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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流动是评判职业教育制度效率的重要外在标准，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的制度设计是其中重要一环。“入口”的选拔标准、教育过程中的课程安排及“出口”的流向构成制度设计的核心符码，家庭资本和代际传承隐在其后。中华职业学校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践上的探索，秉持“在一个地方试验一种职业教育”理念，以培养工商界中级人才为宗旨，招收江浙一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高小毕业生，课程以职业性内容为主，学生毕业后多服务于上海工商业。这一培养模式为全国各地所仿效，进一步固化了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角色，并作为一种文化惯习深刻影响到当今职业教育“入口”及“出口”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 近代职业教育;社会流动;阶层固化;中华职业学校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6-0056-06
教育制度在开放社会劳动力职业分层中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学界的共识，职业教育制度概莫能外。是否有助于社会流动及社会结构的优化，是评判职业教育制度效率的重要外在标准，其中“入口”和“出口”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环节。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中，什么样的学生会进入职业教育，分流标准是什么，进入职业学校后，其教育内容如何安排？这些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如何？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专门创建中华职业学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学界有大量成果论及该校的成功经验①，却甚少从职业分层固化角度分析其培养模式。鉴于此，笔者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结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以中华职业学校为考察中心，剖析其培养模式对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问题的文化惯习影响。
一、分析框架
为更好地揭示问题，本研究引入两个社会学概念——家庭资本和阶层再生产。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的观点：“当在对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教育选项做选择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基于成本和收益以及或多或少的成功可能性感知的考虑而做出的。”[1]家庭资本被视为教育选择的核心参照物。对于外界所能提供资源较为匮乏的较低阶层的家庭，其拥有的资源多寡对于后代教育选择影响尤其巨大。以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社会学家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家庭资本的传递、转换和积累能力达成共识。伯恩斯坦特别指出，出身于不同阶层及生活在不同的社交圈子会培养出不同的语言模式，较低阶层的子女更多习得“局限性”语言法则，进而限制了他们的思考及学能发展，进一步强化阶级差异，从而出现“阶级再生产的循环”[2]。有研究者指出，接受职业教育的多为低阶层家庭子女，如果职业教育所能提供的课程多指向某种限制性很强的职业，学生便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更为高级和更为广泛的课程，他们的知识能力结构就被限制在所指向的职业。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内容安排实际上决定了职业教育在社会上作为一种认证信号的意义，因此，其教育内容中的通识性知识越少，职业性知识越多，学生进入提高社会地位的升学渠道的机会越匮乏，这种制度安排固化社会分层的功能效率将越高，推动社会流动的功能效率将越低[3]。就学校教育而言，如果职业教育的“入口”选拔标准是单一的学业水平考试，那么“低分”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便被附加上低能力的社会标志，严重影响学生的自我期望值和自我认同感，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出口”的低层次去向。
二、学生来源：近代职业教育的“入口”问题
（一）地域視角：校址的选择
1917年5月6日，以江苏省教育会和浦东同乡会组织为基础，黄炎培联络全国实业界与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举行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大会，明确指出要设立职业学校。黄炎培认为：“吾们创办这个学校，惟一目标，就是希望对于这个问题——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获得一种圆满的答案。”②1918年5月15日，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职业教育的试验机关，正式选址开建。实际上，早在酝酿之初，黄炎培等人曾讨论过职业学校“入口”的问题，“问职业教育该怎么办？先反问你要哪一种职业教育？你在哪一种地方对哪一类人办职业教育？讨论结果，恍然大悟，我们试验，只能在一个地方试验一种或数种职业教育。”由此可见，于何处办学成为筛选学生来源的第一道屏障。
实业学堂与实业教育依托实业而兴，职业教育更是与经济及市场的发展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中，要想试验一处成功的职业学校，上海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现今世界各国，各种工艺之进步，实业之发达，恒视职工程度之高下为比例。上海为通商大埠，工厂林立，实业机关需材孔亟，苟无相当学校为之特别训练，恐难得适宜之人才，即实业亦未易有发达之希望。”[4]其次，职业教育的提出与解决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青年失业问题也不无关联，因此，校址并未设在上海繁华地区，而是选在西南一带，“一地之治安恒与其居民之恒业有密切关系。上海市西南一带贫苦无业者多，苟无相当学校预为培养其子弟，恐失业者将接踵而至。”[5]综合考虑城市大环境与社区小环境两方面的条件，出于上海实业发展亟需人才以及“使无业者有业”的考量，学校将校址定于上海南市陆家浜，把当时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源划定在上海西南区及其周边地区。
通过分析入读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籍贯，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校址对学生来源的影响。如图1所示，从学生生源地来看，中华职业学校吸引了大量附近民众子弟前来就学，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地区都是学校重要的生源地，其他省区则人数零星。从历年入学人数来看，从1919年学校初办至1933年学校办学15周年，学生总数由287人增长到893人，15年后的人数是15年前的3倍左右，其中江苏省招生人数比1919年多了两倍，浙江省更是激增，1933年的人数是1919年的6倍。其他省份，如广东、四川，虽比开办之初增加了5～10倍之多，但总体人数仍是较少。由此可见，近代职业学校的入口与学生家庭所在地存在密切联系，“就近入学”是其学生来源的重要体现。 图1
关键词 近代职业教育;社会流动;阶层固化;中华职业学校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6-0056-06
教育制度在开放社会劳动力职业分层中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学界的共识，职业教育制度概莫能外。是否有助于社会流动及社会结构的优化，是评判职业教育制度效率的重要外在标准，其中“入口”和“出口”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环节。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中，什么样的学生会进入职业教育，分流标准是什么，进入职业学校后，其教育内容如何安排？这些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如何？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专门创建中华职业学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学界有大量成果论及该校的成功经验①，却甚少从职业分层固化角度分析其培养模式。鉴于此，笔者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结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以中华职业学校为考察中心，剖析其培养模式对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问题的文化惯习影响。
一、分析框架
为更好地揭示问题，本研究引入两个社会学概念——家庭资本和阶层再生产。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的观点：“当在对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教育选项做选择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基于成本和收益以及或多或少的成功可能性感知的考虑而做出的。”[1]家庭资本被视为教育选择的核心参照物。对于外界所能提供资源较为匮乏的较低阶层的家庭，其拥有的资源多寡对于后代教育选择影响尤其巨大。以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社会学家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家庭资本的传递、转换和积累能力达成共识。伯恩斯坦特别指出，出身于不同阶层及生活在不同的社交圈子会培养出不同的语言模式，较低阶层的子女更多习得“局限性”语言法则，进而限制了他们的思考及学能发展，进一步强化阶级差异，从而出现“阶级再生产的循环”[2]。有研究者指出，接受职业教育的多为低阶层家庭子女，如果职业教育所能提供的课程多指向某种限制性很强的职业，学生便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更为高级和更为广泛的课程，他们的知识能力结构就被限制在所指向的职业。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内容安排实际上决定了职业教育在社会上作为一种认证信号的意义，因此，其教育内容中的通识性知识越少，职业性知识越多，学生进入提高社会地位的升学渠道的机会越匮乏，这种制度安排固化社会分层的功能效率将越高，推动社会流动的功能效率将越低[3]。就学校教育而言，如果职业教育的“入口”选拔标准是单一的学业水平考试，那么“低分”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便被附加上低能力的社会标志，严重影响学生的自我期望值和自我认同感，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出口”的低层次去向。
二、学生来源：近代职业教育的“入口”问题
（一）地域視角：校址的选择
1917年5月6日，以江苏省教育会和浦东同乡会组织为基础，黄炎培联络全国实业界与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举行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大会，明确指出要设立职业学校。黄炎培认为：“吾们创办这个学校，惟一目标，就是希望对于这个问题——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获得一种圆满的答案。”②1918年5月15日，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职业教育的试验机关，正式选址开建。实际上，早在酝酿之初，黄炎培等人曾讨论过职业学校“入口”的问题，“问职业教育该怎么办？先反问你要哪一种职业教育？你在哪一种地方对哪一类人办职业教育？讨论结果，恍然大悟，我们试验，只能在一个地方试验一种或数种职业教育。”由此可见，于何处办学成为筛选学生来源的第一道屏障。
实业学堂与实业教育依托实业而兴，职业教育更是与经济及市场的发展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中，要想试验一处成功的职业学校，上海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现今世界各国，各种工艺之进步，实业之发达，恒视职工程度之高下为比例。上海为通商大埠，工厂林立，实业机关需材孔亟，苟无相当学校为之特别训练，恐难得适宜之人才，即实业亦未易有发达之希望。”[4]其次，职业教育的提出与解决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青年失业问题也不无关联，因此，校址并未设在上海繁华地区，而是选在西南一带，“一地之治安恒与其居民之恒业有密切关系。上海市西南一带贫苦无业者多，苟无相当学校预为培养其子弟，恐失业者将接踵而至。”[5]综合考虑城市大环境与社区小环境两方面的条件，出于上海实业发展亟需人才以及“使无业者有业”的考量，学校将校址定于上海南市陆家浜，把当时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源划定在上海西南区及其周边地区。
通过分析入读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籍贯，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校址对学生来源的影响。如图1所示，从学生生源地来看，中华职业学校吸引了大量附近民众子弟前来就学，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地区都是学校重要的生源地，其他省区则人数零星。从历年入学人数来看，从1919年学校初办至1933年学校办学15周年，学生总数由287人增长到893人，15年后的人数是15年前的3倍左右，其中江苏省招生人数比1919年多了两倍，浙江省更是激增，1933年的人数是1919年的6倍。其他省份，如广东、四川，虽比开办之初增加了5～10倍之多，但总体人数仍是较少。由此可见，近代职业学校的入口与学生家庭所在地存在密切联系，“就近入学”是其学生来源的重要体现。 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