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中国《人民日报》和法国《世界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中法两国建交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这则简短的建交公报仅有两句话，却被西方媒体称作“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读：第一，中法曾是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大国，它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行对话，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的格局。第二，中法两国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两国建交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典范。第三，由于双方所处的战略环境决定，中法两国都希望尽快建交。
　　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中法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场“核爆”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世界多极化的第一步又是如何迈出的？

戴高乐的秘密使者

　　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不断变化。
　　1962年3月18日，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
　　此时的法国已是“戴高乐的法国”，他立志重振“高卢金鸡”的雄风，不愿再以美国马首是瞻，综合考虑后，戴高乐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
　　他深信，“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神秘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与戴高乐私交甚笃、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
　　1963年8月20日，富尔利用去瑞士度假的机会造访了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并面见毛泽东、周恩来。行程确定后，富尔忽然神秘地告诉李清泉，此行对外宣称是私人访问，但却带着官方目的。因为他要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
　　10月22日，富尔和夫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抵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在北京、上海同他进行了6次会谈。
　　会谈曾一度陷入僵局。自始至终参与了建交谈判的张锡昌回忆说，“法方既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又想避开主动宣布与台湾断交。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
　　但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绝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为了给双方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周总理决定暂停会谈，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和呼和浩特游览，以便研究新对策。返京后，富尔看到中方的新方案，即不要求法国政府公开申明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主动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中方照会申明、法国默认的方式代替。
　　11月初，富尔带着与中方达成的默契踏上归途。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启动了正式建交谈判。
　　1964年新年到来时，中法建交已呼之欲出。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的班底中，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人此时仍被蒙在鼓里。直到1月8日戴高乐总统召开内阁会议，戴高乐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之所以出现在北京，那是为了有所作为，那是为了施加影响，特别是为了在东南亚实现和平，使法国能重返这一地区……另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结论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最后，此次内阁会议通过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
　　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评论称，朝鲜战争以后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而在戴高乐看来，这个决定并非心血来潮：“法国认为北京政府已存在了14年，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权威是不容争辩的，它代表着中国6.5亿人口，这些人口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作用构成一个政治事实，即不得不重视北京政府。”

　　尼克松在《领导者》中回忆记载1969年任美国总统以后，曾与戴高乐有关中国进行的谈话，戴高乐奉劝他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它强大之后再被迫承认要好。”回忆录中指出，戴高乐的意见对尼克松1969年考虑打开对华的关系，以及之后对华的政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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