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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国家城乡统筹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对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给工业以大量补贴，提高农业所需工业品投入的价格，压低粮食和农业原料的价格，希望通过工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在这种“以农养工”的策略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迅速下降，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量中却缓慢下降，两者间出现极不对称现象。二元结构没有消除，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反而扩大了。农业发展的停滞导致普遍贫困，大量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经济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大量资金投放在城市，传统农业得不到改造，城乡工资的差别，使贫困的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这不仅加剧了城市的失业，而且还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使城乡双重失业并存，带来城乡之间的“相互毒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注意城乡的协调发展，对城乡关系进行再探索。这些国家开始摒弃先前那种“先集中在城市发展工业，再回到农村，支持农业发展”的路子。开始注重城乡统筹发展。
第一，改善农业生产软硬环境，增加农业投入。
巴西政府在1965—1985年用于农业的政策资金累计约2191亿美元，其中310亿用于农业补贴，其他用于投资和市场政策。1985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1986—1990非洲经济复兴优先纲领》指出，“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20—25％，这是比较理想的”。
第二，进行土地改革。
主要有两种形式：“规模缩小式”和“土地银行式”。墨西哥把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小农场所有。巴西则是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从而推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菲律宾是先征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然后由土地新主人分期向土地银行交付土地购买费，银行再付给原地主。
第三，乡村工业化。
在农村地区开设工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泰国政府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7—1981），开始着重发展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村工业，以后又采取多项计划和措施来促进农村工业化。
第四，优化城市布局。
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三种形式布局城市，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一种是扩散化布局，使经济增长由中心城市向外围扩展。第二种是设新城，以边远资源开发地区或者以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为新城建设点，形成新的增长极。1967年巴西政府为了加速边远农村的开发，在远离海岸一千公里的亚马逊大森林中的马瑙斯建立增长极以带动整个亚马逊地区的发展，1974年后，在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下，亚马逊地区又建立了17个次增长极，形成了带动整个区域开发的发展网络。第三种是发展小城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
二、几点启示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期性和阶段性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说明，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城乡差别的消失决非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发展不是超越阶段，盲目奢求城乡同样发展。短期内完全消除城乡差距，实行完全相同的城乡政策既不现实也无法完成。我们要缩小的城乡差距是那种过大的、不合理的差距。按照执行的难易程度我们不妨按照先易后难的做法：先实行城乡经济统筹、再城乡社会统筹、最后是城乡政治统筹的办法协调城乡发展。拿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例。如果把农业劳动力份额由75％下降到10％，视为一国基本完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话，则英国大约用了三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大约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即使转移速度最快的日本，也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二）城乡统筹需要政府强力介入
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包括财政、金融、外贸）、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农业政策目标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相配，现阶段的收入支持政策可考虑以间接支持方式，即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对农产品环境项目进行补贴。要用立法手段规定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扩大银行的农业贷款份额，对中长期农业贷款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还款期限。政策的制定还要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推动农业发展，只有这样农村经济才能大规模发展，城乡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为适应农业科技发展的要求，要加强农业教育，开展农民教育培训，使亿万农民整体素质提高。充实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中有关农业的内容，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体验农业的机会，使其加深对农业的理解和支持。
（三）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农民合作组织在农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组织不仅减少了中间商对农民的侵害，而且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意外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存在着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增殖利润问题。把农民与市场通过发展龙头企业和订单农业联结起来，培养一批在农民中有威望和信誉的农业经纪人，带领农民开拓市场。让订单农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形成良性互动，解决农民种地卖难的后顾之忧，稳定生产，而且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积极地发挥了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促使农产品加工经销龙头企业转变观念，主动面向农村，建立自己的优质产品原料基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向规模化、规范化、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订单农业和龙头企业的发展成长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
（四）壮大统筹切入点——县域经济
借鉴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经验，大力发展城乡统筹的切入点——县域经济。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由于小城镇的兴起和城市郊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城市人口向城郊的迁移或回流，形成了城乡经济一体化过程的“逆城市化”趋势。其主要特征是人口由城市向郊区和小城镇迁移。在发展中国家却存在“过度城市化”现象，即工业化进程明显低于城市化进程。如1980年巴西城市居民占52％，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只占20％。在我国，县域经济处于城尾乡头的位置，县域经济应该成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县域经济与农民负担息息相关，当县财政困难时，农民负担往往居高不下，不利于农业发展。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解决“三农”问题，要以县域经济为突破口，在县域发展农村工业，在县域推进城镇化。在县域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我们要把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城乡平等协调发展的切入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对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给工业以大量补贴，提高农业所需工业品投入的价格，压低粮食和农业原料的价格，希望通过工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在这种“以农养工”的策略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迅速下降，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量中却缓慢下降，两者间出现极不对称现象。二元结构没有消除，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反而扩大了。农业发展的停滞导致普遍贫困，大量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经济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大量资金投放在城市，传统农业得不到改造，城乡工资的差别，使贫困的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这不仅加剧了城市的失业，而且还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使城乡双重失业并存，带来城乡之间的“相互毒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注意城乡的协调发展，对城乡关系进行再探索。这些国家开始摒弃先前那种“先集中在城市发展工业，再回到农村，支持农业发展”的路子。开始注重城乡统筹发展。
第一，改善农业生产软硬环境，增加农业投入。
巴西政府在1965—1985年用于农业的政策资金累计约2191亿美元，其中310亿用于农业补贴，其他用于投资和市场政策。1985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1986—1990非洲经济复兴优先纲领》指出，“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20—25％，这是比较理想的”。
第二，进行土地改革。
主要有两种形式：“规模缩小式”和“土地银行式”。墨西哥把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小农场所有。巴西则是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从而推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菲律宾是先征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然后由土地新主人分期向土地银行交付土地购买费，银行再付给原地主。
第三，乡村工业化。
在农村地区开设工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泰国政府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7—1981），开始着重发展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村工业，以后又采取多项计划和措施来促进农村工业化。
第四，优化城市布局。
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三种形式布局城市，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一种是扩散化布局，使经济增长由中心城市向外围扩展。第二种是设新城，以边远资源开发地区或者以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为新城建设点，形成新的增长极。1967年巴西政府为了加速边远农村的开发，在远离海岸一千公里的亚马逊大森林中的马瑙斯建立增长极以带动整个亚马逊地区的发展，1974年后，在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下，亚马逊地区又建立了17个次增长极，形成了带动整个区域开发的发展网络。第三种是发展小城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
二、几点启示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期性和阶段性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说明，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城乡差别的消失决非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发展不是超越阶段，盲目奢求城乡同样发展。短期内完全消除城乡差距，实行完全相同的城乡政策既不现实也无法完成。我们要缩小的城乡差距是那种过大的、不合理的差距。按照执行的难易程度我们不妨按照先易后难的做法：先实行城乡经济统筹、再城乡社会统筹、最后是城乡政治统筹的办法协调城乡发展。拿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例。如果把农业劳动力份额由75％下降到10％，视为一国基本完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话，则英国大约用了三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大约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即使转移速度最快的日本，也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二）城乡统筹需要政府强力介入
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包括财政、金融、外贸）、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农业政策目标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相配，现阶段的收入支持政策可考虑以间接支持方式，即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对农产品环境项目进行补贴。要用立法手段规定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扩大银行的农业贷款份额，对中长期农业贷款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还款期限。政策的制定还要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推动农业发展，只有这样农村经济才能大规模发展，城乡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为适应农业科技发展的要求，要加强农业教育，开展农民教育培训，使亿万农民整体素质提高。充实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中有关农业的内容，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体验农业的机会，使其加深对农业的理解和支持。
（三）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农民合作组织在农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组织不仅减少了中间商对农民的侵害，而且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意外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存在着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增殖利润问题。把农民与市场通过发展龙头企业和订单农业联结起来，培养一批在农民中有威望和信誉的农业经纪人，带领农民开拓市场。让订单农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形成良性互动，解决农民种地卖难的后顾之忧，稳定生产，而且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积极地发挥了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促使农产品加工经销龙头企业转变观念，主动面向农村，建立自己的优质产品原料基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向规模化、规范化、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订单农业和龙头企业的发展成长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
（四）壮大统筹切入点——县域经济
借鉴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经验，大力发展城乡统筹的切入点——县域经济。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由于小城镇的兴起和城市郊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城市人口向城郊的迁移或回流，形成了城乡经济一体化过程的“逆城市化”趋势。其主要特征是人口由城市向郊区和小城镇迁移。在发展中国家却存在“过度城市化”现象，即工业化进程明显低于城市化进程。如1980年巴西城市居民占52％，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只占20％。在我国，县域经济处于城尾乡头的位置，县域经济应该成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县域经济与农民负担息息相关，当县财政困难时，农民负担往往居高不下，不利于农业发展。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解决“三农”问题，要以县域经济为突破口，在县域发展农村工业，在县域推进城镇化。在县域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我们要把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城乡平等协调发展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