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将古今中外不少谈藏书的文章汇集在一块，开了个帖子贴在豆瓣网上。这堆文章里有不少妙文，早的如见载于史籍之隋代牛弘的《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以及宋人李清照撰写的《金石录后序》；晚近一点则有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以及袁枚的两篇短文《散书记》《散书后记》等。我给这些文章加上了不同的副标题，以点明它们所关涉的真正主题，譬如牛弘那篇，就是“他提及书籍的五种灾厄”，而袁枚的那两篇则是“起灭无非缘，聚散不关情”。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全部关乎对书籍收藏和失散的执念、嗟叹或（故作）旷达，在出版尚未迎来工业化（更遑论数码化）进程的时代，书籍意味着某种只能为很少一部分人享用的资源，在时空中进行着艰难的传递。这得失心背后牵扯的其实是对文化传承的关切。
　　书籍的制作一旦抛弃慢吞吞的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刻石、手抄或雕版等），在得失心方面立马获得了解脱和新的延续。譬如，命名了“机械复制时代”的德国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打开我的藏书》中，就援引了一句拉丁文古谚“书籍自有它们的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表示了对知识传递问题的不再忧虑，他同时更新了藏书行为的意义，使之带上了现代性的灵氛，并赋予这种有限度的恋物以事关记忆与自由的视角。数码时代更是直接取消了古典时期那种知识传承的高贵性，以及智识阶层对这种高贵性的维护，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平民化的分享方式。资讯已经爆炸了，书籍已经丧失了昔日的神圣光晕。
　　但依然有不少人执念于纸质书，纸质书的形态和存在方式，恍若依然和往昔时代构成呼应。阅读并不是单纯地接受信息，而是人书之间不断遭遇着各种不同的互动，这构成藏书的人们乐此不疲的理由。有趣的是，我发现，从手抄本时代到电子书时代，书籍自身的呈现形态显得越来越闭合，人参与到书籍自身形态的构成之因素也越来越弱。这句话应该好理解，譬如手抄本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不同的经手人往往制造了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譬如于一册线装书而言，只要书页完整，封皮和装订之类对书籍的完整性而言并无损害，持有人可以重装它，但平装书封面封底的丢失就足以将之打入另册，被视作一部有缺陷的书。
　　书籍的命运不止关乎被阅读，也关乎被“改造”。朋友见我在这半年间在东京买了不少和刻汉籍线装书，于是在我回国后送了我一册开本阔大、字体精美的《李太白文集》。这本册子厚度不到一厘米，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部整书，因为它是光绪年间广州重新雕版刻印、长达一千零四卷的《钦定全唐文》中的四卷，但这四卷恰恰是李白部分的全部内容，所以将之单独装订成册，亦不失为李白文集的一个版本。对于藏书之人来说，古籍的重辑书页、重新线装或更换封皮，甚至修补内页之类的事情，根本无损于一部书之为一部书。人书互动甚至使得书籍自身的呈现形态变得多样和充满更多可能性。
　　我还注意到，近年毛边书重新热了起来。线装书是无所谓毛边的，毛边的概念和近百年来西洋书籍装帧样式的传入有关系，而洋装书的工艺更复杂，对书籍形态的整体性要求也更高。但毛边书算得上是在书籍形态上人对书参与程度最高的一种类型了，甚至可以说，毛边本算得上西洋装帧书籍中最具有古典色彩的类型。现当代著名出版家胡愈之（1896—1986）年轻时候在法国做出版学徒，就曾写文章说，和英美国家不同，当时法、德的很多书籍，并不是完全装帧好再出售，尤其一些重要著作，装订后并不切口，封面则是纸张且只有相应的出版信息而并无设计，买者买入后，自己要重新装订并安上一个皮面或布面以便永久保存。这是一种颇有前现代色彩的DIY方式，因为不同的读者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塑造他们的藏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籍固然自有它们的命运，但在不同的人手中甚或也有不同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