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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者的地位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一直处于遮蔽状态。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探讨。译者主体性导致了创造性叛逆的产生，而创造性叛逆又是译者主体性的直接表现形式，二者为辩证统一的关系，一名合格的译者应该充分利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原则，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翻译；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
一、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的原则和技巧，并以“原著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来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恪守“忠实”这一原则。“传统译学忽略了译者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是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介入翻译时不可避免的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且会带入其主观色彩。”（仲伟合、周静，2006）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转向”浪潮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其他方向，例如，背景文化、译者、译入语文化、读者等其他研究因素。西方学派中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埃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的多元系统论，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主体问题，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议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可以更加全面客观的理解译者主体性的内涵。”（汪璧辉，2010）
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必然性
主体是一个哲学方面的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在其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与自主型。主体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简言之就是人做持有的主观能动性。
在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不可或缺的，表现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译者在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方面。与此同时，译者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内在修养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无论译者怎么努力，都不能实现完全与原著对等。作为翻译主题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审美创造性。因此，在翻译活动开始前，译者在进行翻译素材的选择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以及时代需要等因素有目的地选择。具体而言，译者针对不同翻译任务，形成预期结构，以问题意识为指引，依托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从相关环境因素中获取关联知识，构成多种知识交互作用的思维空间，重构知识和经验，从相关环境因素中获取关联知识，构成多种知识交互作用的思维空间，重构知识和经验，通过一系列调适性过程产生新的理解，实现所建构知识和经验的情境化，进而将其迁移到目标社会和文化系统。由此可见，翻译是基于情景和经验的一个创造性建构过程。这种创造性建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结构，寓于环境驱动的认知空间，是一个连续的，呈现依次发展和演进的动态过程。正如瑞斯库所言：“每项译事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对译者的甄别力和创造力都会提出新的要求。
三、创造性叛逆的提出
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过程中原作进入译入语环境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融合、碰撞和背叛的现象。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决定了译者总是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这些原因就是引起并影响创造性叛逆的原因。创造性叛逆总是存在于翻译活动之中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诗经》时就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提出了系统的中诗英译的“三美论”，即意美，形美，音美。充分体现出翻译是项复杂的艺术。 文学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格律韵式，都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翻译中的有意误译、删改等“创造性叛逆”现象，往往正是为了适应译入语文化的要求，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为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份子，融入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査明建、田雨，2003）
译者作为原作的第一读者，“前理解”的存在构成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哲学解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已有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所谓成见或偏见就是在理解过程中无法从客观立场对作品做出客观的理解，这就必然产生偏见。而前理解构成译者理解文本的基础，决定了译者特殊的视角。另一方面，译者在履行了其作为原作接受者身份，读透原作的深层含义之后，就转换了身份成为译本的创造者。当然，译者的这两重身份是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原作中的，这种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自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与原作相比不仅仅是其再创作所用的语言不同，另外还具有了译者本人独特的创作个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通过打破语言的局限性，消除社会文化距离，在直接的语言及文化传达遇到困难时，为了忠于源语文化所表达的内在的含义，在翻译策略及技巧方面的改变。如翻译李白的“怨情”一诗时，笔者将“不知心恨谁”翻译成“but not the man she so bitterly loves”. 又如：”Beauty is in the beholder’s eye” 译者将其翻译为“情人眼里出西施”。“Waterl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等。这些都是为翻译增值的成功的创造性叛逆。翻译过程中一些大胆而合理的叛逆性翻译是产生高质量的翻译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四、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根据谢天振教授的观点，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鉴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文学翻译自身特点，下面将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分为以下四点：有意误译，节译，改编。
（一）有意误译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如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Joan Haste在林纾的《迦茵小传》译本中，处处体现着林纾所处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体系。原著中用kindness和a noble woman来传达亨利母对迦茵的敬佩之情，kindness传达的是基督教文化语境下基督徒的驯良美德。而林纾译本突出一个“义”字：“姑娘以义死，为吾家，为吾儿，亦不为草草……”“义”承载的是中国封建“五常”的道德规范，译本中的迦茵成了一个有义德的贤良女性，一个中国传统道德良序的守护者。林纾的有意误译使译本与原文在人文精神方面产生了距离，却有利于推进西洋小说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二）节译
节译，是译者“删繁就简”，在翻译中刻意省略原文的一些词句，以达到更好地表情达意的目的。Joan Haste的译者蟠溪子在译述《迦因小传》过程中，刻意隐去了迦因与亨利相遇的浪漫故事，删去了迦因与亨利未婚先孕的情节，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因自由恋爱的内容也删而不述。译者之所以会这么做，乃是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中国传统礼教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制约。这种节译顺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满足了当时读者群的期待视界。
（三）改编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主要是指作品文学样式、体裁改变了的翻译。这一点比较典型且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田汉和夏衍就曾分别将其改编成话剧剧本，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作品所面对的中国读者的认知情况对原作进行了改编，淡化了原作的宗教色彩，凸显了其进步意义。这样的创造性叛逆对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原作精神内涵，对于原作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结束语
翻译是一种能力，通过译者对源语文本意义诸多层面进行解读与重构，是以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为基础的一种重新解释和表达的能力，是一种分析原文和重建原文的能力。翻译创造能力是一种职业能力。可以说每种翻译都是从一种语言世界观角度向另一种语言世界观角度的转换，而这种转换若不伴以种种变化或变异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综上说述，成功的创造性叛逆在接受了原作的限制基础上又超越了原作。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不忠实原文，而是积极的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调和了翻译过程中“忠实”与“叛逆”的矛盾。最大限度发挥了译者的翻译能力，达到了文字与社会的双效应。译者在正确认识这种“叛逆“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翻译活动应是一个完整、多维、开放的系统。应逐步形成自主、灵活、创造性的应用语言和知识的素养。努力培养自身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和社会能力，突出译者的主体性，把翻译学习变成一种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促进译者逐步形成满足现实翻译情境需要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 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42-45.
[2] 汪璧辉.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以阿Q正传的莱尔译本为例 [J]文教资料.2010. 37-38.
[3]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9-22.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4SKZD11）资助。
作者简介：程墨芳（1982--），女，渭南师范学院讲师，MTI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翻译教学。
【关键词】翻译；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
一、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的原则和技巧，并以“原著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来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恪守“忠实”这一原则。“传统译学忽略了译者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是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介入翻译时不可避免的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且会带入其主观色彩。”（仲伟合、周静，2006）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转向”浪潮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其他方向，例如，背景文化、译者、译入语文化、读者等其他研究因素。西方学派中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埃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的多元系统论，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主体问题，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议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可以更加全面客观的理解译者主体性的内涵。”（汪璧辉，2010）
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必然性
主体是一个哲学方面的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在其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与自主型。主体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简言之就是人做持有的主观能动性。
在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不可或缺的，表现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译者在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方面。与此同时，译者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内在修养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无论译者怎么努力，都不能实现完全与原著对等。作为翻译主题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审美创造性。因此，在翻译活动开始前，译者在进行翻译素材的选择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以及时代需要等因素有目的地选择。具体而言，译者针对不同翻译任务，形成预期结构，以问题意识为指引，依托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从相关环境因素中获取关联知识，构成多种知识交互作用的思维空间，重构知识和经验，从相关环境因素中获取关联知识，构成多种知识交互作用的思维空间，重构知识和经验，通过一系列调适性过程产生新的理解，实现所建构知识和经验的情境化，进而将其迁移到目标社会和文化系统。由此可见，翻译是基于情景和经验的一个创造性建构过程。这种创造性建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结构，寓于环境驱动的认知空间，是一个连续的，呈现依次发展和演进的动态过程。正如瑞斯库所言：“每项译事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对译者的甄别力和创造力都会提出新的要求。
三、创造性叛逆的提出
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过程中原作进入译入语环境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融合、碰撞和背叛的现象。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决定了译者总是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这些原因就是引起并影响创造性叛逆的原因。创造性叛逆总是存在于翻译活动之中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诗经》时就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提出了系统的中诗英译的“三美论”，即意美，形美，音美。充分体现出翻译是项复杂的艺术。 文学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格律韵式，都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翻译中的有意误译、删改等“创造性叛逆”现象，往往正是为了适应译入语文化的要求，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为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份子，融入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査明建、田雨，2003）
译者作为原作的第一读者，“前理解”的存在构成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哲学解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已有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所谓成见或偏见就是在理解过程中无法从客观立场对作品做出客观的理解，这就必然产生偏见。而前理解构成译者理解文本的基础，决定了译者特殊的视角。另一方面，译者在履行了其作为原作接受者身份，读透原作的深层含义之后，就转换了身份成为译本的创造者。当然，译者的这两重身份是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原作中的，这种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自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与原作相比不仅仅是其再创作所用的语言不同，另外还具有了译者本人独特的创作个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通过打破语言的局限性，消除社会文化距离，在直接的语言及文化传达遇到困难时，为了忠于源语文化所表达的内在的含义，在翻译策略及技巧方面的改变。如翻译李白的“怨情”一诗时，笔者将“不知心恨谁”翻译成“but not the man she so bitterly loves”. 又如：”Beauty is in the beholder’s eye” 译者将其翻译为“情人眼里出西施”。“Waterl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等。这些都是为翻译增值的成功的创造性叛逆。翻译过程中一些大胆而合理的叛逆性翻译是产生高质量的翻译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四、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根据谢天振教授的观点，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鉴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文学翻译自身特点，下面将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分为以下四点：有意误译，节译，改编。
（一）有意误译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如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Joan Haste在林纾的《迦茵小传》译本中，处处体现着林纾所处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体系。原著中用kindness和a noble woman来传达亨利母对迦茵的敬佩之情，kindness传达的是基督教文化语境下基督徒的驯良美德。而林纾译本突出一个“义”字：“姑娘以义死，为吾家，为吾儿，亦不为草草……”“义”承载的是中国封建“五常”的道德规范，译本中的迦茵成了一个有义德的贤良女性，一个中国传统道德良序的守护者。林纾的有意误译使译本与原文在人文精神方面产生了距离，却有利于推进西洋小说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二）节译
节译，是译者“删繁就简”，在翻译中刻意省略原文的一些词句，以达到更好地表情达意的目的。Joan Haste的译者蟠溪子在译述《迦因小传》过程中，刻意隐去了迦因与亨利相遇的浪漫故事，删去了迦因与亨利未婚先孕的情节，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因自由恋爱的内容也删而不述。译者之所以会这么做，乃是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中国传统礼教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制约。这种节译顺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满足了当时读者群的期待视界。
（三）改编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主要是指作品文学样式、体裁改变了的翻译。这一点比较典型且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田汉和夏衍就曾分别将其改编成话剧剧本，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作品所面对的中国读者的认知情况对原作进行了改编，淡化了原作的宗教色彩，凸显了其进步意义。这样的创造性叛逆对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原作精神内涵，对于原作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结束语
翻译是一种能力，通过译者对源语文本意义诸多层面进行解读与重构，是以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为基础的一种重新解释和表达的能力，是一种分析原文和重建原文的能力。翻译创造能力是一种职业能力。可以说每种翻译都是从一种语言世界观角度向另一种语言世界观角度的转换，而这种转换若不伴以种种变化或变异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综上说述，成功的创造性叛逆在接受了原作的限制基础上又超越了原作。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不忠实原文，而是积极的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调和了翻译过程中“忠实”与“叛逆”的矛盾。最大限度发挥了译者的翻译能力，达到了文字与社会的双效应。译者在正确认识这种“叛逆“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翻译活动应是一个完整、多维、开放的系统。应逐步形成自主、灵活、创造性的应用语言和知识的素养。努力培养自身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和社会能力，突出译者的主体性，把翻译学习变成一种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促进译者逐步形成满足现实翻译情境需要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 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42-45.
[2] 汪璧辉.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以阿Q正传的莱尔译本为例 [J]文教资料.2010. 37-38.
[3]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9-22.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4SKZD11）资助。
作者简介：程墨芳（1982--），女，渭南师范学院讲师，MTI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翻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