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广州这座城市在“70后”女作家黄咏梅的笔下每天都在上演着拒绝乌托邦冲动和超越价值取向的、然而却又散发着温暖与悲哀的凡俗人生。黄咏梅注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写广州的底层人与边缘人，她的大多数小说写日常生活却又不局限于日常生活，都是远离个人经验叙事的，且都建立在异常陌生的市井化的现实之中，这种远离个人经验也使她得以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一种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凡俗世间，用一种“冷”的精神姿态来进行小说创作。
其实黄咏梅也曾在访谈中讲到小说创作中作家“精神的冷”，她说：“‘精神的冷’主要是说作家的一种精神姿态，不是冷漠，而是一种距离。作家的精神姿态从某种程度来讲决定了他作品的深度……并不是说作家都必须去受苦受难，必须一直保持愤怒，而是内心要保持一种警惕，一种现实与自己的精神信仰、理想生活以及人生趣味不能统一的警惕。”
诚然，黄咏梅在小说创作中，“精神的冷”就是一种距离，而这首先体现在作家要与小说人物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在《把梦想喂肥》这个小说对“我妈”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出这种距离感。
文章讲述了“我妈”悲惨曲折的命运，“我妈”是瘸了左腿但精明能干的人，往往在哭天抢地之后能“将那些不顺心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她的瘸腿给她带来了三轮车运营的工作，而她处理事情的能则让她成为这个行业里的领袖，也就是梅花州里的“大家姐”。“发展是我妈大半生的理想”，当在搭客时认识了“无限”牌保健品的传销人马千秋时，“我妈”一下子就被网住了，不仅成了她的下线，还帮助她发展下线。就这样，“我妈”将自己梦想的小鱼一点点喂肥，结果她却被马千秋骗走了全部的积蓄。但是“我妈”不向现实屈服，仍然拖着她那条瘸腿执着地追逐她所谓的梦想。最终，她的尸体在一条臭水沟里被发现，泡得发涨的尸体手腕上可这几个“正”字，一共十七画。我妈坐了十七个站“像一条迷路的狗一样，急吼吼地嗅着味道找到了那条河”，可“我妈以为那条河就是她反复说的那条河，这明明是夹在广州市区里的一条臭水沟而已，连流浪猫经过这里都晓得迅速地逃窜，可我妈却一头栽了进去。”小说语言的描述显得波澜不惊，但却能够从中体会到不动声色的残酷以及人无力超越现实的悲哀。
其实，黄咏梅在她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类似于“我妈”这样执拗梦想不得乃至于粉身碎骨的小人物，她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他们的执着与追求，但是最终都是求而不可得，要么回归庸常，逃避现实，要么选择沉默，接受现实。她小心谨慎与小说人物保持距离，描写现实而高于现实，悄然地将人物的痛苦内化于庸常之中，这样的不动声色的残酷却更能让人体会到“现实的冷”，传達出来一种作家创作的“精神的冷”。
除了与小说人物保持的这种距离外，黄咏梅小说的“冷”还体现在陌生化的语言所产生的距离之中。
小说中有富有内蕴的朦胧的诗一般的语言，比如把我妈的梦想当作被喂肥的、长出腿还能蹦跶的鱼。又有许多穿透心人、投射现实精妙的比喻，如“好像广州未来的时间全都跳到了她的心里去了，又好像广州的钱全都要跳进去一样，一分一毫都要跳进去。”这些诗一般的陌生化的语言有些缓冲了悲剧色彩，刻意回避了痛苦在小说人物生活中所造成的可能性的剧烈冲突。还有些则使得读者的预设扑空，比如我在看到“我妈”死后的过于冷静的反应，使得文本与读者的意图产生矛盾或者冲突，从而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动。
陌生化的语言也体现了黄咏梅小说的“冷”，这也同样指向了她创作的特点——含蓄地描写现实，淡化悲剧色彩，回避“冷”的苦痛内化后呈现的“隐痛”反而给人带来更震撼、更持久的悲伤，在看似对“现实的冷”的平淡的叙述中体现着一种“精神的冷”。
最后，黄咏梅“精神的冷”还体现在尽可能撇开个人的价值判断。黄咏梅在处理小说人物中的生存境地和梦想追求时，没有植入某种对人物的意识，而是随着人物自身命运的发展，以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来传达他们的哀伤。正如《把梦想喂肥》中，可以看见作者对“我妈”的死实际上是不作价值判断与道德劝说，“我妈”一头扎进河里，并不是对现实一种极端的抵抗，而是她扎到了她梦想的世界。梅花州与广州的距离是现实与梦想的距离，“我妈”有着寻找乌托邦的愿望，在摆脱无望的现实中挣扎时，一头扎进河里去追求那未放弃一点的理想。
她的死亡算不算悲哀？她的梦想与追求算不算可笑？她的整个人生算不算是一出悲剧？在我看来不算，她和《负一层》中的阿甘一样，她们的死都指向了“心”的广阔与无限可能。死亡是令人可怖的，是“现实的冷”，作者在创作中保持一种“精神的冷”，虽不对人物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但却以理想与诗意承载着所有苦难，这种悲悯情怀所产生的“暖”与叙述的“冷”相互交织，相互拉扯，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公认重大的事情中比通常以为渺小的事情中含有更为丰富充实的生活。”黄咏梅写那些渺小的、被遗忘被忽视的底层人与边缘人的生活，在日常生活里体味生命感，从个体命运里透露出时代感，她以“冷”的笔触，拉开小说与现实的距离，运用陌生化的语言，撇开个人的价值判断来凸显“冷的现实”，体现其在创作中的“精神的冷”。“精神的冷”是黄咏梅小说创作的特点，也是她所有精彩小说中具有的独特魅力，辛酸无奈、带有痛感，却留有余地给人以抚慰和想象。
其实黄咏梅也曾在访谈中讲到小说创作中作家“精神的冷”，她说：“‘精神的冷’主要是说作家的一种精神姿态，不是冷漠，而是一种距离。作家的精神姿态从某种程度来讲决定了他作品的深度……并不是说作家都必须去受苦受难，必须一直保持愤怒，而是内心要保持一种警惕，一种现实与自己的精神信仰、理想生活以及人生趣味不能统一的警惕。”
诚然，黄咏梅在小说创作中，“精神的冷”就是一种距离，而这首先体现在作家要与小说人物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在《把梦想喂肥》这个小说对“我妈”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出这种距离感。
文章讲述了“我妈”悲惨曲折的命运，“我妈”是瘸了左腿但精明能干的人，往往在哭天抢地之后能“将那些不顺心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她的瘸腿给她带来了三轮车运营的工作，而她处理事情的能则让她成为这个行业里的领袖，也就是梅花州里的“大家姐”。“发展是我妈大半生的理想”，当在搭客时认识了“无限”牌保健品的传销人马千秋时，“我妈”一下子就被网住了，不仅成了她的下线，还帮助她发展下线。就这样，“我妈”将自己梦想的小鱼一点点喂肥，结果她却被马千秋骗走了全部的积蓄。但是“我妈”不向现实屈服，仍然拖着她那条瘸腿执着地追逐她所谓的梦想。最终，她的尸体在一条臭水沟里被发现，泡得发涨的尸体手腕上可这几个“正”字，一共十七画。我妈坐了十七个站“像一条迷路的狗一样，急吼吼地嗅着味道找到了那条河”，可“我妈以为那条河就是她反复说的那条河，这明明是夹在广州市区里的一条臭水沟而已，连流浪猫经过这里都晓得迅速地逃窜，可我妈却一头栽了进去。”小说语言的描述显得波澜不惊，但却能够从中体会到不动声色的残酷以及人无力超越现实的悲哀。
其实，黄咏梅在她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类似于“我妈”这样执拗梦想不得乃至于粉身碎骨的小人物，她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他们的执着与追求，但是最终都是求而不可得，要么回归庸常，逃避现实，要么选择沉默，接受现实。她小心谨慎与小说人物保持距离，描写现实而高于现实，悄然地将人物的痛苦内化于庸常之中，这样的不动声色的残酷却更能让人体会到“现实的冷”，传達出来一种作家创作的“精神的冷”。
除了与小说人物保持的这种距离外，黄咏梅小说的“冷”还体现在陌生化的语言所产生的距离之中。
小说中有富有内蕴的朦胧的诗一般的语言，比如把我妈的梦想当作被喂肥的、长出腿还能蹦跶的鱼。又有许多穿透心人、投射现实精妙的比喻，如“好像广州未来的时间全都跳到了她的心里去了，又好像广州的钱全都要跳进去一样，一分一毫都要跳进去。”这些诗一般的陌生化的语言有些缓冲了悲剧色彩，刻意回避了痛苦在小说人物生活中所造成的可能性的剧烈冲突。还有些则使得读者的预设扑空，比如我在看到“我妈”死后的过于冷静的反应，使得文本与读者的意图产生矛盾或者冲突，从而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动。
陌生化的语言也体现了黄咏梅小说的“冷”，这也同样指向了她创作的特点——含蓄地描写现实，淡化悲剧色彩，回避“冷”的苦痛内化后呈现的“隐痛”反而给人带来更震撼、更持久的悲伤，在看似对“现实的冷”的平淡的叙述中体现着一种“精神的冷”。
最后，黄咏梅“精神的冷”还体现在尽可能撇开个人的价值判断。黄咏梅在处理小说人物中的生存境地和梦想追求时，没有植入某种对人物的意识，而是随着人物自身命运的发展，以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来传达他们的哀伤。正如《把梦想喂肥》中，可以看见作者对“我妈”的死实际上是不作价值判断与道德劝说，“我妈”一头扎进河里，并不是对现实一种极端的抵抗，而是她扎到了她梦想的世界。梅花州与广州的距离是现实与梦想的距离，“我妈”有着寻找乌托邦的愿望，在摆脱无望的现实中挣扎时，一头扎进河里去追求那未放弃一点的理想。
她的死亡算不算悲哀？她的梦想与追求算不算可笑？她的整个人生算不算是一出悲剧？在我看来不算，她和《负一层》中的阿甘一样，她们的死都指向了“心”的广阔与无限可能。死亡是令人可怖的，是“现实的冷”，作者在创作中保持一种“精神的冷”，虽不对人物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但却以理想与诗意承载着所有苦难，这种悲悯情怀所产生的“暖”与叙述的“冷”相互交织，相互拉扯，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公认重大的事情中比通常以为渺小的事情中含有更为丰富充实的生活。”黄咏梅写那些渺小的、被遗忘被忽视的底层人与边缘人的生活，在日常生活里体味生命感，从个体命运里透露出时代感，她以“冷”的笔触，拉开小说与现实的距离，运用陌生化的语言，撇开个人的价值判断来凸显“冷的现实”，体现其在创作中的“精神的冷”。“精神的冷”是黄咏梅小说创作的特点，也是她所有精彩小说中具有的独特魅力，辛酸无奈、带有痛感，却留有余地给人以抚慰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