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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为一种生成过程，不仅是某种既定的重要思想观念自身的生成、表达和传播过程，也是与其所经历的每一个时代互动演化的过程。后来的人，并不是作为经典文本思想的单纯接受者和诠释者，而是参与了经典思想的创造过程。
就中国而言，两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对《论语》的注解，融入了各自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解释，其中一些人的注解堪称是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再创造。一些被历史淹没的伟大人物及其思想被发掘出来并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后人成为前人的“伯乐”。或者情况正好相反，长期作为经典的作品被后人拉下神坛。在历史实践和思想史作业的双重作用之下，经典之作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常常沉浮不定。但是，正是这同样的过程也会让真正的经典拥有牢不可破的地位。
在经济学历史上，拥有亚当?斯密这样崇高地位的学者是绝无仅有的。斯密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主要归因于他的《国富论》。罗森伯格曾经说道：“过去的200多年，经济学史的特点就是对亚当?斯密著作的不断注释。”这非常恰当地表达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史上独特的重要地位。在《国富论》发表100周年、150周年和200周年时，经济学家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予以纪念。一部著作有其特殊纪念日和纪念仪式，这在经济学中也是罕见的。因为写出了《国富论》这样一部作品，斯密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被称作“经济学之父”。
自1776年3月9日问世以来，《国富论》所引发的关注、评论和研究在每个年代和不同的国家并不均衡。受到潮流和各种先入为主见解的影响，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沉浮不定。在文学史上，人们用“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哈姆莱特’”来形容莎士比亚杰作的经典特征，那么《国富论》所呈现出来的强大学术张力也决定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亚当?斯密’”。不仅如此，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亚当?斯密。可以说，很少有一部经典会有《国富论》那样的遭遇，也很少有一部经济学著作被人们解读成不同的思想，并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被贬与无名之辈为伍
《国富论》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不仅对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影响力越过英吉利海峡陆续扩散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甚至很快就传到北美大陆。在美国人民摆脱殖民地命运的革命和建国过程中，《国富论》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学术上，《国富论》也很快就获得了经典的地位，赢得了大批的理论追随者和信徒，边沁、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等等。他们在斯密开创的道路上继续进行着自己的理论作业。无论是对国家政策，还是对学术研究而言，《国富论》的巨大影响罕有其匹。
但是，随着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纯粹化和抽象化，斯密《国富论》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在《国富论》发表半个世纪的1826年前后，李嘉图显然已经取代了斯密，成为政治经济学舞台上的主角。约翰?穆勒在他那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穆勒的这个说法不仅呈现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此后几十年里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评价的基调。
在出版后的头一个世纪里，对《国富论》的评价发生了由高到低的重大变化。其原因如果仅从学术活动本身寻找，则主要是李嘉图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维度，提高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能力，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李嘉图的工作，改变了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态度。即使有一些学者仍然重视《国富论》这部作品，他们也多半已经不再关心《国富论》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上的根本特质，注意力集中在《国富论》的一些可被形式化和模型化的方面。《国富论》中那些难以被形式化的历史学特点和道德哲学性质都被轻率地忽视了。人们不再尝试理解，甚至开始讨厌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可作多样性解读的综合性，将其视为理论不成熟的表现。到了边际革命以后的时代，《国富论》与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体系之间如何衔接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学术问题，旨在追求经济活动功能合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法理解斯密著作中以阐明价值合理性为主题的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不能给予其正确的评价和认识。到莱昂纳尔?罗宾斯在193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旨在从本质上划清经济科学与道德科学的界线，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以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任务的实证科学。至此，在经济学里，斯密《国富论》所致力于保留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被彻底剔除，李嘉图所开创的传统最终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国富论》在作者的祖国受到的多半是出于礼貌的尊敬，其实是忽视和冷淡，而在欧洲大陆，则遭到了粗暴地质疑。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克尼斯、翁肯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对《国富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并断言存在“斯密问题”。他们甚至怀疑斯密是盗用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才得以写成《国富论》的。虽然后来坎南等人的文献挖掘工作证明《国富论》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原创性，还亚当?斯密以学术上的清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密的名声还是受到这种捕风捉影做法的贬损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
很有可能正是受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使得熊彼特不恰当地贬低了《国富论》的价值。他的《经济分析史》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以超人一等的气势对历史上的经济学进行了点评。或许是受到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这部三卷本的大型学术史书中，斯密被摆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与众多的无名之辈置于题为“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者”的一章中，相反，他对于杜尔阁则辟出专章讨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熊彼特对斯密的评论在语调上也颇为不屑。他认为，《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在他看来，斯密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折中主义者，是一个出色的转述者和综合者。《国富论》不包含丝毫的真正的新观念，斯密甚至只是一名二流的经济学家，遑论在总体思想史上的贡献。熊彼特的这个评价大概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密最为冷酷的评价了。 在《国富论》发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193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科学迅猛的实证趋势，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崭露头角，这部作品在经济学中已经不再有什么生存空间了。事实上，除了经济思想史家，在知识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认真对待《国富论》这本书。借用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斯密的思想 “进入了长达30年的意识形态放逐状态”。
纷表忠心猛致敬
但是，世事难料，从196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了滞涨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其在政府和知识界的影响力开始走向衰落，经济自由主义开始抬头，人们对《国富论》的兴趣逐渐恢复。
1976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等地举行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所具有的人气是空前的，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斯密研究界，而波及到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等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异口同声地给予亚当?斯密以最大程度的颂扬。
1970年代末以后，在西方思想界和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一度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自然引起了新一轮的称赞、评论和研究。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本杰明?罗格等对斯密在《国富论》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大势渲染，认为斯密毕生的基本贡献体现在阐述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斯密就是自由放任主义之父。哈耶克正是从斯密的思想中引发他的资本主义自发扩张秩序理论，弗里德曼在他与其妻子合写的畅销书——《自由选择》一书中，饱含激情地对斯密进行了颂扬，名气稍逊于前两位的本杰明?罗格对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更是推崇备至。如果说1976年在纪念斯密《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人们对于斯密的讨论仍然具有较为学理化的色彩，到了1990年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纪念的大规模学术会议则几乎成为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当代思想家的一个庆功会和表示对斯密学术忠心的致敬会。
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国富论》的兴趣继续增长，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从政治、历史、社会、法律、伦理，也有从神学等角度切入到文本之中加以解释的，形成的研究结果丰富而且多元。凡此种种都表明，《国富论》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斯密在创作这部书的时候，所注入其中的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在丰富性和张力，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视。顺便提一句，对斯密的另外一部作品《道德情操论》，学术界的兴趣也是与日俱增，甚至一些脑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们试图从中寻找可以从事实验研究的命题，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责任编辑：徐玲玲
就中国而言，两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对《论语》的注解，融入了各自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解释，其中一些人的注解堪称是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再创造。一些被历史淹没的伟大人物及其思想被发掘出来并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后人成为前人的“伯乐”。或者情况正好相反，长期作为经典的作品被后人拉下神坛。在历史实践和思想史作业的双重作用之下，经典之作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常常沉浮不定。但是，正是这同样的过程也会让真正的经典拥有牢不可破的地位。
在经济学历史上，拥有亚当?斯密这样崇高地位的学者是绝无仅有的。斯密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主要归因于他的《国富论》。罗森伯格曾经说道：“过去的200多年，经济学史的特点就是对亚当?斯密著作的不断注释。”这非常恰当地表达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史上独特的重要地位。在《国富论》发表100周年、150周年和200周年时，经济学家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予以纪念。一部著作有其特殊纪念日和纪念仪式，这在经济学中也是罕见的。因为写出了《国富论》这样一部作品，斯密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被称作“经济学之父”。
自1776年3月9日问世以来，《国富论》所引发的关注、评论和研究在每个年代和不同的国家并不均衡。受到潮流和各种先入为主见解的影响，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沉浮不定。在文学史上，人们用“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哈姆莱特’”来形容莎士比亚杰作的经典特征，那么《国富论》所呈现出来的强大学术张力也决定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亚当?斯密’”。不仅如此，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亚当?斯密。可以说，很少有一部经典会有《国富论》那样的遭遇，也很少有一部经济学著作被人们解读成不同的思想，并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被贬与无名之辈为伍
《国富论》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不仅对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影响力越过英吉利海峡陆续扩散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甚至很快就传到北美大陆。在美国人民摆脱殖民地命运的革命和建国过程中，《国富论》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学术上，《国富论》也很快就获得了经典的地位，赢得了大批的理论追随者和信徒，边沁、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等等。他们在斯密开创的道路上继续进行着自己的理论作业。无论是对国家政策，还是对学术研究而言，《国富论》的巨大影响罕有其匹。
但是，随着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纯粹化和抽象化，斯密《国富论》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在《国富论》发表半个世纪的1826年前后，李嘉图显然已经取代了斯密，成为政治经济学舞台上的主角。约翰?穆勒在他那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穆勒的这个说法不仅呈现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此后几十年里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评价的基调。
在出版后的头一个世纪里，对《国富论》的评价发生了由高到低的重大变化。其原因如果仅从学术活动本身寻找，则主要是李嘉图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维度，提高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能力，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李嘉图的工作，改变了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态度。即使有一些学者仍然重视《国富论》这部作品，他们也多半已经不再关心《国富论》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上的根本特质，注意力集中在《国富论》的一些可被形式化和模型化的方面。《国富论》中那些难以被形式化的历史学特点和道德哲学性质都被轻率地忽视了。人们不再尝试理解，甚至开始讨厌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可作多样性解读的综合性，将其视为理论不成熟的表现。到了边际革命以后的时代，《国富论》与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体系之间如何衔接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学术问题，旨在追求经济活动功能合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法理解斯密著作中以阐明价值合理性为主题的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不能给予其正确的评价和认识。到莱昂纳尔?罗宾斯在193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旨在从本质上划清经济科学与道德科学的界线，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以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任务的实证科学。至此，在经济学里，斯密《国富论》所致力于保留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被彻底剔除，李嘉图所开创的传统最终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国富论》在作者的祖国受到的多半是出于礼貌的尊敬，其实是忽视和冷淡，而在欧洲大陆，则遭到了粗暴地质疑。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克尼斯、翁肯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对《国富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并断言存在“斯密问题”。他们甚至怀疑斯密是盗用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才得以写成《国富论》的。虽然后来坎南等人的文献挖掘工作证明《国富论》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原创性，还亚当?斯密以学术上的清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密的名声还是受到这种捕风捉影做法的贬损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
很有可能正是受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使得熊彼特不恰当地贬低了《国富论》的价值。他的《经济分析史》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以超人一等的气势对历史上的经济学进行了点评。或许是受到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这部三卷本的大型学术史书中，斯密被摆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与众多的无名之辈置于题为“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者”的一章中，相反，他对于杜尔阁则辟出专章讨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熊彼特对斯密的评论在语调上也颇为不屑。他认为，《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在他看来，斯密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折中主义者，是一个出色的转述者和综合者。《国富论》不包含丝毫的真正的新观念，斯密甚至只是一名二流的经济学家，遑论在总体思想史上的贡献。熊彼特的这个评价大概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密最为冷酷的评价了。 在《国富论》发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193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科学迅猛的实证趋势，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崭露头角，这部作品在经济学中已经不再有什么生存空间了。事实上，除了经济思想史家，在知识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认真对待《国富论》这本书。借用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斯密的思想 “进入了长达30年的意识形态放逐状态”。
纷表忠心猛致敬
但是，世事难料，从196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了滞涨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其在政府和知识界的影响力开始走向衰落，经济自由主义开始抬头，人们对《国富论》的兴趣逐渐恢复。
1976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等地举行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所具有的人气是空前的，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斯密研究界，而波及到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等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异口同声地给予亚当?斯密以最大程度的颂扬。
1970年代末以后，在西方思想界和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一度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自然引起了新一轮的称赞、评论和研究。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本杰明?罗格等对斯密在《国富论》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大势渲染，认为斯密毕生的基本贡献体现在阐述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斯密就是自由放任主义之父。哈耶克正是从斯密的思想中引发他的资本主义自发扩张秩序理论，弗里德曼在他与其妻子合写的畅销书——《自由选择》一书中，饱含激情地对斯密进行了颂扬，名气稍逊于前两位的本杰明?罗格对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更是推崇备至。如果说1976年在纪念斯密《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人们对于斯密的讨论仍然具有较为学理化的色彩，到了1990年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纪念的大规模学术会议则几乎成为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当代思想家的一个庆功会和表示对斯密学术忠心的致敬会。
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国富论》的兴趣继续增长，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从政治、历史、社会、法律、伦理，也有从神学等角度切入到文本之中加以解释的，形成的研究结果丰富而且多元。凡此种种都表明，《国富论》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斯密在创作这部书的时候，所注入其中的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在丰富性和张力，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视。顺便提一句，对斯密的另外一部作品《道德情操论》，学术界的兴趣也是与日俱增，甚至一些脑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们试图从中寻找可以从事实验研究的命题，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责任编辑：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