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采访垃圾分类之前，我认真学习了垃圾分类的“四分法”，人的视角，猪的视角，口诀版，图片版……仿佛回到学生时代的大考前夕。
　　做足了准备，到了当地却遭遇各种尴尬。好不容易找到可以扔湿垃圾的垃圾箱房，发现被隔开的只是四个门，里面的垃圾桶随意放置，得屏住呼吸伸长胳膊才能够到;“逛吃”的时候发现沿路没有湿垃圾桶;酒店的一次性日用品照发不误，问为什么，答曰“不是还没开始吗？”
　　从立法准备到逐步试点，上海人民经历了近两年的心理建设。但只要靴子还没有落下来，理念上的理解接受和行动上的自觉自愿之间，就隔着巨大的鸿沟。尽管职能部门在弱化这一点，但不得不承认，如果不靠立法“强制”，不靠执法“威慑”，垃圾分类可能永远迈不出第一步。
　　“大考”来临之前，上海提前半个月就开始了预演，不同的垃圾车在不同时段出现。“撤桶并点”“定时投放”给很多工薪族带来不便，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樣做的目的，无论是政策制度还是职能部门，似乎也都没有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化成了无形的压力。在前端没有正式开始分类的情况下，物业的保洁和垃圾中转压缩站的环卫工承担了繁重的分类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在短期内是无偿的。
　　采访中，一位循环经济专家将垃圾分类定义为“一场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主张在初级阶段应该先易后难，在分离有害垃圾的前提下，暂时仅做干湿分离，待大家形成分类意识和习惯之后，再逐步细化。要精准地记住如何分类，养成习惯，光靠罚款恐怕是无法做到的。毕竟，像日本那样严苛的垃圾分类是经过了一代代人的努力，并且得益于其拥有众多全职主妇的社会分工。
　　北京、广州等地也即将开展垃圾分类，“垃圾革命”无人能置身事外，需要多一些耐心，才能让这场革命最终获得胜果。

封面反馈

　　@大王：垃圾分类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一些可回收垃圾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价回收，不可回收的部分要进行再分类。要制定可行、科学的方法，且立法长治。垃圾分类习惯也应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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