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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标的人流是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面镜子。进入11月，即使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下午，从位于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29层的仲量联行成都分公司窗口往下看，依然可以清晰观察到这一成都繁华商圈攒动的人群。
仲量联行以房地产领域专业服务和投资管理闻名全球，背后支撑则是对商业地产上下游、办公市场、零售物业市场等领域的透彻研究。
据相关统计数据，2020年前8个月，疫情影响下的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已由负转正，较去年同期实现正增长。与之相隔300多公里的重庆在消费方面的恢复速度同样可喜，两市增速均位于全国前列，展示了这两座西部“双子星”的经济活力与韧劲。
“成渝已经稳坐中国城市群消费第四极。”仲量联行日前发布的《弯道超车，成渝稳坐中国城市群消费第四极》中提出这一观点，仲量联行华西区研究部负责人朱建辉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直是仲量联行认为的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最具有市场竞争力、人口吸附能力和产业发展潜力的城市群，在多重机会窗口叠加下，两地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风口。”
仲量联行对成渝双城的研究始于2012年，如果时间追溯到更早，2005年仲量联行便成立了成都分公司（同时也是华西区总部），2011年成立重庆分公司，参与两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朱建辉指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下，除了产业与地区协同发展，仲量联行还重点关注了两地消费、金融、人口流动等，这些因素是商业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底层支撑，“而相关数据表示，在这些方面，成渝能够碰撞出可喜的化学反应。”
西部“双子星”，撬动国内经济的新支点
《产城》：从2011年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到2016年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再到2020年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唱好“双城记”一直是推进两个西部中心城市迈步世界级城市群的主流声音，川渝两地协同发展有哪些基础？可以从哪些方向率先突围？
朱建辉：经济层面，从可比范围来看，成都和重庆在西部基本实现了并驾齐驱，成都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分别为1658.1万人、1.7万亿元，重庆主城都市区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分别为2027万人和1.8万亿元，2019年成渝地区实现GDP近7万亿元，经济总量占西部比重达33.25%。
产业层面，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产业同质化发展，但当前成渝差异化格局正逐步成型，成都在服务业、互联网、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偏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上已经形成竞争力，正构筑“芯屏端软智网”为一体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態圈；重庆依托第二产业已经发展成中国著名的制造业基地，同时将科技与制造业有机结合，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产业，打造“智慧城市”。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出之前，成都“东进”战略总体规划与重庆“西进”战略已经确定了“成都向东、重庆向西”的发展格局。加上两地人口流动性、历史关联性比较强，无论是人口、经济、产业、消费、文化，还是整个商业格局，两地都有一个可以合作的基础，能依托广袤的西部市场与资源，打造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增长极。
当前，成渝两地已经在各个层面展开频繁互动，出台医保、社保跨省异地通办；成渝客专提质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将形成两地“一小时生活圈”；此前国内最高规格的诗歌艺术盛会“中国诗歌节”首次由成渝两座城市联合举办……可以看出，两地从政府、产业到民间的合作正在加速推进。其中，在产业方面，基于两城很多产业定位具有相似之处，下一步可以率先打造完善延长其产业链，衔接两地科技互联网、汽车与摩托车等产业上下游，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产城》：2019年，成渝两市均提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愿景和规划，在双城经济圈战略背景下，两个城市在消费领域将如何实现协同发展与差异化发展？
朱建辉：2019年，成渝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万亿，分别占全中国的6.5%、6.6%。整体上来讲，成渝虽然与一线城市有差距，但坐拥“网红城市”、“夜间经济”、“首店经济”等多个强有力的IP，具备优质的传统与新兴零售物业载体，发展各式各样与城市特色、文化有机结合的消费新场景，已经成为继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后的中国“消费第四极”。
从内部看，成都和重庆消费与零售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成都在消费领域拥有极强的包容性、创新性和丰富度，品牌、业态竞争力在全国前列，其中品牌渗透率在全国排第三，超过广州、深圳，越来越多国际大牌把一些大型活动、产品首发放在成都；成都还拥有918万平方米的优质零售物业存量，在全国排名第3，重庆为706万平方米，排名第4。重庆商业地产等领域发展出极强的本土势力，培育出多个“重庆籍”的地产商和商业运营商，如龙湖、金科、协信等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乡村基、大米先生、德庄火锅等全国连锁的餐饮类品牌，商社集团也长期进入中国百货行业前十行列。
从外部来讲，只有双方的共同发声共同协作，才能吸引外来消费者、人才的到来，创造更多消费机遇。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基础上，两地已开始加强消费领域的互动与协同。如4月22日，成都宽窄巷子与重庆洪崖洞正式启动战略合作，这是成渝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首个合作项目；而很多外地人如果到西部旅游，会更偏重选择一条连接两地的旅游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川渝也是彼此最大的旅游客源地。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2日，重庆热门客源地中，四川位居第一，而四川热门客源地中，重庆也排第一。随着基础设施的提升，两地居民消费、通勤将更短，人口流动将加速，带来需求端的增加，进一步刺激消费，有了消费才有品牌的扩张，建设更多商场才有了基础，这是一个从前端产业链到后端零售商业开发的一个逻辑，同理也是其它产业发展的基本遵循。 从闭塞内陆变身“双循环”枢纽
《产城》：10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中的重要作用，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您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将在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朱建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西部是内陆、闭塞、落后、交通不畅的代名词。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断演变，西部地区，特别是成渝正从内陆走向开放前沿，在大变局的背景下形成“双循环”的大后方。
中国当前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逐步提升，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这一新阶段却同样给予中国西部一个可以利用“比较优势”的良好时机。一方面，过去五年间，成渝成功承接沿海产业的梯度性转移，并由此一步步延伸，开始向电子信息、科技、互联网等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构筑科技研发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相比沿海地区，西部的劳动力和房地产成本相对低廉，且拥有多个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人才性价比高且品质不低，为企业拓展内陆市场奠定基础。
此外，成渝正在探索不同于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特色。以金融业为例，上海与深圳依托产业基础和先发优势，率先打造证券交易所。而成都和重庆在金融业的发展逻辑则有所不同：成都坐拥人口基础和汽车保有量的优势，大力发展保险业；重庆笔电和汽摩制造业的发展，带动贸易结算，吸引部分制造厂商将全球结算中心落地重庆，此外重庆小额贷款业务亦十分发达，全国第一。
在外循环方面，西部地区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陆时代”。因为距离欧洲大陆、中东、东南亚较近，西部地区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更是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共同支点。截至目前，成都与重庆分别吸引301家、293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数量仅次于北上广，远高于其他新一线城市。依托中欧班列，今年前10月，成都实现进出口5922.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5%；前三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613.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在“外循环”方面拥有极大潜力。
客观看待“中部塌陷”
《产城》：在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群中間地带的塌陷现象值得注意，如何克服成渝与周边其他城市经济差距太大导致的周边城市的虹吸作用强于辐射带动作用？
朱建辉：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资源向高效率地区聚集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更加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分析城市群或者中心城市群，经常将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形成一个对立，但要注意所有城市发展都有一定的阶段，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区域没有头部城市引领区域发展、承载资源导入，那么“人、财、力”资源因利用效率不足便会远离该区域，导致该区域面临更加严峻的发展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成渝发展起来，与沿海一线城市齐头并进，才能进一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城市群的建设，高铁、公路等基础建设，使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周边城市形成了纽带，这些城市人流能够到中心城市，享受中心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对整个城市群就是有意义的。成都与重庆之间的交通越完善，其沿线所有城市的产业发展更容易接力中心城市的产业链。换个视角，依附于两大核心城市主轴发展的产业，周边卫星城市可以发展配套产业，与中心城市共同发展。今年5月，成都东部新区正式挂牌，定位于承接核心城市功能和发展要素外溢、联动周边区域支撑成渝中部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仲量联行在同月成立了成都东部新区服务中心，已经参与进多个片区规划、产业规划等服务中。
仲量联行以房地产领域专业服务和投资管理闻名全球，背后支撑则是对商业地产上下游、办公市场、零售物业市场等领域的透彻研究。
据相关统计数据，2020年前8个月，疫情影响下的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已由负转正，较去年同期实现正增长。与之相隔300多公里的重庆在消费方面的恢复速度同样可喜，两市增速均位于全国前列，展示了这两座西部“双子星”的经济活力与韧劲。
“成渝已经稳坐中国城市群消费第四极。”仲量联行日前发布的《弯道超车，成渝稳坐中国城市群消费第四极》中提出这一观点，仲量联行华西区研究部负责人朱建辉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直是仲量联行认为的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最具有市场竞争力、人口吸附能力和产业发展潜力的城市群，在多重机会窗口叠加下，两地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风口。”
仲量联行对成渝双城的研究始于2012年，如果时间追溯到更早，2005年仲量联行便成立了成都分公司（同时也是华西区总部），2011年成立重庆分公司，参与两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朱建辉指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下，除了产业与地区协同发展，仲量联行还重点关注了两地消费、金融、人口流动等，这些因素是商业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底层支撑，“而相关数据表示，在这些方面，成渝能够碰撞出可喜的化学反应。”
西部“双子星”，撬动国内经济的新支点
《产城》：从2011年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到2016年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再到2020年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唱好“双城记”一直是推进两个西部中心城市迈步世界级城市群的主流声音，川渝两地协同发展有哪些基础？可以从哪些方向率先突围？
朱建辉：经济层面，从可比范围来看，成都和重庆在西部基本实现了并驾齐驱，成都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分别为1658.1万人、1.7万亿元，重庆主城都市区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分别为2027万人和1.8万亿元，2019年成渝地区实现GDP近7万亿元，经济总量占西部比重达33.25%。
产业层面，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产业同质化发展，但当前成渝差异化格局正逐步成型，成都在服务业、互联网、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偏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上已经形成竞争力，正构筑“芯屏端软智网”为一体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態圈；重庆依托第二产业已经发展成中国著名的制造业基地，同时将科技与制造业有机结合，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产业，打造“智慧城市”。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出之前，成都“东进”战略总体规划与重庆“西进”战略已经确定了“成都向东、重庆向西”的发展格局。加上两地人口流动性、历史关联性比较强，无论是人口、经济、产业、消费、文化，还是整个商业格局，两地都有一个可以合作的基础，能依托广袤的西部市场与资源，打造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增长极。
当前，成渝两地已经在各个层面展开频繁互动，出台医保、社保跨省异地通办；成渝客专提质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将形成两地“一小时生活圈”；此前国内最高规格的诗歌艺术盛会“中国诗歌节”首次由成渝两座城市联合举办……可以看出，两地从政府、产业到民间的合作正在加速推进。其中，在产业方面，基于两城很多产业定位具有相似之处，下一步可以率先打造完善延长其产业链，衔接两地科技互联网、汽车与摩托车等产业上下游，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产城》：2019年，成渝两市均提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愿景和规划，在双城经济圈战略背景下，两个城市在消费领域将如何实现协同发展与差异化发展？
朱建辉：2019年，成渝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万亿，分别占全中国的6.5%、6.6%。整体上来讲，成渝虽然与一线城市有差距，但坐拥“网红城市”、“夜间经济”、“首店经济”等多个强有力的IP，具备优质的传统与新兴零售物业载体，发展各式各样与城市特色、文化有机结合的消费新场景，已经成为继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后的中国“消费第四极”。
从内部看，成都和重庆消费与零售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成都在消费领域拥有极强的包容性、创新性和丰富度，品牌、业态竞争力在全国前列，其中品牌渗透率在全国排第三，超过广州、深圳，越来越多国际大牌把一些大型活动、产品首发放在成都；成都还拥有918万平方米的优质零售物业存量，在全国排名第3，重庆为706万平方米，排名第4。重庆商业地产等领域发展出极强的本土势力，培育出多个“重庆籍”的地产商和商业运营商，如龙湖、金科、协信等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乡村基、大米先生、德庄火锅等全国连锁的餐饮类品牌，商社集团也长期进入中国百货行业前十行列。
从外部来讲，只有双方的共同发声共同协作，才能吸引外来消费者、人才的到来，创造更多消费机遇。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基础上，两地已开始加强消费领域的互动与协同。如4月22日，成都宽窄巷子与重庆洪崖洞正式启动战略合作，这是成渝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首个合作项目；而很多外地人如果到西部旅游，会更偏重选择一条连接两地的旅游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川渝也是彼此最大的旅游客源地。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2日，重庆热门客源地中，四川位居第一，而四川热门客源地中，重庆也排第一。随着基础设施的提升，两地居民消费、通勤将更短，人口流动将加速，带来需求端的增加，进一步刺激消费，有了消费才有品牌的扩张，建设更多商场才有了基础，这是一个从前端产业链到后端零售商业开发的一个逻辑，同理也是其它产业发展的基本遵循。 从闭塞内陆变身“双循环”枢纽
《产城》：10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中的重要作用，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您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将在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朱建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西部是内陆、闭塞、落后、交通不畅的代名词。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断演变，西部地区，特别是成渝正从内陆走向开放前沿，在大变局的背景下形成“双循环”的大后方。
中国当前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逐步提升，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这一新阶段却同样给予中国西部一个可以利用“比较优势”的良好时机。一方面，过去五年间，成渝成功承接沿海产业的梯度性转移，并由此一步步延伸，开始向电子信息、科技、互联网等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构筑科技研发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相比沿海地区，西部的劳动力和房地产成本相对低廉，且拥有多个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人才性价比高且品质不低，为企业拓展内陆市场奠定基础。
此外，成渝正在探索不同于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特色。以金融业为例，上海与深圳依托产业基础和先发优势，率先打造证券交易所。而成都和重庆在金融业的发展逻辑则有所不同：成都坐拥人口基础和汽车保有量的优势，大力发展保险业；重庆笔电和汽摩制造业的发展，带动贸易结算，吸引部分制造厂商将全球结算中心落地重庆，此外重庆小额贷款业务亦十分发达，全国第一。
在外循环方面，西部地区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陆时代”。因为距离欧洲大陆、中东、东南亚较近，西部地区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更是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共同支点。截至目前，成都与重庆分别吸引301家、293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数量仅次于北上广，远高于其他新一线城市。依托中欧班列，今年前10月，成都实现进出口5922.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5%；前三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613.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在“外循环”方面拥有极大潜力。
客观看待“中部塌陷”
《产城》：在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群中間地带的塌陷现象值得注意，如何克服成渝与周边其他城市经济差距太大导致的周边城市的虹吸作用强于辐射带动作用？
朱建辉：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资源向高效率地区聚集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更加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分析城市群或者中心城市群，经常将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形成一个对立，但要注意所有城市发展都有一定的阶段，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区域没有头部城市引领区域发展、承载资源导入，那么“人、财、力”资源因利用效率不足便会远离该区域，导致该区域面临更加严峻的发展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成渝发展起来，与沿海一线城市齐头并进，才能进一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城市群的建设，高铁、公路等基础建设，使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周边城市形成了纽带，这些城市人流能够到中心城市，享受中心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对整个城市群就是有意义的。成都与重庆之间的交通越完善，其沿线所有城市的产业发展更容易接力中心城市的产业链。换个视角，依附于两大核心城市主轴发展的产业，周边卫星城市可以发展配套产业，与中心城市共同发展。今年5月，成都东部新区正式挂牌，定位于承接核心城市功能和发展要素外溢、联动周边区域支撑成渝中部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仲量联行在同月成立了成都东部新区服务中心，已经参与进多个片区规划、产业规划等服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