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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奈保尔《孤独的人》与《告诉我,杀了谁》两部短篇小说中,从前殖民地印度来到第一世界的移民形象。揭示了这些新“自由人”或貌似成功,或彻底失败,实际上都存在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都因文化身份的失却而倍感疏离,深陷“林勃状态”中。
关键词:V·S·奈保尔 《孤独的人》 《告诉我,杀了谁》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小说集《自由国度》是奈保尔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曾获1971年布克奖。小说集由五部分构成,序曲和尾声分别为自传体的游记,中间部分由一部同名中篇小说,与《孤独的人》,《告诉我,杀了谁》两部短篇小说构成。该小说集主要描写了几个错位人物在异乡的痛苦经历。自问世以来,其同名中篇小说一直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作品也较多。本文试对小说集中《孤独的人》与《告诉我,杀了谁》这两部短篇小说进行研究,探讨两部短篇小说中,从前殖民地印度来到第一世界的所谓“自由人”的“林勃”存在状态以及他们痛苦的文化身份的寻求与危机。
一
“林勃(limbo)”一词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是指地狱边缘一个黑暗、恐怖的地方。被囚禁于此的鬼魂并非自己生前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降生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所以他们既不能享受天堂之福,也不受地狱受苦,处在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状态中。 (田德望,1990:23)。后殖民文学的研究中,取其寓意,“林勃状态”是指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移民,即所谓的“无根人”,在文化移入时的一种痛苦的生存状态。
后殖民时期,移民自觉或被迫地切断与故土的各种联系,逐步脱离自己的本土文化,进入一个陌生的异己空间。在此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移民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而本土文化的逐步丧失,与移民地文化的不断导入往往会使他们觉得既不同于故国同胞,又与移居地居民相异,产生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种文化身份的危机使他们深陷“林勃”状态,或是苦苦寻求身份认同而终不得之,或是干脆放弃努力,在绝望中沉沦。《孤独的人》与《告诉我,杀了谁》的主人公们从前殖民地印度,或来到伦敦——旧的帝国中心,或来到华盛顿——新的帝国之都,却都在所谓的“自由国度”里感到迷失身份,饱受疏离感的折磨,成为“林勃状态”中的“自由人”。
二
《孤独的人》的主人公桑托什原是一名印度仆人,在孟买安逸度日,自感受人尊重并且深信他是其主人存在的一部分,但跟随主人来到新的帝国之都华盛顿后,却失去自我身份,深陷“林勃状态”。
从前殖民地印度到第一世界的迁移并没有桑托什想象中的快活,在飞机上,桑托什就因自己显眼的印度穿着及局促不安的举止,而受到空姐的白眼,在心神不宁中抵达华盛顿。第二天,桑托什去华盛顿的大街上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蛋糕,然后看了场电影,却惊恐地发现已经花完了主人付给他的九天的工钱。华盛顿的生活一开始就让桑托什手足无措,惶恐不安。他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的生活,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囚徒,整日躲在主人的公寓中度日,去超市购物变成唯一的外出活动。桑托什对美国了解也只限于电视上的美国家庭,正如文中所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人对我而言并非生活中的真人”。但移民地美国文化还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桑托什。他已变得不再想离开华盛顿,回孟买过原来的那种生活,也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老板存在的一部分,不再像在孟买时一样因能成为主人存在的一部分而满足,他已慢慢脱离故土印度文化的影响。西方的自由文化,个人主义显然已改变桑托什。因不愿再过囚徒般的生活,桑托什逃离了主人的公寓,也抛弃了他的合法身份,去为同为印度移民的普利亚打工,在他的餐馆里当厨师。但非法移民的身份使他不敢随意上街,整天为此焦虑,以致变得心力憔悴、精神恍惚,最终为了成了合法的美国公民,一个“自由人”,桑托什娶了一位哈布舍女人。
桑托什貌似取得了“自由”,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印度,许多人也都可能觉得他挺成功,但他实际上始终处于一种“林勃状态”,作为一个移民,一个“无根人”,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疏离感与无归属感时刻折磨着他。
初到华盛顿时,受故土印度文化传统的影响,桑托什对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哈布舍(阿拉伯语中的贬义词,指来自苏丹中部的非洲人)充满歧视,把他们当次等人看待。他对华盛顿随处可见哈布舍人的现象感到震惊:“这种野蛮的土族人竟在华盛顿大量存在,还允许他们在大街上溜达。”他把与哈布舍女人的性行为称为一次“险情”,并在事后反复擦洗身体,进行苦行与净化,焚香祈祷,甚至后悔到流泪。但后来,桑托什却不得不通过与该哈布舍女人结婚的方式以取得合法的移民身份。为了成为一个“自由人”,他摈弃了部分印度的传统,但“自由”带给他的同时也是无尽的疏离与孤独感。
桑托什虽成为美国公民,但却与美国当地人甚少有交集,对美国文化了解不多,更谈不上深入的接受与吸收。“我是个陌生人。我的心、我的头脑已对英语关闭,我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我不想再了解什么,学习什么。”同样,桑托什与同为印度人的移民也感觉疏离,找不到文化认同。他觉得华盛顿的印度舞者是陌生人,“仿佛我们面对的本应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到头来却变成了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甚至是遭人鄙视的人,诸如畸形人,或是麻风病人,尽管从远处看,他们也算完整的人。”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他见到印度人便急忙躲开,正如其他印度人躲着他一样。
桑托什沦陷于“林勃状态”中,他不断地、反复地去照镜子,去看自己的脸。照镜子这一举动折射出丰富的寓意,反映了桑托什作为一个“无根者”希望保持住个体的独特性,希望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宿的愿望。桑托什曾在镜子中端详自己,决定要做“自由人”,但在付出屈辱的代价,成为所谓的“自由人”后,桑托什却仍是一个无法定位自己文化身份的,孤独的边缘人。小说结尾处,“然而现在,自由使我认识到,我有一张脸,一副躯体;我必须在若干年内给这副躯体饭吃,给它衣穿,直至它消失。”文化身份的缺失使桑托什在异乡存在的意义随之消失,但生活还在继续,“林勃状态”中的他令人心碎。
桑托什前后两任印度主人在文化“移位”中也同样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第一任主人把寓所布置得充满印度本土特色,但又希望融入美国生活,他在寓所招待美国同事,岂料该客人竟当面侮辱他的印度同胞。他无法在移居地找到身份的认同,便断定当地人很恶毒,整日努力工作,却仍感焦虑不安,只能发出“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干嘛要到这儿来?”的感慨。第二任雇主普利亚虽与美国人合作做生意,却貌合神离,与印度同胞则处处竞争,事事处心积虑,更是少有朋友,他也无法摆脱“无根人”,“外来人”的身份。
三
如果说桑托什在新的帝国之都虽深陷“林勃状态”,但却貌似成功,《告诉我,杀了谁》中的主人公,叙述者“我”,在旧的帝国中心,伦敦,则是彻底失败,精神已近崩溃,处境更为凄惨。主人公生于前英属殖民地西印度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主人公对弟弟戴约极为疼爱,为改变弟弟的命运,效仿别人举债将弟弟送往帝国中心,伦敦,深造航天工程。出于对弟弟的牵挂,及为了更好地照顾他的生活和学习,主人公随后也来到伦敦。然而从前殖民地印度到帝国中心的“移位”的直接结果是身份的失却以及伴随而来的迷惘与失落,“自从我来到这个国家,我就没弄清楚——我不清楚我要去哪;我只能等待,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主人公只能别人怎么做,也跟着做,租住在地下室,到工厂打工,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原有身份,却又无法定位自己新的身份而迷惘失落。
找到弟弟戴约后,迷惘与恐惧似乎消失了,主人公开始忘却故乡印度的一切,“……所有这一切统统从我记忆中消失了。这一切已是那么遥远,似乎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拼命攒钱和供养弟弟读书成了他的人生两大支柱。工业化的卷烟厂逐渐把主人公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而他也喜欢上了工厂,因为在工厂,他感觉没人监视他,别人也不会嘲笑他,流水线生产方式加速了主人公个人身份的消失。在与他人的疏离与孤独中,主人公日夜打工,把生活变成了漫长的工作,虽疲惫不堪却心存欣喜,眼见存款不断增加,感到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主人公对金钱的追求并不仅仅为了寻求安全感,他寄希望于金钱能使自己变得坚强,实际上,潜意识中,希望通过积累财富来谋求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一种摆脱工头侮辱,及其他种族歧视的新身份。等存款升至两千英镑时,主人公认为时机已成熟就不再打工,而是把所有存款投进去开了一家烤肉店,感觉“伦敦都是我的了”。但主人公在英国没有朋友,社会圈子,没人提供任何建议或帮助,唯一的弟弟又对他的事业不屑一顾。很快,生意便因经营不善及不断受到种族分子的骚扰而失败,他赔掉了所有的积蓄。主人公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异乡给自己重新定位的努力失败了。
当主人公在失望中把心思全部放到弟弟戴约身上时,却发现弟弟在帝国之都同样也处于疏离,飘忽不定中。他像个说话不能自控的人,似乎在伦敦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虽声称在学新的专业,却手拿书本整日游荡。“他那张脸是一个疲惫,愚蠢的孩子的脸,是一个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的人的脸”。远离故土,戴约在伦敦的文化移入过程中也承受痛苦的煎熬,也与主人公一样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游离于这个地方,这个世界之外。主人公希望把戴约带回家,但故乡印度的记忆已模糊,他们已无处可去,无家可回。绝望中,主人公离开弟弟,精神已近崩溃,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四
在这两篇短篇小说中,奈保尔试图体现的主题是:异乡的移民失去了自己故土的文化身份,却又不能和他所处的异质文化相融合,必将深受文化上的无归属感和疏离感的折磨,来自第三世界,前殖民地的移民在第一世界的处境更加凄惨,他们无法融入第一世界,与其他背景的移民格格不入,与同胞也倍感疏离,身处“林勃状态”间。
奈保尔在这两篇短篇小说中体现出对移民“林勃”生存状态的关怀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奈保尔被誉为“世界作家”,他亦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他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首都西班牙港附近的一个小镇,祖父是从印度迁来的移民。他在特立尼达接受英国殖民教育,高中毕业后获得官费奖学金留学英国。但英国人对他这种文化背景人的歧视与排斥,时时折磨着他,在描述那段经历时,他曾说“那是一个困难的岁月,我非常孤独。……由于陌生和寂寞,我产生了精神混乱。远离家乡,远离熟人。牛津,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显然一个人在这里始终是个局外人。”(V.S. Naipaul, 2000:42)即便在英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他仍认为自己永远是一个外来者,是一个舶来品。他和笔下的“无根人”一样,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正如赛义德所断言:“(移民)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 Choubey,Asha.“A CritiqueofNaipaul'sHalfaLife:SearchingforIdentityinLimbo.”
http://65.107.211.208/caribbean/naipaul/choubey3.html.
[2] PatrickColmHogan.ColonialismandCulturalIdentity[M].New 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0.
[3] V.S.Naipaul,BetweenFatherandSon:FamilyLetters[M].VintageBooks,2000.
[4] [美]赛义德:《知识分子论》,《知识分子的流亡》,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5] [意]但丁,田德望译:《神曲·地狱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张德明:《悬置于“林勃”中的幽灵——解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7] [英]奈保尔,刘新民、施荣根、徐畅译:《自由国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苗颖,女,1975—,辽宁丹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上海电力学院。
关键词:V·S·奈保尔 《孤独的人》 《告诉我,杀了谁》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小说集《自由国度》是奈保尔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曾获1971年布克奖。小说集由五部分构成,序曲和尾声分别为自传体的游记,中间部分由一部同名中篇小说,与《孤独的人》,《告诉我,杀了谁》两部短篇小说构成。该小说集主要描写了几个错位人物在异乡的痛苦经历。自问世以来,其同名中篇小说一直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作品也较多。本文试对小说集中《孤独的人》与《告诉我,杀了谁》这两部短篇小说进行研究,探讨两部短篇小说中,从前殖民地印度来到第一世界的所谓“自由人”的“林勃”存在状态以及他们痛苦的文化身份的寻求与危机。
一
“林勃(limbo)”一词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是指地狱边缘一个黑暗、恐怖的地方。被囚禁于此的鬼魂并非自己生前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降生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所以他们既不能享受天堂之福,也不受地狱受苦,处在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状态中。 (田德望,1990:23)。后殖民文学的研究中,取其寓意,“林勃状态”是指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移民,即所谓的“无根人”,在文化移入时的一种痛苦的生存状态。
后殖民时期,移民自觉或被迫地切断与故土的各种联系,逐步脱离自己的本土文化,进入一个陌生的异己空间。在此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移民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而本土文化的逐步丧失,与移民地文化的不断导入往往会使他们觉得既不同于故国同胞,又与移居地居民相异,产生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种文化身份的危机使他们深陷“林勃”状态,或是苦苦寻求身份认同而终不得之,或是干脆放弃努力,在绝望中沉沦。《孤独的人》与《告诉我,杀了谁》的主人公们从前殖民地印度,或来到伦敦——旧的帝国中心,或来到华盛顿——新的帝国之都,却都在所谓的“自由国度”里感到迷失身份,饱受疏离感的折磨,成为“林勃状态”中的“自由人”。
二
《孤独的人》的主人公桑托什原是一名印度仆人,在孟买安逸度日,自感受人尊重并且深信他是其主人存在的一部分,但跟随主人来到新的帝国之都华盛顿后,却失去自我身份,深陷“林勃状态”。
从前殖民地印度到第一世界的迁移并没有桑托什想象中的快活,在飞机上,桑托什就因自己显眼的印度穿着及局促不安的举止,而受到空姐的白眼,在心神不宁中抵达华盛顿。第二天,桑托什去华盛顿的大街上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蛋糕,然后看了场电影,却惊恐地发现已经花完了主人付给他的九天的工钱。华盛顿的生活一开始就让桑托什手足无措,惶恐不安。他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的生活,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囚徒,整日躲在主人的公寓中度日,去超市购物变成唯一的外出活动。桑托什对美国了解也只限于电视上的美国家庭,正如文中所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人对我而言并非生活中的真人”。但移民地美国文化还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桑托什。他已变得不再想离开华盛顿,回孟买过原来的那种生活,也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老板存在的一部分,不再像在孟买时一样因能成为主人存在的一部分而满足,他已慢慢脱离故土印度文化的影响。西方的自由文化,个人主义显然已改变桑托什。因不愿再过囚徒般的生活,桑托什逃离了主人的公寓,也抛弃了他的合法身份,去为同为印度移民的普利亚打工,在他的餐馆里当厨师。但非法移民的身份使他不敢随意上街,整天为此焦虑,以致变得心力憔悴、精神恍惚,最终为了成了合法的美国公民,一个“自由人”,桑托什娶了一位哈布舍女人。
桑托什貌似取得了“自由”,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印度,许多人也都可能觉得他挺成功,但他实际上始终处于一种“林勃状态”,作为一个移民,一个“无根人”,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疏离感与无归属感时刻折磨着他。
初到华盛顿时,受故土印度文化传统的影响,桑托什对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哈布舍(阿拉伯语中的贬义词,指来自苏丹中部的非洲人)充满歧视,把他们当次等人看待。他对华盛顿随处可见哈布舍人的现象感到震惊:“这种野蛮的土族人竟在华盛顿大量存在,还允许他们在大街上溜达。”他把与哈布舍女人的性行为称为一次“险情”,并在事后反复擦洗身体,进行苦行与净化,焚香祈祷,甚至后悔到流泪。但后来,桑托什却不得不通过与该哈布舍女人结婚的方式以取得合法的移民身份。为了成为一个“自由人”,他摈弃了部分印度的传统,但“自由”带给他的同时也是无尽的疏离与孤独感。
桑托什虽成为美国公民,但却与美国当地人甚少有交集,对美国文化了解不多,更谈不上深入的接受与吸收。“我是个陌生人。我的心、我的头脑已对英语关闭,我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我不想再了解什么,学习什么。”同样,桑托什与同为印度人的移民也感觉疏离,找不到文化认同。他觉得华盛顿的印度舞者是陌生人,“仿佛我们面对的本应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到头来却变成了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甚至是遭人鄙视的人,诸如畸形人,或是麻风病人,尽管从远处看,他们也算完整的人。”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他见到印度人便急忙躲开,正如其他印度人躲着他一样。
桑托什沦陷于“林勃状态”中,他不断地、反复地去照镜子,去看自己的脸。照镜子这一举动折射出丰富的寓意,反映了桑托什作为一个“无根者”希望保持住个体的独特性,希望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宿的愿望。桑托什曾在镜子中端详自己,决定要做“自由人”,但在付出屈辱的代价,成为所谓的“自由人”后,桑托什却仍是一个无法定位自己文化身份的,孤独的边缘人。小说结尾处,“然而现在,自由使我认识到,我有一张脸,一副躯体;我必须在若干年内给这副躯体饭吃,给它衣穿,直至它消失。”文化身份的缺失使桑托什在异乡存在的意义随之消失,但生活还在继续,“林勃状态”中的他令人心碎。
桑托什前后两任印度主人在文化“移位”中也同样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第一任主人把寓所布置得充满印度本土特色,但又希望融入美国生活,他在寓所招待美国同事,岂料该客人竟当面侮辱他的印度同胞。他无法在移居地找到身份的认同,便断定当地人很恶毒,整日努力工作,却仍感焦虑不安,只能发出“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干嘛要到这儿来?”的感慨。第二任雇主普利亚虽与美国人合作做生意,却貌合神离,与印度同胞则处处竞争,事事处心积虑,更是少有朋友,他也无法摆脱“无根人”,“外来人”的身份。
三
如果说桑托什在新的帝国之都虽深陷“林勃状态”,但却貌似成功,《告诉我,杀了谁》中的主人公,叙述者“我”,在旧的帝国中心,伦敦,则是彻底失败,精神已近崩溃,处境更为凄惨。主人公生于前英属殖民地西印度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主人公对弟弟戴约极为疼爱,为改变弟弟的命运,效仿别人举债将弟弟送往帝国中心,伦敦,深造航天工程。出于对弟弟的牵挂,及为了更好地照顾他的生活和学习,主人公随后也来到伦敦。然而从前殖民地印度到帝国中心的“移位”的直接结果是身份的失却以及伴随而来的迷惘与失落,“自从我来到这个国家,我就没弄清楚——我不清楚我要去哪;我只能等待,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主人公只能别人怎么做,也跟着做,租住在地下室,到工厂打工,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原有身份,却又无法定位自己新的身份而迷惘失落。
找到弟弟戴约后,迷惘与恐惧似乎消失了,主人公开始忘却故乡印度的一切,“……所有这一切统统从我记忆中消失了。这一切已是那么遥远,似乎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拼命攒钱和供养弟弟读书成了他的人生两大支柱。工业化的卷烟厂逐渐把主人公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而他也喜欢上了工厂,因为在工厂,他感觉没人监视他,别人也不会嘲笑他,流水线生产方式加速了主人公个人身份的消失。在与他人的疏离与孤独中,主人公日夜打工,把生活变成了漫长的工作,虽疲惫不堪却心存欣喜,眼见存款不断增加,感到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主人公对金钱的追求并不仅仅为了寻求安全感,他寄希望于金钱能使自己变得坚强,实际上,潜意识中,希望通过积累财富来谋求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一种摆脱工头侮辱,及其他种族歧视的新身份。等存款升至两千英镑时,主人公认为时机已成熟就不再打工,而是把所有存款投进去开了一家烤肉店,感觉“伦敦都是我的了”。但主人公在英国没有朋友,社会圈子,没人提供任何建议或帮助,唯一的弟弟又对他的事业不屑一顾。很快,生意便因经营不善及不断受到种族分子的骚扰而失败,他赔掉了所有的积蓄。主人公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异乡给自己重新定位的努力失败了。
当主人公在失望中把心思全部放到弟弟戴约身上时,却发现弟弟在帝国之都同样也处于疏离,飘忽不定中。他像个说话不能自控的人,似乎在伦敦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虽声称在学新的专业,却手拿书本整日游荡。“他那张脸是一个疲惫,愚蠢的孩子的脸,是一个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的人的脸”。远离故土,戴约在伦敦的文化移入过程中也承受痛苦的煎熬,也与主人公一样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游离于这个地方,这个世界之外。主人公希望把戴约带回家,但故乡印度的记忆已模糊,他们已无处可去,无家可回。绝望中,主人公离开弟弟,精神已近崩溃,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四
在这两篇短篇小说中,奈保尔试图体现的主题是:异乡的移民失去了自己故土的文化身份,却又不能和他所处的异质文化相融合,必将深受文化上的无归属感和疏离感的折磨,来自第三世界,前殖民地的移民在第一世界的处境更加凄惨,他们无法融入第一世界,与其他背景的移民格格不入,与同胞也倍感疏离,身处“林勃状态”间。
奈保尔在这两篇短篇小说中体现出对移民“林勃”生存状态的关怀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奈保尔被誉为“世界作家”,他亦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他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首都西班牙港附近的一个小镇,祖父是从印度迁来的移民。他在特立尼达接受英国殖民教育,高中毕业后获得官费奖学金留学英国。但英国人对他这种文化背景人的歧视与排斥,时时折磨着他,在描述那段经历时,他曾说“那是一个困难的岁月,我非常孤独。……由于陌生和寂寞,我产生了精神混乱。远离家乡,远离熟人。牛津,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显然一个人在这里始终是个局外人。”(V.S. Naipaul, 2000:42)即便在英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他仍认为自己永远是一个外来者,是一个舶来品。他和笔下的“无根人”一样,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正如赛义德所断言:“(移民)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 Choubey,Asha.“A CritiqueofNaipaul'sHalfaLife:SearchingforIdentityinLimbo.”
http://65.107.211.208/caribbean/naipaul/choubey3.html.
[2] PatrickColmHogan.ColonialismandCulturalIdentity[M].New 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0.
[3] V.S.Naipaul,BetweenFatherandSon:FamilyLetters[M].VintageBooks,2000.
[4] [美]赛义德:《知识分子论》,《知识分子的流亡》,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5] [意]但丁,田德望译:《神曲·地狱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张德明:《悬置于“林勃”中的幽灵——解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7] [英]奈保尔,刘新民、施荣根、徐畅译:《自由国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苗颖,女,1975—,辽宁丹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上海电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