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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2日，记者询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高洁，李志伟的户口问题有没有着落时，高洁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太难了，找不到李志伟的生身父母，李志伟依然找不到落户的地方。”
在此前的几年里，高洁一直在为李志伟的户口问题奔波，她甚至曾经带着李志伟来到河北定州“认祖归宗”，却遭遇尴尬。25岁的李志伟5年前曾被高洁依法定罪，她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便开始和自己联系起来，为了寻找这个年轻人究竟“从哪里来”，高洁和李志伟心力交瘁。
李志伟至今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但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从来也没见过她！
李志伟自幼疏于家教，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最后成为街头浪子。不久，父亲李建业又因涉案而被判刑入狱。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失去管束的李志伟从13岁起便浪迹于街头巷尾。李志伟照着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召集几位“哥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合堂”的帮会组织。对外声称，周围几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谁能每周交上10到25元的会费，“三合堂”便能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欺侮，还能帮他们“铲事”。到手的“会费”大都花在了李志伟自己身上。案卷显示：最小的一笔只有10元，但最高的一笔竟高达2000元，累计达8000余元。正是最后那笔过于高昂的2000元“会费”，一位“会员”万般无奈报了警，李志伟及其“三合堂”被公安机关连窝端掉。
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李志伟有期徒刑2年，但李志伟认为自己当时尚处年少，觉得判得有些重，因此而上诉，希望政府再给他一次机会。
2001年8月，李志伟的案件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高洁是本案的审判长。为了帮助感化这个刚满18岁的被告人悔过自新，高洁对他进行帮教。但在帮教过程中，高洁意外听李志伟讲：“我没有户口，所以没有上学。我只听说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据说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从小就长在北京的李建业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的户口也就一直没在北京报上。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谁？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完这话，李志伟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法官却大声地反问“我是谁”。这背后必有隐情！为了进一步核实李志伟的身世，讯问后的第三天，高洁便带着书记员走访了李志伟被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的答复证实了李志伟所讲的一切。
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生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学。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
情与法，法官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他们还是第一次。
李志伟入狱后，一直抚养李志伟的奶奶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流下了两行清泪。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高洁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把李志伟介绍到朋友开的一家餐馆打工。李志伟干得非常卖力，老板也很赏识。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板问他与高洁法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志伟只好道出了实情。这一说不打紧，老板急了，马上打电话给高洁证实，之后又把李志伟辞退了。
李志伟本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这又一盆冷水几乎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那天，高洁对他苦苦相劝了大半天，让他暂时先稳定下来，至于工作的事，再想办法。一边这么劝着，高洁已经意识到，李志伟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问题，没有身份证，以后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之后，李志伟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也曾到许多单位应聘过，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惟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谁都怕出事。
没有住处，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李志伟曾在极度艰难时想到了卖血。可这次，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不存在，血站拒绝采他的血。
这件事对李志伟的打击甚至比辞退他还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电话给高洁：“高姐，你说为什么我无偿献血的时候就没人管我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可我生活无着，又不愿再做坏事，想卖血的时候就有人管了？我连卖血糊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听筒，高洁的心感到战栗！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时说不出该怎么劝说他才好。
就在李志伟被餐馆辞退以后，高洁就着手帮助李志伟解决户口，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咨询，与居委会、民政局和派出所商议，但得到的答复难尽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是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只有找着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户口才能解决。”人海茫茫，要找一个二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的人，谈何容易？
已经别无选择的李志伟，只好找到李建业询问自己亲生父母的下落。直到此时，李建业才告诉李志伟生身父母的情况，原来，李志伟的母亲李秋月出生在北京海淀区，但因为文革期间家庭受到冲击，李秋月和姐姐随父亲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1980年10月，李秋月回到北京，与昔日情人赵某发生关系后，李秋月怀孕。此后李秋月与李建业相识，1981年7月4日，到了临产阶段的李秋月在李建业的帮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妇产医院，产下了李志伟。之后，李建业把李秋月和李志伟从医院接出后送到了定州。后来李秋月和李建业确立恋爱关系，就把李志伟寄养在李建业父母家后，两人去了广州做生意。后发生口角，李秋月赌气离李建业而去，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李建业所述，李志伟找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在那里，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但其他情况均已无可考证。
追寻一个普通生命的源头
根据李建业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线索，2005年年底，高洁与李志伟一道赶赴河北定州，希望能从李秋月的老家得到关于她的消息。
通过定州市公安局，高洁和李志伟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华，李月华现在定州市一个菜市场贩菜谋生。李月华20多年前曾经见过李志伟这个“外甥”，那还是在他刚刚出生不久，妹妹秋月带着回来的。虽说她与李志伟之间还有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毕竟二十来年杳无音讯，两人之间的情感隔膜显而易见。谁也不敢相认，谁也无法相认。
李月华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与李秋月是本家，高洁试探着问：“不管怎么着，孩子是无辜的，再说，他妈妈李秋月毕竟是这个村的人，咱们这边……”
话还没有说完，村委会主任便接过了话头：“这毕竟是农村，添丁加户，不仅得分给他土地，还得给他批宅基地，这事不好办。”说完，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是想，只帮他把户口解决了，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他总得有身份证呀，现在没身份证，干什么也不行呀。”
“办了身份证，上了户，那他就是合法村民，我们不给他分地，他今天干，明天他还干吗？绝对不行，事情不大，可后遗症太大。谁都是好心，可是光有好心，也未必就能把事办好呀！”高洁点了点头，她知道无法去强求村委会主任做这些。
离开定州时，高洁和李志伟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拍下了一张照片，李志伟希望把母亲的故乡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回北京的路上，李志伟一言不发，仰着脸闭着眼说是怕晕车。他在想些什么呢？他的生活刚刚走上正道，但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他的内心是否会再次面临崩溃？
李志伟曾经向高洁吐露心声说:“我现在很怕寂寞，知道身边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个个都工作、结婚，自己经常会深陷孤独。有时候，在街上看着身边走过的行人，我心里总在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呀？！’”
此时的高洁已经深感两难。她是法官，但她不是立法者，面对神圣的法律，她也束手无策；但她又是一个法律的救赎者，面对身世坎坷的李志伟，她更是无法放弃。一个法官如果眼睁睁看着被自己苦心拉上岸的当事人因岸上无立足之地，迫使他再次落水，那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是对正义之神的亵渎。
高洁法官和李志伟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还在为李志伟的户口奔波着。
（文中李志伟为化名，拒绝一切形式的转载上网）
在此前的几年里，高洁一直在为李志伟的户口问题奔波，她甚至曾经带着李志伟来到河北定州“认祖归宗”，却遭遇尴尬。25岁的李志伟5年前曾被高洁依法定罪，她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便开始和自己联系起来，为了寻找这个年轻人究竟“从哪里来”，高洁和李志伟心力交瘁。
李志伟至今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但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从来也没见过她！
李志伟自幼疏于家教，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最后成为街头浪子。不久，父亲李建业又因涉案而被判刑入狱。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失去管束的李志伟从13岁起便浪迹于街头巷尾。李志伟照着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召集几位“哥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合堂”的帮会组织。对外声称，周围几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谁能每周交上10到25元的会费，“三合堂”便能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欺侮，还能帮他们“铲事”。到手的“会费”大都花在了李志伟自己身上。案卷显示：最小的一笔只有10元，但最高的一笔竟高达2000元，累计达8000余元。正是最后那笔过于高昂的2000元“会费”，一位“会员”万般无奈报了警，李志伟及其“三合堂”被公安机关连窝端掉。
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李志伟有期徒刑2年，但李志伟认为自己当时尚处年少，觉得判得有些重，因此而上诉，希望政府再给他一次机会。
2001年8月，李志伟的案件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高洁是本案的审判长。为了帮助感化这个刚满18岁的被告人悔过自新，高洁对他进行帮教。但在帮教过程中，高洁意外听李志伟讲：“我没有户口，所以没有上学。我只听说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据说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从小就长在北京的李建业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的户口也就一直没在北京报上。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谁？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完这话，李志伟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法官却大声地反问“我是谁”。这背后必有隐情！为了进一步核实李志伟的身世，讯问后的第三天，高洁便带着书记员走访了李志伟被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的答复证实了李志伟所讲的一切。
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生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学。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
情与法，法官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他们还是第一次。
李志伟入狱后，一直抚养李志伟的奶奶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流下了两行清泪。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高洁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把李志伟介绍到朋友开的一家餐馆打工。李志伟干得非常卖力，老板也很赏识。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板问他与高洁法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志伟只好道出了实情。这一说不打紧，老板急了，马上打电话给高洁证实，之后又把李志伟辞退了。
李志伟本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这又一盆冷水几乎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那天，高洁对他苦苦相劝了大半天，让他暂时先稳定下来，至于工作的事，再想办法。一边这么劝着，高洁已经意识到，李志伟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问题，没有身份证，以后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之后，李志伟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也曾到许多单位应聘过，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惟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谁都怕出事。
没有住处，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李志伟曾在极度艰难时想到了卖血。可这次，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不存在，血站拒绝采他的血。
这件事对李志伟的打击甚至比辞退他还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电话给高洁：“高姐，你说为什么我无偿献血的时候就没人管我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可我生活无着，又不愿再做坏事，想卖血的时候就有人管了？我连卖血糊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听筒，高洁的心感到战栗！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时说不出该怎么劝说他才好。
就在李志伟被餐馆辞退以后，高洁就着手帮助李志伟解决户口，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咨询，与居委会、民政局和派出所商议，但得到的答复难尽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是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只有找着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户口才能解决。”人海茫茫，要找一个二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的人，谈何容易？
已经别无选择的李志伟，只好找到李建业询问自己亲生父母的下落。直到此时，李建业才告诉李志伟生身父母的情况，原来，李志伟的母亲李秋月出生在北京海淀区，但因为文革期间家庭受到冲击，李秋月和姐姐随父亲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1980年10月，李秋月回到北京，与昔日情人赵某发生关系后，李秋月怀孕。此后李秋月与李建业相识，1981年7月4日，到了临产阶段的李秋月在李建业的帮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妇产医院，产下了李志伟。之后，李建业把李秋月和李志伟从医院接出后送到了定州。后来李秋月和李建业确立恋爱关系，就把李志伟寄养在李建业父母家后，两人去了广州做生意。后发生口角，李秋月赌气离李建业而去，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李建业所述，李志伟找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在那里，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但其他情况均已无可考证。
追寻一个普通生命的源头
根据李建业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线索，2005年年底，高洁与李志伟一道赶赴河北定州，希望能从李秋月的老家得到关于她的消息。
通过定州市公安局，高洁和李志伟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华，李月华现在定州市一个菜市场贩菜谋生。李月华20多年前曾经见过李志伟这个“外甥”，那还是在他刚刚出生不久，妹妹秋月带着回来的。虽说她与李志伟之间还有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毕竟二十来年杳无音讯，两人之间的情感隔膜显而易见。谁也不敢相认，谁也无法相认。
李月华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与李秋月是本家，高洁试探着问：“不管怎么着，孩子是无辜的，再说，他妈妈李秋月毕竟是这个村的人，咱们这边……”
话还没有说完，村委会主任便接过了话头：“这毕竟是农村，添丁加户，不仅得分给他土地，还得给他批宅基地，这事不好办。”说完，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是想，只帮他把户口解决了，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他总得有身份证呀，现在没身份证，干什么也不行呀。”
“办了身份证，上了户，那他就是合法村民，我们不给他分地，他今天干，明天他还干吗？绝对不行，事情不大，可后遗症太大。谁都是好心，可是光有好心，也未必就能把事办好呀！”高洁点了点头，她知道无法去强求村委会主任做这些。
离开定州时，高洁和李志伟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拍下了一张照片，李志伟希望把母亲的故乡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回北京的路上，李志伟一言不发，仰着脸闭着眼说是怕晕车。他在想些什么呢？他的生活刚刚走上正道，但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他的内心是否会再次面临崩溃？
李志伟曾经向高洁吐露心声说:“我现在很怕寂寞，知道身边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个个都工作、结婚，自己经常会深陷孤独。有时候，在街上看着身边走过的行人，我心里总在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呀？！’”
此时的高洁已经深感两难。她是法官，但她不是立法者，面对神圣的法律，她也束手无策；但她又是一个法律的救赎者，面对身世坎坷的李志伟，她更是无法放弃。一个法官如果眼睁睁看着被自己苦心拉上岸的当事人因岸上无立足之地，迫使他再次落水，那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是对正义之神的亵渎。
高洁法官和李志伟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还在为李志伟的户口奔波着。
（文中李志伟为化名，拒绝一切形式的转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