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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利玛窦是开拓者，他把西方的宗教音乐介绍到东方，也把中国音乐介绍到西方，使音乐技术和理论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通过他在中国传播教会，传播西方文化，使得中西音乐得以更好地交流。
关键词：利玛窦;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影响
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一个歌唱的宗教。在漫长的两千年人类文明史中，音乐与基督教互为载体，相互促进。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又是音乐性极强的宗教，基督教在传道的时候，常常通过赞美诗的形式，将许多深奥、抽象的教义和宗教思想转化为能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方式来传播。西洋音乐传入中国有300多年历史，和明清时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有很大关系。传教士从明朝到清朝在中国发展了教会，同样也把西方文化带入了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冲击。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同时也传入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回的译本。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国史》。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1611年，万历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启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1 基督教士于中国的活动
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天津出发来到北京城。次日，他就带领多位神父，带着贡品进入皇宫拜见了明神宗皇帝。当朱翊钧第一次看到那架庞大的击弦古钢琴时，惊叹不已，新奇之余旁迪我神父①演奏古钢琴。神宗皇帝接受这份礼物，并传旨由宫内教坊司派演奏弦乐器的4名太监，他们献给皇帝的礼品有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列的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对那些宗教圣物，万历皇帝既觉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与母亲慈圣太后。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利玛窦将一直接受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自此以后直至明亡，在宫内的后妃及宗室中，即有不少人入教，并在内廷中设堂礼拜。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带动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1582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立中国内地的第一座教堂。在这所教堂里陈列有西洋乐器，利氏曾写道，当地人“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1]1673年，葡萄牙籍天主教徐日升传教士任康熙帝的宫廷音乐教师，他撰写的《律吕纂要》第一次以中国文字系统地向中国介绍欧洲音乐的五线谱、音节、节拍、和声等乐理知识。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徐日升②主编的《律吕正义》、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③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④《几何原本》等书籍不仅带给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哲学思想和许多专用词汇。这与康熙帝玄烨的好学是分不开的，之前基督教只允许宫廷贵族人成为教徒，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连下两道谕旨明确表示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教义，中国老百姓也可以成为教徒。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建立教堂成为首要任务。教堂为宣传基督教义提供了便利。无论是礼拜仪式还是弥撒活动，基督教精神贯穿始终。他们对基督教徒进行基督精神的灌输，使他们从精神上对基督教产生崇拜。在基督教教堂活动中，圣歌的集体歌唱形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赞美诗的编创便成为重要环节，因此，建立基督教堂是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途径。1605年，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听觉习惯，采用传统曲调，配上赞美诗歌，在管风琴的伴奏下请教徒们进行演唱。他们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有的大教堂还配置了管风琴，更是加强了自身的吸引力。
2 利玛窦对西乐东传的影响
传教士是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利玛窦是这些传教士的代表。利玛窦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来华传教，1601年到北京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得以在北京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利玛窦以其博学与智慧赢得官僚与文人的欢迎，敲开了明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大门。
利玛窦不但向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科技，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人文和社会状况，他翻译过《四书》，撰写过《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氏记录了许多中国音乐的情况。比如：“人们（中国人）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的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季节的举行，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2]1605年，利玛窦给罗马马赛利神父记下了初期的传教情况：“有的教友是从南京来的，还唱了三四台弥撒，用大键琴伴奏。”[2]1606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宣武门内购买了地改造成教堂，北京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中心，自他以后，不断有传教士从西方带来西洋乐器，中国人开始有机会接触、了解西方音乐。利玛窦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学;二是传教。他可能主要是带着传教的目的，一方面基督教依赖音乐传教的特殊性，以此来求得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那时候有了世界地图，海上航行开始，西方开始进行四处侵略，为传教带来了方便。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东西汇通，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入是西方文化的强权，同时又推动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那时候我国音乐方面还不成熟，只能是一味地接受，进而慢慢学习，然后再发展新的音乐，那个时候清王朝还处于稳定的时期，国家强大，虽然统治阶级内部也曾发生过满汉之间较大的所谓“三藩之乱”。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又出现过以准噶尔汗噶尔丹勾结俄罗斯企图分裂清帝国的战争。此外，还有在东北边境反对沙俄南侵的边境战争……为了扭转这种四海靡靡，等威无辨，奢僭不可止的局面，音乐便成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3]任何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都要考虑到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总而言之，利玛窦等几位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利玛窦在音乐方面只能说是粗晓音律而已，因为与其有关的书籍中，没有利玛窦讲解音乐和亲自弹奏古钢琴的事情，为宫廷4个太监教授音乐的是庞迪我神父，而且他在大学虽然后来进入艺术系，但当时艺术系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艺术系，学的是逻辑学、数学、物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而且他对朱载育的十二平均律熟视无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不精通音乐理论。不过作为神父，每天处在宗教音乐的氛围中，肯定知晓一些音乐，熟悉乐器。因为他本人不是音乐内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音乐视野，也就不能像在其他学科作出的贡献那么大。但是总而言之，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音乐只是作为一种传教手段而已。但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使者，他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还是作出了他人不及的巨大贡献，在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把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宗教音乐传入中国，把西方最流行的键盘乐器古钢琴传入中国，这些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它们的传入使明代的音乐更加丰富多彩，也使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并认识西方音乐。利玛窦开通的中西方交流的道路上，使他的后来者更便利地传播音乐文化，他功不可没。 3 结语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除了通过“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曾多次传入我国，但是基督教正式在我国传布并产生较大影响是在清末。基督教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的一种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又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中国的文化之窗，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新鲜图景，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空气与活力。因此，在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背景下，我们应该以開放的姿态、容纳百川的胸怀去审视基督教音乐。尽管基督教音乐是西方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客观上它对中国人的积极影响——为我们带来了不同于自身文化的西方音乐，又因传教士将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起到了中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媒介作用。自基督教音乐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为中国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对于这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而言，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影响是微弱的;相对于中国人民大众来说，基督教音乐的传播和影响仍然局限在少数人的视野……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基督教音乐对近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又是音乐性极强的宗教。经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基督教音乐文化以它特殊的形态和内容冲击着我国数千年的传统音乐文化，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东西会通，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入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强权，一方面又推动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基督教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启了中国的文化之窗，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新鲜图景，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空气与活力。西方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中外音乐交流史的一部分，只要有传播就有交流，传教士为我们带来了不同于自身文化的西方音乐，又将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起到了中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中国音乐文化加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的优点、特色，并运用到中国音乐里，注入新鲜的血液，只有中西方音乐相互交融，音乐才能进一步发展。
注释：①旁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字顺阳，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1589年入耶稣会，1600年随利玛窦到北京，旁迪我善音乐，曾为明神宗绘有四大洲地图。著作有《七克大全》《人类原始》《天神魔鬼说》等。
②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葡萄牙人，来华天主教基督会传教士，1673年入北京，宫廷西洋乐师，著有《律吕纂要》。
③徐光启：1562—1633，明松江（今属上海）人，字子先，号玄扈。万历进士，选庶吉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讨学问。万历四十年（1612年）充历书纂修官，与传教士熊三拔共同制作天、地盘等观象仪。奉命修正历法，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等推算历法。五年，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卒于任。
④欧几里得：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希腊文：Ευκλειδη?，约公元前330年—前275年），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他活跃于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3年—前283年）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他最著名的著作《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提出五大公设，发展欧几里得几何，被广泛地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欧几里得也写了一些关于透视、圆锥曲线、球面几何学及数论的作品，是几何学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1] 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0.
[2]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M].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523，20.
[3] 王柔.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J].音乐研究，1982（2）：93.
关键词：利玛窦;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影响
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一个歌唱的宗教。在漫长的两千年人类文明史中，音乐与基督教互为载体，相互促进。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又是音乐性极强的宗教，基督教在传道的时候，常常通过赞美诗的形式，将许多深奥、抽象的教义和宗教思想转化为能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方式来传播。西洋音乐传入中国有300多年历史，和明清时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有很大关系。传教士从明朝到清朝在中国发展了教会，同样也把西方文化带入了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冲击。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同时也传入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回的译本。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国史》。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1611年，万历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启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1 基督教士于中国的活动
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天津出发来到北京城。次日，他就带领多位神父，带着贡品进入皇宫拜见了明神宗皇帝。当朱翊钧第一次看到那架庞大的击弦古钢琴时，惊叹不已，新奇之余旁迪我神父①演奏古钢琴。神宗皇帝接受这份礼物，并传旨由宫内教坊司派演奏弦乐器的4名太监，他们献给皇帝的礼品有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列的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对那些宗教圣物，万历皇帝既觉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与母亲慈圣太后。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利玛窦将一直接受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自此以后直至明亡，在宫内的后妃及宗室中，即有不少人入教，并在内廷中设堂礼拜。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带动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1582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立中国内地的第一座教堂。在这所教堂里陈列有西洋乐器，利氏曾写道，当地人“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1]1673年，葡萄牙籍天主教徐日升传教士任康熙帝的宫廷音乐教师，他撰写的《律吕纂要》第一次以中国文字系统地向中国介绍欧洲音乐的五线谱、音节、节拍、和声等乐理知识。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徐日升②主编的《律吕正义》、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③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④《几何原本》等书籍不仅带给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哲学思想和许多专用词汇。这与康熙帝玄烨的好学是分不开的，之前基督教只允许宫廷贵族人成为教徒，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连下两道谕旨明确表示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教义，中国老百姓也可以成为教徒。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建立教堂成为首要任务。教堂为宣传基督教义提供了便利。无论是礼拜仪式还是弥撒活动，基督教精神贯穿始终。他们对基督教徒进行基督精神的灌输，使他们从精神上对基督教产生崇拜。在基督教教堂活动中，圣歌的集体歌唱形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赞美诗的编创便成为重要环节，因此，建立基督教堂是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途径。1605年，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听觉习惯，采用传统曲调，配上赞美诗歌，在管风琴的伴奏下请教徒们进行演唱。他们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有的大教堂还配置了管风琴，更是加强了自身的吸引力。
2 利玛窦对西乐东传的影响
传教士是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利玛窦是这些传教士的代表。利玛窦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来华传教，1601年到北京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得以在北京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利玛窦以其博学与智慧赢得官僚与文人的欢迎，敲开了明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大门。
利玛窦不但向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科技，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人文和社会状况，他翻译过《四书》，撰写过《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氏记录了许多中国音乐的情况。比如：“人们（中国人）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的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季节的举行，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2]1605年，利玛窦给罗马马赛利神父记下了初期的传教情况：“有的教友是从南京来的，还唱了三四台弥撒，用大键琴伴奏。”[2]1606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宣武门内购买了地改造成教堂，北京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中心，自他以后，不断有传教士从西方带来西洋乐器，中国人开始有机会接触、了解西方音乐。利玛窦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学;二是传教。他可能主要是带着传教的目的，一方面基督教依赖音乐传教的特殊性，以此来求得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那时候有了世界地图，海上航行开始，西方开始进行四处侵略，为传教带来了方便。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东西汇通，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入是西方文化的强权，同时又推动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那时候我国音乐方面还不成熟，只能是一味地接受，进而慢慢学习，然后再发展新的音乐，那个时候清王朝还处于稳定的时期，国家强大，虽然统治阶级内部也曾发生过满汉之间较大的所谓“三藩之乱”。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又出现过以准噶尔汗噶尔丹勾结俄罗斯企图分裂清帝国的战争。此外，还有在东北边境反对沙俄南侵的边境战争……为了扭转这种四海靡靡，等威无辨，奢僭不可止的局面，音乐便成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3]任何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都要考虑到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总而言之，利玛窦等几位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利玛窦在音乐方面只能说是粗晓音律而已，因为与其有关的书籍中，没有利玛窦讲解音乐和亲自弹奏古钢琴的事情，为宫廷4个太监教授音乐的是庞迪我神父，而且他在大学虽然后来进入艺术系，但当时艺术系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艺术系，学的是逻辑学、数学、物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而且他对朱载育的十二平均律熟视无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不精通音乐理论。不过作为神父，每天处在宗教音乐的氛围中，肯定知晓一些音乐，熟悉乐器。因为他本人不是音乐内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音乐视野，也就不能像在其他学科作出的贡献那么大。但是总而言之，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音乐只是作为一种传教手段而已。但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使者，他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还是作出了他人不及的巨大贡献，在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把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宗教音乐传入中国，把西方最流行的键盘乐器古钢琴传入中国，这些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它们的传入使明代的音乐更加丰富多彩，也使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并认识西方音乐。利玛窦开通的中西方交流的道路上，使他的后来者更便利地传播音乐文化，他功不可没。 3 结语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除了通过“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曾多次传入我国，但是基督教正式在我国传布并产生较大影响是在清末。基督教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的一种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又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中国的文化之窗，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新鲜图景，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空气与活力。因此，在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背景下，我们应该以開放的姿态、容纳百川的胸怀去审视基督教音乐。尽管基督教音乐是西方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客观上它对中国人的积极影响——为我们带来了不同于自身文化的西方音乐，又因传教士将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起到了中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媒介作用。自基督教音乐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为中国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对于这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而言，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影响是微弱的;相对于中国人民大众来说，基督教音乐的传播和影响仍然局限在少数人的视野……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基督教音乐对近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又是音乐性极强的宗教。经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基督教音乐文化以它特殊的形态和内容冲击着我国数千年的传统音乐文化，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东西会通，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入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强权，一方面又推动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基督教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启了中国的文化之窗，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新鲜图景，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空气与活力。西方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中外音乐交流史的一部分，只要有传播就有交流，传教士为我们带来了不同于自身文化的西方音乐，又将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起到了中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中国音乐文化加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的优点、特色，并运用到中国音乐里，注入新鲜的血液，只有中西方音乐相互交融，音乐才能进一步发展。
注释：①旁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字顺阳，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1589年入耶稣会，1600年随利玛窦到北京，旁迪我善音乐，曾为明神宗绘有四大洲地图。著作有《七克大全》《人类原始》《天神魔鬼说》等。
②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葡萄牙人，来华天主教基督会传教士，1673年入北京，宫廷西洋乐师，著有《律吕纂要》。
③徐光启：1562—1633，明松江（今属上海）人，字子先，号玄扈。万历进士，选庶吉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讨学问。万历四十年（1612年）充历书纂修官，与传教士熊三拔共同制作天、地盘等观象仪。奉命修正历法，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等推算历法。五年，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卒于任。
④欧几里得：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希腊文：Ευκλειδη?，约公元前330年—前275年），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他活跃于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3年—前283年）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他最著名的著作《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提出五大公设，发展欧几里得几何，被广泛地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欧几里得也写了一些关于透视、圆锥曲线、球面几何学及数论的作品，是几何学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1] 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0.
[2]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M].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523，20.
[3] 王柔.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J].音乐研究，198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