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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的原因，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和华国锋有来往，在接触过程中向他提出过很多问题，他认真、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许多幼稚的问题。我是一名历史工作者，有责任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件事：他多次说过：“不能听风。”他说“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听某某权威下了定论。力求真实，跟风不成。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来还是搞回来。”这既是对我写历史的要求，也是他做人原则。
不跟风，就要有信仰、有原则、有主见。解放初期，华国锋任湘阴县委书记时，为湘阴的烈士纪念碑上所写的“为了人民事，牺牲命和家。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国”，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一生都是这样。这是我与他接触中、交谈中、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控制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兵强马壮，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点。中国正统思想深厚，为抗日救国，全国多少热血青年人投笔从戎，投身国民政府的军队。阎锡山在山西统治了20多年，影响大，又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而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只有3万人，装备落后，小米加步枪，只能在山区打游击，无钱发军饷，衣食不继，生活困难，战斗频繁、残酷，随时都有可能牺牲。17岁的华国锋不顾慈母阻拦，离开家庭，步行80多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擊队，随后加入共产党，在交城山里打游击，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是要流血、牺牲、坐牢、杀头的。他所在的八分区因靠近太原，是晋绥分局斗争最残酷，干部、群众牺牲最大的地区。
在最艰苦的时期，八分区根据地缩小百分之九十以上，只剩下距离敌人据点远的17个行政村子（有的只有两三户人家）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100个自然村。这些村子分散在深山丛林中，人口稀少，总共几千人。从此，八分区就成为独立作战的地区。由于敌人武器好、火力强，部队离敌人30里地不敢驻脚，在一个自然村只能呆一两天就要转移。白天不能在村子里住，天一亮就爬上高山，隐蔽在密林之中。他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胜利。
为迎接全国解放，老区动员干部南下。不少农民出身的干部守土打敌人很英勇，就是不愿意离开家乡，宁可开除党籍也不到千里之外的南方，甚至走到石家庄丢掉工作逃回乡。一时传说四起，南方能热死人，想吃饼，将面团贴在墙上，一会儿就烤熟了；男同志只能留短发，不然蚊子多得就能把你提起来；长虫（即蛇）遍地皆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还有瘴气，北方人到那儿不死也生病。华国锋不信邪，坚决南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
建国后的和平时期，他的想法仍然是“为了人民事，牺牲命和家。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国”，从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他对权力、地位看得很轻，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真实情况。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书记中也是年轻的。他和北京来的老战友说：“那时咱们在交城山上打游击，哪儿想到这些（当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是纠“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参加会议文件起草小组。彭德怀在庐山提了意见，转而批判右倾，湖南省委成为重点，被改组，从湖北调干部。华国锋认为彭德怀在庐山提的意见讲的都是实话，怎么成了反党集团，扼腕叹息。批评周小舟，他从没有揭发。
1961年11月，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热情地接待回乡调查的彭德怀。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湘潭地区的概况。他说：“从这几年经济的实际来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谈话已到午饭时间，华国锋请彭总吃饭，并安排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陪同。饭后，华国锋又向彭德怀介绍了湘潭的农村情况，安排湘潭县委、石潭区委的负责人向彭总汇报工作，要湘潭县委、石潭区委配合彭的调查研究，又要保证彭的安全和生活。12月17日，华国锋知道中央即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专程看望彭德怀，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彭德怀12月26日离开湘潭回京，华国锋为他饯行。
1967年中央文革以《红旗》记者名义派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参加省革委会。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作出了正确选择。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决不追逐个人利益而丧失原则。
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詹才芳想到章伯森，让他出面做“工联”的工作。这样“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70年庐山会议，叶群和李作鹏在中南组带头发言，一些人唯恐落后，争着发言，群情激愤。华国锋和湖南组的同志商量，不要抢先发言。华国锋说：“人就是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跟风跑。跟风跑，非犯错误不行。情况不明，认识不到，那是另一回事。”
江青利用“文化大革命”，结党营私，权势熏天，控制舆论，作乱十年。1975年5月3日，虽然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但是他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并没有要求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后，如何反对“四人帮”，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的方式要出乱子的。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他下决心为人民除“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消息传出，否极泰来，大快人心！老百姓顿时感到捆在身上的绳子松开了，戴在头上的紧箍圈脱掉了，就如同1945年8月15日突然从天外传来日本人投降消息一样欢快，心里顿觉敞亮，看到了光明和前途，举国欢腾。
归根结底，华国锋是一心为公。“为了人民事，牺牲命和家”，他一生实践了这个誓言。
摘自《炎黄世界》
不跟风，就要有信仰、有原则、有主见。解放初期，华国锋任湘阴县委书记时，为湘阴的烈士纪念碑上所写的“为了人民事，牺牲命和家。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国”，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一生都是这样。这是我与他接触中、交谈中、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控制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兵强马壮，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点。中国正统思想深厚，为抗日救国，全国多少热血青年人投笔从戎，投身国民政府的军队。阎锡山在山西统治了20多年，影响大，又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而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只有3万人，装备落后，小米加步枪，只能在山区打游击，无钱发军饷，衣食不继，生活困难，战斗频繁、残酷，随时都有可能牺牲。17岁的华国锋不顾慈母阻拦，离开家庭，步行80多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擊队，随后加入共产党，在交城山里打游击，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是要流血、牺牲、坐牢、杀头的。他所在的八分区因靠近太原，是晋绥分局斗争最残酷，干部、群众牺牲最大的地区。
在最艰苦的时期，八分区根据地缩小百分之九十以上，只剩下距离敌人据点远的17个行政村子（有的只有两三户人家）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100个自然村。这些村子分散在深山丛林中，人口稀少，总共几千人。从此，八分区就成为独立作战的地区。由于敌人武器好、火力强，部队离敌人30里地不敢驻脚，在一个自然村只能呆一两天就要转移。白天不能在村子里住，天一亮就爬上高山，隐蔽在密林之中。他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胜利。
为迎接全国解放，老区动员干部南下。不少农民出身的干部守土打敌人很英勇，就是不愿意离开家乡，宁可开除党籍也不到千里之外的南方，甚至走到石家庄丢掉工作逃回乡。一时传说四起，南方能热死人，想吃饼，将面团贴在墙上，一会儿就烤熟了；男同志只能留短发，不然蚊子多得就能把你提起来；长虫（即蛇）遍地皆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还有瘴气，北方人到那儿不死也生病。华国锋不信邪，坚决南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
建国后的和平时期，他的想法仍然是“为了人民事，牺牲命和家。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国”，从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他对权力、地位看得很轻，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真实情况。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书记中也是年轻的。他和北京来的老战友说：“那时咱们在交城山上打游击，哪儿想到这些（当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是纠“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参加会议文件起草小组。彭德怀在庐山提了意见，转而批判右倾，湖南省委成为重点，被改组，从湖北调干部。华国锋认为彭德怀在庐山提的意见讲的都是实话，怎么成了反党集团，扼腕叹息。批评周小舟，他从没有揭发。
1961年11月，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热情地接待回乡调查的彭德怀。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湘潭地区的概况。他说：“从这几年经济的实际来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谈话已到午饭时间，华国锋请彭总吃饭，并安排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陪同。饭后，华国锋又向彭德怀介绍了湘潭的农村情况，安排湘潭县委、石潭区委的负责人向彭总汇报工作，要湘潭县委、石潭区委配合彭的调查研究，又要保证彭的安全和生活。12月17日，华国锋知道中央即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专程看望彭德怀，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彭德怀12月26日离开湘潭回京，华国锋为他饯行。
1967年中央文革以《红旗》记者名义派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参加省革委会。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作出了正确选择。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决不追逐个人利益而丧失原则。
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詹才芳想到章伯森，让他出面做“工联”的工作。这样“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70年庐山会议，叶群和李作鹏在中南组带头发言，一些人唯恐落后，争着发言，群情激愤。华国锋和湖南组的同志商量，不要抢先发言。华国锋说：“人就是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跟风跑。跟风跑，非犯错误不行。情况不明，认识不到，那是另一回事。”
江青利用“文化大革命”，结党营私，权势熏天，控制舆论，作乱十年。1975年5月3日，虽然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但是他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并没有要求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后，如何反对“四人帮”，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的方式要出乱子的。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他下决心为人民除“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消息传出，否极泰来，大快人心！老百姓顿时感到捆在身上的绳子松开了，戴在头上的紧箍圈脱掉了，就如同1945年8月15日突然从天外传来日本人投降消息一样欢快，心里顿觉敞亮，看到了光明和前途，举国欢腾。
归根结底，华国锋是一心为公。“为了人民事，牺牲命和家”，他一生实践了这个誓言。
摘自《炎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