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前跟着姥姥。当年姥爷在省城石英厂，每年枣熟时节，我便跟姥姥回乡下老房子住。老房子是四合头房，院子大，正房前两株粗大的枣树。正房地势比较高，屋门与院子间用青灰色的方砖铺成;房檐探到这砖墁地之外，这片空地方就像座戏台——我小时常与邻舍孩子在上面唱歌、演样板戏。站在戏台上仰头看，是斑驳、不齐整的栈板。麻雀常在里面住，小燕子也喜欢在上面垒窝。正房左右各有一个小耳房，小耳房前一片空地，我们叫“小院子”。小院子里有几株小枣树。我爱在里面玩，冷不丁就被小枣树上的尖刺扎了手，冒出针尖大的血珠，但是不敢哭。
　　姥姥总不歇着。她做活时，戴一副黑红色镜腿子的老花镜，镜片圆溜溜的，花镜的两条腿用一根细线连起来，套在脑后，花镜便松松垮垮架在她宽扁的鼻梁上，显得特好笑。缝纫机机头一端的轮子上有一层红漆，轮子转起来就形成个红圈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红圈儿，姥姥就从眼镜上边看我，我更觉得可乐。我想摸一下那飞快地转着的红圈儿，姥姥就赶紧瞅着我。我就不敢摸了。
　　到晚上姥姥也要忙。因为省城、乡下两头跑，就没接电灯。姥姥边在煤油灯下“哧啦——”“哧啦——”纳鞋底，边给爬在她腿上的我哼故事：“故事故，故事底下没人住，一住住下个老师父——坐起来，我的腿叫你压酸啦！”我爬起来，托着腮帮子，听她把这我已听得烂熟的故事一直哼下去。她的脸庞隐在昏黄而柔和的灯光里。姥姥会不停地哼故事：“来了个谁？王三喜，骑得个娃娃抱得个驴……”她不止一次埋下头，用舌头舔我的眼睛：“睡吧，啊？”我眨眨眼：“不想睡……”她就又念叨起来：“红门门儿，白窗窗儿，里头坐着个傻娃娃儿……”我摇着她的手叫：“嘴、牙、舌头。”她笑了，又说：“弟兄七八个，围住柱子坐。”见我半天不吱声，她就说：“你看是蒜头不是？”常常，我听着听着就枕着她的腿睡着了。
　　那时天很冷，穿着棉衣棉裤也浑身哆嗦，姥姥就说，咱吃玉米面疙瘩吧。她先在铜脸盆里洗净手，再用热水和好玉米面，接着搓成饼干大小的小圆片儿。它们聚集在面盆里，亲切地看着我。姥姥把它们放入泥火炉上正熬着的小米稀饭里。我一会儿去看那些玉米小饼在饭锅里上下翻滚，一会儿跑到姥姥跟前。她在切咸菜。这咸菜，一咬一个嘎嘣脆，喝香香甜甜的玉米面疙瘩时就上它，特别有滋有味。不多时，一碗玉米面疙瘩下肚，身上就暖和多了。
　　一天晚上，姥姥取出一对靴子说，娃，看咱的毛靴。我仔细一看，这靴子从靿子到身儿，全用一指厚的灰色毡子做成，靿子有半个小腿高。我问，你取出它来做甚？姥姥说，我穿上它看电影呀。我才知道晚上村里要演电影啦。于是姥姥穿上毛靴，套上棉袄，围上头巾，领上同样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我来到大队院。整个电影场子比赶会还红火……看到半中间，有人跺脚板。姥姥说人们冻得不行了。我问姥姥冻不冻。姥姥说不冻。姥姥问我冻不冻。我说不冻。等看完电影回到家，姥姥脱下毛靴招呼我，你摸摸，可热乎哩。我伸手到靴子里，好暖和啊。后来每逢冷天村里演电影，我便对姥姥说，穿上你的毛靴。姥姥就呵呵笑了，于是我也笑了。
　　每天晚饭后，姥姥爬上炕，解开脚上一条条窄窄的白布带子，那么长，一圈一圈又一圈。姥姥总在临睡前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姥姥一般不让我看她的脚。我说我想看看你的脚，她说没啥好看的。经不住我再三央求，她终于肯了。姥姥的脚确实不好看。除了大拇指，其余的脚趾头都向下向里弯曲着，几乎与脚底板重叠，紧紧地挤在了一起，脚背也鼓起那么大一个包。姥姥说这叫“解放脚”。“为啥要把脚弄成这样呢？”我按捺不住好奇心。姥姥便给我讲当年她爹娘怎样逼她裹脚，又说当年女孩子都是从小就要裹脚的，要不嫁不出去。我听着，还是迷迷糊糊的。在年幼的我看来，姥姥的“解放脚”，既新鲜，又陌生，还夹杂着隐隐的敌意。姥姥说，脚指头踩在脚底下，很疼。她想用这些布带子把那几个弯曲变形的脚指头固定住，尽量往直拉。姥姥说，这样做，一来指头不怎么疼了，二来脚也显得大了。姥姥握着自己的脚，直喊乏。她把脚放进热水里，捏一阵儿，揉一阵儿，搓一阵儿。
　　那时，堆放米面的东耳房住着只黄狸猫，人们都说是野猫，我不信，野猫咋会住在人家屋里呢？我常看见这只猫从小院子里跑到院当中，在太阳底下打个滚儿，再伸个懒腰，然后慢慢腾腾看着我。我刚一迈脚，它“嗖”一下就蹿回东耳房。它在放柴火的南房里生了不少小猫。一次我推开南房门，柴火里的小猫乱滚乱爬。我正要去摸，大母猫“呼”一下扑过来，我赶紧跑出去。
　　姥姥很疼惜这只猫和它的小猫，从来不让我们做欺侮猫的事，她常说，人七辈子好心才能转生个猫咧。我发现，说这些话时，姥姥眼睛里柔柔的，暖暖的。
　　每年深秋，姥姥用那根又细又长的木棍子打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枣子急急忙忙往下掉，满院子乱滚。我提着刚好能装进一只小猫的竹篮，嘻嘻哈哈绕院子跑，把那些蹦得老远的枣儿拣在小竹篮里，顺手捏一个硬硬的枣填进嘴，脆生生，甜津津。不提防就被从天而降的枣子打着了头，疼一下，摸一摸，哈哈笑着，又欢蹦乱跳地寻找起目标来。
　　当年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吃水用水得到村中间供销社前面的辘轳井上挑。姥姥年纪大，又有一双半大脚，我年龄小，都挑不动，我们就用打枣的长棍子，舁上一只小桶，去舁水。
　　姥姥转动辘轳，那粗黑的绳索一圈一圈绕开了，把桶放入深井。我屏气静听水桶碰撞井壁的声音，觉得像美妙的音乐一样动听。姥姥看着我，慈祥的笑脸如花一样绽开。
　　辘轳吱吱呀呀叫，装满水的桶就被吊了上来。该舁上水回家了，姥姥总是让我走在前面，水桶总是离她很近。路上，我总是把握不住自己的脚步——不是太大，就是过小，弄得水是走一路洒一路。姥姥总说，娃别急，小心摔倒了。那时天很蓝，太阳十分明亮，还有小鸟跟着我们来来去去。那时我稚嫩的肩头，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分量。
　　还有那个木格玻璃小窗。小窗的这边是大炕，那边是灶间。我坐在大炕上，通过小窗和灶间的姥姥说话。姥姥要么在冒着蒸汽的大锅台前团团转，要么盘腿坐在草垫子上，不紧不慢拉着风箱。风箱呱嗒呱嗒有节奏地响，姥姥的上身便前后晃啊晃，她宽大和蔼的脸庞被灶膛里的火光映得通红发亮。
　　我守在小窗旁，摸着小窗上那光滑的玻璃，摸着那些方方正正的木格子。那是重复了多少遍的动作，毫不厌烦。那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小窗。我再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窗。这是有着一手出色木匠手艺的姥爷做的。可惜，拥有这个特色小窗的老房子，于上世纪70年代由姥爷做主，卖给了他人。
　　事隔多年，姥姥对这所房子的变卖还耿耿于怀。一次，我故地重游，迎着房子新主人诧异的目光，我怯生生地说明了我是谁，我的来意。主人客气地应答着，让我尽管看。
　　我努力想找到昔日的哪怕一点痕迹，但除了正房前那两株粗大的枣树，一切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溜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房，也显得陈旧，灰暗，低矮，一点没看头。
　　望着熟悉而陌生的院落，我怅然若失。我知道，那曾经的点点滴滴，永远地留在了记忆的那一边。
　　姥姥于1978年腊月二十二在省城病逝，享年58岁。当时还读初中的我，尚在离省城百余公里的村里。那天我正和爸安顿午饭，妈从省城医院风尘仆仆赶回家。看着泣不成声的妈，我知道，姥姥走了。我捏着一棵葱，呆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