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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将近2亿，他们的背后是多达1400万的随迁子女，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这些“流动的花朵”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顺利融入城市文化，关乎社会和谐、教育公平。如何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2008年10月间，一幅看了令人心酸的图片在网络上蹿红：一小女孩双手抓住教室窗户上的钢筋，向教室里张望着。原来，她站在教室外听课已经20多天了。
小女孩叫郭晓晓（化名），时年6岁，一周前还坐在河南省登封市滨河路小学一年级（3）班的教室里上学，不知什么原因被清理了出来。不愿离开学校、还想继续上学的她，就只好趴在教室外的窗户下听课了。郭晓晓的父亲看到趴在窗户外听课的女儿，不禁哽咽起来。老郭在登封市靠蹬三轮车拉货挣钱为生。开学时，孩子找不到学校上学，老郭只好东借西凑了500元交给登封市滨河路小学的校长，校长当即答应让郭晓晓入学。
可是好景不长，一周过去，刚上了几天学的女儿哭着对父亲说，老师不让她进教室了，她只能站在教室窗户外听课。无奈，老郭几乎天天到学校去找校长。
对此事，校长也感到很无奈。校长说，当时让郭晓晓上学，只是同情他们一家人的处境。后来，清退郭晓晓，学校也没办法。那是按照教育局有关规定这样做的，她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不是片区的学生。正是因为这个户籍制度的限制，学校才狠心将一个农民工的女儿清理出教室。
家住南京市建邺区的邢女士，是来自江西金溪县的打工者。女儿一直是在南京上幼儿园，没想到上小学时却遇到了难题。开学前两天，她首先带着女儿到离住处较近的建邺区一外来工子弟小学报名，没想到吃了“闭门羹”。学校告诉她，今年上面不允许外来工子弟学校招收一年级新生，只能请她到附近的公办学校报名。经人指点，她当天就到奥体中心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报名，没想到在这里也遭遇“冷脸”。校长告诉她，学校已没有招生名额，即使有也只能择优录取一两名。而像她这样遭遇孩子“入学难”烦恼的农民工，她家附近就有三四十个。有的家长没办法可想，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随着20世纪末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基本完成，农村未成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基本能得到保障。但随父母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在享受义务教育权利方面和城市少年儿童群体存在着巨大差异。
借读费、赞助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收费一直是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过高的城市生活费、借读费及其他教育支出，常常使他们的子女对进城上学望而却步。从总体上说，农民工本身是一批经济收入比较低下的社会群体。过高的借读费及教育支出使农民工难以承受，而这种面向农民工所收取的借读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的规定，违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则。
近些年来，许多省、市宣布取消借读费，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仍然有些地方的学校通过收取借读费来弥补当地教育投入的不足。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相当多的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没有获得当地“正式户口”，而是“暂居人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级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农民工子女离开了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农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城市显然不愿意把财政投资到这些“外来人”身上。
2008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公布的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吉林、咸阳、绍兴、株州和伊宁9城市进行抽样调查则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在学比例为90%，失学率为9.4%。显然，此项调查显示的入学率比有的学者的估算要高得多。但是，如果按9．4％的失学率计算，280万学龄儿童中，仍将有26万多农民工子女失学。调查还发现，部分农民工子女不能适龄入学，其中已达6周岁而没有入学的比例高达46．9%。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父母的流动不同程度地延误了儿童的学业。调查中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l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l0%。另外，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子女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从8岁到l4岁，未上学比例由0.8%增至15.4%。由此可见，农民工子女存在着不能完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义务教育是否得到保障，关键看政府的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衡量政府是否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指标。如果说当前我国政府总体上教育投资不足的话，那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资就更少了。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又往往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基本依靠农民工自筹资金。同时，由于农民工子女学校通常是按照市场规律调控办学行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办学者往往尽量压低办学成本，学校收取的学杂费很少用来改善教学条件。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负责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为执行该《意见》，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各项具体的实施细则。在这些实施细则里，很多条款实质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可能。一些地方要求，农民工子女申请公办学校就读的或者免收借读费的，需提供各种证件、证明，如劳动合同、房产证明等等。由于自身的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目前很多城市用工制度不够规范，很多农民工无法出具劳动合同，真正能符合条件的很少。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一些职业，如在市场卖菜或收购废品等，是不需要劳动合同的。这种需提供各种证件、证明的做法，实质上限制、剥夺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受制于户籍藩篱
受教育权是公民生存的最基本权利，是公民的政治权、劳动权及参加一切社会活动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限制的结果。
“说起户籍制度，我深有体会。”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市进城务工青年学校校长王元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花了1万多元买了全家三口人的城镇户口。为什么要这样花大钱买户口？就为孩子将来能够在城里上学。
到了2009年，王元成发现，他有不少亲友在城里打工，他们的孩子也都在城里出生，在城里上学，可是快到高考了，却被告知，要回到老家报名参加考试。孩子们很不理解——怎么我在城市里待了18年，为什么要坐3天火车跑到偏远县城去考试？由于不同省份的教材、教学都存在差异，这项规定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孩子的高考权利。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产生了户口登记制度。此后，附加在户口上的种种福利把户籍制度搞复杂了。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管理行为，都依托在公安机关的户籍管制之上了。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育部门要求学生就近入学、按户籍辖区管理。实际上，这一举措却导致了借读费的产生。结果，明明教育部门强调不允许收借读费，但学校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借读费照收不误，动辄就是“赞助”几千上万元。农民工本来衣食住行就已经很困难了，孩子上学却要交高额的赞助费，这不是极大的不公平么？
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上，输入地政府也常常感叹：即使义务教育阶段暂时能够接纳，但也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上高中与考大学的问题。而对孩子们来说，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为什么不能在城市里继续上学？为什么非要回到“老家”去参加中、高考？据安徽省阜阳市教育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市因受户籍限制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不得不从父母打工的城市回乡读书的学生每年达8000多人。
由于长期受“二元”经济和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造成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比较低。正是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因而他们把自己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子女的身上。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问题，既是农民工自身的一种迫切愿望，也是提高我国未来劳动者整体素质的现实要求。
2010年两会前，《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了《孩子在户籍藩篱中苦苦挣扎》《教育有公平，户口没意义》等评论文章。文章提出，户籍改革纵然千难万难，也不能把问题推到孩子身上，他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孩子随父母亲来北京生活十几年，但是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却被挡在城市的门外。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建议，国家义务教育经费应按照“费随人走”的原则，通过发放“教育券”以解决这一难题。
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提出的办法多是“同城待遇”政策，即无条件地就近入学。对此，刘明华认为，这虽然解决了部分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问题，但大量外来学生的涌入，其“同城待遇”的政策却可能让当地政府的土地支出、财政支出不堪重负。
因为目前中央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仍以学生的户籍为准，将义务教育经费支付给学生户籍所在地，而不是支付给他们实际接受义务教育所在地。农民工流动了，部分孩子也跟着流动了，但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教育资源并没有随之流动。将大量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责任，全部压在流入地政府的身上，显然也不合理。如无视这一事实，长此以往也会挫伤一些地方政府实行“同城待遇”的积极性。
刘明华代表认为，国家转移支付的教育经费应该“费随人走”，应将义务教育经费支付给农民工子女入学地政府，而不是支付给学生户籍所在地政府，建立“教育券”制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如此一来，就能够保证每一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机会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读好书”已不再是梦想
如何给农民工子女一张安稳的书桌,让他们像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课题。早在2001年,国家就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两为主”政策。此后几年,国家又三令五申,并拨财政专项经费补充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用经费以改善办学条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在201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学者们指出，解决“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的潜在冲突”，让“两为主”真正落实到位，研究制定流动学生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是当务之急，也是《教育规划纲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重点。
与很多城市在处理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时的捉襟见肘不同，浙江省不仅帮助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解决了入学难题，还实现了他们“读好书”的梦想。2004年58万人，2005年65万人，2006年70万人，2007年85万人，2008年104万人——浙江省城镇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能力逐年攀升。到2009年，在浙江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已超过114万人，与2004年相比翻了一番。而且，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80%来自外省。
“进城务工人员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须臾离不开他们。安置他们的子女读书，是他们及其子女应享受的权益，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经常在各种场合强调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重要性。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浙江省教育厅都把资助民工子弟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列为每年要重点抓好的十件实事之一，2009年还争取到了600多亩土地指标，专项用于50所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新建、迁建和改扩建。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是浙江省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过程中坚持的原则，其目的是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够真正享受到本地孩子的“同城待遇”。
2007年,广东省中山市大胆探索创新外来工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和子女积分入学,意在逐步让更多的外来工入户城镇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在积分入学办法的基础上,中山市出台了一系列细则。比如流动人员到了中山后,只要给小孩办理登记,就可享受积分排序的优先安排权。在部分镇,外来工子女如读民办学校,政府还提供补贴。截至2010年7月底,通过积分制、“暂住五年”、台胞子女政策等多种渠道,已有7.4万名外来工流动人员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占中山市17.3万外来工流动人员子女的42.8%。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问题的教育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教授认为,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是当前中国社会公平的重中之重,广东省中山市的“积分入学”对于解决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有“破冰”意义。“广东撕开了一个口子,让教育权等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脱钩’,优秀外来工经过努力也能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南昌市人民政府正式出台了《关于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该市将逐步扩大城区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指定公办学校数量。到2015年，按照在城区、县镇实际家庭住址相对就近安排进入全市城区、县镇所有公办学校就读，真正享受与城区、县镇孩子同等待遇，切实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
当然，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全国的户籍制度、教育均衡等一系列配套改革。而且，解决外来工子女上学问题，不仅是输入地的责任，也是输出地的责任，二者之间需要更好地协调，共克难题。假以时日，相信“流动的花朵”终究会成为历史名词。◆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2008年10月间，一幅看了令人心酸的图片在网络上蹿红：一小女孩双手抓住教室窗户上的钢筋，向教室里张望着。原来，她站在教室外听课已经20多天了。
小女孩叫郭晓晓（化名），时年6岁，一周前还坐在河南省登封市滨河路小学一年级（3）班的教室里上学，不知什么原因被清理了出来。不愿离开学校、还想继续上学的她，就只好趴在教室外的窗户下听课了。郭晓晓的父亲看到趴在窗户外听课的女儿，不禁哽咽起来。老郭在登封市靠蹬三轮车拉货挣钱为生。开学时，孩子找不到学校上学，老郭只好东借西凑了500元交给登封市滨河路小学的校长，校长当即答应让郭晓晓入学。
可是好景不长，一周过去，刚上了几天学的女儿哭着对父亲说，老师不让她进教室了，她只能站在教室窗户外听课。无奈，老郭几乎天天到学校去找校长。
对此事，校长也感到很无奈。校长说，当时让郭晓晓上学，只是同情他们一家人的处境。后来，清退郭晓晓，学校也没办法。那是按照教育局有关规定这样做的，她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不是片区的学生。正是因为这个户籍制度的限制，学校才狠心将一个农民工的女儿清理出教室。
家住南京市建邺区的邢女士，是来自江西金溪县的打工者。女儿一直是在南京上幼儿园，没想到上小学时却遇到了难题。开学前两天，她首先带着女儿到离住处较近的建邺区一外来工子弟小学报名，没想到吃了“闭门羹”。学校告诉她，今年上面不允许外来工子弟学校招收一年级新生，只能请她到附近的公办学校报名。经人指点，她当天就到奥体中心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报名，没想到在这里也遭遇“冷脸”。校长告诉她，学校已没有招生名额，即使有也只能择优录取一两名。而像她这样遭遇孩子“入学难”烦恼的农民工，她家附近就有三四十个。有的家长没办法可想，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随着20世纪末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基本完成，农村未成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基本能得到保障。但随父母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在享受义务教育权利方面和城市少年儿童群体存在着巨大差异。
借读费、赞助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收费一直是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过高的城市生活费、借读费及其他教育支出，常常使他们的子女对进城上学望而却步。从总体上说，农民工本身是一批经济收入比较低下的社会群体。过高的借读费及教育支出使农民工难以承受，而这种面向农民工所收取的借读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的规定，违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则。
近些年来，许多省、市宣布取消借读费，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仍然有些地方的学校通过收取借读费来弥补当地教育投入的不足。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相当多的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没有获得当地“正式户口”，而是“暂居人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级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农民工子女离开了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农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城市显然不愿意把财政投资到这些“外来人”身上。
2008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公布的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吉林、咸阳、绍兴、株州和伊宁9城市进行抽样调查则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在学比例为90%，失学率为9.4%。显然，此项调查显示的入学率比有的学者的估算要高得多。但是，如果按9．4％的失学率计算，280万学龄儿童中，仍将有26万多农民工子女失学。调查还发现，部分农民工子女不能适龄入学，其中已达6周岁而没有入学的比例高达46．9%。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父母的流动不同程度地延误了儿童的学业。调查中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l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l0%。另外，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子女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从8岁到l4岁，未上学比例由0.8%增至15.4%。由此可见，农民工子女存在着不能完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义务教育是否得到保障，关键看政府的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衡量政府是否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指标。如果说当前我国政府总体上教育投资不足的话，那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资就更少了。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又往往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基本依靠农民工自筹资金。同时，由于农民工子女学校通常是按照市场规律调控办学行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办学者往往尽量压低办学成本，学校收取的学杂费很少用来改善教学条件。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负责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为执行该《意见》，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各项具体的实施细则。在这些实施细则里，很多条款实质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可能。一些地方要求，农民工子女申请公办学校就读的或者免收借读费的，需提供各种证件、证明，如劳动合同、房产证明等等。由于自身的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目前很多城市用工制度不够规范，很多农民工无法出具劳动合同，真正能符合条件的很少。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一些职业，如在市场卖菜或收购废品等，是不需要劳动合同的。这种需提供各种证件、证明的做法，实质上限制、剥夺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受制于户籍藩篱
受教育权是公民生存的最基本权利，是公民的政治权、劳动权及参加一切社会活动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限制的结果。
“说起户籍制度，我深有体会。”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市进城务工青年学校校长王元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花了1万多元买了全家三口人的城镇户口。为什么要这样花大钱买户口？就为孩子将来能够在城里上学。
到了2009年，王元成发现，他有不少亲友在城里打工，他们的孩子也都在城里出生，在城里上学，可是快到高考了，却被告知，要回到老家报名参加考试。孩子们很不理解——怎么我在城市里待了18年，为什么要坐3天火车跑到偏远县城去考试？由于不同省份的教材、教学都存在差异，这项规定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孩子的高考权利。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产生了户口登记制度。此后，附加在户口上的种种福利把户籍制度搞复杂了。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管理行为，都依托在公安机关的户籍管制之上了。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育部门要求学生就近入学、按户籍辖区管理。实际上，这一举措却导致了借读费的产生。结果，明明教育部门强调不允许收借读费，但学校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借读费照收不误，动辄就是“赞助”几千上万元。农民工本来衣食住行就已经很困难了，孩子上学却要交高额的赞助费，这不是极大的不公平么？
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上，输入地政府也常常感叹：即使义务教育阶段暂时能够接纳，但也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上高中与考大学的问题。而对孩子们来说，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为什么不能在城市里继续上学？为什么非要回到“老家”去参加中、高考？据安徽省阜阳市教育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市因受户籍限制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不得不从父母打工的城市回乡读书的学生每年达8000多人。
由于长期受“二元”经济和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造成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比较低。正是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因而他们把自己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子女的身上。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问题，既是农民工自身的一种迫切愿望，也是提高我国未来劳动者整体素质的现实要求。
2010年两会前，《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了《孩子在户籍藩篱中苦苦挣扎》《教育有公平，户口没意义》等评论文章。文章提出，户籍改革纵然千难万难，也不能把问题推到孩子身上，他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孩子随父母亲来北京生活十几年，但是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却被挡在城市的门外。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建议，国家义务教育经费应按照“费随人走”的原则，通过发放“教育券”以解决这一难题。
为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提出的办法多是“同城待遇”政策，即无条件地就近入学。对此，刘明华认为，这虽然解决了部分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问题，但大量外来学生的涌入，其“同城待遇”的政策却可能让当地政府的土地支出、财政支出不堪重负。
因为目前中央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仍以学生的户籍为准，将义务教育经费支付给学生户籍所在地，而不是支付给他们实际接受义务教育所在地。农民工流动了，部分孩子也跟着流动了，但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教育资源并没有随之流动。将大量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责任，全部压在流入地政府的身上，显然也不合理。如无视这一事实，长此以往也会挫伤一些地方政府实行“同城待遇”的积极性。
刘明华代表认为，国家转移支付的教育经费应该“费随人走”，应将义务教育经费支付给农民工子女入学地政府，而不是支付给学生户籍所在地政府，建立“教育券”制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如此一来，就能够保证每一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机会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读好书”已不再是梦想
如何给农民工子女一张安稳的书桌,让他们像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课题。早在2001年,国家就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两为主”政策。此后几年,国家又三令五申,并拨财政专项经费补充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用经费以改善办学条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在201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学者们指出，解决“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的潜在冲突”，让“两为主”真正落实到位，研究制定流动学生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是当务之急，也是《教育规划纲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重点。
与很多城市在处理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时的捉襟见肘不同，浙江省不仅帮助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解决了入学难题，还实现了他们“读好书”的梦想。2004年58万人，2005年65万人，2006年70万人，2007年85万人，2008年104万人——浙江省城镇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能力逐年攀升。到2009年，在浙江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已超过114万人，与2004年相比翻了一番。而且，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80%来自外省。
“进城务工人员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须臾离不开他们。安置他们的子女读书，是他们及其子女应享受的权益，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经常在各种场合强调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重要性。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浙江省教育厅都把资助民工子弟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列为每年要重点抓好的十件实事之一，2009年还争取到了600多亩土地指标，专项用于50所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新建、迁建和改扩建。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是浙江省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过程中坚持的原则，其目的是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够真正享受到本地孩子的“同城待遇”。
2007年,广东省中山市大胆探索创新外来工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和子女积分入学,意在逐步让更多的外来工入户城镇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在积分入学办法的基础上,中山市出台了一系列细则。比如流动人员到了中山后,只要给小孩办理登记,就可享受积分排序的优先安排权。在部分镇,外来工子女如读民办学校,政府还提供补贴。截至2010年7月底,通过积分制、“暂住五年”、台胞子女政策等多种渠道,已有7.4万名外来工流动人员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占中山市17.3万外来工流动人员子女的42.8%。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问题的教育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教授认为,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是当前中国社会公平的重中之重,广东省中山市的“积分入学”对于解决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有“破冰”意义。“广东撕开了一个口子,让教育权等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脱钩’,优秀外来工经过努力也能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南昌市人民政府正式出台了《关于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该市将逐步扩大城区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指定公办学校数量。到2015年，按照在城区、县镇实际家庭住址相对就近安排进入全市城区、县镇所有公办学校就读，真正享受与城区、县镇孩子同等待遇，切实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
当然，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全国的户籍制度、教育均衡等一系列配套改革。而且，解决外来工子女上学问题，不仅是输入地的责任，也是输出地的责任，二者之间需要更好地协调，共克难题。假以时日，相信“流动的花朵”终究会成为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