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哪个西方民主国家能够对右翼民粹主义有免疫力。尽管民粹主义言论看似已近白热化并由此带来严重后果，最明显的例子是英国退欧公投，但现实却是它所代表的本土主义一直困扰着民主政体。
　　民粹主义运动往往侧重于指责。20世纪30年代来自底特律的罗马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在美国推行法西斯计划，坚持不懈地企图根除造成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同样，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急不可耐地攻击“体制”和“精英”。
　　在欧洲，这意味着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欧盟。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复杂根源比单纯谴责欧盟这头“恶毒巨兽”难度大得多。举例来讲，世袭特权和阶级体系固化已导致英法两国遭受到巨大损失。
　　除埋怨外，民粹主义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怀旧之情。对英国退欧支持者而言，欧盟致力全球化所代表的无国界世界，意味着摧毁保护他们利益所系的民主国家。在公投宣传中，他们回忆一个工作稳定、邻里相熟并且安全有保障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其实并无关系。
　　上一次欧洲民主国家被激进政治运动控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蛊惑人心者主要依赖老的下层中产阶级支持，这些人担心被失控的利益集团剥夺得一贫如洗并就此陷入贫困。在矿日持久的欧债危机爆发及充满痛苦的紧缩政策接踵而至后，今天的民粹主义者同样利用了类似的恐惧心理，这样的恐惧心理主要存在于老年劳动者和其他弱势群体中。
　　当然，欧洲并非唯一一个民粹主义风靡的地区。唐纳德·特朗普得到共和党总统提名的美国同样面临着严重威胁。特朗普将今天美国的衰退归咎于全球化（尤其是移民）以及为赢得普通美国劳动者斗争竭力推进全球化的建制派领袖。他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是虚伪民粹主义怀旧情绪的终极展示。
　　此外，就像英国脱欧支持者希望退出欧洲一样，特朗普希望美国从已经参加、甚至扮演关键角色的国际协议中退出。他建议解散北约，宣称美国的盟友应当为美国的保护付费。他还发表了反对自由贸易甚至联合国的激烈的长篇演说。
　　这并不是说挑战现有体制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体制并不总能响应民众的需求。民粹主义有时会成为愤愤不平的选民发泄不满情绪、并呼吁改变现状的合法渠道。现在在欧洲，民众的确存在着诸多合理的不满情绪：包括紧缩政策、大面积失业和布鲁塞尔超负荷的官僚机构。
　　但今天的民粹主义者并不关注真正的解决办法，却往往在吸引人们最低级的本能方面做文章。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多强调感情而非事实，煽动仇恨和恐惧，并完全依赖本土诉求。事实上，较之化解经济不满，他们对利用上述不满获取支持更感兴趣，其目的是要击退社会和文化开放。
　　在移民辩论中这些表现是最明显的。在美国，特朗普阻止穆斯林入境并修建隔离墙阻挡墨西哥移民越境的提案已经赢得了认可。同样，在欧洲，民粹主义领袖利用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潮来说服民众。
　　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去年百万穆斯林移民入境总体而言并未损害经济，但仍有很多人反对默克尔总理提出的建设文化更加多元的新德国的目标。
　　简言之，对很多欧洲人而言，与其说移民威胁到他们的生计，还不如说威胁到他们的民族和部落身份。英国独立党奈杰尔·法拉吉等民粹主义领袖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种文化焦虑，诱使英国选民的投票意向恰恰背离他们的利益。
　　但法拉吉和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操纵的不满是切实存在的。要想保持社会经济不断进步所依赖的开放性和民主原则，上述不满情绪必须得到理解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否则，民粹主义者将继续赢得支持，而这可能像英国脱欧灾难所显示的那样带来严重后果。
　　幸运的是，成功逃脱民粹主义控制的先例也曾经有过。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落入暴君或陈腐的民主领袖手中，美国的考夫林等人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对比之下显得黯然失色。而纠正欧盟民主赤字并结束自我挫败的紧缩政策的新政，在今天恰恰能够拯救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