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恋爱一年。像所有心无旁骛的校园恋人一样，我们满足于图书馆、实验室、食堂、寝室连线而成的小幸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简单快乐着。
　　然而终于在那个多少有些不安征兆的清晨，我接到了意料之外、而心底又一直隐约期待的电话。是父母打来的，他们正准备外出，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
　　手机信号出色得令人难以置信。老爸的声音清晰到突兀，脆而干燥，每一个字都硬铮铮撞击耳膜：“昨天我和你妈又反复考虑这件事，讨论到很晚。我们都觉得，你无论如何还是要尽量争取北大研究生交换，无论什么方向、什么导师，北大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我们也并不是反对你和W交往，但不要因小失大!……再说两三年时间说不定更能考验你们的感情呢……”
　　老妈则起初在一旁焦虑地提醒着什么，后来干脆明明白白接过话筒：“我们都觉得不要因为恋爱放弃这样好的机会。不然……太亏了。”
　　是的，那时我大四，我的男友W读研一。我是地道北京人，18岁以前会说一口行云流水的儿化音，因为仰慕狮城夺冠的蒋昌建而考来上海F大，读了心心念念的中文系；而W则来自南方小城，讲话几乎永远分不清“n”和“ng”这样的前后鼻音，和我的成长经历全无交榘，并且读的也是“电子工程”这在我看来全无情趣的工科院系。
　　然而，我们就是相识了，相爱了。在洒满初秋煦煦夕照的校园里，我们一见如故，彼此投契。他爱我的亲切真诚，我爱他的善良勤奋，象牙塔的纯净让我们陶醉，现实世界里那些复杂恼人的事，我们简直没空去想。
　　但问题还是过快地到来。我已大四，需要在直升本校研究生和争取北大交换生的“二选一”里做出选择。而如果勾了后者，我和W，是要分开两年，三年，还是未知呢?
　　拖到交流申请基本结束，我终于尽量云淡风轻地把决定告诉父母，并用最耐心的态度解释留在F大的原因，可仍旧无法阻止他们扼腕痛惜，得出“因小失大”的结论。我百口莫辩，有一刻甚至悲壮地想到沈从文：他说当一个人无法真实表达内心以获得他人理解时，只有两种选择：他胡写。他不写。所以，与其欲盖弥彰地胡乱解释，不如暂时沉默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是，我选择留下。而且并不只是对父母解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在心里早已大方承认，留下来，W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记得那个晚上，天已全黑，满腹心事的我们把校园绕了又绕。他忽然看定我，不再一如之前帮我耐心分析、反复权衡两所学校的利弊，而是破釜沉舟一般说：“其实我的态度是，真的不希望你离开。请你留下来。”矛盾已极的我那一刻突然气恼，冲他大叫，“你这个自私的人!你就不怕耽误我的前途吗?”他握住我的手，脸上的神色诚实而郑重：“我知道自己这样说意味着什么——是我帮助你做出这个决定，我有了更大的压力和更重的责任，因为今后我必须要对这个决定负责。可是我不怕，我愿意负这个责。”
　　一时间我甚至有些迷惑。这是一个承诺么?一个关于“责任”的承诺吗?但无论如何，我欣赏他这份有所担当的勇气：不逃避，亦没有怨天尤人。
　　于是我默然、微笑。因为信任，也因为自己心里其实早做了相同的决定。
　　“To be or not to be”这曾是令复仇的王子殚精竭虑的哲学难题；而对平常生活中我们，它变得像“留下还是离开”一样琐碎又逃避不得。做出“取”的决定时也许难免要接受“舍”的遗憾，但若能牢牢握紧身边的幸福，又何尝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幸事呢?
　　多么奇怪，短短一年前，我还是那样心诚意笃地依恋家乡的荫蔽和亲人的保护。哪里想到，当生命撞上爱情，这座曾经是别人的城市也开始让我感到坦然和安全：你看，这里有“我的”F大，“我的”中文系，“我的”师长、学友，更有“我的”爱人深情的呵护与承诺。
　　六年多过去了，我和W毕业、工作、结婚成家，现在仍在这个美丽而骄傲的城市里努力打拼。想想那时的决定我常不禁莞尔——连我的父母亦如是——不过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当初我们要把你抢回来是绝对没有错的，不过既然没抢成功，那就顺便捞一个儿子吧。
　　你看，未来总是悬置于无法预知的远方，许多精心的“设计”终究只是驰骋在一块叫做“如果”的幕布上。站得高看得远无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偶尔，也许也该把视线稍稍收回，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和事，及时握紧那些近在咫尺的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