，存在时间一般在三到六年，有的是唐后新设置的州，是常设之州，大多数终唐一代都存在。这一地区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常设州有：怀州、卫州、相州、洺州、魏州、贝州、德州、沧州、瀛州、邢州、赵州、恒州、易州、幽州。贞观年间，突厥降众被安置在幽州一带，今河北北部。武则天时期，契丹南犯，696年三次发兵河北，开元年间，张说、张九龄在河北开荒屯田，河朔一带成为北方各民族汇聚之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得到加强。
天宝时期，河北道的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了唐朝全国的粮仓，最富庶的地方。河北粮食产量为全国的五分之一，相当于义仓相当于关内、河东、陇右诸道之和，常平仓相当于关内、河东、陇右、剑南、淮南诸道之和。据《唐会要》记载河北“租庸，充满左藏，财宝由积，不可胜计。”南北朝时期，华北平原是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物资供给地。隋统一以后，在河北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免租调，鼓励农耕。河北农业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时间，“幽蓟桑叶暗川原”。隋朝永济渠的开通，为唐代河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8年，河北百万之众开凿永济渠，引自河南陟县沁水，直通幽州蓟城，流经内黄、魏州、临清、贝州、东光等农业发达地区，纵贯河北全境。唐太宗、高宗在唐朝初年就兴修水利工程多处，开元十年722年，张说到河北赴任，向玄宗上书《请置屯田表》，主张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河北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便开始了。主要是在前代沟渠的两旁修建纵横的沟渠，境内各州的城镇周围绿水环绕，相州、魏州、洺州、贝州、卫州、恒州、赵州、冀州、莫州、瀛洲、蓟州、沧州、营州、幽州各州都在前代沟渠的基础上开凿新渠，灌溉了万顷良田。以相州为例，相州下辖今河北南部成安、广平和魏县，河南安阳、汤阴、林县、内黄和濮阳等地。以漳水、洹水为源兴修了高平渠、万金渠、利物渠、菊花渠、金风渠，灌溉农田十万亩。百余起河渠所构成的庞大的灌溉系统，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华北平原是著名的蚕棉之乡，以定州博陵郡为代表，他们的丝织品分工细、花样品种多，有细绫、瑞绫、两窼绫、二色绫、熟绵绫等，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河北各州向中央交纳的岁贡以丝、绢、棉为主。
今河北邢台的内丘、临城都有唐代邢窑的遗址，邢窑是著名的珍品，细腻白润，唐代邢窑种类繁多，有青瓷、黑釉、黄釉、酱瓷和三彩陶俑等。河北矿产资源丰富，铁、铜储量丰富，据《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九县都发现铁矿。定州的冶铜炉每炉可用去铜矿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矿产丰富是手工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幽州的铸铁业和沧州的制盐业在唐代也很著名。河北的枣和栗子产量高，品质好，枣强县就是因为枣木强盛而命名。定州安国的药材生产延续至今，有人参、麝香、蛇胆、之母。[1]
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深刻影响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影响到文学品格的形成，在文学史上，各地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氏三人和陶谢分别代表了北南文学的特色，曹操《观苍海》、曹丕《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贯穿其间的是慷慨悲凉，健笔纵横的所谓“建安风骨”；而陶渊明虽有“刑天舞干戈，猛志固常在”，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主导。谢灵运也是有济世的冲动，但实际上吟唱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山水生涯，陶谢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派。陶谢与三曹思想上一出世一入世，风格上一冲淡一慷慨。
巴蜀文化是南方文化重要的一支，天府之国，内有峨嵋之秀、青城之幽，外有蜀道之險，峡江之峻。自古至今孕育了许多大家，如：司马相如、扬雄、苏轼、郭沫若、巴金等。在唐代李白天马行空、狂放不羁的作人作文的风格与巴蜀文化的熏陶是不可分割的。
唐代文化正是地域文化合流的产物，燕赵文化的慷慨奔放，自由质朴的因子，为唐代文化所吸收，借此弥补南朝文化中情感枯竭，内容苍白之不足。唐诗汲取了南朝在诗歌形式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唐代律诗得到完善。李唐王朝来自北方鲜卑族，在文学上汲取了燕赵文学词义贞刚，豪迈阔大，情感浓郁等气质风格，便使得唐诗在形式华美的基础上又充实了内容和情感，走上古代诗歌的峰巅。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慷慨悲歌、好侠任气是燕赵文化的精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赵志士就唱响了慷慨苍凉的燕赵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燕赵精神定格，并且记录了燕赵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气质倾向，“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文学即人学，区域的人文气质必然呈现于文学作品中，形成相同的文学风格，如果说，司马迁概括的是燕赵黎民共同的生而有之的自然气质倾向，那么，这一说法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快被运用到文学评论和作品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刘勰用“慷慨任气”形容建安时期文风，南朝江淹的《别赋》用“燕赵悲歌”概括离别时的销魂长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称“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初唐是唐诗酝酿新变的时期，燕赵诗人卢照邻、李峤、苏味道、卢藏用、崔湜、王适、郭震、郑愔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变革文风作出贡献。如果说，初唐燕赵诗人的探索是一首乐曲的前奏，那么，盛唐燕赵诗人则唱响了这支乐曲波澜壮阔的最强音。粗犷豪迈、慷慨昂扬的燕赵气质与宏大的盛唐气象相合，成就了以燕赵诗人高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高适、李颀等燕赵诗人的激越雄劲、慷慨悲壮的诗风是燕赵气质的集中体现，也是盛唐气象的体现。高适诗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粗犷豪迈的尚武精神和感奋激越的英雄之气，与冷峻的直面现实的悲壮相结合，在豪迈激越中透出苍凉悲壮，在苍凉悲壮中隐含着愤而不屈，勃勃向上的神韵，给人以慷慨悲壮的美感，正如鲍桂星《唐诗品》所评：“朔气纵横，壮心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