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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一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皆有卓越建树，他对中国、东南亚乃至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产生的凝聚力，顾全大局信念、大公无私情怀所产生的向心力，至诚至毅品质、勇往直前意志所产生的感召力吸引众多的华侨社团、千千万万国内外民众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追随他、支持他、协助他为华社利益、民族解放、祖国建设而奋斗。
关键词：陈嘉庚;成就伟业;团队因素
陈嘉庚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早已在毛泽东的评价“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中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即使读完陈嘉庚传记，或参观了陈嘉庚纪念馆，陈嘉庚形象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显得概括而抽象，而如何帮助与引导人们去进一步了解认识陈嘉庚从来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以“团队因素”视角来瞻仰和颂扬伟大的陈嘉庚先生，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必要尝试，尽管这个说法容易产生歧义甚至争议。因此，尤其需要在此指出的是，我们在高度评价陈嘉庚历史功绩的同时，在肯定其对所在团队、所带团队所发挥的决策与组织管理、示范与文化影响，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作用的同时，应当充分挖掘和肯定陈嘉庚团队中的成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这样做将更加具体并进一步丰富陈嘉庚的思想和品质、陈嘉庚的领导作用和历史功绩。
歌德（德）说：“壮志与热情是伟业的辅翼。”
丘吉尔（英）说：“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的确，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一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皆有卓越建树，他对中国、东南亚乃至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华侨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陈嘉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以深厚的爱国热忱，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大义凛然，以身作则，登高疾呼，四处奔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产生的凝聚力，顾全大局信念、大公无私情怀所产生的向心力，至诚至毅品质、勇往直前意志所产生的感召力吸引那个时代众多的帮派、华侨社团以及千万国内外民众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为华社利益、民族解放、祖国建设而奋斗。在陈嘉庚毕生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批社会精英汇集在他身边，实际上形成一个个或有形或无形的斗争目标明确和富于时代意义的团队，其中成员包括早期引导、扶持他的前辈，在创业初始与其同心协力、并肩努力的伙伴，在拯救国难、创办教育中鼎力支持他的亲友和追随者，他的学校和企业所培养的晚辈和支持者，这些仁人志士不乏当地商业大亨、胶业巨子、金融巨擘、社会活动家等各界名流（文中列举的只是其中部分重要代表）。毫无疑问，因为他们的参与、支持、帮助直至效法，陈嘉庚毕生致力的实业与事业更加光辉灿烂，历史功绩更加丰富和伟大，陈嘉庚的形象更加高大而饱满，陈嘉庚的领导能力人格力量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更加光彩夺目。
一、诚信果毅，在实业发展中赢得大量人脉资源的支持
陈嘉庚于1904年独立创业，凭借个人的高尚品格和超人胆略，经过短短20多年的艰苦奋斗，奇迹般地成长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他种植菠萝、开办黄梨厂，勤勉经营，一跃而成业内的“苏丹”;他还涉足海运业、米业、食品加工、木材和报业等等，在每个行业都有卓然的成绩;他开拓橡胶种植、开办橡胶制品厂，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单一的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飞跃，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他开发产品，开设全球性的新产品销售网络，形成了产、供、销的一体化。陈嘉庚建立的企业王国一度遍及全球五大洲，资产达1200万叻币，相当于黄金百万两。陈嘉庚在橡胶事业上的成功，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那个行业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历史贡献，成就了他“橡胶大王”的美誉。
陈嘉庚事业发展所涉及的行业多，跨工商贸易，发展速度快，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本人目光长远、诚信经营和善于用人。在此期间，执意替父还债的义举，“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南侨回忆录》）的言行，以及重义轻利和诚信经营使他得道多助，因此广获侨众和企业界的信任和赞赏，也使他在经营中始终拥有大批的合作伙伴、襄助者、支持者和忠实的客户，包括他的亲属、族亲、好友、大批雇从也都忠心耿耿在他的实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嘉庚胞弟陈敬贤（1889-1936），一生积极襄助陈嘉庚先生开拓实业、推举事业。陈敬贤从1906年开始跟随陈嘉庚创业，在早期陈嘉庚的兴业起家的奋斗史上，他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嘉庚两次回国创办集美小学及厦门大学，南洋各业务全部委托陈敬贤，陈敬贤不负重托，在实业发展上取得骄人成绩。
在陈嘉庚艰辛的创业过程中，橡胶业是关键。历史资料显示，在橡胶业的发展方面，早期首先得益于具有国际视野的林文庆博士的建议，继而又得到在新加坡之欧商代理的鼓励。另外，陈嘉庚又劝服马六甲华人橡胶种植先驱人物陈齐贤，得到了直接帮助后转向树胶种植，这是他实业起飞的转折点，为陈嘉庚在橡胶业上的传奇奠定坚实的基础。
陈嘉庚在培养人才方面更是独具慧眼。他善于发现人才、精心培养人才、信任所用之才，不仅委以重任，还授予定夺之权，这使得这些雇从不管在他的企业中或者是在日后离开他并取得成功之后仍然对他忠心耿耿，给予他不少帮助。李光前（1897-1967）就是其中一位尤为杰出的代表。李光前作风稳健谦逊，精通数种语言，被陈嘉庚发现，受到栽培与重用，协助陈嘉庚转变传统的经营方式，突破性地开拓欧美市场，与之进行直接买卖，打破英商垄断国际橡胶市场的局面，为陈嘉庚的企业王国创建立下汗马功劳。李光前于1927年独立创业，迅速成长为新加坡工商业巨子，曾任新加坡南益树胶有限公司主席、新加坡华侨银行主席、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实际上，自己实业壮大后的李光前已经成为陈嘉庚企业发展的竞争对手，但他始终敬仰陈嘉庚人格品德，是陈嘉庚坚定的支持者，与陈嘉庚相互配合、肝胆相照、并肩奋斗，对陈嘉庚企业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比如温开封在科技训练方面的具备专长，杨六使在船务方面的屡有创见，傅定国、陈水蚌、张两端、刘登鼎、陈文确、陈六使等人在工商管理和社会活动方面也都有独到本领，他们也无一例外地与陈嘉庚长期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对陈嘉庚企业建设和业务拓展作出重要贡献，留下长篇历史佳话。陈文确、陈六使（1879—1972）兄弟是陈嘉庚的宗亲，曾经在陈嘉庚企业中受到陈嘉庚的栽培和重用，后自主创业大获成功。特别是陈六使从白手起家发展为新加坡胶业巨子和华社领袖，他既是陈嘉庚的潜在竞争对手却又对陈嘉庚忠心耿耿，极力辅佐陈嘉庚，多次帮助陈嘉庚度过人生与事业的难关。 二、无私奉献，在兴办教育中赢得大批社会精英的帮助
陈嘉庚怀抱“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志，可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中华民国成立后，陈嘉庚怀抱“念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坚定意志和“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的远见卓识，逐步在祖国和侨居地大力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他呕心沥血半个多世纪，在集美建立了一个体系完整、设备完善的时称“为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他于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并独立维持厦门大学16年直至1937将其无条件献给国家;1950年回国定居后，他主持集美学村建设，继续主持厦门大学工程，扩建校园，打造“南方之强”。在历史上，单凭个人力量创办一所独立大学者，陈嘉庚之外尚无第二人，况且还为之存续艰苦奋战16年（杨进发《华侨传奇人物 ---陈嘉庚》P277）。陈嘉庚呕心沥血在闽南形成了两个教育中心，为本省乃至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育国家建设人才做出了伟大贡献。此外，他还资助福建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在新加坡创办一批著名的华文学校。陈嘉庚资助、创办的学校所培养学子千千万万，遍及海内外，其中不少人成为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各领域杰出人才，成为工商业、教育界、文艺界的精英人物，在各个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陈嘉庚奉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和“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理念，以尽出家产办教育的举动，在企业和教育遭遇双重困难之时仍坚持“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以“死而后已”的崇高气概为祖国和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唤起广大侨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爱乡热情，涌现出一批忠贞不渝、慷慨相助的支持者，其中的杰出代表有陈敬贤、李光前、陈六使，林文庆、叶渊、陈村牧等。
陈敬贤（1889—1936）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最得力的助手。1917年秋，陈敬贤返乡筹建集美师范及集美中学，以培养闽南及南洋华校师资人才，在其任内，集美学校的校舍建设进入“黄金时代”。陈敬贤更是亲自赴直、鲁、皖、江浙、赣七省考察中国教育，延聘师资，并在集美创建集美女子小学、集美师范、集美中学及集美幼稚园等，并与陈嘉庚亲定集美学校“诚毅”校训。敬贤的功劳，在于奠定集美教育发展的基石，且为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提供了丰富学生来源，为闽南教育发展及陈嘉庚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卓然功绩成就了他“二校主”的美名。
李光前，陈文确、陈六使兄弟曾经是陈嘉庚创业兴业的重要助手，同时也一贯是陈嘉庚办学忠实的支持者。深受陈嘉庚影响，李光前在创业成功后终身热心文教慈善公益事业，用于教育的捐献之多，难以计算。在陈嘉庚企业被迫收盘时，李光前全力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长期承担厦门大学的部分经费，直到厦大献给国家。50年代，李光前更是出资近千万，扩建厦门大学，兴建楼房24座，建筑面积59000多平方米，其规模相当于解放前校舍的一倍。陈文确、陈六使兄弟长期支持陈嘉庚在家乡创办的文教事业，资助集美学村的建设。在集美、厦大两校经费最困难时，他们慷慨资助，帮助陈嘉庚度过难关。在1942年，陈六使更是响应陈嘉庚移资回国的号召汇回巨款并嘱“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后又从中拨出190万元参与创办集友银行，所得股息和红利全部捐作集美学校经费，是陈嘉庚“以行养校”创举的最积极、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实施者之一。
在陈嘉庚创办学校的重要历史时期（1912年---1950年），他长期居住星洲，仅在1912年9月回乡筹办集美小学校，1919年6月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以及1940年3月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同时考察内迁大田、安溪的集美学校，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除此三次回国之外，其他时间国内诸多事务尤其教育工作极大部分委托林文庆、叶渊、陈村牧等经办管理。以此三人为重要代表的国内办学支持者和追随者为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等的建设和发展付出艰辛的劳动、做出巨大的牺牲，也作出巨大贡献、留下不朽的诗篇。
叶渊（1889-1952），1920年经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介绍，被陈嘉庚聘为集美学校校长。集美学校初创时期，闽南师资缺乏，师范和中学的校长及教师不得不托人到外省聘请。从外省聘用校长、教师存在诸多问题，两年内学校先后因校长和教师的选聘问题发生三次变动，严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叶渊上任。叶渊任校长、校董会主席的14年间为集美学校的发展、壮大付出无数艰辛，办学面貌焕然一新、成绩卓然。叶渊引进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办学机制，从全国各地聘请名师和高级专门人才到集美学校执教、指导、演讲，教学上重视德、智、体、劳、美五育并重，当时集美学校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教学设施齐全，政治风气学术风气十分活跃，被誉为“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1923年10月，经孙中山大本营批准，集美学校成为“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沿用并蜚声海内外。陈嘉庚先生曾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叶渊的贡献加以高度赞扬。
林文庆（1869--1957）博士德才兼备、成就不凡，是英女皇奖学金首名获得者之一，又是一名执业医生、儒家学者、演讲家、哲学家、银行家、社会领袖，他于1921年应陈嘉庚力邀，牺牲一己之物质利益，将医疗所及其他业务结束或委托友人管理，从新加坡回国任厦门大学校长。他呕心沥血，主政厦门大学的16年，办学成绩斐然。他致力于学校的行政和学科建设，重金礼聘知名专家、教授，一时群贤毕至，名流云集，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科学研究活跃，学术风气浓郁，办学体制逐步健全，办学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学科建设日趋成熟，至1930年6月，全校共设5个学院21个学系，为厦门大学成为强校名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村牧（1907-1996），作为陈嘉庚办学的得力助手，65年如一日为集美学校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学校面临生死存亡之时，陈村牧临危受命，担任集美学校董事会负责人，以无畏、坚韧的精神，领导学校播迁内地，克服校舍、师资、粮食、设备、医药等重重困难，坚持办学，甚至在经费极端困难、校主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仍艰苦维持，使学校度过了办学以来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抗战期间，集美学校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招生数量还超过战前，为祖国抗战、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社会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他为“陈嘉庚爱国兴学最热情的宣传者和忠实的支持者、实践者。”著名的印尼华侨、集美校友李尚大先生说：“如果没有陈村牧先生的努力和奉献，校主在集美的办学业绩就要大大地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广大集美师生、校友在陈嘉庚伟大精神的感召下，在抗战时期与学校同艰苦共患难，和衷共济，全国各地广大集美校友在“校友养校”运动中，饮水思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共同负起养校的责任，帮助母校度过了八年抗战危难时期。抗战后，又是在广大集美校友的协助下，集美学校得以复员、得以渐复旧观。
三、热爱祖国，在救亡图存中赢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响应
陈嘉庚热爱祖国，一生正义凛然、热心公益，在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建立崇高的威望与领导地位，成为南洋华侨的领袖。1910年陈嘉庚参加同盟会，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所组织的保安会会长，曾经募款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被选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领导华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筹款救济受难同胞运动，山东筹赈活动在募得巨款的同时还带头打破华人帮派藩篱，共图义举，在精神上及思想上唤醒华人正视祖国本土命运，其影响深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陈嘉庚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任为主席，随后募捐活动深入民间各行各业，募得巨款汇给国民政府。为加大力度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于1938年10月召集南洋各埠168名代表齐集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第一次把南洋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信仰、不同政治倾向的一千多万华侨团结起来。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华侨捐输、捐款、汇侨汇、征募技工回国效劳，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卓越功勋。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至1945年，八年中捐款达13多亿（国币），平均每年1亿6000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占总捐款70%多。南侨总会还发动华侨多寄侨汇回国赡养家庭，据陈嘉庚估计从1937年至1941年，华侨共汇回侨汇折国币为50余亿元，其中南洋约占2/3。因为有海外华侨逐年汇回巨款外汇，使战时政府的拮据财政免遭破产。陈嘉庚不仅领导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持更是惊天动地：电报提案声讨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投降卖国行径，有力打击投降派;亲自团归国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呼吁国共团结抗战;创办《南侨日报》，在舆论上引导、团结华侨，为民主革命作出极大贡献……。
陈嘉庚拥有高度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首位，努力践行“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人生诺言。他拳拳的爱国情怀、高尚的精神品质、完美的人格魅力和“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报国行为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着千万华侨、华人，吸引着社会各阶层、各方人士，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共同为祖国、为社会铸伟业、谋福利。早期星马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帮派社会，帮组织领导成员主要是商人、资本家，是华人商界的精英荟萃所在。陈嘉庚创业第三年即参与帮会活动，逐步建立威信，获得众侨领支持，成为福建帮领袖。在帮活动范围之外，他还涉身于一些较新式的团体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同盟会、星洲书报社、石叻孔教会、新加坡华侨树胶公会等。这些组织为陈嘉庚提供了施展个人才华和品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广阔平台。以福建会馆为例，1929年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后即大力鼎革，逐步使之成为一个势力浩大、凝聚力强、同心同德的团体。在陈嘉庚的领导下福帮人士的巨大金钱、人力、智力资源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大派用场，在教育、社会事务中建树良多，影响巨大，成就福建会馆一段最辉煌时期。抗战期间，陈嘉庚更是身兼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福建会馆、星华筹赈会、南侨总会、闽侨总会五大机构主席的重任，该五大机构的办事处都设在怡和轩，怡和轩成为陈嘉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指挥部，成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侨抗日的领导中枢。在这些实力社团的人力、智力、财力的支持下，陈嘉庚统筹兼顾、游刃有余，呕心沥血、公而忘私，建立卓著功勋。此后，在民主革命期间、祖国建设时期，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依然紧紧团结在陈嘉庚身边，支持祖国民主运动和统一大业，支援国家建设。在这些实力社团中有大批的社会精英以及这些社团组织外众多社会人士，包括他的族亲、好友、前雇员、他学校培养的人才，或与他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或志趣相投、同心同德，或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在陈嘉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救国图存运动中给予巨大支持。
陈嘉庚早期社会活动的同道与同伴主要有林义顺（1879-1936）、李俊承、曾江水、叶玉堆、庄希泉等，他们或是陈嘉庚的亲家，或是陈嘉庚的挚友，共同支持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支持陈嘉庚在东南亚推广华文教育。林义顺是新加坡著名富商，与陈嘉庚关系密切，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并于1909年介绍陈嘉庚与孙中山认识，陈嘉庚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于1910加入同盟会，与清廷脱离关系并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从此，他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唤醒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在陈嘉庚早期的社会活动中，林义顺是关键人物。
抗战期间，更有大批社会精英荟萃在陈嘉庚身边与他并肩作战，纾难救国。其中，庄西言、李清泉、陈延谦、侯西反、李铁民、孙崇瑜、黄奕欢、孙炳炎、刘玉水、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等人是陈嘉庚的挚友和追随者，其中有的直接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工作，有的通过捐赠飞机、筹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与陈嘉庚一起对抗敌军的追捕，人人都在华侨爱国史上留下光辉一笔。庄西言为帮助陈嘉庚避难印尼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他舍命保护陈嘉庚，被关押至战后才获释。候西反、周献瑞、刘牡丹、黄奕欢被认为陈嘉庚的四大助手，是陈嘉庚最为坚定不移的追随者。资料显示，此四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口若悬河、善于组织、爱乡爱国、品格高尚、魄力无穷、豪迈大方，因此在福建会馆、星华筹赈会、南侨总会等社团和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在陈嘉庚领导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中贡献巨大。候西反（1883-1940）曾被陈嘉庚誉为“忠勇能干之人”和筹赈会“最重要之职员”，1940年曾全程陪同陈嘉庚回国视察，并与李铁民一起促成陈嘉庚的延安之行，他们三人的延安之行收获甚大，被认为是陈嘉庚政治生活的里程碑和重大转折点。李光前、陈六使更是一贯的、全力以赴地投身陈嘉庚领导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出钱出力，共襄义举，彪炳青史。 抗战胜利后，海外华侨普遍反对内战，一批爱国进步华侨人士团结在陈嘉庚身边，协助创办《南侨日报》，为团结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并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胡愈之、张楚琨、庄明理等都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参政议政，仍然有大批仁人义士荟萃在他身边，与他一起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
后 记
《思想录》作者，对人类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十七世纪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区分了三种伟大：第一种伟大是外在的伟大，如星辰和君主，这只是一种外观的、表面的伟大;第二种伟大是理智的伟大，它高于前者，但却仍然是很不完全的伟大;第三种伟大是仁爱精神，圣徒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伟大。作为一代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伟大在这位异国伟人的一席话之中得到极好的诠释。带着这份诠释，记诵陈嘉庚一句句豪言壮语，遥望他人生路上如何带着满怀爱国热情，团结和带领万众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建功立业。可以说，以“团队因素”视角来瞻仰和颂扬陈嘉庚的伟大功绩，这个题旨与陈嘉庚的创业历程和陈嘉庚精神是十分和谐的。陈嘉庚一生凝聚广大华侨的人心和意志，成为华侨旗帜，成为广大华人、华侨的灵魂和中心，在他的伟大精神的感召下，众多社团组织、大批社会精英、千万华侨华人义无反顾地集结在他的周围，追随他、支持他、协助他，为祖国和侨居地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作出卓越贡献。陈嘉庚三个字，以及旁边那一个个烫金名字，一起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陈嘉庚本人建立卓著功业万古流芳，不仅如此，他在非凡的人生经历中带出一个纵横驰骋、无坚不摧的团队，本人成为团队的领导核心;他精心培养的大批人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而就这一批一批人才，他们为陈嘉庚及其团队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为国家、社会、民族、大众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着力奉献。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已经赋予我们这样一个责任，那就是我们在了解、认识和歌颂陈嘉庚时，除了应当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一步真切凝望他那海洋般光辉事迹的面积，更必须完整地瞻仰他那高山般伟大功绩的体积，当然还应注视共同托起这份重量的无数双手臂。
【参考文献】
[1]林斯丰.陈嘉庚精神读本[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2]杨进发.华侨传奇人物---陈嘉庚[M].北京：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
[3]政协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编.陈嘉庚的亲属、族亲及事业襄助者[M].厦新出（2002）内书第104号
[4]集美陈嘉庚研究会翻印.南侨回忆录[M].闽新出（92）内书（刊）第0040号
[5]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嘉庚研究（1---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蔡鹤影.学村牧歌[M].北京：北京艺术与电子出版社，2007.
[7]陈少斌.陈嘉庚研究文集[C].厦新出（2003）内书第045号
[8]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M].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等联合出版，2004.
[9]集美陈嘉庚研究会.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1985.1会刊—
[10]陈嘉庚研究.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1988年会刊
[11]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眉头警语
关键词：陈嘉庚;成就伟业;团队因素
陈嘉庚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早已在毛泽东的评价“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中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即使读完陈嘉庚传记，或参观了陈嘉庚纪念馆，陈嘉庚形象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显得概括而抽象，而如何帮助与引导人们去进一步了解认识陈嘉庚从来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以“团队因素”视角来瞻仰和颂扬伟大的陈嘉庚先生，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必要尝试，尽管这个说法容易产生歧义甚至争议。因此，尤其需要在此指出的是，我们在高度评价陈嘉庚历史功绩的同时，在肯定其对所在团队、所带团队所发挥的决策与组织管理、示范与文化影响，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作用的同时，应当充分挖掘和肯定陈嘉庚团队中的成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这样做将更加具体并进一步丰富陈嘉庚的思想和品质、陈嘉庚的领导作用和历史功绩。
歌德（德）说：“壮志与热情是伟业的辅翼。”
丘吉尔（英）说：“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的确，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一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皆有卓越建树，他对中国、东南亚乃至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华侨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陈嘉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以深厚的爱国热忱，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大义凛然，以身作则，登高疾呼，四处奔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产生的凝聚力，顾全大局信念、大公无私情怀所产生的向心力，至诚至毅品质、勇往直前意志所产生的感召力吸引那个时代众多的帮派、华侨社团以及千万国内外民众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为华社利益、民族解放、祖国建设而奋斗。在陈嘉庚毕生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批社会精英汇集在他身边，实际上形成一个个或有形或无形的斗争目标明确和富于时代意义的团队，其中成员包括早期引导、扶持他的前辈，在创业初始与其同心协力、并肩努力的伙伴，在拯救国难、创办教育中鼎力支持他的亲友和追随者，他的学校和企业所培养的晚辈和支持者，这些仁人志士不乏当地商业大亨、胶业巨子、金融巨擘、社会活动家等各界名流（文中列举的只是其中部分重要代表）。毫无疑问，因为他们的参与、支持、帮助直至效法，陈嘉庚毕生致力的实业与事业更加光辉灿烂，历史功绩更加丰富和伟大，陈嘉庚的形象更加高大而饱满，陈嘉庚的领导能力人格力量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更加光彩夺目。
一、诚信果毅，在实业发展中赢得大量人脉资源的支持
陈嘉庚于1904年独立创业，凭借个人的高尚品格和超人胆略，经过短短20多年的艰苦奋斗，奇迹般地成长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他种植菠萝、开办黄梨厂，勤勉经营，一跃而成业内的“苏丹”;他还涉足海运业、米业、食品加工、木材和报业等等，在每个行业都有卓然的成绩;他开拓橡胶种植、开办橡胶制品厂，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单一的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飞跃，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他开发产品，开设全球性的新产品销售网络，形成了产、供、销的一体化。陈嘉庚建立的企业王国一度遍及全球五大洲，资产达1200万叻币，相当于黄金百万两。陈嘉庚在橡胶事业上的成功，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那个行业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历史贡献，成就了他“橡胶大王”的美誉。
陈嘉庚事业发展所涉及的行业多，跨工商贸易，发展速度快，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本人目光长远、诚信经营和善于用人。在此期间，执意替父还债的义举，“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南侨回忆录》）的言行，以及重义轻利和诚信经营使他得道多助，因此广获侨众和企业界的信任和赞赏，也使他在经营中始终拥有大批的合作伙伴、襄助者、支持者和忠实的客户，包括他的亲属、族亲、好友、大批雇从也都忠心耿耿在他的实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嘉庚胞弟陈敬贤（1889-1936），一生积极襄助陈嘉庚先生开拓实业、推举事业。陈敬贤从1906年开始跟随陈嘉庚创业，在早期陈嘉庚的兴业起家的奋斗史上，他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嘉庚两次回国创办集美小学及厦门大学，南洋各业务全部委托陈敬贤，陈敬贤不负重托，在实业发展上取得骄人成绩。
在陈嘉庚艰辛的创业过程中，橡胶业是关键。历史资料显示，在橡胶业的发展方面，早期首先得益于具有国际视野的林文庆博士的建议，继而又得到在新加坡之欧商代理的鼓励。另外，陈嘉庚又劝服马六甲华人橡胶种植先驱人物陈齐贤，得到了直接帮助后转向树胶种植，这是他实业起飞的转折点，为陈嘉庚在橡胶业上的传奇奠定坚实的基础。
陈嘉庚在培养人才方面更是独具慧眼。他善于发现人才、精心培养人才、信任所用之才，不仅委以重任，还授予定夺之权，这使得这些雇从不管在他的企业中或者是在日后离开他并取得成功之后仍然对他忠心耿耿，给予他不少帮助。李光前（1897-1967）就是其中一位尤为杰出的代表。李光前作风稳健谦逊，精通数种语言，被陈嘉庚发现，受到栽培与重用，协助陈嘉庚转变传统的经营方式，突破性地开拓欧美市场，与之进行直接买卖，打破英商垄断国际橡胶市场的局面，为陈嘉庚的企业王国创建立下汗马功劳。李光前于1927年独立创业，迅速成长为新加坡工商业巨子，曾任新加坡南益树胶有限公司主席、新加坡华侨银行主席、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实际上，自己实业壮大后的李光前已经成为陈嘉庚企业发展的竞争对手，但他始终敬仰陈嘉庚人格品德，是陈嘉庚坚定的支持者，与陈嘉庚相互配合、肝胆相照、并肩奋斗，对陈嘉庚企业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比如温开封在科技训练方面的具备专长，杨六使在船务方面的屡有创见，傅定国、陈水蚌、张两端、刘登鼎、陈文确、陈六使等人在工商管理和社会活动方面也都有独到本领，他们也无一例外地与陈嘉庚长期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对陈嘉庚企业建设和业务拓展作出重要贡献，留下长篇历史佳话。陈文确、陈六使（1879—1972）兄弟是陈嘉庚的宗亲，曾经在陈嘉庚企业中受到陈嘉庚的栽培和重用，后自主创业大获成功。特别是陈六使从白手起家发展为新加坡胶业巨子和华社领袖，他既是陈嘉庚的潜在竞争对手却又对陈嘉庚忠心耿耿，极力辅佐陈嘉庚，多次帮助陈嘉庚度过人生与事业的难关。 二、无私奉献，在兴办教育中赢得大批社会精英的帮助
陈嘉庚怀抱“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志，可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中华民国成立后，陈嘉庚怀抱“念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坚定意志和“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的远见卓识，逐步在祖国和侨居地大力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他呕心沥血半个多世纪，在集美建立了一个体系完整、设备完善的时称“为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他于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并独立维持厦门大学16年直至1937将其无条件献给国家;1950年回国定居后，他主持集美学村建设，继续主持厦门大学工程，扩建校园，打造“南方之强”。在历史上，单凭个人力量创办一所独立大学者，陈嘉庚之外尚无第二人，况且还为之存续艰苦奋战16年（杨进发《华侨传奇人物 ---陈嘉庚》P277）。陈嘉庚呕心沥血在闽南形成了两个教育中心，为本省乃至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育国家建设人才做出了伟大贡献。此外，他还资助福建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在新加坡创办一批著名的华文学校。陈嘉庚资助、创办的学校所培养学子千千万万，遍及海内外，其中不少人成为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各领域杰出人才，成为工商业、教育界、文艺界的精英人物，在各个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陈嘉庚奉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和“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理念，以尽出家产办教育的举动，在企业和教育遭遇双重困难之时仍坚持“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以“死而后已”的崇高气概为祖国和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唤起广大侨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爱乡热情，涌现出一批忠贞不渝、慷慨相助的支持者，其中的杰出代表有陈敬贤、李光前、陈六使，林文庆、叶渊、陈村牧等。
陈敬贤（1889—1936）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最得力的助手。1917年秋，陈敬贤返乡筹建集美师范及集美中学，以培养闽南及南洋华校师资人才，在其任内，集美学校的校舍建设进入“黄金时代”。陈敬贤更是亲自赴直、鲁、皖、江浙、赣七省考察中国教育，延聘师资，并在集美创建集美女子小学、集美师范、集美中学及集美幼稚园等，并与陈嘉庚亲定集美学校“诚毅”校训。敬贤的功劳，在于奠定集美教育发展的基石，且为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提供了丰富学生来源，为闽南教育发展及陈嘉庚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卓然功绩成就了他“二校主”的美名。
李光前，陈文确、陈六使兄弟曾经是陈嘉庚创业兴业的重要助手，同时也一贯是陈嘉庚办学忠实的支持者。深受陈嘉庚影响，李光前在创业成功后终身热心文教慈善公益事业，用于教育的捐献之多，难以计算。在陈嘉庚企业被迫收盘时，李光前全力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长期承担厦门大学的部分经费，直到厦大献给国家。50年代，李光前更是出资近千万，扩建厦门大学，兴建楼房24座，建筑面积59000多平方米，其规模相当于解放前校舍的一倍。陈文确、陈六使兄弟长期支持陈嘉庚在家乡创办的文教事业，资助集美学村的建设。在集美、厦大两校经费最困难时，他们慷慨资助，帮助陈嘉庚度过难关。在1942年，陈六使更是响应陈嘉庚移资回国的号召汇回巨款并嘱“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后又从中拨出190万元参与创办集友银行，所得股息和红利全部捐作集美学校经费，是陈嘉庚“以行养校”创举的最积极、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实施者之一。
在陈嘉庚创办学校的重要历史时期（1912年---1950年），他长期居住星洲，仅在1912年9月回乡筹办集美小学校，1919年6月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以及1940年3月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同时考察内迁大田、安溪的集美学校，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除此三次回国之外，其他时间国内诸多事务尤其教育工作极大部分委托林文庆、叶渊、陈村牧等经办管理。以此三人为重要代表的国内办学支持者和追随者为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等的建设和发展付出艰辛的劳动、做出巨大的牺牲，也作出巨大贡献、留下不朽的诗篇。
叶渊（1889-1952），1920年经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介绍，被陈嘉庚聘为集美学校校长。集美学校初创时期，闽南师资缺乏，师范和中学的校长及教师不得不托人到外省聘请。从外省聘用校长、教师存在诸多问题，两年内学校先后因校长和教师的选聘问题发生三次变动，严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叶渊上任。叶渊任校长、校董会主席的14年间为集美学校的发展、壮大付出无数艰辛，办学面貌焕然一新、成绩卓然。叶渊引进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办学机制，从全国各地聘请名师和高级专门人才到集美学校执教、指导、演讲，教学上重视德、智、体、劳、美五育并重，当时集美学校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教学设施齐全，政治风气学术风气十分活跃，被誉为“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1923年10月，经孙中山大本营批准，集美学校成为“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沿用并蜚声海内外。陈嘉庚先生曾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叶渊的贡献加以高度赞扬。
林文庆（1869--1957）博士德才兼备、成就不凡，是英女皇奖学金首名获得者之一，又是一名执业医生、儒家学者、演讲家、哲学家、银行家、社会领袖，他于1921年应陈嘉庚力邀，牺牲一己之物质利益，将医疗所及其他业务结束或委托友人管理，从新加坡回国任厦门大学校长。他呕心沥血，主政厦门大学的16年，办学成绩斐然。他致力于学校的行政和学科建设，重金礼聘知名专家、教授，一时群贤毕至，名流云集，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科学研究活跃，学术风气浓郁，办学体制逐步健全，办学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学科建设日趋成熟，至1930年6月，全校共设5个学院21个学系，为厦门大学成为强校名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村牧（1907-1996），作为陈嘉庚办学的得力助手，65年如一日为集美学校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学校面临生死存亡之时，陈村牧临危受命，担任集美学校董事会负责人，以无畏、坚韧的精神，领导学校播迁内地，克服校舍、师资、粮食、设备、医药等重重困难，坚持办学，甚至在经费极端困难、校主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仍艰苦维持，使学校度过了办学以来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抗战期间，集美学校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招生数量还超过战前，为祖国抗战、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社会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他为“陈嘉庚爱国兴学最热情的宣传者和忠实的支持者、实践者。”著名的印尼华侨、集美校友李尚大先生说：“如果没有陈村牧先生的努力和奉献，校主在集美的办学业绩就要大大地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广大集美师生、校友在陈嘉庚伟大精神的感召下，在抗战时期与学校同艰苦共患难，和衷共济，全国各地广大集美校友在“校友养校”运动中，饮水思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共同负起养校的责任，帮助母校度过了八年抗战危难时期。抗战后，又是在广大集美校友的协助下，集美学校得以复员、得以渐复旧观。
三、热爱祖国，在救亡图存中赢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响应
陈嘉庚热爱祖国，一生正义凛然、热心公益，在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建立崇高的威望与领导地位，成为南洋华侨的领袖。1910年陈嘉庚参加同盟会，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所组织的保安会会长，曾经募款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被选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领导华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筹款救济受难同胞运动，山东筹赈活动在募得巨款的同时还带头打破华人帮派藩篱，共图义举，在精神上及思想上唤醒华人正视祖国本土命运，其影响深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陈嘉庚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任为主席，随后募捐活动深入民间各行各业，募得巨款汇给国民政府。为加大力度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于1938年10月召集南洋各埠168名代表齐集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第一次把南洋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信仰、不同政治倾向的一千多万华侨团结起来。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华侨捐输、捐款、汇侨汇、征募技工回国效劳，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卓越功勋。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至1945年，八年中捐款达13多亿（国币），平均每年1亿6000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占总捐款70%多。南侨总会还发动华侨多寄侨汇回国赡养家庭，据陈嘉庚估计从1937年至1941年，华侨共汇回侨汇折国币为50余亿元，其中南洋约占2/3。因为有海外华侨逐年汇回巨款外汇，使战时政府的拮据财政免遭破产。陈嘉庚不仅领导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持更是惊天动地：电报提案声讨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投降卖国行径，有力打击投降派;亲自团归国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呼吁国共团结抗战;创办《南侨日报》，在舆论上引导、团结华侨，为民主革命作出极大贡献……。
陈嘉庚拥有高度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首位，努力践行“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人生诺言。他拳拳的爱国情怀、高尚的精神品质、完美的人格魅力和“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报国行为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着千万华侨、华人，吸引着社会各阶层、各方人士，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共同为祖国、为社会铸伟业、谋福利。早期星马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帮派社会，帮组织领导成员主要是商人、资本家，是华人商界的精英荟萃所在。陈嘉庚创业第三年即参与帮会活动，逐步建立威信，获得众侨领支持，成为福建帮领袖。在帮活动范围之外，他还涉身于一些较新式的团体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同盟会、星洲书报社、石叻孔教会、新加坡华侨树胶公会等。这些组织为陈嘉庚提供了施展个人才华和品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广阔平台。以福建会馆为例，1929年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后即大力鼎革，逐步使之成为一个势力浩大、凝聚力强、同心同德的团体。在陈嘉庚的领导下福帮人士的巨大金钱、人力、智力资源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大派用场，在教育、社会事务中建树良多，影响巨大，成就福建会馆一段最辉煌时期。抗战期间，陈嘉庚更是身兼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福建会馆、星华筹赈会、南侨总会、闽侨总会五大机构主席的重任，该五大机构的办事处都设在怡和轩，怡和轩成为陈嘉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指挥部，成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侨抗日的领导中枢。在这些实力社团的人力、智力、财力的支持下，陈嘉庚统筹兼顾、游刃有余，呕心沥血、公而忘私，建立卓著功勋。此后，在民主革命期间、祖国建设时期，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依然紧紧团结在陈嘉庚身边，支持祖国民主运动和统一大业，支援国家建设。在这些实力社团中有大批的社会精英以及这些社团组织外众多社会人士，包括他的族亲、好友、前雇员、他学校培养的人才，或与他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或志趣相投、同心同德，或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在陈嘉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救国图存运动中给予巨大支持。
陈嘉庚早期社会活动的同道与同伴主要有林义顺（1879-1936）、李俊承、曾江水、叶玉堆、庄希泉等，他们或是陈嘉庚的亲家，或是陈嘉庚的挚友，共同支持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支持陈嘉庚在东南亚推广华文教育。林义顺是新加坡著名富商，与陈嘉庚关系密切，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并于1909年介绍陈嘉庚与孙中山认识，陈嘉庚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于1910加入同盟会，与清廷脱离关系并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从此，他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唤醒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在陈嘉庚早期的社会活动中，林义顺是关键人物。
抗战期间，更有大批社会精英荟萃在陈嘉庚身边与他并肩作战，纾难救国。其中，庄西言、李清泉、陈延谦、侯西反、李铁民、孙崇瑜、黄奕欢、孙炳炎、刘玉水、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等人是陈嘉庚的挚友和追随者，其中有的直接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工作，有的通过捐赠飞机、筹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与陈嘉庚一起对抗敌军的追捕，人人都在华侨爱国史上留下光辉一笔。庄西言为帮助陈嘉庚避难印尼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他舍命保护陈嘉庚，被关押至战后才获释。候西反、周献瑞、刘牡丹、黄奕欢被认为陈嘉庚的四大助手，是陈嘉庚最为坚定不移的追随者。资料显示，此四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口若悬河、善于组织、爱乡爱国、品格高尚、魄力无穷、豪迈大方，因此在福建会馆、星华筹赈会、南侨总会等社团和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在陈嘉庚领导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中贡献巨大。候西反（1883-1940）曾被陈嘉庚誉为“忠勇能干之人”和筹赈会“最重要之职员”，1940年曾全程陪同陈嘉庚回国视察，并与李铁民一起促成陈嘉庚的延安之行，他们三人的延安之行收获甚大，被认为是陈嘉庚政治生活的里程碑和重大转折点。李光前、陈六使更是一贯的、全力以赴地投身陈嘉庚领导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出钱出力，共襄义举，彪炳青史。 抗战胜利后，海外华侨普遍反对内战，一批爱国进步华侨人士团结在陈嘉庚身边，协助创办《南侨日报》，为团结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并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胡愈之、张楚琨、庄明理等都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参政议政，仍然有大批仁人义士荟萃在他身边，与他一起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
后 记
《思想录》作者，对人类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十七世纪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区分了三种伟大：第一种伟大是外在的伟大，如星辰和君主，这只是一种外观的、表面的伟大;第二种伟大是理智的伟大，它高于前者，但却仍然是很不完全的伟大;第三种伟大是仁爱精神，圣徒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伟大。作为一代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伟大在这位异国伟人的一席话之中得到极好的诠释。带着这份诠释，记诵陈嘉庚一句句豪言壮语，遥望他人生路上如何带着满怀爱国热情，团结和带领万众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建功立业。可以说，以“团队因素”视角来瞻仰和颂扬陈嘉庚的伟大功绩，这个题旨与陈嘉庚的创业历程和陈嘉庚精神是十分和谐的。陈嘉庚一生凝聚广大华侨的人心和意志，成为华侨旗帜，成为广大华人、华侨的灵魂和中心，在他的伟大精神的感召下，众多社团组织、大批社会精英、千万华侨华人义无反顾地集结在他的周围，追随他、支持他、协助他，为祖国和侨居地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作出卓越贡献。陈嘉庚三个字，以及旁边那一个个烫金名字，一起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陈嘉庚本人建立卓著功业万古流芳，不仅如此，他在非凡的人生经历中带出一个纵横驰骋、无坚不摧的团队，本人成为团队的领导核心;他精心培养的大批人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而就这一批一批人才，他们为陈嘉庚及其团队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为国家、社会、民族、大众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着力奉献。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已经赋予我们这样一个责任，那就是我们在了解、认识和歌颂陈嘉庚时，除了应当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一步真切凝望他那海洋般光辉事迹的面积，更必须完整地瞻仰他那高山般伟大功绩的体积，当然还应注视共同托起这份重量的无数双手臂。
【参考文献】
[1]林斯丰.陈嘉庚精神读本[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2]杨进发.华侨传奇人物---陈嘉庚[M].北京：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
[3]政协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编.陈嘉庚的亲属、族亲及事业襄助者[M].厦新出（2002）内书第104号
[4]集美陈嘉庚研究会翻印.南侨回忆录[M].闽新出（92）内书（刊）第0040号
[5]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嘉庚研究（1---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蔡鹤影.学村牧歌[M].北京：北京艺术与电子出版社，2007.
[7]陈少斌.陈嘉庚研究文集[C].厦新出（2003）内书第045号
[8]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M].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等联合出版，2004.
[9]集美陈嘉庚研究会.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1985.1会刊—
[10]陈嘉庚研究.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1988年会刊
[11]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眉头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