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初的试验品是一群小孩子，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留美幼童”，这个试验充分显示出事业草创之际当事者的天真与无畏，大清帝国居然首先选择了一个与其在各个方面都迥然相异的国家派遣留学生。从现在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在美国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可在当时，除了玉成此事的容闳认为孩子们是在健康成长而倍感兴奋外，其他留美学生督监却大多处于倍感焦虑的状态，尤其是1876年上任的吴子澄。
　　这位视留学为离经叛道之举的吴督监可谓保守至极，但若称其“正统”，在那个时代似乎更为准确些。他于北京告状道：
　　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自1872年始，原定15年的留美计划就在这日渐强烈的“正统”抗议声中于1881年提前结束了，共120名“幼童”除去先期遣返、执意不归和病故的26人外，其余94人被分3批遣返回国。虽然他们中出了詹天佑、吴仰曾、蔡绍基、唐绍仪等许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可如此小的体量，又作为教育失败的典型，被重新拉回4万万“正统”思想控制的同胞中间后，无论他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在当时真正产生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之后的数年，清政府外派留学生的事业一直处于低谷，直到一位日本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此君便是1897年至1899年间担任日本特命全权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谷野不仅有想法，而且胆子也很大，他在1898年四五月间不但口头上讲，还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諾支付2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他认为，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官民依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这是未经授权的擅自行动，可日方觉得既已承诺，便有责任履约，接受留学生一事便这么定了下来。
　　1898年初，张之洞派出以吏部姚赐光任团长的第一个赴日教育考察团，姚返回后，于1898年4月22日向张之洞提交考察报告（后来以《东瀛学校举概》之名公开发表）。同年4月，张之洞完成了《劝学篇》的写作，其中对留学事宜有专门论述，即：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粗略估计，从1898-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西方学者马里乌斯·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而且，这一浪潮是“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也许2.5万名学生在今天看来是个小数字，但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口情况和阶层比例，这个数字绝对不小。
　　与区区120人且出身平常甚至低微的“留美幼童”相比，留日大军集结了当时中国精英家族的大半子女，当他们学成归国后，就不能不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清末留日学生在学业上却乏善可陈，入士官学校的武人倒是学习刻苦，可偏偏人家在这方面藏着掖着、生怕多教一点儿，而大多数官宦家庭及其子女不过是以留日代替科举，务求速成，日本方面接待留学生的主要大学亦多开速成班，宽进宽出，皆大欢喜。进而，钱多、人傻、好骗的清朝留学生大军成了日本社会的新财源，留学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06年，中国学生超过50人的学校已超过50间。其中不少是“学店”或“学商”，是热衷于牟利而降低标准吸引学生的文凭工厂。
　　学业虽不理想，但出去看看总是有好处的。张之洞就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甚至那些纨绔子弟、急功近利之徒，也生出诸多感慨。对于长久闭关锁国的清朝，这些感慨、激愤、耻辱与痛苦，恐怕比单纯知识的作用要大得多。
　　这知耻而后勇的感慨最终也让谷野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游学日本的经历并未让广大留学生成为日本控制中国的先锋队，反而培养出了他们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从忠君的顺民转变成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些人中亲日分子固然有，但更多的人则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成为日后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