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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旗袍，历百年变迁而不衰，虽然款式、做工等方面有过多次变革，但其“一件制”表现形式和中文名称等基本保持一致。值得关注的是，旗袍的英文译名却有Cheongsam、Qipao、Qi Pao、Chipao、Chirpaur、Mandarin gown、Chinese dress等多种表达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不仅容易误导西方受众，也不利于中国旗袍文化的对外传播。文章首先从国内外普通消费和学术研究两方面概述旗袍英译名称混乱的现状，然后逐一分析和对比这些译名出现的原因，进而提出旗袍最合理的译名，并根据当前现实提出了译名统一的建议。
关键词：旗袍；长衫；英译名；音译；服饰文化
中图分类号： TS941.717.87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6）10006505
引用页码： 101302
Abstract： Chinese Qipao has kept almost unchanged. Although the style and workmanship have reformed many times， its form of onepiece dress and its Chinese name basically keep consistent. Its English names include Cheongsam， Qipao， Qi Pao， Chipao， Chirpaur， Mandarin gown and Chinese dress etc. So many English names may easily mislead western audiences and also are adverse to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Qipao culture.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nfused state of English names of Chopao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on consum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English names and then proposes the most rational English name and the suggestion on unifying the English name 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s.
Key words： Qipao； Changshan； English names； transliteration； dress culture
中国旗袍享誉世界，历百年而不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旗袍的款式、做工等都经历了很多变迁，其“旗袍”一名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以来在中国大陆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变化。在中国台湾，虽然1974年台北市“中国祺袍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之时，王宇清教授主张改“旗袍”为“祺袍”的提议获得大会通过，确立“祺袍”为当代旗袍的官方称谓。自那之后，台湾学界渐成共识，并在民间产生推动作用，形成一股正名之风，但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正名运动，虽有成效却不卓著[1]。这足见“旗袍”这一称谓已经成为国人的认知习惯，难以改变。
与之相反的是，这个曾给予诸多世界著名品牌如Dior（迪奧）、Gucci（古驰）、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Versace（范思哲）以设计灵感，让众多世界巨星如Madonna Ciccone（麦当娜·西科尼）、Nicole Kidman（妮可·基德曼）、Celine Dion（席琳·迪翁）为之倾倒的中国女服形式，却有着多个迥异的英文名称，如Cheongsam、Qipao、Qi Pao、Chipao、Chirpaur、Mandarin gown、Chinese dress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旗袍英译名称不统一，难免不令译文受众困惑，显然不利于中国服饰文化的推广，与中国倡导的“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念背道而驰。要统一旗袍的英文译名，应该从国内做起，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全面归纳和分析各种译名的成因，进而找出可行的统一策略。
1旗袍英译名乱象概述
为了解国外普通消费者对旗袍称谓的认知情况，笔者登陆国外知名的网购平台——亚马逊，分别以上述几个英文译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了不同数量配有中国旗袍服饰图片的搜索结果，其中Cheongsam的搜索结果是8116个、Qipao为3571个、Qi Pao和前者的搜索结果数量一致（但搜索结果的名称仍然显示为Qipao）、Chipao为430个、Chirpaur为32个、Chinese dress为80107个。稍微留心就可发现，一些搜索结果图片显示的根本不是中国旗袍，特别是后面几个译名。这说明国外卖家、消费者对这些名称一头雾水。此外，比较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中国旗袍的英文解释都比较复杂，往往一款服装对应着一长串的文字说明，尽可能将常见的名称都包括进去，如JTC Dragon & Phoenix Brocade〖JP2〗 Chinese Mini Dress Womens Qipao Cheongsam；JTC Chic Peacock Flower Cheongsam Chinese Short Dress Womens Silk Qipao等。很明显，卖家深谙中国旗袍英文名称混乱的事实，实以此无奈之举，求万全之策。
其实，在学术界亦是如此。中外有很多研究中国旗袍的书籍和期刊文章，“旗袍”一词的英文译名和上述情况类似，各行其是，混乱不堪。以中国知网的论文检索为例，与旗袍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3042篇，研究的角度不一，不可谓不全面。但是其中对于“旗袍”一词的翻译存在较大的差异，英文译名为Cheongsam的有215篇，为Qipao的94篇，为Qi Pao的11篇，为Chipao的8篇，为Chinese dress的46篇，为Mandarin gown的6篇，Chirpaur的1篇。比较有意思的是，国内一位较知名的学者同一年里（2003年）刊发了两篇关于旗袍的论文，一篇中“旗袍”的英译名为Qipao，另一篇却是Qi Pao，虽然只区别在有无空格，但却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这些数据和事例说明，国内学者对于旗袍的译名完全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充分认知到译名统一的必要性。 外文期刊也存在同样的尴尬，都是研究中国旗袍的书籍文章，所用的英文名称却存在很大差别。以Web of science外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为例，输入Cheongsam、Qipao、Qi Pao、Chipao、Mandarin gown、Chipaur、Chinese dress等关键词，大部分都能得出搜索结果，但研究的数量存在很大差别，分别是19、308、2、2、0、0、383（部分关于旗袍的研究）。延伸阅读的话，有些作者全文统一使用一个称谓，如Sally Yu Leung[2]在The Last Empress in Qipao（《着旗袍的末代皇后》）一书中只用Qipao指称旗袍，而Chua BengHuat[3]在其Postcolonial sites， global flows and fashion codes： a casestudy of power cheongsams and other clothing styles in modern Singapore（《后殖民地与全球化影响及时尚元素：现代新加坡魅力旗袍及其他服饰的案例研究》）研究中仅用Cheongsam指称旗袍。另外一部分学者则会为保险起见，同时提到几个不同的英文名称，如Valery Garrett[4]在其著作Chinese Dress：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中国服饰：从清代到现代的演变》）中重点介绍了旗袍，其英文名称主要用的是Cheongsam，但也还提到了Qipao和Qi Pao等几个称谓。
显而易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百姓生活还是学者研究，旗袍的英文名称都是比较混乱的。不过，根据数量分析和时间先后对比，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旗袍的英文译名一般多为Qipao和Cheongsam，其他称谓出现的频率不高；2）国外消费者相对而言更了解Cheongsam这个称谓；3）同国内学术界相反，国外学术界相对更倾向于使用Qipao，而非Cheongsam。
2不同译名成因分析
通过对旗袍几个常见英文译名的简述，再对这几个译名的成因进行逐一对比分析，惟其如此才有得出真正合理译名的可能。
2.1Qipao和Qi Pao
Qipao是旗袍的普通話音译，该英文译名直观地表明了该服装样式与“旗女之袍”的渊源。虽然国内学界对旗袍的定义，特别是其起源尚无定论，但基本能够认定的是旗袍和清朝旗人妇女的袍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二者的主要特征也一致，如“旗袍”和“旗女之袍”都是衣装连属一件制（onepiece dress）服装。不过，和“旗女之袍”相比，“旗袍”又有很多迥异之处。旗袍立体的剪裁特点、女性曲线的展示、个性的彰显等都呈现出其鲜明的特色。因此，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5]，凸显东方女性体态美的中国特色女装。而且，清朝没有旗袍这一概念。使用“旗袍”来指称“旗人之袍”是汉人或者清亡以后的事，现所见较早的例子是《雪宦绣谱图说》，但此书作于1918年并出版于翌年，口述者沈寿和记录者张冬都是汉人[6]。
Qi Pao和Qipao的区别只在于两个音节之间有无分割，前者当然也属于汉语拼音音译，该译名的出现有两种原因。第一是为了强调。有些学者如著名服装设计师兼学者Valery Garrett为了强调“旗袍”和“旗人之袍”的关系，会把旗袍的英文译名分开呈现，并解释为“banner gown（旗女之袍）”。在她的《中国服饰：从清代到现代的演变》一书中，Qi Pao和Qipao各只出现了一次，明显各有侧重，前者将“旗”“袍”分开呈现，“旗”指旗人，“袍”指袍服，强调了旗袍的起源，后者只用来解释Cheongsam，表明了民国旗袍相对于“旗人之袍”而言，已然出现较大的差异和鲜明的改观。第二是因为部分学者对专有名词音译进英语的一般规范缺乏足够的了解。国内少部分学者认为专有名词音译只要按照汉语拼音方案进行逐个标音即可，其实那只是第一步。关系紧密的专有名词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翻译，首字母大写，中间不空格，如“上海”的音译名是Shanghai，而非Shang Hai。
2.2Cheongsam
Cheongsam是“长衫”的广东话音译的结果，把旗袍称为长衫表明其与“旗人之袍”更少的关联[7]。该译名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民国成立之初，人们总是力图摒弃前朝的东西，衣饰物品的称谓亦是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发展于民国时期，而民国时期的旗袍和长衫之间的关系又很有渊源。辛亥革命后不久，受之前女革命家秋瑾及共和、民主等观念的影响，许多追求独立平等的进步女性，尤其是上海的女学生，爱着男装，觉得自己上下分穿袄裙不如男子一袭长衫[8]。她们力图通过着装的改变来表明自己对传统旧制的反叛。而新式旗袍在上海的出现又是因为西方衣饰观念的影响，所以旗袍风行之初并不是为了展示女性的身材和线条，它表达了当时女性对平等权利、个性解放的向往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
长衫从外形、衣服的裁制等方面看，与旗袍实际上是同类服装[9]。所以民国时期，上海、广东等地的人们也称旗袍为长衫。受此影响，西方人眼中的Cheongsam，其实可分为两类：一类称“旗袍”，另一类称“长衫”，它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少差别。相同的是：均为右衽、立领、盘扣或摁扣、长至膝盖或膝盖以下甚至及地，有单、夹和夹棉（夹毛、夹绒）几种。不同的是：旗袍为西式立体裁剪，收腰明显，有的采用胸省和腰省；袍内不穿长裤，多着透明丝袜；两侧开衩较髙，衣领髙、低变化；盘扣样色多变；镶边工艺繁多；面料种类丰富，花色五彩缤纷；显现女性曲线和韵味，因此时尚而显髙贵，于是流行百年而不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而长衫则采用平面裁剪，宽松平直，不收腰，并且女性曲线掩藏；两侧不开衩或一侧开衩，衩较低；面料及花色素雅、简洁；多用一字盘扣或摁扣；袍内多穿长裤或着棉袜[8]。 再加上民国时期男女长衫比较相似，从女性长衫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旗袍在初期和女性长衫的区分度也不大。因此即便上层社会一部分人称之为“旗袍”，在普通百姓眼里，旗袍就是长衫，因而一直沿用“长衫”这个称谓。然后，由于中国各地方言不同，“长衫”的发音也不完全一样，如上海人发音为Zansae，广东人称之为Cheongsam（发音受到上海称谓的影响，因为上海是海派旗袍的发源地）。
按理说，海派旗袍（民国旗袍主要包括两大类，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前者代表着传统，后者形成于上海代表着新形象）代表着民国时期中国旗袍工艺的最高水平，影响力也最广，旗袍的英译名应该是Zansae才对。但日本侵华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旗袍的发展在中国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遭遇停滞，大批海派旗袍裁缝师傅南下港台等地，使得海派旗袍在这些地区继续发展。其时香港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使得旗袍，及其粤语音译名Cheongsam一起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很多外国人眼里，Cheongsam这个外来词就是旗袍的地道的中文名称。
2.3Chipao和Chirpaur
Chipao这个译名使用的频率不高，也是汉语音译的结果。它的出现主要和中国地方方言众多，多个拼音系统并存的原因有关，比如在中国大陆和国际上通用的是汉语拼音方案，而在中国台湾2002年以后使用的是通用拼音。在通用拼音里，“旗袍”拼译为Chipao，就好像“满族”音译为Manchu一样[10]。因为中国大陆不流行通用拼音，所以大陆学者比较少用这个名称，在台湾有些人会用这个英文译名。
而Chirpaur则用得更少，也是旗袍的音译名称，只是它依据的非汉语拼音方案，而是另外一个拼音方案——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该拼音法是由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曾任英国驻华公使、剑桥大学教授）根据北京发音制订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后经过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年，剑桥大学教授、汉学家）修订而成，也被称作“威妥玛式拼音”“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从清末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该法在中国的影响较大，广泛地应用于中文地名、人名的英译实践中。现在中国的一些地名、校名的英文翻译还沿用或者并存着威氏拼音标注方式，如北京Peking、青岛Tsingdao、重庆Chungking，中山大学Sun YetSen University、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不过，“威氏拼音法”的推广非官方行为，缺少权威性，再加上中国各地方言较多，一个中文名对应着几个不完全一致英译名的现象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是较为普遍的。
2.4Chinese dress 和Mandarin gown
从字面意思上看，Chinese dress指的是“中国女装”，而Mandarin gown指的是“旗女之袍”或者“满人袍服”。在诸多旗袍的英译名称中，这两个译名属比较少见的意译的处理方式。
把旗袍译为“中国女装”明显将概念扩大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旗袍不等同于“中国女装”，国外一些受众将中国旗袍称之为“中国女装”是一种误解。不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旗袍是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它是全世界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女性服装的标志，并给予了西方服装设计师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11]。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旗袍是中国服饰文化的和历史的象征，这也是旗袍被称之为中国国服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译名“旗女之袍”，无论是外形还是从概念上都和真正意义上的旗袍没有多大关联性了。一般认为，中国旗袍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旗女之袍、民国旗袍和当代旗袍。最初阶段的“旗女之袍”只算得上宽泛意义的旗袍。民国旗袍是旗袍发展的重要阶段，当代旗袍则见证了旗袍文化的繁荣。因此，这个译名现在很少有人使用，只有极少详述旗袍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才能看到。
3合理译名分析
大翻译家严复曾以“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来感叹译事的艰难，也表达了主要概念翻译时必须格外慎重。“旗袍”二字的翻译因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使命而意义重大，不可小视。上述旗袍的诸多译名一方面跟旗袍丰富的历史、统一标音体系缺乏、各地方言迥异等客观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学者在进行旗袍研究时主观上重视不够。
在经过对几个常见和不常见的旗袍译名成因的比较分析之后，旗袍合理译名的提出就容易水到渠成了。当然旗袍译名的选定应该遵循应用翻译中专有名词处理的一般原则。第一，如果非新名词、新概念，为了避免“误解”，译者应该参照并沿用约定俗成的翻譯，即“约定俗称”[12]。有鉴于此，旗袍的英语名称应该从上述译名中选定，而非重新译就。第二，译者应该考虑译文受众的接受性，即方便译文受众的理解和认可，译名的选择应该尽量考虑到译文受众的原有阅读思维习惯。这样一来上述Qi Pao、Chipao、Chirpaur、Mandarin gown等现在国外很少用到的译名均不适合做旗袍的译名。第三，翻译必有所本，原文的位置一般而言至高无上，旗袍的英译名称无论是从发音还是从内容所指来看，都应尽可能保持原文保持一致。对于三个较多见的译名而言，Chinese dress明显内涵过于宽泛，很多国外网站上标注该译名的服装也并非全是旗袍。Cheongsam虽然曾经与旗袍一道风靡一时，在当时也算译得中规中矩，但那已经过时了，因为旗袍的裁剪工艺数度变迁，和昔日长衫的外形相距甚远。何况，长衫早已从国人的视野中消逝多年，连古董都算不上了。因此用Cheongsam来译现在的旗袍，越来越显得牵强了。
剩下的只有Qipao了，只有它最适合作为旗袍的英译名。因为从上文的诸多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外的普通受众，还是研究学者都普遍接受这个英译名。另外还因为它符合中国现在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是1958年2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有关该方案的议案，并经全会通过决议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13]。现代汉语标音方式因此得到统一，之前使用“威氏拼音”等各种标音方案随之被废止，这也为规范统一音译中文重要概念奠定了基础，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4统一译名的必要性和建议 中国综合国力近些年来飞速发展，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旗袍英译名的统一恰当其时，不可延沓。许多来华的外国游客在一些报道和私人博客中表达过因为中国旗袍英译名不统一而遭遇到的困惑，部分比较有心的国人也有过类似的困扰。旗袍英译名称必须尽快统一方能利于中国国服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利于中国旗袍文化的全球传播。
要统一旗袍的英语名称，首先必须选定最合理的英译名（如Qipao），然后还要通过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的引导、民间机构的助推，分两步来实现。第一步，过渡阶段，即在一定时期内（如10年），利用一些大的宣传平台，如国际时装周、旗袍博物馆等，采用当前国内译出使用较广的汉语拼音标注，同时附括号标明国外另一个流传相对较广的老译名的方式，即Qipao（Cheongsam）。第二步，统一阶段，即过渡期结束后，较多国外受众了解Qipao的具体所指之后的规范统一英译名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只保留Qipao作为“旗袍”的唯一英译名，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如长文介绍旗袍历史时，才使用Cheongsam等其他处理方法来补充解释。相信两个阶段过后，国内外混乱的旗袍英译名称就能够基本统一。
5结语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在60年代末都很少有女子穿着旗袍。90年代初因为香港和西方服装设计师在他们的作品中引入旗袍元素，旗袍时尚慢慢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复兴。旗袍在中国大陆的强势回归略晚，始于1997年前后时尚人士正式晚会上的穿着尝试[11]。这当然也跟中国经济发展，人们对国家文化更自信、更追求个性美有关。近些年来，国人对旗袍似乎愈来愈喜爱和看重，2016年高考期间江西新闻网上的一则新闻就是例证：高考如约而至，与不少家长助阵高考的忐忑相比，南昌二中红谷滩校区的张女士等考生家长就显得轻松不少，统一旗袍着装寓意“旗开得胜”。
伴随着国内旗袍文化和产业的迅速繁荣，中国旗袍文化的向外推广意识也随之加强，多个国际交流平台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亚洲博鳌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旗袍元素的亮相，知名女性如彭丽媛、巩俐、章子怡等的着装展示，中国旗袍的独特魅力越来越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然而与中国旗袍走向世界背道而驰的是其英译名称的混乱〖JP3〗局面。正如没有统一商标名称的品牌推广毫无意义一样，旗袍英译名称混乱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旗袍文化的全球传播必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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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旗袍；长衫；英译名；音译；服饰文化
中图分类号： TS941.717.87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6）10006505
引用页码： 101302
Abstract： Chinese Qipao has kept almost unchanged. Although the style and workmanship have reformed many times， its form of onepiece dress and its Chinese name basically keep consistent. Its English names include Cheongsam， Qipao， Qi Pao， Chipao， Chirpaur， Mandarin gown and Chinese dress etc. So many English names may easily mislead western audiences and also are adverse to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Qipao culture.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nfused state of English names of Chopao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on consum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English names and then proposes the most rational English name and the suggestion on unifying the English name 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s.
Key words： Qipao； Changshan； English names； transliteration； dress culture
中国旗袍享誉世界，历百年而不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旗袍的款式、做工等都经历了很多变迁，其“旗袍”一名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以来在中国大陆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变化。在中国台湾，虽然1974年台北市“中国祺袍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之时，王宇清教授主张改“旗袍”为“祺袍”的提议获得大会通过，确立“祺袍”为当代旗袍的官方称谓。自那之后，台湾学界渐成共识，并在民间产生推动作用，形成一股正名之风，但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正名运动，虽有成效却不卓著[1]。这足见“旗袍”这一称谓已经成为国人的认知习惯，难以改变。
与之相反的是，这个曾给予诸多世界著名品牌如Dior（迪奧）、Gucci（古驰）、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Versace（范思哲）以设计灵感，让众多世界巨星如Madonna Ciccone（麦当娜·西科尼）、Nicole Kidman（妮可·基德曼）、Celine Dion（席琳·迪翁）为之倾倒的中国女服形式，却有着多个迥异的英文名称，如Cheongsam、Qipao、Qi Pao、Chipao、Chirpaur、Mandarin gown、Chinese dress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旗袍英译名称不统一，难免不令译文受众困惑，显然不利于中国服饰文化的推广，与中国倡导的“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念背道而驰。要统一旗袍的英文译名，应该从国内做起，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全面归纳和分析各种译名的成因，进而找出可行的统一策略。
1旗袍英译名乱象概述
为了解国外普通消费者对旗袍称谓的认知情况，笔者登陆国外知名的网购平台——亚马逊，分别以上述几个英文译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了不同数量配有中国旗袍服饰图片的搜索结果，其中Cheongsam的搜索结果是8116个、Qipao为3571个、Qi Pao和前者的搜索结果数量一致（但搜索结果的名称仍然显示为Qipao）、Chipao为430个、Chirpaur为32个、Chinese dress为80107个。稍微留心就可发现，一些搜索结果图片显示的根本不是中国旗袍，特别是后面几个译名。这说明国外卖家、消费者对这些名称一头雾水。此外，比较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中国旗袍的英文解释都比较复杂，往往一款服装对应着一长串的文字说明，尽可能将常见的名称都包括进去，如JTC Dragon & Phoenix Brocade〖JP2〗 Chinese Mini Dress Womens Qipao Cheongsam；JTC Chic Peacock Flower Cheongsam Chinese Short Dress Womens Silk Qipao等。很明显，卖家深谙中国旗袍英文名称混乱的事实，实以此无奈之举，求万全之策。
其实，在学术界亦是如此。中外有很多研究中国旗袍的书籍和期刊文章，“旗袍”一词的英文译名和上述情况类似，各行其是，混乱不堪。以中国知网的论文检索为例，与旗袍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3042篇，研究的角度不一，不可谓不全面。但是其中对于“旗袍”一词的翻译存在较大的差异，英文译名为Cheongsam的有215篇，为Qipao的94篇，为Qi Pao的11篇，为Chipao的8篇，为Chinese dress的46篇，为Mandarin gown的6篇，Chirpaur的1篇。比较有意思的是，国内一位较知名的学者同一年里（2003年）刊发了两篇关于旗袍的论文，一篇中“旗袍”的英译名为Qipao，另一篇却是Qi Pao，虽然只区别在有无空格，但却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这些数据和事例说明，国内学者对于旗袍的译名完全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充分认知到译名统一的必要性。 外文期刊也存在同样的尴尬，都是研究中国旗袍的书籍文章，所用的英文名称却存在很大差别。以Web of science外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为例，输入Cheongsam、Qipao、Qi Pao、Chipao、Mandarin gown、Chipaur、Chinese dress等关键词，大部分都能得出搜索结果，但研究的数量存在很大差别，分别是19、308、2、2、0、0、383（部分关于旗袍的研究）。延伸阅读的话，有些作者全文统一使用一个称谓，如Sally Yu Leung[2]在The Last Empress in Qipao（《着旗袍的末代皇后》）一书中只用Qipao指称旗袍，而Chua BengHuat[3]在其Postcolonial sites， global flows and fashion codes： a casestudy of power cheongsams and other clothing styles in modern Singapore（《后殖民地与全球化影响及时尚元素：现代新加坡魅力旗袍及其他服饰的案例研究》）研究中仅用Cheongsam指称旗袍。另外一部分学者则会为保险起见，同时提到几个不同的英文名称，如Valery Garrett[4]在其著作Chinese Dress：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中国服饰：从清代到现代的演变》）中重点介绍了旗袍，其英文名称主要用的是Cheongsam，但也还提到了Qipao和Qi Pao等几个称谓。
显而易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百姓生活还是学者研究，旗袍的英文名称都是比较混乱的。不过，根据数量分析和时间先后对比，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旗袍的英文译名一般多为Qipao和Cheongsam，其他称谓出现的频率不高；2）国外消费者相对而言更了解Cheongsam这个称谓；3）同国内学术界相反，国外学术界相对更倾向于使用Qipao，而非Cheongsam。
2不同译名成因分析
通过对旗袍几个常见英文译名的简述，再对这几个译名的成因进行逐一对比分析，惟其如此才有得出真正合理译名的可能。
2.1Qipao和Qi Pao
Qipao是旗袍的普通話音译，该英文译名直观地表明了该服装样式与“旗女之袍”的渊源。虽然国内学界对旗袍的定义，特别是其起源尚无定论，但基本能够认定的是旗袍和清朝旗人妇女的袍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二者的主要特征也一致，如“旗袍”和“旗女之袍”都是衣装连属一件制（onepiece dress）服装。不过，和“旗女之袍”相比，“旗袍”又有很多迥异之处。旗袍立体的剪裁特点、女性曲线的展示、个性的彰显等都呈现出其鲜明的特色。因此，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5]，凸显东方女性体态美的中国特色女装。而且，清朝没有旗袍这一概念。使用“旗袍”来指称“旗人之袍”是汉人或者清亡以后的事，现所见较早的例子是《雪宦绣谱图说》，但此书作于1918年并出版于翌年，口述者沈寿和记录者张冬都是汉人[6]。
Qi Pao和Qipao的区别只在于两个音节之间有无分割，前者当然也属于汉语拼音音译，该译名的出现有两种原因。第一是为了强调。有些学者如著名服装设计师兼学者Valery Garrett为了强调“旗袍”和“旗人之袍”的关系，会把旗袍的英文译名分开呈现，并解释为“banner gown（旗女之袍）”。在她的《中国服饰：从清代到现代的演变》一书中，Qi Pao和Qipao各只出现了一次，明显各有侧重，前者将“旗”“袍”分开呈现，“旗”指旗人，“袍”指袍服，强调了旗袍的起源，后者只用来解释Cheongsam，表明了民国旗袍相对于“旗人之袍”而言，已然出现较大的差异和鲜明的改观。第二是因为部分学者对专有名词音译进英语的一般规范缺乏足够的了解。国内少部分学者认为专有名词音译只要按照汉语拼音方案进行逐个标音即可，其实那只是第一步。关系紧密的专有名词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翻译，首字母大写，中间不空格，如“上海”的音译名是Shanghai，而非Shang Hai。
2.2Cheongsam
Cheongsam是“长衫”的广东话音译的结果，把旗袍称为长衫表明其与“旗人之袍”更少的关联[7]。该译名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民国成立之初，人们总是力图摒弃前朝的东西，衣饰物品的称谓亦是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发展于民国时期，而民国时期的旗袍和长衫之间的关系又很有渊源。辛亥革命后不久，受之前女革命家秋瑾及共和、民主等观念的影响，许多追求独立平等的进步女性，尤其是上海的女学生，爱着男装，觉得自己上下分穿袄裙不如男子一袭长衫[8]。她们力图通过着装的改变来表明自己对传统旧制的反叛。而新式旗袍在上海的出现又是因为西方衣饰观念的影响，所以旗袍风行之初并不是为了展示女性的身材和线条，它表达了当时女性对平等权利、个性解放的向往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
长衫从外形、衣服的裁制等方面看，与旗袍实际上是同类服装[9]。所以民国时期，上海、广东等地的人们也称旗袍为长衫。受此影响，西方人眼中的Cheongsam，其实可分为两类：一类称“旗袍”，另一类称“长衫”，它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少差别。相同的是：均为右衽、立领、盘扣或摁扣、长至膝盖或膝盖以下甚至及地，有单、夹和夹棉（夹毛、夹绒）几种。不同的是：旗袍为西式立体裁剪，收腰明显，有的采用胸省和腰省；袍内不穿长裤，多着透明丝袜；两侧开衩较髙，衣领髙、低变化；盘扣样色多变；镶边工艺繁多；面料种类丰富，花色五彩缤纷；显现女性曲线和韵味，因此时尚而显髙贵，于是流行百年而不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而长衫则采用平面裁剪，宽松平直，不收腰，并且女性曲线掩藏；两侧不开衩或一侧开衩，衩较低；面料及花色素雅、简洁；多用一字盘扣或摁扣；袍内多穿长裤或着棉袜[8]。 再加上民国时期男女长衫比较相似，从女性长衫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旗袍在初期和女性长衫的区分度也不大。因此即便上层社会一部分人称之为“旗袍”，在普通百姓眼里，旗袍就是长衫，因而一直沿用“长衫”这个称谓。然后，由于中国各地方言不同，“长衫”的发音也不完全一样，如上海人发音为Zansae，广东人称之为Cheongsam（发音受到上海称谓的影响，因为上海是海派旗袍的发源地）。
按理说，海派旗袍（民国旗袍主要包括两大类，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前者代表着传统，后者形成于上海代表着新形象）代表着民国时期中国旗袍工艺的最高水平，影响力也最广，旗袍的英译名应该是Zansae才对。但日本侵华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旗袍的发展在中国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遭遇停滞，大批海派旗袍裁缝师傅南下港台等地，使得海派旗袍在这些地区继续发展。其时香港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使得旗袍，及其粤语音译名Cheongsam一起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很多外国人眼里，Cheongsam这个外来词就是旗袍的地道的中文名称。
2.3Chipao和Chirpaur
Chipao这个译名使用的频率不高，也是汉语音译的结果。它的出现主要和中国地方方言众多，多个拼音系统并存的原因有关，比如在中国大陆和国际上通用的是汉语拼音方案，而在中国台湾2002年以后使用的是通用拼音。在通用拼音里，“旗袍”拼译为Chipao，就好像“满族”音译为Manchu一样[10]。因为中国大陆不流行通用拼音，所以大陆学者比较少用这个名称，在台湾有些人会用这个英文译名。
而Chirpaur则用得更少，也是旗袍的音译名称，只是它依据的非汉语拼音方案，而是另外一个拼音方案——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该拼音法是由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曾任英国驻华公使、剑桥大学教授）根据北京发音制订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后经过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年，剑桥大学教授、汉学家）修订而成，也被称作“威妥玛式拼音”“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从清末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该法在中国的影响较大，广泛地应用于中文地名、人名的英译实践中。现在中国的一些地名、校名的英文翻译还沿用或者并存着威氏拼音标注方式，如北京Peking、青岛Tsingdao、重庆Chungking，中山大学Sun YetSen University、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不过，“威氏拼音法”的推广非官方行为，缺少权威性，再加上中国各地方言较多，一个中文名对应着几个不完全一致英译名的现象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是较为普遍的。
2.4Chinese dress 和Mandarin gown
从字面意思上看，Chinese dress指的是“中国女装”，而Mandarin gown指的是“旗女之袍”或者“满人袍服”。在诸多旗袍的英译名称中，这两个译名属比较少见的意译的处理方式。
把旗袍译为“中国女装”明显将概念扩大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旗袍不等同于“中国女装”，国外一些受众将中国旗袍称之为“中国女装”是一种误解。不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旗袍是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它是全世界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女性服装的标志，并给予了西方服装设计师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11]。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旗袍是中国服饰文化的和历史的象征，这也是旗袍被称之为中国国服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译名“旗女之袍”，无论是外形还是从概念上都和真正意义上的旗袍没有多大关联性了。一般认为，中国旗袍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旗女之袍、民国旗袍和当代旗袍。最初阶段的“旗女之袍”只算得上宽泛意义的旗袍。民国旗袍是旗袍发展的重要阶段，当代旗袍则见证了旗袍文化的繁荣。因此，这个译名现在很少有人使用，只有极少详述旗袍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才能看到。
3合理译名分析
大翻译家严复曾以“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来感叹译事的艰难，也表达了主要概念翻译时必须格外慎重。“旗袍”二字的翻译因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使命而意义重大，不可小视。上述旗袍的诸多译名一方面跟旗袍丰富的历史、统一标音体系缺乏、各地方言迥异等客观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学者在进行旗袍研究时主观上重视不够。
在经过对几个常见和不常见的旗袍译名成因的比较分析之后，旗袍合理译名的提出就容易水到渠成了。当然旗袍译名的选定应该遵循应用翻译中专有名词处理的一般原则。第一，如果非新名词、新概念，为了避免“误解”，译者应该参照并沿用约定俗成的翻譯，即“约定俗称”[12]。有鉴于此，旗袍的英语名称应该从上述译名中选定，而非重新译就。第二，译者应该考虑译文受众的接受性，即方便译文受众的理解和认可，译名的选择应该尽量考虑到译文受众的原有阅读思维习惯。这样一来上述Qi Pao、Chipao、Chirpaur、Mandarin gown等现在国外很少用到的译名均不适合做旗袍的译名。第三，翻译必有所本，原文的位置一般而言至高无上，旗袍的英译名称无论是从发音还是从内容所指来看，都应尽可能保持原文保持一致。对于三个较多见的译名而言，Chinese dress明显内涵过于宽泛，很多国外网站上标注该译名的服装也并非全是旗袍。Cheongsam虽然曾经与旗袍一道风靡一时，在当时也算译得中规中矩，但那已经过时了，因为旗袍的裁剪工艺数度变迁，和昔日长衫的外形相距甚远。何况，长衫早已从国人的视野中消逝多年，连古董都算不上了。因此用Cheongsam来译现在的旗袍，越来越显得牵强了。
剩下的只有Qipao了，只有它最适合作为旗袍的英译名。因为从上文的诸多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外的普通受众，还是研究学者都普遍接受这个英译名。另外还因为它符合中国现在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是1958年2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有关该方案的议案，并经全会通过决议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13]。现代汉语标音方式因此得到统一，之前使用“威氏拼音”等各种标音方案随之被废止，这也为规范统一音译中文重要概念奠定了基础，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4统一译名的必要性和建议 中国综合国力近些年来飞速发展，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旗袍英译名的统一恰当其时，不可延沓。许多来华的外国游客在一些报道和私人博客中表达过因为中国旗袍英译名不统一而遭遇到的困惑，部分比较有心的国人也有过类似的困扰。旗袍英译名称必须尽快统一方能利于中国国服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利于中国旗袍文化的全球传播。
要统一旗袍的英语名称，首先必须选定最合理的英译名（如Qipao），然后还要通过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的引导、民间机构的助推，分两步来实现。第一步，过渡阶段，即在一定时期内（如10年），利用一些大的宣传平台，如国际时装周、旗袍博物馆等，采用当前国内译出使用较广的汉语拼音标注，同时附括号标明国外另一个流传相对较广的老译名的方式，即Qipao（Cheongsam）。第二步，统一阶段，即过渡期结束后，较多国外受众了解Qipao的具体所指之后的规范统一英译名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只保留Qipao作为“旗袍”的唯一英译名，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如长文介绍旗袍历史时，才使用Cheongsam等其他处理方法来补充解释。相信两个阶段过后，国内外混乱的旗袍英译名称就能够基本统一。
5结语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在60年代末都很少有女子穿着旗袍。90年代初因为香港和西方服装设计师在他们的作品中引入旗袍元素，旗袍时尚慢慢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复兴。旗袍在中国大陆的强势回归略晚，始于1997年前后时尚人士正式晚会上的穿着尝试[11]。这当然也跟中国经济发展，人们对国家文化更自信、更追求个性美有关。近些年来，国人对旗袍似乎愈来愈喜爱和看重，2016年高考期间江西新闻网上的一则新闻就是例证：高考如约而至，与不少家长助阵高考的忐忑相比，南昌二中红谷滩校区的张女士等考生家长就显得轻松不少，统一旗袍着装寓意“旗开得胜”。
伴随着国内旗袍文化和产业的迅速繁荣，中国旗袍文化的向外推广意识也随之加强，多个国际交流平台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亚洲博鳌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旗袍元素的亮相，知名女性如彭丽媛、巩俐、章子怡等的着装展示，中国旗袍的独特魅力越来越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然而与中国旗袍走向世界背道而驰的是其英译名称的混乱〖JP3〗局面。正如没有统一商标名称的品牌推广毫无意义一样，旗袍英译名称混乱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旗袍文化的全球传播必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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