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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广泛传播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统一战线背景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中国国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发生明显转变，早期国民党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积极贡献，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巨大损失。
关键词：国共合作；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D231；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改善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环境，中国共产党从相对狭小的空间里走出来，主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阶段，取得了初步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翌年就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准备。实际上，从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和张国焘等加入国民党，并且孙中山邀请陈独秀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开始，国共两党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得以更加广泛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
（一）制定宣传方针，建设传播机构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先后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1924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1925年中共“四大”）、《宣传问题决议案》（1925年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1926年中共中央四届三中全会）等文件。[1]这些党的宣传和党内教育工作方针提出，要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办好党的机关报，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收集整理各种材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以作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依据，等等。在宣传组织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借鉴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设立宣传工作机制。中共三大后，设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责任“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政治上、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的宣传鼓动”，该委员会下设“编辑部、通讯部、印行部和图书馆等机构，各司其职。”[2]8781924年5月，中央特设了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工作，同时指导在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工作的同志，解决了国共合作之后党内相当一部分骨干力量投入到了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中导致人才缺乏的问题。
（二）编译经典著作，出版报刊杂志
自建党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学习。继建党后成立人民出版社，党又领导成立了上海书店（1923年）、长江书店（1926年）等出版发行机构。这类机构及其分支分布在长沙、南昌、广州、重庆、太原、宁波、潮州、安庆，乃至海参崴等地，在艰苦的条件下有领导地编译、出版、销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出版。这些出版机构组织力量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的还负责经销党的刊物，形成了党自己掌握的宣传阵地，构筑了一个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发行机关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武器。这一时期党主办了更多的全国性刊物，并加强对地方性刊物的领导，明确规定 “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3]6这些刊物通过刊登马克思主义文章和经典著作中文译文，开设专栏，开辟专号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1924年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北京大学的《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出版了《马克斯纪念专号》，发表了4篇文章，列举了马克思著作以及学习马辅导读物25种。1925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了“五月第一周特刊”，刊载了《马克思主义概略》译文，纪念马克思诞辰107周年，通俗易懂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并号召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据不完全统计， 从中共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报刊发表马列著作文献 68 篇。[4]
（三）在论战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底层人民中的影响还不大，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反对甚至抵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报刊等阵地，主要开展了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批判。针对戴季陶抛出一系列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排斥和限制共产党的论调；针对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反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发表文章进行有力的批判。例如，瞿秋白一针见血地道出戴季陶宣扬的“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5]458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工具，“是极端的反革命派”。[6]4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刊载了一系列文章，有力地回击了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诋毁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宣传家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消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论战不仅使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缩小，而且使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也促进了广大群众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
（四）通过教育机构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育革命力量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有利条件先后主持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别培养了800多名农运人才，为当时兴起的农民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骨干，同时在向农民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农民革命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共合作旗帜下诞生的黄埔军校，在革命武装力量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性。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办理招生期间，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军校的政治部领导机关大多由优秀的中共党员担任，政治部通过编写大量辅导教材以及《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军校明文规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①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还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和训练，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在指导党、团员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团结国民党左派，鼓励打击右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7]122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成立的上海大学也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特别是李大钊倡议成立、瞿秋白为首任主任的社会学系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上海大学课程丰富，开设了政治理论课程，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一些青年学生在这里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海大学还开办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培养工人骨干。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进步。
（一）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
“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有所准绳。”[8]255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忙于实际运动，但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注意提高党的理论修养，尤其是提高党的领导人的理论水平。在方针政策上，把广泛地学习和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整个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是党的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传播内容上，中国共产党兼顾国共合作的背景，既宣传三民主义，突出三民主义中革命的、进步的、积极的、同共产党现阶段的纲领一致的方面，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对象上，根据受众的特点和文化程度的差异，创办了针对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报刊，增强了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时效性。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直接派出大批党员深入工农群众进行宣传。
（二）中国共产党担当传播主体，国民党贡献甚微
毋庸置疑的是，国民党人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之一，②以戴季陶、劭力子、胡汉民为代表的一些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有贡献，共产党人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瞿秋白在 1927 年曾评价道：“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9]407国共开始合作之后，一方面，共产党主导了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名下的刊物大部分由共产党人创办或主编；另一方面，国民党仅有《民国日报》等几份报刊，并且侧重新闻报道。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宣传力度上，还是在传播媒体数量上都占主导地位，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几无贡献（参见图表1）。尤其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炉，早期合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人”走向对立。这种变化，除中国共产党倾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素之外，国民党人的阶级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真正信仰的态度是其不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共产党人独自担当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
图表1 国共合作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
国共合作之前较有影响的报刊
（1919—1922年） 国共合作之后影响较大的报刊
（1923—1927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 《新青年》（月刊阶段）、《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共产党》、《武汉星期评论》、《劳动界》、《先驱》、《新时代》、《前锋》 《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阶段）、《向导》、《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国青年》、《犁头》、《新琼崖评论》、《中国学生》、《政治生活》、《热血日报》、《中州评论》、《战士》、《中国工人》、《人民周刊》、《汀雷》
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创办的报刊 《政治周报》、《中国农民》、《革命军日报》、《楚光时报》、汉口《民国日报》、陕西《国民日报》
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报刊 《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 《新民国》（主要宣传三民主义）
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侧重新闻报道）
资料来源：1.郑惠、张静如、梁志祥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李曙新著《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史》，青岛出版社；3.田子渝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4.徐信华著《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出版社。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进步明显
1923 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和传播，不仅数量更多，内容上也有很大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或者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创办了许多报刊。据统计，在其期间发行的比较有影响的刊物有21种。[10]1034如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最多时发行近5万册，还行销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译介，相较于五四时期和党成立初期，更趋全面、系统和深入，不仅经典著作的译本增多，而且部分经典著作由节译本发展到全译本。同时，这一时期的理论家、宣传家翻译或撰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相较之前大为提升。比如，瞿秋白遵循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思想，对唯物辩证法重要规律的阐述，达到了比较准确的高度。此外，对列宁主义著作的译介传播也取得显著成果，列宁的《帝国主义浅说》、《国家与革命》都有了中译本。
（四）注重宣传的通俗性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必须通俗化、生活化，要求宣传材料要取之于人民生活，尽可能通俗易，“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以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例如，党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提出对农民的宣传，“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11]302党的报刊经常使用简洁的论断，明朗的口号，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用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不断把革命推向高潮，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将为人们提供能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也将一些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关于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对怎样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关于农民问题、革命领导权、武装斗争等问题，作出了初步分析判断，认识上也有进展，产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文献。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的宝贵成果，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探索和实践，产生了积极效果。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党组织发展壮大
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扩展和队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共产党人能够公开地在农民、工人之间进行工作，从事政治、军事、思想斗争。中国共产在群众中的号召力有很大声提高，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蔡和森曾说：“在这时期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已有一年光景。在这一年中间，我们在政治上做了许多鼓吹的工作，在群众中亦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12]62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销量似乎可以佐证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1922年9月《向导》创刊，最初发行量只有月3000千份，1925年11月的印数已达3万份，[13]736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销数达5万份，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③在革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下，党组织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式，党员数量几年内急速增长。1923年中共“三大”时党员420名，到1926年12月党员增至近2万名，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党员达到57900多名。国民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工农为主力的群众革命浪潮不断高涨。
图表2 1921-1927中共党员数量变化表
数据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党的建设取得进步
在组织制度方面，初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等原则都已经提出来了，党的“五大”还提出 “中央应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14]208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党的队伍发展方面，党员数量大大增加。随着工农群众的加入，党员成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发展到工人成分占大多数的组织。党员分布的地域更加广泛，大革命后期，党员分布不再局限于少数大城市，而是扩展到全国大部分省区。中国共产党还十分注意对广大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此外，党还在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锻炼的一批军事人才，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三）工农运动恢复发展并掀起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失败等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建立联合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国民党改组后，也更加重视发挥工农的作用，意识到“若要中国强，必须提高农工地位”④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广东首先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二七”惨案后一度消沉的工人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24年7月，广州工人阶级展开了反对“新警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成为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先前培养的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成为掀起革命风暴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高涨，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四、中国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如前所述，国民党人在国共合作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有明显变化，我们应全面地、联系地、辩证地看待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
（一）整体地看待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贡献和潜在影响
首先，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积极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共同传播马克思主义，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其次，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文化，受到当时国民党人的关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探索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过程中，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汲取营养，促进国民党思想的进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支持直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发展。如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15]702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贯彻执行“扶助农工”政策，使处于消沉状态的农工运动迅速恢复起来，促使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工农群众中打下思想印记，为后来的革命形式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第四，马克思主义在国共合作期间继续深入传播，也改变了国民党。将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松散的多阶级集合体，转变为一个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代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利益的国民党左派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与干扰国共合作的言行进行斗争，捍卫国共合作，客观上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
（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造成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中的巨大损失
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一贡献仅限于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前短暂的历史时期。对于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国民党内就存在着抵制、排斥、限制中国共产党的不和谐声音，国共合作期间波折不断。虽然国共两党实行合作，“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但是国民党右派一再反对，屡屡制造逆流。在思想理论上，有以“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谬论，假借“三民主义”排斥共产主义，用“国民革命”排斥阶级斗争，用“共信不立”排斥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16]113在革命联合战线中，国民党新老右派一直不断怀疑、弹劾、污蔑、限制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后期，国民党右派公然反动，思想上禁锢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组织上消灭革命机构团体，肉体上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据不完全记载，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一五”政变，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达十多万人。中国共产党许多优秀领导人和革命人士遭到残杀，中国共产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不仅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传播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五、小结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12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破裂，前后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合作与斗争中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同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在政治斗争、理论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8]1036马克思主义以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号召力，在革命斗争中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逆境和挫折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校党代表训令》，《黄埔潮》第7期，1925年10月31日。
②关于早期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广泛关注到他们译介、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积极贡献和理论局限。田子渝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
播史（1918—1922）》中，统计分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8家主要媒介宣传马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国民党人士及其刊物在传播中，无论是
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③《新青年》第5号，封底广告，1926年7月25日。
④克文：《勿忘却廖部长的遗训》，《农民运动》第4、5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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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柳宁（1982-），男，河南信阳人，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跟踪。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C15）。
关键词：国共合作；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D231；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改善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环境，中国共产党从相对狭小的空间里走出来，主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阶段，取得了初步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翌年就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准备。实际上，从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和张国焘等加入国民党，并且孙中山邀请陈独秀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开始，国共两党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得以更加广泛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
（一）制定宣传方针，建设传播机构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先后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1924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1925年中共“四大”）、《宣传问题决议案》（1925年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1926年中共中央四届三中全会）等文件。[1]这些党的宣传和党内教育工作方针提出，要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办好党的机关报，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收集整理各种材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以作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依据，等等。在宣传组织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借鉴苏俄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设立宣传工作机制。中共三大后，设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责任“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政治上、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的宣传鼓动”，该委员会下设“编辑部、通讯部、印行部和图书馆等机构，各司其职。”[2]8781924年5月，中央特设了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工作，同时指导在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工作的同志，解决了国共合作之后党内相当一部分骨干力量投入到了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中导致人才缺乏的问题。
（二）编译经典著作，出版报刊杂志
自建党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学习。继建党后成立人民出版社，党又领导成立了上海书店（1923年）、长江书店（1926年）等出版发行机构。这类机构及其分支分布在长沙、南昌、广州、重庆、太原、宁波、潮州、安庆，乃至海参崴等地，在艰苦的条件下有领导地编译、出版、销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出版。这些出版机构组织力量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的还负责经销党的刊物，形成了党自己掌握的宣传阵地，构筑了一个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发行机关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武器。这一时期党主办了更多的全国性刊物，并加强对地方性刊物的领导，明确规定 “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3]6这些刊物通过刊登马克思主义文章和经典著作中文译文，开设专栏，开辟专号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1924年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北京大学的《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出版了《马克斯纪念专号》，发表了4篇文章，列举了马克思著作以及学习马辅导读物25种。1925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了“五月第一周特刊”，刊载了《马克思主义概略》译文，纪念马克思诞辰107周年，通俗易懂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并号召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据不完全统计， 从中共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报刊发表马列著作文献 68 篇。[4]
（三）在论战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底层人民中的影响还不大，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反对甚至抵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报刊等阵地，主要开展了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批判。针对戴季陶抛出一系列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排斥和限制共产党的论调；针对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反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发表文章进行有力的批判。例如，瞿秋白一针见血地道出戴季陶宣扬的“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5]458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工具，“是极端的反革命派”。[6]4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刊载了一系列文章，有力地回击了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诋毁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宣传家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消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论战不仅使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缩小，而且使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也促进了广大群众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
（四）通过教育机构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育革命力量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有利条件先后主持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别培养了800多名农运人才，为当时兴起的农民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骨干，同时在向农民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农民革命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共合作旗帜下诞生的黄埔军校，在革命武装力量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性。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办理招生期间，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军校的政治部领导机关大多由优秀的中共党员担任，政治部通过编写大量辅导教材以及《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军校明文规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①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还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和训练，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在指导党、团员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团结国民党左派，鼓励打击右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7]122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成立的上海大学也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特别是李大钊倡议成立、瞿秋白为首任主任的社会学系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上海大学课程丰富，开设了政治理论课程，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一些青年学生在这里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海大学还开办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培养工人骨干。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进步。
（一）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
“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有所准绳。”[8]255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忙于实际运动，但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注意提高党的理论修养，尤其是提高党的领导人的理论水平。在方针政策上，把广泛地学习和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整个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是党的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传播内容上，中国共产党兼顾国共合作的背景，既宣传三民主义，突出三民主义中革命的、进步的、积极的、同共产党现阶段的纲领一致的方面，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对象上，根据受众的特点和文化程度的差异，创办了针对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报刊，增强了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时效性。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直接派出大批党员深入工农群众进行宣传。
（二）中国共产党担当传播主体，国民党贡献甚微
毋庸置疑的是，国民党人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之一，②以戴季陶、劭力子、胡汉民为代表的一些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有贡献，共产党人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瞿秋白在 1927 年曾评价道：“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9]407国共开始合作之后，一方面，共产党主导了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名下的刊物大部分由共产党人创办或主编；另一方面，国民党仅有《民国日报》等几份报刊，并且侧重新闻报道。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宣传力度上，还是在传播媒体数量上都占主导地位，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几无贡献（参见图表1）。尤其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炉，早期合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人”走向对立。这种变化，除中国共产党倾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素之外，国民党人的阶级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真正信仰的态度是其不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共产党人独自担当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
图表1 国共合作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
国共合作之前较有影响的报刊
（1919—1922年） 国共合作之后影响较大的报刊
（1923—1927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 《新青年》（月刊阶段）、《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共产党》、《武汉星期评论》、《劳动界》、《先驱》、《新时代》、《前锋》 《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阶段）、《向导》、《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国青年》、《犁头》、《新琼崖评论》、《中国学生》、《政治生活》、《热血日报》、《中州评论》、《战士》、《中国工人》、《人民周刊》、《汀雷》
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创办的报刊 《政治周报》、《中国农民》、《革命军日报》、《楚光时报》、汉口《民国日报》、陕西《国民日报》
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报刊 《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 《新民国》（主要宣传三民主义）
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侧重新闻报道）
资料来源：1.郑惠、张静如、梁志祥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李曙新著《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史》，青岛出版社；3.田子渝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4.徐信华著《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出版社。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进步明显
1923 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和传播，不仅数量更多，内容上也有很大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或者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创办了许多报刊。据统计，在其期间发行的比较有影响的刊物有21种。[10]1034如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最多时发行近5万册，还行销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译介，相较于五四时期和党成立初期，更趋全面、系统和深入，不仅经典著作的译本增多，而且部分经典著作由节译本发展到全译本。同时，这一时期的理论家、宣传家翻译或撰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相较之前大为提升。比如，瞿秋白遵循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思想，对唯物辩证法重要规律的阐述，达到了比较准确的高度。此外，对列宁主义著作的译介传播也取得显著成果，列宁的《帝国主义浅说》、《国家与革命》都有了中译本。
（四）注重宣传的通俗性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必须通俗化、生活化，要求宣传材料要取之于人民生活，尽可能通俗易，“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以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例如，党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提出对农民的宣传，“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11]302党的报刊经常使用简洁的论断，明朗的口号，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用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不断把革命推向高潮，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将为人们提供能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也将一些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关于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对怎样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关于农民问题、革命领导权、武装斗争等问题，作出了初步分析判断，认识上也有进展，产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文献。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的宝贵成果，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探索和实践，产生了积极效果。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党组织发展壮大
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扩展和队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共产党人能够公开地在农民、工人之间进行工作，从事政治、军事、思想斗争。中国共产在群众中的号召力有很大声提高，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蔡和森曾说：“在这时期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已有一年光景。在这一年中间，我们在政治上做了许多鼓吹的工作，在群众中亦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12]62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销量似乎可以佐证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1922年9月《向导》创刊，最初发行量只有月3000千份，1925年11月的印数已达3万份，[13]736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销数达5万份，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③在革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下，党组织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式，党员数量几年内急速增长。1923年中共“三大”时党员420名，到1926年12月党员增至近2万名，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党员达到57900多名。国民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工农为主力的群众革命浪潮不断高涨。
图表2 1921-1927中共党员数量变化表
数据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党的建设取得进步
在组织制度方面，初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等原则都已经提出来了，党的“五大”还提出 “中央应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14]208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党的队伍发展方面，党员数量大大增加。随着工农群众的加入，党员成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发展到工人成分占大多数的组织。党员分布的地域更加广泛，大革命后期，党员分布不再局限于少数大城市，而是扩展到全国大部分省区。中国共产党还十分注意对广大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此外，党还在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锻炼的一批军事人才，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三）工农运动恢复发展并掀起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失败等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建立联合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国民党改组后，也更加重视发挥工农的作用，意识到“若要中国强，必须提高农工地位”④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广东首先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二七”惨案后一度消沉的工人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24年7月，广州工人阶级展开了反对“新警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成为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先前培养的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成为掀起革命风暴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高涨，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四、中国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如前所述，国民党人在国共合作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有明显变化，我们应全面地、联系地、辩证地看待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
（一）整体地看待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贡献和潜在影响
首先，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积极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共同传播马克思主义，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其次，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文化，受到当时国民党人的关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探索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过程中，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汲取营养，促进国民党思想的进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支持直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发展。如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15]702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贯彻执行“扶助农工”政策，使处于消沉状态的农工运动迅速恢复起来，促使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工农群众中打下思想印记，为后来的革命形式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第四，马克思主义在国共合作期间继续深入传播，也改变了国民党。将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松散的多阶级集合体，转变为一个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代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利益的国民党左派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与干扰国共合作的言行进行斗争，捍卫国共合作，客观上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
（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造成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中的巨大损失
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一贡献仅限于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前短暂的历史时期。对于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国民党内就存在着抵制、排斥、限制中国共产党的不和谐声音，国共合作期间波折不断。虽然国共两党实行合作，“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但是国民党右派一再反对，屡屡制造逆流。在思想理论上，有以“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谬论，假借“三民主义”排斥共产主义，用“国民革命”排斥阶级斗争，用“共信不立”排斥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16]113在革命联合战线中，国民党新老右派一直不断怀疑、弹劾、污蔑、限制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后期，国民党右派公然反动，思想上禁锢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组织上消灭革命机构团体，肉体上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据不完全记载，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一五”政变，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达十多万人。中国共产党许多优秀领导人和革命人士遭到残杀，中国共产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不仅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传播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五、小结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12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破裂，前后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合作与斗争中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同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在政治斗争、理论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8]1036马克思主义以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号召力，在革命斗争中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逆境和挫折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校党代表训令》，《黄埔潮》第7期，1925年10月31日。
②关于早期国民党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广泛关注到他们译介、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积极贡献和理论局限。田子渝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
播史（1918—1922）》中，统计分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8家主要媒介宣传马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国民党人士及其刊物在传播中，无论是
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③《新青年》第5号，封底广告，1926年7月25日。
④克文：《勿忘却廖部长的遗训》，《农民运动》第4、5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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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柳宁（1982-），男，河南信阳人，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跟踪。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