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主题出版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就一览无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周慧琳司长曾经说过，主题出版就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宣传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其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动员全社会团结一心，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篇章。主题出版源于原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开始的相关工程，其“意义”与生俱来，相伴至今。但主题出版的意义如何有效地呈现，仍旧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主题出版需要将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在极左时候，有一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它是根据政治需要，先确定“主题”，然后再根据“主题”的要求填进“人物”和“情节”，编造“故事”。这种方法从概念出发代替从生活出发，违背了文学源于生活的基本规律，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今天的主题出版，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不是主题先行的文学创作所能比拟的，但确实又有必要，也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注意到，现今有个别不是党史专家者却在短时间内编写出版了关涉党史重要问题的“鸿篇巨著”，有从来没有研究过军史的人士一夜之间成了重大军史题材领域创作的“大牛”等，但严肃的题材、宏大的叙事中往往错漏百出，严重失实。这样的著作作为主题出版物，不仅没能很好体现、反而严重损害了主题出版的价值和意义。严格的学术规范，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逻辑论证等，都是学术理论性主题出版有效彰显其重大意义必不可少的。那种材料上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偷梁换柱；论证上全然六经注我，随心所欲，其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主题出版需要将价值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比如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出版主题。如何看待民主？著名学者俞可平曾指出，民主是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有着某些共同的要素和表现形式。民主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样也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认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民主如此，信念、信仰、法制等也是如此。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等，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口号式宣传，或者作过度“特殊化”的图解。倘若主题出版物的价值观念能在特殊中显现普遍，在个性中反映共性，其意义就会更加深刻，也更易于为人民大众所接受。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一本很有社会影响的图书——《信仰的力量》。该书从信仰的角度切入，讲述了红岩英烈的事迹，展示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及其恒久价值，与既往一般的红岩题材作品相比，价值和意义的深度、高度都有了进一步提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又推出《跟着信仰走：我们家的长征故事》，同样以“信仰”为主旨，为灵魂，为价值取向，也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功。
主题出版需要“有意义”和“有意思”的有机结合。这里说的“意义”是指事物的价值，而“意思”主要是指情趣或趣味。当抽象的、宏大的“意义”与具体的、能真切感受到的“意思”水乳交融时，二者便会相得益彰，互相生发。对主题出版来说，“意义”因为“有意思”的呈现而更加吸引人、感染人，“意思”则因为“有意义”的内容支撑而不至于低俗无聊，流于浅薄。好莱坞的经驗表明，激发观众共鸣最便捷的模式，就是观念和感情附着于故事。我们的主旋律电影要既叫好又叫座，就必须将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统一起来。对于主题出版来说，“坚持价值引领”与“讲好中国故事”的结合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已不鲜见，如《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新世界出版社）一书，就是“以故事讲思想”，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在历史的“细节”中进行深度挖掘；而《最美中国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连环画形式讲述“最美司机”吴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雷锋传人”郭明义等人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图文并茂地向青少年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主题出版还需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出版活动内容为王，而形式上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也十分重要。比如在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中，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微观西藏》，在写作方法上选择了大众最喜爱的微博体，简单明了，语言生动，篇篇可读。在选材方面，编者注意选取最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从微见著。后来，商務印书馆又在相关节庆点推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微观新疆》，依旧大受欢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时重庆出版集团推出的《忠诚与背叛》能发行30多万册，也得益于它的策划创新。该书由著名作家与党史专家共同执笔写作，强强联合，以小说笔法、依托翔实史料向读者讲述真实的“红岩”故事。近年来热销的《马克思靠谱》（东方出版社）、《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图书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开创出主题出版的新天地。可见，主题出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意义还是意思等方面都有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2017年，迎接和宣传党的十九大、纪念建军90周年和香港回归20周年等系列重大出版活动，如何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确实都需要不断创新，多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精品力作。
主题出版需要将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在极左时候，有一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它是根据政治需要，先确定“主题”，然后再根据“主题”的要求填进“人物”和“情节”，编造“故事”。这种方法从概念出发代替从生活出发，违背了文学源于生活的基本规律，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今天的主题出版，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不是主题先行的文学创作所能比拟的，但确实又有必要，也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注意到，现今有个别不是党史专家者却在短时间内编写出版了关涉党史重要问题的“鸿篇巨著”，有从来没有研究过军史的人士一夜之间成了重大军史题材领域创作的“大牛”等，但严肃的题材、宏大的叙事中往往错漏百出，严重失实。这样的著作作为主题出版物，不仅没能很好体现、反而严重损害了主题出版的价值和意义。严格的学术规范，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逻辑论证等，都是学术理论性主题出版有效彰显其重大意义必不可少的。那种材料上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偷梁换柱；论证上全然六经注我，随心所欲，其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主题出版需要将价值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比如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出版主题。如何看待民主？著名学者俞可平曾指出，民主是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有着某些共同的要素和表现形式。民主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样也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认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民主如此，信念、信仰、法制等也是如此。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等，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口号式宣传，或者作过度“特殊化”的图解。倘若主题出版物的价值观念能在特殊中显现普遍，在个性中反映共性，其意义就会更加深刻，也更易于为人民大众所接受。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一本很有社会影响的图书——《信仰的力量》。该书从信仰的角度切入，讲述了红岩英烈的事迹，展示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及其恒久价值，与既往一般的红岩题材作品相比，价值和意义的深度、高度都有了进一步提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又推出《跟着信仰走：我们家的长征故事》，同样以“信仰”为主旨，为灵魂，为价值取向，也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功。
主题出版需要“有意义”和“有意思”的有机结合。这里说的“意义”是指事物的价值，而“意思”主要是指情趣或趣味。当抽象的、宏大的“意义”与具体的、能真切感受到的“意思”水乳交融时，二者便会相得益彰，互相生发。对主题出版来说，“意义”因为“有意思”的呈现而更加吸引人、感染人，“意思”则因为“有意义”的内容支撑而不至于低俗无聊，流于浅薄。好莱坞的经驗表明，激发观众共鸣最便捷的模式，就是观念和感情附着于故事。我们的主旋律电影要既叫好又叫座，就必须将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统一起来。对于主题出版来说，“坚持价值引领”与“讲好中国故事”的结合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已不鲜见，如《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新世界出版社）一书，就是“以故事讲思想”，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在历史的“细节”中进行深度挖掘；而《最美中国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连环画形式讲述“最美司机”吴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雷锋传人”郭明义等人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图文并茂地向青少年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主题出版还需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出版活动内容为王，而形式上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也十分重要。比如在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中，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微观西藏》，在写作方法上选择了大众最喜爱的微博体，简单明了，语言生动，篇篇可读。在选材方面，编者注意选取最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从微见著。后来，商務印书馆又在相关节庆点推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微观新疆》，依旧大受欢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时重庆出版集团推出的《忠诚与背叛》能发行30多万册，也得益于它的策划创新。该书由著名作家与党史专家共同执笔写作，强强联合，以小说笔法、依托翔实史料向读者讲述真实的“红岩”故事。近年来热销的《马克思靠谱》（东方出版社）、《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图书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开创出主题出版的新天地。可见，主题出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意义还是意思等方面都有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2017年，迎接和宣传党的十九大、纪念建军90周年和香港回归20周年等系列重大出版活动，如何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确实都需要不断创新，多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