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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高潮时期，山西走在了全国前列，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经验和典型标杆，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而山西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离不开全省人民的埋头苦干、奋发图强，更离不开良好的党风政风、好带头人。当时的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紧扣时代脉搏，务实求真、创新担当，他们带领三晋儿女奠定了山西发展之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今天，他们大多已经去世，走进了历史深处，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本刊特地策划编发一组反映他们突出贡献和优良作风的文章，以此助力山西谱写新时代新篇章，共圆中国梦。
王谦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有一大批专注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经过详实调研做出各项决策后才去开展实际工作，使得当时的山西在工农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成绩斐然，其中一些在全国来说还具有首创性意义。王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坚持真理，用实际行动生动而突出地诠释出毛泽东所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谛。
1949年9月，王谦受命主政长治。临行前，主持中共山西省委工作的第一副书记赖若愚交代说：“你回去到长治做地委书记，这个地方是太行和太岳两个战略根据地最核心的地区，减租减息最彻底，土地改革最彻底。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两年多了，老区农村有些什么变化？以后老区农村应该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办法？省委实在无暇顾及到的，就交给你这个任务，你先搞些调查研究，摸索出一条老区的发展道路。”
带着这个重任，时任中共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的王谦于1950年春派出调研组深入县区村进行社会调查。内容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互助组织的发展情况、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变化、农民的思想状况、党组织和农村党员的思想状况、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农村的婚姻状况、农村教育和扫盲情况等诸多方面。
通过走访和座谈，他们发现：农村部分群众产生了“单干”想法，他们对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兴趣不大。还有些党员思想涣散，襄垣县有个党支部竟一夜间就自己宣布解散了。解散时，支部书记说：我们的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解散。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土地改革后经过三五年的发展，老区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已恢复甚至超过了抗战前水平，绝大多数农户都有5到30石不等的余粮，他们中有些人还开始向供销合作社投资或向信用部存款;老区互助组中1/5因为有了公共积累而继续蓬勃发展，多数却由于临时性和看不到发展方向而处于涣散和瘫痪状态;老区农村中竟又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
在听取第一次调查汇报后，王谦开始意识到农村两极分化和村民自由发展、愿意单干等倾向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于是，1950年秋冬之际他又派调查组再次深入武乡、平顺、黎城、屯留等地调查农村生产和社会状况，尤其关注“广泛发展起来的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协作办各种生产建设和修建房屋”等方面情况。同时，他以长治地委的名义向中共山西省委起草了《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后于同年11月14日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报告》有4部分：老区农村的新情况;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老区农业生产提高一步;经过合作社的形式，組织农村游资与剩余劳力投向再生产;关于富农问题。其中着重说明：“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日益富裕，新的阶级分化开始出现，在农民群众中，农村党员、农村的基层干部中，伴随着这一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与要求。这些新的问题与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在农民群众中，特别在经济上升比较迅速的农民中，产生了愿意自由地发展生产，不愿意或者对组织起来兴趣不大的‘单干’思想。这是老区互助组今年呈现涣散、萎缩以至部分解体的基本原因。”对这种思想的危害，他指出：“否则，少数农民上升为新富农，而使其他农民陷入破产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在农村干部思想中，必然产生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放任自流的现象，这将会使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犯极大的错误。”并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毛主席早已明确指示，就是要经过合作社，即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农业生产的互助组织也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
在两次调研的基础上，王谦带领长治地委在如何推动老区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问题上，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建立更高一级的互助合作形式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经省委批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得以确定，正式落地长治，王谦试办了10个以“土地评产入股，大农具、大牲畜作价入股，以劳动分配为主、土地为辅，建立公积金、公益金制度”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却引发了建国后农业工作问题上一场自下而上的大争论，争论焦点是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要不要动摇私有基础，实质是涉及当时的老解放区农村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省委主要领导之间，到中共山西省委与中共中央华北局之间对此都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久毛泽东得知此事，很快判明了争论双方的是非，明确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和主张。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充分肯定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说其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是“富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形式”。
与此同时，王谦在长治试办的农业合作社也取得预期效果：粮食产量、社员个人收入都远超上年水平，特别是在同样条件下超过了互助组和单干户，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受到农村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当年就有45个互助组、605户要求入社或组社。有鉴于此，1951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王谦撰写的《山西老区五个农村情况调查报告》，旨在阐明如何正确地引导农民由互助组过渡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样的考察报告，对了解一个老解放区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前途有很大帮助。” 由此，收获成功的王谦先后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紧紧围绕农业合作化这个中心，开启了新征程。
1955年12月，王谦被调回中共山西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常务副书记。接到调令时，他还在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起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直到几个月后完成了起草工作才回到山西，他先后分管过农业、工业。为了摸清和掌握实际情况，他身体力行跑遍山西搞调研，还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作为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谦在承担具体工作之余，投入大把精力和几乎全部业余时间来搞调研，从晋南到晋中，从晋西北到雁北的广大地区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脚印。对此，他曾回忆说：
对山西，除了晋东南以外，其他地区我并不了解，没有去过。所以，回来省委以后，有将近两年时间我是在摸情况，不拿绝对的主张。第一个到晋南，这是山西的‘捞饭盆’嘛。第二个到晋西北吕梁这边，最后到的雁北。晋中是利用星期天去看，夏天看麦子时经常去。忻州是到雁北路过时看的。前后，大概总共用了两年时间。我是1956年回来的，1957年，一直到了1958年我才敢于拿主意。
在中阳、临县、兴县、柳林等地调研时，王谦看到尽是山坡沟壑，就问当地同志：“你们收秋怎么收？”“背粮，用一条毛裢口袋背，就是那么背下来的。”听完他的心情很沉重。后来忆起当时的调研情形，他感慨道：“哎呀，真苦呀，我当时就感到，这个吕梁怎么弄呀！那可真是沟壑纵横，到处都是这个样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对于那时的雁北，他也曾痛心地回忆：“一过雁门关，出了那个叫广武的地方以后，一片平川，看去是一片白。我是1958年夏天去的。我到雁北先去的朔县。在朔县这个地方，正快收麦子的时候，麦子很低，穗子很小，看了看里头也没有三五个籽粒，这还是平地呀！”在朔县马场调研时，王谦发现因当地风沙大导致土质沙化，草料全得靠买，他专门研究了马场土质，下挖1.5到2尺才能看到土壤，是土质很好的黑土，由此他得出结论：当地的原始地貌本身不错却被风沙破坏了。
1957年，王谦（左三）在晋南农村调研。
王谦从南到北把山西丈量了一遍后，在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必须改造土壤，要依靠集体和国家的力量来改变山西的农业生产条件。他和当时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刘开基等人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探索，到1960年在治理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一套“种草、种树、保水、修地”的基本思路，并将治理重点放在雁北和晋西北，即“雁北种树、固沙、防风，治碱;吕梁种草、种树，防止水土流失”。
就这样，在山西分管农业工作的那几年，再加上后来他当省委第一书记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过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和实验推广，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包括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排碱改土、植树造林、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等，使全省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和卓越成就。其中在保持水土上，治理“一座山、一面坡、一条沟、一道梁”的做法，更是开创了中国小流域治理先河，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彰。
1962年初，在继续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也作了新的分工，王谦的工作由分管农业调整为分管工业。由于离开了自己驾轻就熟的农业工作，为尽快熟悉工業方面的情况，他“三管齐下”：听取汇报、实地调研和读专业书。
当时，王谦找来全省工业系统十几个厅、局单位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但紧接着他又发现了新问题，“我在听他们的汇报中就感到没有共同语言，人家讲的这些专业知识我不懂，我提出来的问题主任、厅长们也都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决定直接深入到工厂矿山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中间进行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工厂，他从生产制造车间到成品检验车间，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地详细了解，学习相关知识。半年多时间，他一共跑了全省80多个大小厂矿，有的厂跑了还不止一次。他曾回忆：“那时候，我一天跑几个厂，大厂两个，小厂好几个。阳泉、西山、大同煤矿我都去过，下到矿井里看工人们怎样采煤。每到一个厂，我都要求人家带上我从生产流程看起，边走边问人家。”实地调研的同时，王谦也读了《机械学原理》《地质学概论》《煤炭地质学》《冶金学》《纺织学》等专业书籍。他一边自学专业知识，一边向高校教授、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等虚心请教，逐渐了解了每个厂矿的生产流程、产品和各种机器的构造、性能等。
通过深入调研，王谦也增进了对一线工人的理解和感情。在太钢他时常跑到平炉上向工人们了解情况，由于不知道他的身份，一位带班工人问他：“你多大年纪了？”他答：“47岁。”那名工人说道：“你47岁，我30多岁，你大我十几岁，可我看起来比你老多了。我们炼钢工人每天在炉前烤，一年四季汗水像水一样地流，所以一年下来，人的样子就变多了。”王谦感慨：“他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不易。他们工作那么辛苦，可工资也不高，每月100元左右，还要养家糊口。”
王谦撰写的《关于太钢老工人出身干部的调查报告》手稿
基于这些了解和感情，1964年搞城市“四清”工作，王谦在太钢蹲点时积极调研，写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如《关于太钢老工人出身干部的调查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革命化问题的总结报告》等。在具体工作中他没有按照农村清理“四不清”干部的做法，而是对太钢的相关干部给予保护，同时改造与团结知识分子、依靠老工人，从而稳定了生产秩序，扭转了太钢的亏损局面。在整顿工业方面，王谦等人在1962年提出企业要搞好“三基工作”即练基本功，做工艺、政治和管理上的基础工作，加强基层党、团和工会的工作，这使得山西成为当时最早提出并在工业企业中推行“三基工作”的省份。
王谦曾这样评价自己：“总的来说，我这个人务实求真，是一个干实活的人，是一个干事业的人。”当时，面对迅猛的“大跃进”狂潮和一日千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分管工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他很不理解，以至于多次表示：“对公社化，我实在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当时的形势发展，他回忆称：
当年人民公社在《人民日报》上这么一登，平顺县的县委书记，一个晚上就把全县划了几个公社，并且都挂出了牌子，然后《山西日报》一下就公布了。你看我该怎么办？我只好让它发展去，我还能挡住这股潮流？只能是像巩固高级社那样，再去做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我就在公社内部的生产队中，想办法来调整各方面利益的关系。就是继续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精神，调整好社员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生产队内部怎样照顾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利益的问题，怎么样能把多数人团结起来的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讲，尽量地跟着走，但是在有些具体工作上，总感觉跟不上。可又不容你考虑，这样就不适应了啊！
那时的他没有被日益高涨的形势冲昏头脑，仍旧冷静处事，思虑全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政治上只能与之保持一致，但也因他求真务实的个性使然而对之有所考虑和迟疑，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当时，在“高指标”的驱使下“高产卫星”接踵而来，为求真求实，王谦又搞起了调查研究。
1958年11月25日，《山西日报》报道，侯马市东方红人民公社行云庄生产队（原属新绛县）有一亩试验田共产红薯56.5万公斤，内容言之凿凿，但王谦却满怀疑问，心里直犯嘀咕。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专门找到时任农业厅长的范履端到农学院找人挖了个一公尺见方的坑，把大大小小的红薯填进去，埋上土，再拿出来称，按一亩地有666立方去计算，这样统计下来，大个的红薯能有3万公斤，因为大的之间空隙也大;大小混合的能有4万公斤;都是小个的至多5万公斤。亩产50多万公斤红薯的谎言不攻自破。这一造假行为遭披露后，1959年2月16日，晋南地委专门发文严肃处理了相关人员。
王谦在工作中很重视实事求是。一次，有人汇报说榆次有个村玉茭长得如何好，一亩能产出1万多公斤，王谦带着疑问去实地调查，数了株数和穗数，才确认他们报的数字是假的，并且这次实地调查也揭穿了他们的底细，所谓亩产多少，不过是把几亩地的产量合在一起说成是一亩地的产量。还有一次，晋南解县县委书记挑选了一颗长势很好、结有100多个棉桃的棉花小心翼翼移植到大木桶里，放到县委机关日日守护，说要保证让它第二年再结更多的棉桃，并把他们的这个“创造”汇报给有关领导。王谦听说此事后也去当地调查，在查看了那株棉花后他对那个县委书记说：“你错了，这是反科学的。”对方表示不赞同。王谦接着问：“你知道棉花的祖宗是什么吗？”对方说不知道，王谦又气又好笑：“是多年生的像灌木一样的植物，原来纤维很粗，结的桃也很少，所以农学家就把它改造，改造成现在一年生，结的桃又多，纤维又细。你现在让它返祖啊！你要返祖，你到广东找就有，山上还长着那个木棉哩，棉花的老祖宗还有哩。”结果自然是那个县委书记出了洋相……
1959年5月，王谦代表省委到郑州参加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主持的农业会议。会上提出农业工具改革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改革运输工具，实现县、社轴承化。当时，河南提出“轴承滚珠化”的口号并在会场展陈了他们产出的多种滚珠轴承。但王谦对此口号有异议，认为应该叫“滚珠轴承化”。第二天的会议结束后，他找到谭震林专门指出这个问题。谭却问：“王谦同志，你上四楼上看看河南怎么搞出那么多轴承来呀，你山西不是有那么多轴承厂吗？”王谦答：“长治有个轴承厂，别的地方还有几个小的轴承厂。”谭又说：“你去看看，为什么你们那儿就不能搞？”于是，王谦仔细查看展陈的那些大小各异、包装着玻璃纸的滚珠轴承。一连打开几个，卸开里面的滚珠，擦掉黄油，上面都打着“郑轴”的钢印。几天后，谭震林又找到王谦问：“你看了没有？能不能做？”王谦没有急着回答而是问他是否了解那些滚珠轴承的产地，谭答：“都是些县工业造的。”王谦这才不急不慢地说：“是郑州轴承厂出的，它上头打着钢戳子呢。”谭惊讶地说：“啊！是吗？”王谦胸有成竹地说：“你让警卫员上去给你拿下来看看。”对于揭穿这些“老底”，他总是乐此不疲。
王谦（右一）在地头与基层干部交谈。
虽然，历史车轮的发展不会随着个人意志而转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王谦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敢于讲真话、办实事的行为处事作风，却体现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宝贵品质。诚如多年后他所言：“回顾和思考我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者，修身自立，留得一身清白，对得起列祖列宗;二者，为国为民，一片赤诚，昂首阔步去见马、列、毛，无愧色。”
王谦（1917-2007），山西平定人。1936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记、省革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民政府省长，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5年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有一大批专注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经过详实调研做出各项决策后才去开展实际工作，使得当时的山西在工农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成绩斐然，其中一些在全国来说还具有首创性意义。王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坚持真理，用实际行动生动而突出地诠释出毛泽东所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谛。
调研老区，试办合作社
1949年9月，王谦受命主政长治。临行前，主持中共山西省委工作的第一副书记赖若愚交代说：“你回去到长治做地委书记，这个地方是太行和太岳两个战略根据地最核心的地区，减租减息最彻底，土地改革最彻底。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两年多了，老区农村有些什么变化？以后老区农村应该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办法？省委实在无暇顾及到的，就交给你这个任务，你先搞些调查研究，摸索出一条老区的发展道路。”
带着这个重任，时任中共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的王谦于1950年春派出调研组深入县区村进行社会调查。内容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互助组织的发展情况、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变化、农民的思想状况、党组织和农村党员的思想状况、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农村的婚姻状况、农村教育和扫盲情况等诸多方面。
通过走访和座谈，他们发现：农村部分群众产生了“单干”想法，他们对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兴趣不大。还有些党员思想涣散，襄垣县有个党支部竟一夜间就自己宣布解散了。解散时，支部书记说：我们的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解散。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土地改革后经过三五年的发展，老区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已恢复甚至超过了抗战前水平，绝大多数农户都有5到30石不等的余粮，他们中有些人还开始向供销合作社投资或向信用部存款;老区互助组中1/5因为有了公共积累而继续蓬勃发展，多数却由于临时性和看不到发展方向而处于涣散和瘫痪状态;老区农村中竟又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
在听取第一次调查汇报后，王谦开始意识到农村两极分化和村民自由发展、愿意单干等倾向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于是，1950年秋冬之际他又派调查组再次深入武乡、平顺、黎城、屯留等地调查农村生产和社会状况，尤其关注“广泛发展起来的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协作办各种生产建设和修建房屋”等方面情况。同时，他以长治地委的名义向中共山西省委起草了《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后于同年11月14日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报告》有4部分：老区农村的新情况;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老区农业生产提高一步;经过合作社的形式，組织农村游资与剩余劳力投向再生产;关于富农问题。其中着重说明：“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日益富裕，新的阶级分化开始出现，在农民群众中，农村党员、农村的基层干部中，伴随着这一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与要求。这些新的问题与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在农民群众中，特别在经济上升比较迅速的农民中，产生了愿意自由地发展生产，不愿意或者对组织起来兴趣不大的‘单干’思想。这是老区互助组今年呈现涣散、萎缩以至部分解体的基本原因。”对这种思想的危害，他指出：“否则，少数农民上升为新富农，而使其他农民陷入破产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在农村干部思想中，必然产生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放任自流的现象，这将会使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犯极大的错误。”并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毛主席早已明确指示，就是要经过合作社，即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农业生产的互助组织也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
在两次调研的基础上，王谦带领长治地委在如何推动老区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问题上，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建立更高一级的互助合作形式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经省委批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得以确定，正式落地长治，王谦试办了10个以“土地评产入股，大农具、大牲畜作价入股，以劳动分配为主、土地为辅，建立公积金、公益金制度”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却引发了建国后农业工作问题上一场自下而上的大争论，争论焦点是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要不要动摇私有基础，实质是涉及当时的老解放区农村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省委主要领导之间，到中共山西省委与中共中央华北局之间对此都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久毛泽东得知此事，很快判明了争论双方的是非，明确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和主张。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充分肯定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说其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是“富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形式”。
与此同时，王谦在长治试办的农业合作社也取得预期效果：粮食产量、社员个人收入都远超上年水平，特别是在同样条件下超过了互助组和单干户，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受到农村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当年就有45个互助组、605户要求入社或组社。有鉴于此，1951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王谦撰写的《山西老区五个农村情况调查报告》，旨在阐明如何正确地引导农民由互助组过渡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样的考察报告，对了解一个老解放区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前途有很大帮助。” 由此，收获成功的王谦先后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紧紧围绕农业合作化这个中心，开启了新征程。
跑遍山西，调研工农业
1955年12月，王谦被调回中共山西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常务副书记。接到调令时，他还在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起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直到几个月后完成了起草工作才回到山西，他先后分管过农业、工业。为了摸清和掌握实际情况，他身体力行跑遍山西搞调研，还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作为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谦在承担具体工作之余，投入大把精力和几乎全部业余时间来搞调研，从晋南到晋中，从晋西北到雁北的广大地区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脚印。对此，他曾回忆说：
对山西，除了晋东南以外，其他地区我并不了解，没有去过。所以，回来省委以后，有将近两年时间我是在摸情况，不拿绝对的主张。第一个到晋南，这是山西的‘捞饭盆’嘛。第二个到晋西北吕梁这边，最后到的雁北。晋中是利用星期天去看，夏天看麦子时经常去。忻州是到雁北路过时看的。前后，大概总共用了两年时间。我是1956年回来的，1957年，一直到了1958年我才敢于拿主意。
在中阳、临县、兴县、柳林等地调研时，王谦看到尽是山坡沟壑，就问当地同志：“你们收秋怎么收？”“背粮，用一条毛裢口袋背，就是那么背下来的。”听完他的心情很沉重。后来忆起当时的调研情形，他感慨道：“哎呀，真苦呀，我当时就感到，这个吕梁怎么弄呀！那可真是沟壑纵横，到处都是这个样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对于那时的雁北，他也曾痛心地回忆：“一过雁门关，出了那个叫广武的地方以后，一片平川，看去是一片白。我是1958年夏天去的。我到雁北先去的朔县。在朔县这个地方，正快收麦子的时候，麦子很低，穗子很小，看了看里头也没有三五个籽粒，这还是平地呀！”在朔县马场调研时，王谦发现因当地风沙大导致土质沙化，草料全得靠买，他专门研究了马场土质，下挖1.5到2尺才能看到土壤，是土质很好的黑土，由此他得出结论：当地的原始地貌本身不错却被风沙破坏了。
王谦从南到北把山西丈量了一遍后，在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必须改造土壤，要依靠集体和国家的力量来改变山西的农业生产条件。他和当时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刘开基等人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探索，到1960年在治理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一套“种草、种树、保水、修地”的基本思路，并将治理重点放在雁北和晋西北，即“雁北种树、固沙、防风，治碱;吕梁种草、种树，防止水土流失”。
就这样，在山西分管农业工作的那几年，再加上后来他当省委第一书记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过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和实验推广，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包括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排碱改土、植树造林、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等，使全省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和卓越成就。其中在保持水土上，治理“一座山、一面坡、一条沟、一道梁”的做法，更是开创了中国小流域治理先河，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彰。
1962年初，在继续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也作了新的分工，王谦的工作由分管农业调整为分管工业。由于离开了自己驾轻就熟的农业工作，为尽快熟悉工業方面的情况，他“三管齐下”：听取汇报、实地调研和读专业书。
当时，王谦找来全省工业系统十几个厅、局单位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但紧接着他又发现了新问题，“我在听他们的汇报中就感到没有共同语言，人家讲的这些专业知识我不懂，我提出来的问题主任、厅长们也都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决定直接深入到工厂矿山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中间进行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工厂，他从生产制造车间到成品检验车间，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地详细了解，学习相关知识。半年多时间，他一共跑了全省80多个大小厂矿，有的厂跑了还不止一次。他曾回忆：“那时候，我一天跑几个厂，大厂两个，小厂好几个。阳泉、西山、大同煤矿我都去过，下到矿井里看工人们怎样采煤。每到一个厂，我都要求人家带上我从生产流程看起，边走边问人家。”实地调研的同时，王谦也读了《机械学原理》《地质学概论》《煤炭地质学》《冶金学》《纺织学》等专业书籍。他一边自学专业知识，一边向高校教授、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等虚心请教，逐渐了解了每个厂矿的生产流程、产品和各种机器的构造、性能等。
通过深入调研，王谦也增进了对一线工人的理解和感情。在太钢他时常跑到平炉上向工人们了解情况，由于不知道他的身份，一位带班工人问他：“你多大年纪了？”他答：“47岁。”那名工人说道：“你47岁，我30多岁，你大我十几岁，可我看起来比你老多了。我们炼钢工人每天在炉前烤，一年四季汗水像水一样地流，所以一年下来，人的样子就变多了。”王谦感慨：“他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不易。他们工作那么辛苦，可工资也不高，每月100元左右，还要养家糊口。”
基于这些了解和感情，1964年搞城市“四清”工作，王谦在太钢蹲点时积极调研，写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如《关于太钢老工人出身干部的调查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革命化问题的总结报告》等。在具体工作中他没有按照农村清理“四不清”干部的做法，而是对太钢的相关干部给予保护，同时改造与团结知识分子、依靠老工人，从而稳定了生产秩序，扭转了太钢的亏损局面。在整顿工业方面，王谦等人在1962年提出企业要搞好“三基工作”即练基本功，做工艺、政治和管理上的基础工作，加强基层党、团和工会的工作，这使得山西成为当时最早提出并在工业企业中推行“三基工作”的省份。
求真求实，调查“高产卫星”
王谦曾这样评价自己：“总的来说，我这个人务实求真，是一个干实活的人，是一个干事业的人。”当时，面对迅猛的“大跃进”狂潮和一日千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分管工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他很不理解，以至于多次表示：“对公社化，我实在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当时的形势发展，他回忆称：
当年人民公社在《人民日报》上这么一登，平顺县的县委书记，一个晚上就把全县划了几个公社，并且都挂出了牌子，然后《山西日报》一下就公布了。你看我该怎么办？我只好让它发展去，我还能挡住这股潮流？只能是像巩固高级社那样，再去做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我就在公社内部的生产队中，想办法来调整各方面利益的关系。就是继续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精神，调整好社员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生产队内部怎样照顾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利益的问题，怎么样能把多数人团结起来的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讲，尽量地跟着走，但是在有些具体工作上，总感觉跟不上。可又不容你考虑，这样就不适应了啊！
那时的他没有被日益高涨的形势冲昏头脑，仍旧冷静处事，思虑全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政治上只能与之保持一致，但也因他求真务实的个性使然而对之有所考虑和迟疑，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当时，在“高指标”的驱使下“高产卫星”接踵而来，为求真求实，王谦又搞起了调查研究。
1958年11月25日，《山西日报》报道，侯马市东方红人民公社行云庄生产队（原属新绛县）有一亩试验田共产红薯56.5万公斤，内容言之凿凿，但王谦却满怀疑问，心里直犯嘀咕。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专门找到时任农业厅长的范履端到农学院找人挖了个一公尺见方的坑，把大大小小的红薯填进去，埋上土，再拿出来称，按一亩地有666立方去计算，这样统计下来，大个的红薯能有3万公斤，因为大的之间空隙也大;大小混合的能有4万公斤;都是小个的至多5万公斤。亩产50多万公斤红薯的谎言不攻自破。这一造假行为遭披露后，1959年2月16日，晋南地委专门发文严肃处理了相关人员。
王谦在工作中很重视实事求是。一次，有人汇报说榆次有个村玉茭长得如何好，一亩能产出1万多公斤，王谦带着疑问去实地调查，数了株数和穗数，才确认他们报的数字是假的，并且这次实地调查也揭穿了他们的底细，所谓亩产多少，不过是把几亩地的产量合在一起说成是一亩地的产量。还有一次，晋南解县县委书记挑选了一颗长势很好、结有100多个棉桃的棉花小心翼翼移植到大木桶里，放到县委机关日日守护，说要保证让它第二年再结更多的棉桃，并把他们的这个“创造”汇报给有关领导。王谦听说此事后也去当地调查，在查看了那株棉花后他对那个县委书记说：“你错了，这是反科学的。”对方表示不赞同。王谦接着问：“你知道棉花的祖宗是什么吗？”对方说不知道，王谦又气又好笑：“是多年生的像灌木一样的植物，原来纤维很粗，结的桃也很少，所以农学家就把它改造，改造成现在一年生，结的桃又多，纤维又细。你现在让它返祖啊！你要返祖，你到广东找就有，山上还长着那个木棉哩，棉花的老祖宗还有哩。”结果自然是那个县委书记出了洋相……
1959年5月，王谦代表省委到郑州参加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主持的农业会议。会上提出农业工具改革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改革运输工具，实现县、社轴承化。当时，河南提出“轴承滚珠化”的口号并在会场展陈了他们产出的多种滚珠轴承。但王谦对此口号有异议，认为应该叫“滚珠轴承化”。第二天的会议结束后，他找到谭震林专门指出这个问题。谭却问：“王谦同志，你上四楼上看看河南怎么搞出那么多轴承来呀，你山西不是有那么多轴承厂吗？”王谦答：“长治有个轴承厂，别的地方还有几个小的轴承厂。”谭又说：“你去看看，为什么你们那儿就不能搞？”于是，王谦仔细查看展陈的那些大小各异、包装着玻璃纸的滚珠轴承。一连打开几个，卸开里面的滚珠，擦掉黄油，上面都打着“郑轴”的钢印。几天后，谭震林又找到王谦问：“你看了没有？能不能做？”王谦没有急着回答而是问他是否了解那些滚珠轴承的产地，谭答：“都是些县工业造的。”王谦这才不急不慢地说：“是郑州轴承厂出的，它上头打着钢戳子呢。”谭惊讶地说：“啊！是吗？”王谦胸有成竹地说：“你让警卫员上去给你拿下来看看。”对于揭穿这些“老底”，他总是乐此不疲。
虽然，历史车轮的发展不会随着个人意志而转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王谦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敢于讲真话、办实事的行为处事作风，却体现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宝贵品质。诚如多年后他所言：“回顾和思考我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者，修身自立，留得一身清白，对得起列祖列宗;二者，为国为民，一片赤诚，昂首阔步去见马、列、毛，无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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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谦（1917-2007），山西平定人。1936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记、省革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民政府省长，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5年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