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地方都曾被当作避难首选地：《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勇敢地把爱斯梅拉达救入教堂，用“圣殿避难”暂时保住了姑娘的性命。教堂避难的传统延续到现在，2009年，前克格勃特工选择逃到温哥华一间教堂避难。
　　不过到宗教场所寻求庇护已经过时了，现代社会，许多人认为最靠谱的避难地还是外国使领馆。
　　使馆安全吗？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逃离北京，从塘沽码头乘英国轮船“重庆号”前往上海。清政府一路追赶，为保险起见，上海道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可没想到，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一口回绝了。就因为坐上了英国轮船，康有为才死里逃生。
　　同康有为的逃亡经历类似，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先去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后又避难天津的日本领事馆，最后从天津登船赴日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前往外国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的事件。
　　其后，每逢国内政治变动，总有人向利益攸关的外国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张勋复辟失败后，晚清遗老沈曾植和康有为一同逃入东交民巷美森园(即美国公使馆)请求政治庇护。直皖大战，皖系大败后，作为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心腹的徐树铮与段芝贵、梁鸿志等十人躲入日本使馆避难。郭松林倒奉失败后，为其办理外交事务的齐世英、殷汝耕等人躲入日本领事馆避难。国民党刺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潘光旦与费孝通曾避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
　　逃向外国使馆并不一定就能躲过一劫。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建筑，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其他6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员不幸被捕。
　　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 28日以6辆警车将李大钊等押至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行刑，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避难使馆也难逃一死的共产党人并非李大钊一人。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举行了旨在推进民主政治、实施经济改革和民族独立的集会游行。守旧和革新势力的对垒，导致事态不断扩大，苏联乘机大举派兵介入，推翻了主张革新的纳吉政府，扶植亲苏政权。这场匈牙利的“十月事件”发生 后，铁托惺惺相惜，一度对纳吉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帮助，并安排纳吉等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避难。然而，在政治利益的博弈中，铁托还是出卖了纳吉。纳吉不得不离开使馆，被苏联克格勃劫持、押送到罗马尼亚。
　　赫鲁晓夫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处决了纳吉”。如今在布达佩斯有一尊纳吉雕像，是他1956年10月23日在议会广场上手拿讲稿的形象，剧变后东欧国家为前共产党人塑造的雕像仅此一例。
　　外国使馆连纳吉这样的国家元首都无法庇护，小人物就更不用提了。文革中的右派沈元就是这样的小人物。1957年，北大二年级学生沈元被打成了右派，定为极右，第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
　　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被批判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后来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化装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有人说是苏联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马里大使哪里敢收留他，立刻通报中国政府。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
　　法理依据
　　外国驻华使领馆是否有权力收容避难者？就此问题国际法院有一个判例：托雷庇护案。
　　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一起未遂政变。秘鲁总统下令取缔政变的组织者“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对该联盟领导人托雷发布逮捕令。1949年1月3日，托雷到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哥伦比亚使馆接受了他的请求并通知秘鲁政府，同时请求秘鲁政府向托雷颁发他离开秘鲁所需要的通行许可证。两国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经过多次外交交涉，双方于1949年8月31日签订《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庭对此案做出判决。法院最终判决：(1)法院对当事国提出的上述请求不能发表意见；(2)哥伦比亚没有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的义务；(3)对托雷的庇护应于1950年11月20日判决做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称，这几个结论是不矛盾的，因为除交出避难者外，还有其他终止庇护的方法。1954年，哥秘两国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秘鲁同意发放通行许可证。4月，托雷离开秘鲁。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特别指出了“外交庇护”是侵犯领土国主权的，因为这种做法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从而构成了对纯属领土国管辖的事务的干涉。这与领域庇护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国际法上不能承认这种有损他国领土主权的做法。此外，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明确规定了使馆不得充当与职务不相符合的职责，而在使馆内庇护接受国决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国国民，可以说是这种“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个例子。
　　虽然有国际法的原则制约，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还是看看匈牙利的“十月事件”。事件第二天，苏联出兵镇压。积极支持革新派的匈牙利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逃入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苏联军队立即包围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并要求放人。在这次东西方“大哥”的对决中，双方谁也不肯让步：美国政府坚决不放人，苏联则坚决不答应特赦。
　　这一僵持就是15年，直到1971年，约瑟夫·明曾蒂主教才在罗马教皇的帮助下离开匈牙利。明曾蒂主教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为维护其“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悍然下令美国大使馆有权为政治人士提供避难。
　　但到目前，只有部分拉美国家之间承认庇护权，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不承认庇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