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各斯的本原看翻译中的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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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从探究逻各斯的本原入手,指出逻各斯本原中所体现的有关语言中的“一与多”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实际上也充分揭示了语言翻译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可译与不可译、精确与模糊、译者与作者之间各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进而阐明真正践行语言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逻各斯 语言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思考、表达和交流的工具,在推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语言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歧义甚多,就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取决于听者的耳朵”。因而,甚至有人说,语言不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而是用来掩饰思想的。同一语言尚有这么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人类社会中不同的语言了,它们由于不同社会中的文化因素、地域差别以及思维迥异等,给人们的交流沟通带来了众多的挑战和困扰。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用逻各斯(logos)明确说明人的话语、表达、命名或事物的名称、尺度、规律(黄振定,2007),并把逻各斯作为万物变化的依据,阐述其具有的对立统一规律。逻各斯在希腊文中意为“采集”,后逐步演化为“说”,具有了语言及尺度等含义,一方面,在其成为具有表达内在思想的方式的同时,逻各斯所具有的严格的叙事规则又赋予了它理性的意思,终而发展成为后来的逻辑推理形式。显而易见,把语言与逻各斯相结合,是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首创,更是其对语言现象和问题在哲学中的独特探讨(徐友渔等, 1996),揭示了语言所具有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概念,是对语言及其有关问题中“可言与不可言”之困惑的精辟概括。语言中的这种“同一性与多样性”以及“可言与不可言”的现象与问题对人们的交流与沟通造成了诸多困扰,其中之一就是语言翻译活动中的进退两难抉择。那么,语言翻译活动的本质、目的和方式到底是什么?人们在翻译活动中又应该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标准?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和解答,本文试图从剖析逻各斯的本原入手,全面揭示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统一性,进而阐释与之有关的翻译活动中可译与不可译等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以期充分论证翻译中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黄振定,1998)的本质之所在。
   二 逻各斯的本原
   逻各斯的本原实际上是指活生生的诗一般的语言(utterance),是语言丰富多样性的集中体现;但另一方面,逻各斯所代表的共同的分寸、尺度和秩序却又制约着世间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逻各斯是“一”与“多”之间的对立统一,是语言丰富多样性与其背后最稳定不变的特性之间的统一。对于逻各斯的追求,是古希腊人在探求人类理性过程中对包括语言本质在内的、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入思考和追问,充分彰显了人类与语言之间密不可分的、独特而又极其强大的关系。之后,人类的发展不断影响、改变着对逻各斯本原的理解和认识。在传统概念中,逻各斯的内涵已经远远背离了其最初对于语言丰富多样性的形象表述,而往往被当作纯粹逻辑理性和推理的代表,被作为思想和意图的外在特征而使其成为了哲学家思辨的工具,似乎也因此而逐渐背离了原本的语言本性,以致走上了一条同语言分道扬镳之路。直到以德里达(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逐渐兴起和发展,才明确提出了对意义和语言之间所做区别的反对,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语言之外不存在某种明确的中心意义,而且语言的意义并不是指向语言自身以外的某种意识或思想,而是存在于语言符号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区别中的,也就是说,意义是“撒播”在语言符号自身的游戏中的(马志刚,2005)。至此,传统逻各斯的这种“背离”才开始受到不断地批判和纠正,又重新开始逐步走上了回复语言生动丰富性本原的道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逻各斯就是语言,尽管语言所具有的普遍的尺度赋予了逻各斯一定的尺度和规律,使其具有了能够表达内在思想的理性和推理的特性,但是语言的丰富多样性才是其固有的本原,是其能够表达各种不同社会现象的依据,这一点是不容忽视或更改的。
   认清逻各斯本原中所包含的有关语言“一与多”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认清与语言有关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所以说,在指导与之有关的翻译实践活动中,人们就更应该遵循这一对立统一规律,看清语言问题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合理对待翻译活动中的诸如可译与不可译、准确与模糊、表达与理解等等各种进退两难的问题,在努力建构各种语言“同一性”的同时,不但要认识到语言内部及其不同语言之间客观存在的各种歧异或“差异性”,而且要充分利用这些歧异或差异,因为它们既是推动语言发展的动力和根本,更是促使翻译活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理据。唯有如此,在各种语言翻译活动中,人们才有可能灵活采用有效而又实用的策略解决不同翻译难题,真正实现语言为人类服务的目的。
   三 翻译中的进退两难
   尽管如同逻各斯中所蕴含的“一与多”的矛盾一样,语言本身以及语言翻译活动中存在着各种困惑与矛盾,但是人类从未放弃消除或尝试消除语言本身以及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这些矛盾,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漫长的翻译史中得到印证。从国内外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翻译技巧的总结,一直到目前各种流行的翻译机器的研发,翻译中的挑战无处不在,而翻译之难亦可略见一斑。可以说,只要语言自身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社会、认知等差异依然客观存在,翻译中的种种矛盾就不可能彻底消除,翻译文本中的可译与不可译、准确表达与模糊表达、作者意欲传达与译者理解及其能够表达等之间的矛盾、甚至是不调和都将永远横亘在翻译过程中。这些翻译中的两难抉择既是语言逻各斯本原特性的制约和体现,也是自然语言本身模糊性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语言模糊性既是逻各斯本原的具体体现,也是导致翻译中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抉择的根源之所在。
   1 可译与不可译之进退两难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特点,要在翻译中保留这么一些特点绝非易事,实际上有些原文中的特点几乎是无法在译文中完整呈现的,亦即某些不可译现象。尤其是语言的地域性、民族性、个体性等等独有特征,往往都是某种语言团体所独有的,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及思维特性都是很难在目标语(target langauge)中找到一致或相对应的表达式。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Catford,1991)划分了两种类型的不可译性,他将其定义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前者指目标语没有与原语(source language)文本对应的语言形式特征,而后者主要指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目标语文化中却不存在。在语言方面来讲,不可译性是在目标语言中无法找到可代替原语言的词汇或者句法形式。而文化的不可译性则是由于在目标语言文化中没有与原语言相对应的情景的特殊方面。
   2 准确表达与模糊表达之进退两难
   模糊性是人类思维的典型特点,更是自然语言的属性之一,对语言模糊性的探讨一直是哲学家、语言学家的一个关注热点。导致自然语言模糊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语音、语音等不同语言层面的因素,亦有文化等相关因素。
   模糊语言与翻译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在翻译实践中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学者们(鲁苓,2010;蒋跃,2007;陈忠华,1990等)主要从语义模糊性与翻译、翻译过程和翻译中的模糊性、翻译中的模糊现象、模糊现象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标准、翻译理论与语言模糊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全面解释翻译中的模糊现象。
   对于模糊语言的翻译,不同的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独特的翻译方法,如以虚对实、以实对虚、直译、意译、增或减词法等等。在笔者看来,采用哪种翻译方法或策略应根据原文中模糊语言表达的特点以及运用模糊语言的原因和意图综合考虑,保证译文中的词汇或表达方式与原文中的模糊概念相契合,灵活而准确地再现原文模糊语言所意欲传达的信息和含义。
   3 作者意欲传达与译者理解及能够表达之间的进退两难
   这其实是一个涉及到译者应如何恰当处理原文的问题。翻译无异于一次前所未有的革新性创作,但这种创作又完全不同于作家的写作,因为译文的再创作必须基于原文及原文作者的表达,以及所意欲传达的最终目标,故而有“翻译家是带着脚镣跳舞”的说法。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艰难困境。译者是否应该根据自己喜好在译文中重新遣词造句?译者能否完全摆脱个人的因素而客观再现原文作者的写作特点和魅力?译者是否应该使译文译者个人化,或者地域化?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实际上,译文译者化还是保持原作化,也是一个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的问题。显而易见,任何再创作的翻译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译者个人的诸多特点,所以问题的核心就不再是摆脱译者对原文的影响或改变,而是要找到两者共存的平衡点,因为这才是对逻各斯本原所赋予语言的特性的忠实体现和运用,而且也是各种翻译问题解决的基本途径之一和翻译要追求的目标。
   四 结语
   翻译中的进退两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正如逻各斯本原所揭示的有关语言中存在的丰富的、诗一般的多样性与理性的单一性的矛盾联结一样,都需要译者正确面对,然后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之道。在翻译实践中,尽管统一的翻译或许能够消除因不同的语言而引起的歧异与纠纷,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之间就不存在“交流的困难,精神的冲突”(倪梁康,2007),而且,这样的努力也绝不应该试图去消除不同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各种不一致、甚至是冲突,因为这就是语言逻各斯的本原,是不同语言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因此,翻译活动中各种进退两难问题的解决绝非简单的选择或舍弃,而应该要对语言逻各斯中所蕴含的“一与多”问题进行全面深刻地理解和阐释,在认可语言及其翻译活动中存在的对立和矛盾的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践行语言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理念。所以说,真正的解决途径绝非彻底的“退”或全力的“进”,实际上唯有置身其中,才能体会并找到最终合适的出路,因为在这种进退两难中,译之难与译之乐,译之不惑与译之解惑,译之失败与译之成功尽现其中,而这些都需要译者细细体味,才能“参透各中滋味”,进而有效平衡各种矛盾,协调可译与不可译、模糊与精确、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不平衡,真正使译文体现其该有的特色、韵味和魅力。
  
   注:本文系海南大学科研资助项目阶段成果,课题编号:hd09xm114。
  
   参考文献:
   [1] Ogden,C.K.&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M].London:Routledge & Paul, 1923.
   [2] 陈忠华:《论翻译标准的模糊测度》,《中国翻译》,1990年第6期。
   [3] J·C·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 蒋跃:《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与语言的模糊性》,《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
   [5] 鲁苓:《多元视域中的模糊语言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6] 马志刚:《解构主义·语言与翻译·误读与困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7] 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 黄振定:《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倪梁康:《巴别塔之前后》,《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
   [10] 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年版。
   [11] 张志扬、陈家琪:《形而上学的巴别塔》,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潘俊峰,女,1977—,黑龙江伊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栾忠恒,男,1976—,辽宁鞍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单位:海口经济学院思政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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