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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春，由许石青和张正申执笔，由当时山西省晋中地区晋剧团演出的《一代新风》受到好评。当时我在山西省文化局分管戏剧工作，曾在剧本创作中提过些修改意见，后来又派省里戏剧创作干部杨孟衡参加，由他们3个人共同修改剧本，改名为《三下桃园》，并在我主编的《火花》戏剧专刊上发表，各地争相上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剧就停演了。到了1973年，柳林县晋剧团将《三下桃园》再作修改，易名《三上桃峰》，加上了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仍由许石青执笔。
当时，山西省话剧团正下放到吕梁地区，话剧团的方彦等同志也参加了修改。该剧在各地演出时，我正被结合到山西省文化局革委会，还是分管戏剧工作，就将剧团调到太原来演出，也受到领导和各界的好评。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观众只能看几个“样板戏”，忽然有了新剧目，大家感到新鲜。这时，正赶上中央文化组要在1974年举行华北地区戏剧调演，再加上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三上桃峰》拍成电影，选中了山西省晋剧院这批演员，经研究决定将此剧拿回省里修改，准备代表山西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调演，同时拍成电影。
一开始，由杨孟衡执笔修改，后又调许石青来太原参加，因许石青与杨盂衡意见不一致，就退出去了。这时修改，我提出将《三上桃峰》的时代背景从“四清”“农业学大寨”，提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作者和剧团有些同志都认为在山西删去农业学大寨不妥，我坚持认为故事发生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时代，更能体现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其实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并非“初澜”文章中所讲的改年代背景是别有用心的)。这样修改演出后，接受同行与各界审查，在政治上没提出任何意见，省里领导审查也没提出异议。当时，中央文化组“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还派专人来太原审查过此剧，也认为很好，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内容方面的意见，并同意去北京参加调演。
1974年1月初，由我率领山西省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省文化局长芦梦同志亲自赴京坐镇。开始，在北京二七剧场带音乐连排时，特意邀请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也受到了赞赏。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1月23日，晋剧《三上桃峰》在二七剧场彩排，请中央文化组领导及首都文艺界和在京的山西同乡观看审查。这一晚的演出，演职员个个尽心尽力，剧场效果特别好。只是，坐在首长席上的“四人帮”文化组的干将于会泳及其亲信，却无动于衷，始终面孔铁青，大幕刚刚落下，一言不发就扭头走出剧场。当时，我心里咯噔打了一个问号，只觉得这帮家伙盛气凌人，架子太大，不尊重台上演职人员的劳动，不上台接见可以理解，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气呼呼地走了，实在不近人情。谁料想，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大阴谋。
后来，据知情人向我透露：这伙“四人帮”的干将回到调演总部西苑旅社，就在小会议室开秘密会议，阴谋发动一场政治风暴。原来在揭批《三上桃峰》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已布置动员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据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解放了大批老同志出来工作，
“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正挖空心思地在各处寻找所谓“反革命复辟”的具体事例作为突破口。因《三上桃峰》是根据《三下桃园》修改的戏，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曾是王光美同志蹲点搞“四清”的地方，推广过“桃园经验”。“四人帮”牵强附会地抓住“桃园”两字大做文章，硬跟王光美同志联系起来，大肆诬陷《三上桃峰》是给王光美树碑立传、为刘少奇翻案，认为这一下可抓住反革命复辟的典型事例了。
又据传言，于会泳等看了《三上桃峰》彩排后，连夜给江青写了一份《关于晋剧(三上桃峰)情况的报告》，并组织了一个秘密调查组，赴抚宁县查清所谓反革命事件的来龙去脉。2月1日，江青就拿着于会泳的报告指示说：“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2月6日，于会泳等人急忙拟定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
1974年2月7日夜里，中央文化组突然在西苑旅社的中楼小会议室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开会，山西由芦梦和我参加。会上，“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声色俱厉地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命令芦梦和我立即回去向剧团全体人员宣布，传达中央文革的决定，并让我俩负责保证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并再三宣称责任不在下边，还声称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已命令山西省常委全体进京开会。当时，确实给我和芦梦同志当头一棒，芦梦同志患有高血压病，吓得支撑不住了，我勉强地昕着。会上，还宣布决定：《三上桃峰》立即停止公演，改为内部演出供大家批判。
2月8日下午，于会泳等“四人帮”干将就召集了在北京的四个“样板团”和参加华北调演的各省、市代表团部分成员100多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每人发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关于揭发批判毒草戏(三上桃峰)的情况简报》，于会泳说：“这个戏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黑论皆备，五毒俱全。”会后，还派人到山西代表团驻地威胁说：“上演《三上桃峰》是政治事件，不是一出戏的问题，没这么简单，完不了的!”并动员号召大家揭发。2月9日在北京展覽馆召开了由中直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两千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接连开了两天，给《三上桃峰》安上“十大罪状”。
在华北调演闭幕大会上，于会泳等干将又说：“这出戏不是一般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遥相呼应。”调演结束后，各代表团都离京了，只留下山西代表团在京继续深入揭发批判。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以初澜名义写的《评晋剧(三上桃峰)》，据说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11处，姚文元批道：“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还有一句：“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此文一经发表，将《三上桃峰》事件推向全国，立即在各地掀起一场揭批所谓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政治运动。国外也在报道此事。据后来有人统计，全国28个省、市，32家报刊，包括《参考消息》转载了这篇文章，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事件性质变了，就追查我在山西的后台——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还要追查谢振华在中央的后台。当时，“四人帮”提出的口号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为刘少奇翻案，将我这个“炮制者”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当时，为了避嫌已经没有人敢理我，在北京批判大会后，许多同行和多年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们都躲着我走，即使迎面碰见也假装不认识了。我也不 思茶饭，深感冤枉。可是，西苑旅社有位老服务员，不时进屋来，悄悄安慰我，让我想开点，保重身子骨，将来准有重见天日的时候。这种深情厚谊，深深感动着我。演出团在北京，白天揭发批判，晚上被迫演出。已经被宣布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还要让活生生的演员上台演出供批判。因之，人人心情沉重，演青兰的王爱爱同志当场昏倒在台上，进行抢救，台上台下一片唏嘘，甚至痛哭流涕，演出只好草草收场。我当时，心如刀绞，痛苦万状。
事后，江青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晚，身穿军装，带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突然接见山西演出团全体演职人员，进行所谓的“安慰”，并假惺惺地说：
“要保护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让大家深入揭批。”还说：“我要找谢振华算账，我今天穿上军装来，就是要炮轰谢振华的。”事后，我还听说，江青问：“那个炮制者叫‘什么克’?”当时，江青没有把我和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贾克联系起来。1938年春，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是戏剧系二班的生活班长，江青是教员。当时，鲁艺演了两出戏，一个是王震之编导的话剧《流寇队长》，江青饰“大红鞋”；另一出是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江汉渔歌》，江青饰桂英儿。这两出戏的演出，我都担任后台主任，校方另给我的任务是准备一把小茶壶，在下场门等着江青下场后饮水。当时，江青不叫我名字只喊我小鬼。1944年我又回延安以及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时，再没与她打过交道，所以，江青没把这个叫“什么克”的炮制者，跟当年在鲁艺时的小鬼联系起来，否则，我也难逃活命，因为她知道我在延安鲁艺时了解她的许多情况。
在北京批斗10余次后，即转回山西。火车一进娘子关，沿途大小村庄及火车站都贴满了“大毒草《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当时，“四人帮”将《三上桃峰》分别定为：“炮制者”是我，谢振华是“批准者”，“支持者”是王大任、芦梦、李蒙。其实谢振华同志从来没有看过省晋剧院演出的《三上桃峰》，只是下乡时看过县剧团移植的同名剧目，剧情也早忘掉了。王大任同志是分管文教的书记，也只看过一次，确实说过“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的话。而李蒙和芦梦同志则是省文教组和省文化局的领导，也被牵连进去了。
回到太原后，作为“炮制者”的我，立即被隔离审查，并在省城文艺界的各单位轮流批斗，上下午两场，连续20多天。这时，除了为刘少奇翻案的罪行外，另一条罪状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和反大寨。原山西省委对此政治事件发了文件，由原省委宣传部领导口头向我宣布：停止我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批判，停止党内生活，不准参加社会活动和会议，不准阅读党内文件，不准用真名发表作品等。后来，王大任同志批准我下工厂锻炼，我就到山西针织厂工会。其间，我给业余剧团写了独幕话剧《金凤高飞》，演出时就用的假名字。
《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后，山西及全国各地在初澜的文章煽动下，都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热潮，文艺作品凡是跟马和牛沾点边的都受到株连，凡上演过《三上桃峰》剧团(吕梁柳林晋剧团首当其冲)的团长、支书、作者和文化局长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下放回乡。就连看过演出该剧的观众都要检讨，还有凡请过剧团演出该剧的经手人和批准的领导都要受到处分。连我的子女和侄女都在学校遭到批斗和毒打；儿子15岁时，在学校忍受不了欺辱，就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在知青点上仍受到歧视、欺负。株连之广，在全国各类政治事件中是罕见的。
“四人帮”垮台后，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美同志出现在屏幕上，心想：“王大姐，你都解放了，而我这个无意为你树碑立传和为刘少奇同志翻案的炮制者还在靠边挂着，没有平反呢!”于是，我于1978年初，写了要求平反的申诉书，让我老伴秘密送到了北京，找到了当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贺敬之同志将该报告转交给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
1978年8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也給中央写了报告：要求给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平反。
当时，中央文化部已经专门成立了审查“初澜’’写作班子的专案组，经过认真核查，党中央批发了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三上桃峰>是一大冤案》的平反文章。几天后，山西省委接到中央的正式文件，于1978年9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4000余人的大会，宣读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还宣读了山西省委为《三上桃峰》平反的决定。
“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罪名，纯属诬陷捏造，据后来查清的事实是：《一匹马》通讯所歌颂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刘义庄和大刘庄两个大队发生的故事，与王光美同志蹲点的桃园大队毫无关系，就因为剧本的初名是《三下桃园》，而桃园是王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
“四人帮”就抓住桃园两字，栽赃陷害，制造冤案，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企图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善良正义的人们都被蒙在鼓里，谁又能想到是一场大阴谋呢!
当时，山西省话剧团正下放到吕梁地区，话剧团的方彦等同志也参加了修改。该剧在各地演出时，我正被结合到山西省文化局革委会，还是分管戏剧工作，就将剧团调到太原来演出，也受到领导和各界的好评。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观众只能看几个“样板戏”，忽然有了新剧目，大家感到新鲜。这时，正赶上中央文化组要在1974年举行华北地区戏剧调演，再加上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三上桃峰》拍成电影，选中了山西省晋剧院这批演员，经研究决定将此剧拿回省里修改，准备代表山西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调演，同时拍成电影。
一开始，由杨孟衡执笔修改，后又调许石青来太原参加，因许石青与杨盂衡意见不一致，就退出去了。这时修改，我提出将《三上桃峰》的时代背景从“四清”“农业学大寨”，提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作者和剧团有些同志都认为在山西删去农业学大寨不妥，我坚持认为故事发生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时代，更能体现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其实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并非“初澜”文章中所讲的改年代背景是别有用心的)。这样修改演出后，接受同行与各界审查，在政治上没提出任何意见，省里领导审查也没提出异议。当时，中央文化组“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还派专人来太原审查过此剧，也认为很好，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内容方面的意见，并同意去北京参加调演。
1974年1月初，由我率领山西省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省文化局长芦梦同志亲自赴京坐镇。开始，在北京二七剧场带音乐连排时，特意邀请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也受到了赞赏。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1月23日，晋剧《三上桃峰》在二七剧场彩排，请中央文化组领导及首都文艺界和在京的山西同乡观看审查。这一晚的演出，演职员个个尽心尽力，剧场效果特别好。只是，坐在首长席上的“四人帮”文化组的干将于会泳及其亲信，却无动于衷，始终面孔铁青，大幕刚刚落下，一言不发就扭头走出剧场。当时，我心里咯噔打了一个问号，只觉得这帮家伙盛气凌人，架子太大，不尊重台上演职人员的劳动，不上台接见可以理解，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气呼呼地走了，实在不近人情。谁料想，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大阴谋。
后来，据知情人向我透露：这伙“四人帮”的干将回到调演总部西苑旅社，就在小会议室开秘密会议，阴谋发动一场政治风暴。原来在揭批《三上桃峰》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已布置动员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据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解放了大批老同志出来工作，
“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正挖空心思地在各处寻找所谓“反革命复辟”的具体事例作为突破口。因《三上桃峰》是根据《三下桃园》修改的戏，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曾是王光美同志蹲点搞“四清”的地方，推广过“桃园经验”。“四人帮”牵强附会地抓住“桃园”两字大做文章，硬跟王光美同志联系起来，大肆诬陷《三上桃峰》是给王光美树碑立传、为刘少奇翻案，认为这一下可抓住反革命复辟的典型事例了。
又据传言，于会泳等看了《三上桃峰》彩排后，连夜给江青写了一份《关于晋剧(三上桃峰)情况的报告》，并组织了一个秘密调查组，赴抚宁县查清所谓反革命事件的来龙去脉。2月1日，江青就拿着于会泳的报告指示说：“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2月6日，于会泳等人急忙拟定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
1974年2月7日夜里，中央文化组突然在西苑旅社的中楼小会议室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开会，山西由芦梦和我参加。会上，“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声色俱厉地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命令芦梦和我立即回去向剧团全体人员宣布，传达中央文革的决定，并让我俩负责保证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并再三宣称责任不在下边，还声称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已命令山西省常委全体进京开会。当时，确实给我和芦梦同志当头一棒，芦梦同志患有高血压病，吓得支撑不住了，我勉强地昕着。会上，还宣布决定：《三上桃峰》立即停止公演，改为内部演出供大家批判。
2月8日下午，于会泳等“四人帮”干将就召集了在北京的四个“样板团”和参加华北调演的各省、市代表团部分成员100多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每人发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关于揭发批判毒草戏(三上桃峰)的情况简报》，于会泳说：“这个戏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黑论皆备，五毒俱全。”会后，还派人到山西代表团驻地威胁说：“上演《三上桃峰》是政治事件，不是一出戏的问题，没这么简单，完不了的!”并动员号召大家揭发。2月9日在北京展覽馆召开了由中直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两千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接连开了两天，给《三上桃峰》安上“十大罪状”。
在华北调演闭幕大会上，于会泳等干将又说：“这出戏不是一般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遥相呼应。”调演结束后，各代表团都离京了，只留下山西代表团在京继续深入揭发批判。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以初澜名义写的《评晋剧(三上桃峰)》，据说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11处，姚文元批道：“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还有一句：“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此文一经发表，将《三上桃峰》事件推向全国，立即在各地掀起一场揭批所谓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政治运动。国外也在报道此事。据后来有人统计，全国28个省、市，32家报刊，包括《参考消息》转载了这篇文章，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事件性质变了，就追查我在山西的后台——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还要追查谢振华在中央的后台。当时，“四人帮”提出的口号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为刘少奇翻案，将我这个“炮制者”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当时，为了避嫌已经没有人敢理我，在北京批判大会后，许多同行和多年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们都躲着我走，即使迎面碰见也假装不认识了。我也不 思茶饭，深感冤枉。可是，西苑旅社有位老服务员，不时进屋来，悄悄安慰我，让我想开点，保重身子骨，将来准有重见天日的时候。这种深情厚谊，深深感动着我。演出团在北京，白天揭发批判，晚上被迫演出。已经被宣布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还要让活生生的演员上台演出供批判。因之，人人心情沉重，演青兰的王爱爱同志当场昏倒在台上，进行抢救，台上台下一片唏嘘，甚至痛哭流涕，演出只好草草收场。我当时，心如刀绞，痛苦万状。
事后，江青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晚，身穿军装，带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突然接见山西演出团全体演职人员，进行所谓的“安慰”，并假惺惺地说：
“要保护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让大家深入揭批。”还说：“我要找谢振华算账，我今天穿上军装来，就是要炮轰谢振华的。”事后，我还听说，江青问：“那个炮制者叫‘什么克’?”当时，江青没有把我和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贾克联系起来。1938年春，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是戏剧系二班的生活班长，江青是教员。当时，鲁艺演了两出戏，一个是王震之编导的话剧《流寇队长》，江青饰“大红鞋”；另一出是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江汉渔歌》，江青饰桂英儿。这两出戏的演出，我都担任后台主任，校方另给我的任务是准备一把小茶壶，在下场门等着江青下场后饮水。当时，江青不叫我名字只喊我小鬼。1944年我又回延安以及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时，再没与她打过交道，所以，江青没把这个叫“什么克”的炮制者，跟当年在鲁艺时的小鬼联系起来，否则，我也难逃活命，因为她知道我在延安鲁艺时了解她的许多情况。
在北京批斗10余次后，即转回山西。火车一进娘子关，沿途大小村庄及火车站都贴满了“大毒草《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当时，“四人帮”将《三上桃峰》分别定为：“炮制者”是我，谢振华是“批准者”，“支持者”是王大任、芦梦、李蒙。其实谢振华同志从来没有看过省晋剧院演出的《三上桃峰》，只是下乡时看过县剧团移植的同名剧目，剧情也早忘掉了。王大任同志是分管文教的书记，也只看过一次，确实说过“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的话。而李蒙和芦梦同志则是省文教组和省文化局的领导，也被牵连进去了。
回到太原后，作为“炮制者”的我，立即被隔离审查，并在省城文艺界的各单位轮流批斗，上下午两场，连续20多天。这时，除了为刘少奇翻案的罪行外，另一条罪状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和反大寨。原山西省委对此政治事件发了文件，由原省委宣传部领导口头向我宣布：停止我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批判，停止党内生活，不准参加社会活动和会议，不准阅读党内文件，不准用真名发表作品等。后来，王大任同志批准我下工厂锻炼，我就到山西针织厂工会。其间，我给业余剧团写了独幕话剧《金凤高飞》，演出时就用的假名字。
《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后，山西及全国各地在初澜的文章煽动下，都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热潮，文艺作品凡是跟马和牛沾点边的都受到株连，凡上演过《三上桃峰》剧团(吕梁柳林晋剧团首当其冲)的团长、支书、作者和文化局长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下放回乡。就连看过演出该剧的观众都要检讨，还有凡请过剧团演出该剧的经手人和批准的领导都要受到处分。连我的子女和侄女都在学校遭到批斗和毒打；儿子15岁时，在学校忍受不了欺辱，就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在知青点上仍受到歧视、欺负。株连之广，在全国各类政治事件中是罕见的。
“四人帮”垮台后，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美同志出现在屏幕上，心想：“王大姐，你都解放了，而我这个无意为你树碑立传和为刘少奇同志翻案的炮制者还在靠边挂着，没有平反呢!”于是，我于1978年初，写了要求平反的申诉书，让我老伴秘密送到了北京，找到了当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贺敬之同志将该报告转交给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
1978年8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也給中央写了报告：要求给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平反。
当时，中央文化部已经专门成立了审查“初澜’’写作班子的专案组，经过认真核查，党中央批发了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三上桃峰>是一大冤案》的平反文章。几天后，山西省委接到中央的正式文件，于1978年9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4000余人的大会，宣读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还宣读了山西省委为《三上桃峰》平反的决定。
“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罪名，纯属诬陷捏造，据后来查清的事实是：《一匹马》通讯所歌颂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刘义庄和大刘庄两个大队发生的故事，与王光美同志蹲点的桃园大队毫无关系，就因为剧本的初名是《三下桃园》，而桃园是王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
“四人帮”就抓住桃园两字，栽赃陷害，制造冤案，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企图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善良正义的人们都被蒙在鼓里，谁又能想到是一场大阴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