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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日前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查,而此前不久,中石油集团有四位高管在同一时间被查。发生于中石油集团的腐败案件,震惊了许多人。
对于腐败,人们一般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官员,然而,人们并未注意到,国企高管的腐败其实并不亚于政府官员。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创下的1.95亿元受贿额,至今似乎还未有人突破。
政府官员的腐败通常表现为渎职受贿,或者利用职务权力牟取其他利益,而国企高管的腐败,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贪污受贿渎职外,还包括利用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或利用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各种福利腐败等。
由此来看,中石油集团这次出现大面积腐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作为一种高度被管制的战略资源,其寻租的可能性比别的其他行业更大。
国企高管之所以有比政府官员更广泛的腐败,原因之一在于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有着产出和利润的压力,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客观上需要一定程度的集权。
企业的性质只是为企业高管的腐败提供了一个客观诱因,中国式国企领导的腐败则还有中国自身的因素。正如陈同海案发生后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在总结该案教训时所指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权力规范运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国有企业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国企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企业经营管理层利用国企委托代理链冗长而导致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将企业收益权控制在自己手上。这种内部人控制再加上不受或少受约束的权力,给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支配权。从而,使得他们轻易将国企变成企业领导的国企,而不是全民的企业。
与政府的权力结构一样,国企的权力结构也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制约力度越小。虽然国企普遍意识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结构,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衡与协调。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企业领导人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基本是由行政任命,且往往为了实现企业的决策效力,很多企业都是两权合一(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或三权归一(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一肩挑),这就导致企业内部机构虚设化和企业决策程序形式化。
可见,要解决国企的严重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国企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对国企领导人的权力监督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非是要减少所有者的委托——代理链条层级,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公司化的治理结构。但这样一来,又会遇到国家对国企的定位困扰。在中国,国企是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或重要产业,必须有国企的存在,国家也常用国企作为调节宏观经济或实行某些特殊目的的手段。这使得国家对国企领导的管理,不是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而是和行政官员一样,实行“党管”。国企领导和行政官员的区别,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国企的此种特殊定位和管理模式,并不单单出于经济的考虑。但国企毕竟是企业,所以,两者构成一种内在的冲突。目前来看,要解开这一冲突,需要在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企高管的管理方式,改变国企“一把手”集权体制,加强组织人事、经济审计等专门监督,同时明确国企领导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其职责意识,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使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及主管部门与相关机构的监督能够落到实处。在做好这些事情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国企对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
(据《中国经营报》)
对于腐败,人们一般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官员,然而,人们并未注意到,国企高管的腐败其实并不亚于政府官员。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创下的1.95亿元受贿额,至今似乎还未有人突破。
政府官员的腐败通常表现为渎职受贿,或者利用职务权力牟取其他利益,而国企高管的腐败,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贪污受贿渎职外,还包括利用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或利用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各种福利腐败等。
由此来看,中石油集团这次出现大面积腐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作为一种高度被管制的战略资源,其寻租的可能性比别的其他行业更大。
国企高管之所以有比政府官员更广泛的腐败,原因之一在于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有着产出和利润的压力,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客观上需要一定程度的集权。
企业的性质只是为企业高管的腐败提供了一个客观诱因,中国式国企领导的腐败则还有中国自身的因素。正如陈同海案发生后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在总结该案教训时所指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权力规范运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国有企业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国企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企业经营管理层利用国企委托代理链冗长而导致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将企业收益权控制在自己手上。这种内部人控制再加上不受或少受约束的权力,给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支配权。从而,使得他们轻易将国企变成企业领导的国企,而不是全民的企业。
与政府的权力结构一样,国企的权力结构也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制约力度越小。虽然国企普遍意识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结构,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衡与协调。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企业领导人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基本是由行政任命,且往往为了实现企业的决策效力,很多企业都是两权合一(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或三权归一(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一肩挑),这就导致企业内部机构虚设化和企业决策程序形式化。
可见,要解决国企的严重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国企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对国企领导人的权力监督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非是要减少所有者的委托——代理链条层级,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公司化的治理结构。但这样一来,又会遇到国家对国企的定位困扰。在中国,国企是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或重要产业,必须有国企的存在,国家也常用国企作为调节宏观经济或实行某些特殊目的的手段。这使得国家对国企领导的管理,不是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而是和行政官员一样,实行“党管”。国企领导和行政官员的区别,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国企的此种特殊定位和管理模式,并不单单出于经济的考虑。但国企毕竟是企业,所以,两者构成一种内在的冲突。目前来看,要解开这一冲突,需要在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企高管的管理方式,改变国企“一把手”集权体制,加强组织人事、经济审计等专门监督,同时明确国企领导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其职责意识,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使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及主管部门与相关机构的监督能够落到实处。在做好这些事情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国企对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
(据《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