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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一个夏日，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15人陆续从后门走进上海李公馆，其中两人显然不是中国人。他们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多个地方早期组织，其中包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等。在这些组织中的50多位早期共产党员，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在参加一大之后才成为党员的。对此，从大量的文献或历史与历史见证人的口述中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系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所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京，也就是到达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由于当时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艰苦，8人同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虽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五六块钱，可是毛泽东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他必须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
经北大教授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李大钊在同代理校长蒋梦麟商议后，即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到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带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这年9月，经由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8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
毛泽东曾说：“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除了此项职责之外，他还同主任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但他和毛泽东却谈得很投契，经常在一起畅谈。由于李大钊热诚的帮助，使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1918年10月，经李大钊等5人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1月中，李大钊在会友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于学习俄国共产党。
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还充分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刻苦读书，努力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开始初步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变化时说：这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京，由于工作的原因，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和拜访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刚刚留美归来的北大年轻教授胡适、《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一大批他神交已久的文化界名流，并时常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开阔了视野。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奮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后，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曾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座谈、讨论，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正是在北大的短暂的岁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在湖南参加了五四运动，把他的主张付诸实践。
通过参加五四运动，湖南各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始考虑建立一个联系各进步学生的组织。经商议，于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广泛联系学生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当月，会员就发展到400多个。在组织这些活动时，毛泽东认识到了民众联合起来的强大政治力量，初步形成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当时，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主政期间，作恶多端，民怨沸腾。1919年12月18日，为了把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40余人到北京进行请愿活动。
这时，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1920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前去探望。
这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期间，在京进行驱张请愿活动的毛泽东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介绍他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年5月5日，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题，陈独秀也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时回忆道：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这次与陈独秀的晤面中，陈独秀委托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
从上海返回长沙，毛泽东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创办长沙文化书社的目的，在于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和推销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大力引进和推销马克思主义书刊，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毛泽东在建立文化书社缺少资金时，李大钊、陈独秀曾出面慷慨相助。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组织了湖南青年去法国、去俄国学习的运动。但他本人却留在了国内，原因是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列主义建党理论研讨的同时，开始实际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工作。1920年10月，毛泽东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柳直荀、张文亮等一批优秀青年为团员。次年1月13日，召开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李达写信委托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寄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共产党》月刊后，一面组织传阅，一面将月刊上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长沙的报纸刊登，以引起湖南社会上广大人士的注意。
这年初冬，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湖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
1956年9月，由毛泽东亲笔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猛一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当仔细看入党时间那一栏就会发现“蹊跷”，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居然”是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还要早。
也曾有人认为毛泽东、何叔衡2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显然，这是没根据的推断。甚至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在参加一大之后才成为党员的。其实，早期的共产党员（C.P.）很多人同时又是青年团员（S.Y.）。中共一大前基本上是先有共产党的组织，然后这些党组织负责领导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
萧子升是毛泽东的同学，又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而且是新民学会第一任会长。据萧子升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同时蛮有信心，他认為我决不会出卖他们，虽然我对他们并不表赞成。”这说明毛泽东在1920年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是主要成员。据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的参加者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良等人。”据毛泽东回忆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说，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再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要求派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当时，各地的代表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悄然动身的，以至相关的史料极度稀少。惟独毛泽东、何叔衡的行踪有迹可寻，被记录在新民学会成员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日记是从右往左竖写的，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这5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其中“大事”指的便是中共一大。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年6月29日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从湘江轮渡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轮北上。这是毛泽东第4次来上海。
7月23日，毛泽东、何叔衡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28岁的毛泽东被推举负责会议记录、文件保管等秘书工作，成了中共历史上的首任秘书。
在一大期间，各地代表们相互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该如何进行却没有多加讨论。会议中，毛泽东作过一次发言：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时，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坚决主张应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表达了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的发言让人刮目相看，正如包惠僧说的那样，“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刘仁静回忆道：“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李达曾在其自传中说：“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1955年李达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中也同样回忆说，一大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代表的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到这样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时，他却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中共一大讨论通过了历史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于是，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
毛泽东回长沙后告诉妻子杨开慧：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自己的年纪。一大召开后，中国历史踏入新历程，汇聚于此的13人从上海走出，星散四方，就此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走向胜利。10年后的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七大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就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多个地方早期组织，其中包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等。在这些组织中的50多位早期共产党员，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在参加一大之后才成为党员的。对此，从大量的文献或历史与历史见证人的口述中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
“北漂”的短暂岁月成就未来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系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所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京，也就是到达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由于当时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艰苦，8人同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虽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五六块钱，可是毛泽东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他必须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
经北大教授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李大钊在同代理校长蒋梦麟商议后，即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到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带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这年9月，经由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8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
毛泽东曾说：“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除了此项职责之外，他还同主任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但他和毛泽东却谈得很投契，经常在一起畅谈。由于李大钊热诚的帮助，使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1918年10月，经李大钊等5人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1月中，李大钊在会友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于学习俄国共产党。
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还充分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刻苦读书，努力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开始初步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变化时说：这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京，由于工作的原因，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和拜访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刚刚留美归来的北大年轻教授胡适、《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一大批他神交已久的文化界名流，并时常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开阔了视野。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奮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后，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曾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座谈、讨论，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正是在北大的短暂的岁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
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在湖南参加了五四运动，把他的主张付诸实践。
通过参加五四运动，湖南各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始考虑建立一个联系各进步学生的组织。经商议，于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广泛联系学生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当月，会员就发展到400多个。在组织这些活动时，毛泽东认识到了民众联合起来的强大政治力量，初步形成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当时，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主政期间，作恶多端，民怨沸腾。1919年12月18日，为了把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40余人到北京进行请愿活动。
这时，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1920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前去探望。
这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期间，在京进行驱张请愿活动的毛泽东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介绍他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年5月5日，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题，陈独秀也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时回忆道：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这次与陈独秀的晤面中，陈独秀委托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
从上海返回长沙，毛泽东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创办长沙文化书社的目的，在于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和推销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大力引进和推销马克思主义书刊，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毛泽东在建立文化书社缺少资金时，李大钊、陈独秀曾出面慷慨相助。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组织了湖南青年去法国、去俄国学习的运动。但他本人却留在了国内，原因是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列主义建党理论研讨的同时，开始实际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工作。1920年10月，毛泽东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柳直荀、张文亮等一批优秀青年为团员。次年1月13日，召开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李达写信委托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寄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共产党》月刊后，一面组织传阅，一面将月刊上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长沙的报纸刊登，以引起湖南社会上广大人士的注意。
这年初冬，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湖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
1956年9月，由毛泽东亲笔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猛一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当仔细看入党时间那一栏就会发现“蹊跷”，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居然”是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还要早。
也曾有人认为毛泽东、何叔衡2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显然，这是没根据的推断。甚至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在参加一大之后才成为党员的。其实，早期的共产党员（C.P.）很多人同时又是青年团员（S.Y.）。中共一大前基本上是先有共产党的组织，然后这些党组织负责领导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
萧子升是毛泽东的同学，又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而且是新民学会第一任会长。据萧子升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同时蛮有信心，他认為我决不会出卖他们，虽然我对他们并不表赞成。”这说明毛泽东在1920年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是主要成员。据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的参加者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良等人。”据毛泽东回忆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说，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
曾经“沉默寡言”的记录员成为开国领袖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再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要求派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当时，各地的代表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悄然动身的，以至相关的史料极度稀少。惟独毛泽东、何叔衡的行踪有迹可寻，被记录在新民学会成员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日记是从右往左竖写的，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这5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其中“大事”指的便是中共一大。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年6月29日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从湘江轮渡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轮北上。这是毛泽东第4次来上海。
7月23日，毛泽东、何叔衡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28岁的毛泽东被推举负责会议记录、文件保管等秘书工作，成了中共历史上的首任秘书。
在一大期间，各地代表们相互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该如何进行却没有多加讨论。会议中，毛泽东作过一次发言：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时，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坚决主张应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表达了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的发言让人刮目相看，正如包惠僧说的那样，“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刘仁静回忆道：“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李达曾在其自传中说：“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1955年李达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中也同样回忆说，一大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代表的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到这样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时，他却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中共一大讨论通过了历史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于是，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
毛泽东回长沙后告诉妻子杨开慧：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自己的年纪。一大召开后，中国历史踏入新历程，汇聚于此的13人从上海走出，星散四方，就此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走向胜利。10年后的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七大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就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