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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理论框架，分析康拉德作品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并考察外部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对译介的影响。研究发现，三个外部因素不同程度地操控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其中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 康拉德；译介；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6）13-0094-02
一、引言
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人们大多从语言和文本等方面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而笔者超越文本之外，从翻译操纵的视角，分析其作品能够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得以译介的外部因素。为方便梳理，笔者探索性地将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24～1948）、停滞期（1949～1977）与发展期（1978～2012），以期为读者全面展现其译介情况。
二、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不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的传统研究模式，而强调的是翻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等问题。在其所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名声的操控》一书中，他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目的如何，都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勒菲弗尔，1992）他认为文学系统受两个因素的操纵，一个是内部因素，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一个是外部因素，即赞助人的力量。意识形态是反应特定阶级或社团的要求和利益以及特定经济形态、特定社会生活的观念体系，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主题、体裁、象征、典型人物等的综合，二是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或观念。赞助人则是有“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的人或者机构，例如个人或组织、宗教集团、政府部门、出版社以及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大众传媒机构。
三、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一）早期译介
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始于1924年，我国学者诵虞撰文《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特》介绍了康拉德的生平。同年，樊仲云发表的《康拉德评传——纪念这个新死的英国伟大作家而作》，这是对康拉德评价很有价值的文章。老舍先生于1935年撰文《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说明了康拉德对我国作家影响之大。
康拉德的译著在1923至1948年间出版的数量不多。由翻译家蒋学楷汉译的《青春》（上海南华图书局出版）则是第一本在中国出版面世的康拉德译著。国内著名的散文学家梁遇春和语言学家袁家骅分别翻译了康拉德的《青春》（北新书局出版）、《吉姆爷》（商务印书馆出版）、《水仙号的黑水手》（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作品，也是国内人们最早接触到的康拉德文学译著。这一时期还有鲁丁先生翻译的《激流》（又名《吉姆爷》）和柳无忌先生翻译的《阿尔迈耶的愚蠢》等。
“五四”运动前后，在民主和科学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下，存在着两种选择文学翻译作品的标准：文学为了艺术和文学为了生活。前者偏爱浪漫主义作品而后者关注现实主义作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文学为了生活”是当时主要的规范，因此，引进和翻译现实主义的作品是该时期的主要趋势。郑振铎认为：“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1）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2）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郑振铎，1922）也就是说，能解放思想、启发现代意识并激起人们奋斗精神的作品在当时应得以译介。而康拉德作品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主义的手法符合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因此，其作品在中国得以传播。
赞助人是影响译介进程的另一个因素。首先，该时期有影响力的学者，如上文提及的老舍先生、梁遇春先生、袁家骅先生等名家学者，他们为康拉德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次，一些机构也是其中的赞助人。比如，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南华图书局等主要的图书出版机构，是推进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要渠道。
（二）译介的停滞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康拉德的作品持续受到关注。1949年文化工作社的刘文贞首次翻译康拉德作品《芙丽亚》（Freya of the Seven Isles），并于1951年出版。梁遇春先生和袁家骅先生的合译本《吉姆爷》于1958年重印出版。同年，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方平的《青春》译本。但是，由于受到各种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第二阶段康拉德作品的译介却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期。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成为主流思想。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形成。文学作品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一些政策和标准应运而生。因此，文学译介方面，这个阶段主要集中在苏联作品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译介。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而欧洲国家的现当代作品却无人问津，甚至被人们拒绝。
在当时整个翻译文学系统中，苏联作品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占优势地位，作品大部分旨在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批判反动势力、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等。数据显示，1949年至1958年期间，总共有5356种外国作品翻译出版，其中3526种是苏联作品，占总数的65.8%。显而易见，当时的主流诗学也是控制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因素。
（三）译介的蓬勃发展期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再次意识到学习和借鉴别国的文学艺术成就对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重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转向”的出现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康拉德的作品再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1979年，薛诗绮的中译本《罗曼亲王》和赵少伟的中译本《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序言》由世界文学出版社发行，标志着康拉德作品在我国翻译界重新起航。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要数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汉译本最多，其中翻译家黄雨石1984年翻译出版的译本在2001年、2002年和2012年三次重印，分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陈苍多、王金铃、智量、熊蕾等学者的汉译本也在这三十多年间陆续出版。康拉德的另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吉姆爷》也深受我国众多学者和翻译家的关注和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等均出版了不同译者的不同版本。除了一些为人熟知的作品，如《青春》《水仙号上的黑水手》《诺斯特罗莫》《海隅逐客》等被广泛译介和传播，很多学者在这个阶段不停地发掘康拉德其他鲜为国人所知但是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如《两个女巫的旅店》。总之，康拉德作品译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并且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优秀译本的重印、新译本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翻译爱好者的加入，促使康拉德在中国译介进程的发展和深入。
新时期的作品译介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呼吁文学不应从属于政治。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來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
康拉德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丰富的生活阅历、波兰文化和英国文化对他的双重影响，及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使其作品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也兼具早期现代主义的色彩。作品主题对人类道德的阐释、对人性和社会现代文明的揭露与这一时期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基本切合。康拉德的文学作品也正符合了该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需求。同时，各学者、翻译家、出版机构等赞助人对康拉德译介的走向和发展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研究表明，当康拉德作品与某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相吻合的时候，其译作更容易得到翻译和出版，也更容易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反之亦然。因此，从语言之外的角度去看一项翻译活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翻译的本质。康拉德在中国的译介活动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发掘的地方。
参考文献：
[1]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
ation of Literary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3]胡强.康拉德在中国的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1）：105-109.
[4]王晓兰，王松林.康拉德在中国：回顾与展望[J].
外国文学研究，2004（5）：43-49.
[关 键 词] 康拉德；译介；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6）13-0094-02
一、引言
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人们大多从语言和文本等方面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而笔者超越文本之外，从翻译操纵的视角，分析其作品能够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得以译介的外部因素。为方便梳理，笔者探索性地将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24～1948）、停滞期（1949～1977）与发展期（1978～2012），以期为读者全面展现其译介情况。
二、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不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的传统研究模式，而强调的是翻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等问题。在其所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名声的操控》一书中，他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目的如何，都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勒菲弗尔，1992）他认为文学系统受两个因素的操纵，一个是内部因素，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一个是外部因素，即赞助人的力量。意识形态是反应特定阶级或社团的要求和利益以及特定经济形态、特定社会生活的观念体系，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主题、体裁、象征、典型人物等的综合，二是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或观念。赞助人则是有“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的人或者机构，例如个人或组织、宗教集团、政府部门、出版社以及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大众传媒机构。
三、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一）早期译介
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始于1924年，我国学者诵虞撰文《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特》介绍了康拉德的生平。同年，樊仲云发表的《康拉德评传——纪念这个新死的英国伟大作家而作》，这是对康拉德评价很有价值的文章。老舍先生于1935年撰文《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说明了康拉德对我国作家影响之大。
康拉德的译著在1923至1948年间出版的数量不多。由翻译家蒋学楷汉译的《青春》（上海南华图书局出版）则是第一本在中国出版面世的康拉德译著。国内著名的散文学家梁遇春和语言学家袁家骅分别翻译了康拉德的《青春》（北新书局出版）、《吉姆爷》（商务印书馆出版）、《水仙号的黑水手》（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作品，也是国内人们最早接触到的康拉德文学译著。这一时期还有鲁丁先生翻译的《激流》（又名《吉姆爷》）和柳无忌先生翻译的《阿尔迈耶的愚蠢》等。
“五四”运动前后，在民主和科学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下，存在着两种选择文学翻译作品的标准：文学为了艺术和文学为了生活。前者偏爱浪漫主义作品而后者关注现实主义作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文学为了生活”是当时主要的规范，因此，引进和翻译现实主义的作品是该时期的主要趋势。郑振铎认为：“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1）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2）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郑振铎，1922）也就是说，能解放思想、启发现代意识并激起人们奋斗精神的作品在当时应得以译介。而康拉德作品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主义的手法符合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因此，其作品在中国得以传播。
赞助人是影响译介进程的另一个因素。首先，该时期有影响力的学者，如上文提及的老舍先生、梁遇春先生、袁家骅先生等名家学者，他们为康拉德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次，一些机构也是其中的赞助人。比如，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南华图书局等主要的图书出版机构，是推进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要渠道。
（二）译介的停滞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康拉德的作品持续受到关注。1949年文化工作社的刘文贞首次翻译康拉德作品《芙丽亚》（Freya of the Seven Isles），并于1951年出版。梁遇春先生和袁家骅先生的合译本《吉姆爷》于1958年重印出版。同年，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方平的《青春》译本。但是，由于受到各种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第二阶段康拉德作品的译介却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期。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成为主流思想。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形成。文学作品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一些政策和标准应运而生。因此，文学译介方面，这个阶段主要集中在苏联作品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译介。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而欧洲国家的现当代作品却无人问津，甚至被人们拒绝。
在当时整个翻译文学系统中，苏联作品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占优势地位，作品大部分旨在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批判反动势力、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等。数据显示，1949年至1958年期间，总共有5356种外国作品翻译出版，其中3526种是苏联作品，占总数的65.8%。显而易见，当时的主流诗学也是控制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因素。
（三）译介的蓬勃发展期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再次意识到学习和借鉴别国的文学艺术成就对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重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转向”的出现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康拉德的作品再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1979年，薛诗绮的中译本《罗曼亲王》和赵少伟的中译本《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序言》由世界文学出版社发行，标志着康拉德作品在我国翻译界重新起航。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要数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汉译本最多，其中翻译家黄雨石1984年翻译出版的译本在2001年、2002年和2012年三次重印，分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陈苍多、王金铃、智量、熊蕾等学者的汉译本也在这三十多年间陆续出版。康拉德的另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吉姆爷》也深受我国众多学者和翻译家的关注和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等均出版了不同译者的不同版本。除了一些为人熟知的作品，如《青春》《水仙号上的黑水手》《诺斯特罗莫》《海隅逐客》等被广泛译介和传播，很多学者在这个阶段不停地发掘康拉德其他鲜为国人所知但是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如《两个女巫的旅店》。总之，康拉德作品译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并且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优秀译本的重印、新译本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翻译爱好者的加入，促使康拉德在中国译介进程的发展和深入。
新时期的作品译介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呼吁文学不应从属于政治。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來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
康拉德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丰富的生活阅历、波兰文化和英国文化对他的双重影响，及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使其作品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也兼具早期现代主义的色彩。作品主题对人类道德的阐释、对人性和社会现代文明的揭露与这一时期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基本切合。康拉德的文学作品也正符合了该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需求。同时，各学者、翻译家、出版机构等赞助人对康拉德译介的走向和发展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研究表明，当康拉德作品与某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相吻合的时候，其译作更容易得到翻译和出版，也更容易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反之亦然。因此，从语言之外的角度去看一项翻译活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翻译的本质。康拉德在中国的译介活动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发掘的地方。
参考文献：
[1]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
ation of Literary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3]胡强.康拉德在中国的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1）：105-109.
[4]王晓兰，王松林.康拉德在中国：回顾与展望[J].
外国文学研究，2004（5）：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