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国家发改委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记者见到了年近80岁的吴敬琏，虽然当时离“间谍门”事件不久，但豁达的吴敬琏显然受此事影响有限，一如既往的精神灼灼。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大多为司局级以上官员，当时会议给予每人15分钟的发言时间，作为为数不多的“外人”，吴敬琏却大声疾呼了近40分钟，其中还着重提到了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内容，以及后来实施的实际效果。
　　会议中间休息时，记者向其请教“雷曼兄弟”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他沉默了一下，回复记者：此事暂时研究不足。记者又追问他怎么看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他只说了两句话：中国政府和企业不把效率提高，就莫谈增长；不提高效率，什么都不用想。
　　这就是典型的吴敬琏，一个温厚儒雅却铮铮铁骨的老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他给《吴敬链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一书的亲笔赠言。自1978年以来，这个刚刚度过80岁寿诞的经济学家频频处于“大漩涡”中。
　　参读“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历史经验研究”厚厚的资料卷，会发现吴敬琏几乎参与了30年来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
　　而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甚至可以描画出30年来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主线。吴敬琏能够坚持至今，也与他的前辈及老朋友顾准与孙冶方的精神力量支持不无关系。本书作者吴晓波在叙述中，也逐步把卷入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的困惑与艰难，用柔和并客观的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改革开放之初，“东欧热”盛行一时，他从参考到质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迎来了第一次改革思潮高峰，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术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
　　“调控与反调控”与“一揽子改革”两场论战，前一场后来被称作吴敬琏与厉以宁学术论战；后一场则是在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后被确定的方法，而这次会议，也被看作中国经济学界告别东欧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仪式”。
　　在“巴山轮会议”后不久，“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发布，从中不难发现“巴山轮会议”的影子。在这段时期内，信贷开始紧缩，经济增长趋于平缓，暂时稳定了前一年的工业经济疯长，而导致的通货膨胀。
　　可惜，到了1986年夏秋时，从紧政策被放弃，经济再度快速升温，通货膨胀再度袭来，导致了两年的混乱，而吴敬琏的改革理论则在1992年才又迎来了曙光。
　　这往后的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从中可以看出吴敬琏等人研究多年所形成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起到了“草图”的作用。
　　仔细阅读本书，会发现进入21世纪后，吴敬琏已经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么意气风发了，他显得越来越焦虑和“不合时宜”，21世纪的前10年即将过去，他于2004年~2006年阐述的令他担忧的经济状况，在短短的两年后，便大规模爆发了。
　　吴敬琏的焦虑之一是：“中国的改革会好么？”刚刚过去的2009年的宏观经济变化所引发的新一轮争论，甚至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为撰写本书，80高龄的吴敬琏与吴晓波进行了6次面谈，每次均在3个小时以上。这一切又让人回想起，孙冶方在最后时光，一直以超人的精力，著述着打了83遍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吴晓波用其一贯文风，从吴敬琏那具有“改良”特性的家族故事开始，在追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转型的脉络中，用细腻的文字，扯开了众所周知的一位经济界泰斗的生平，以及改革不同阶段充当的角色——“吴市场”、“吴法治”、“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这些在当时或褒或贬的绰号，体现了吴敬琏独特的“东方式人生”。
　　在这些不同的角色背后，吴敬琏以其良师益友顾准所说的“要像一个冰冷冷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也是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