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动工的第一天，来了几千名村民帮忙。第二天、第三天就超过几万人，他们都拒绝报酬，甘愿提供船只、自家门板等工具。不到一周，不仅是便桥，就连专门的车辆浮桥都建好了。一队队战士踏上浮桥通过淮河，后面紧跟着汽车、火炮、坦克……
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胜利的伟大年份。苏联记者的相关报道，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
为人民利益而战
1949年初春，陪伴在苏联记者丘里诺夫身边的解放军战士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怯于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但国民党压根是打着抗日的幌子，我们（当时）加入的（国民党）军队只知道欺压百姓，袭击八路军，即便抗战胜利了，我们也看不到国民党能给自己带来希望。于是，我带枪参加解放军，只有他们能真正消灭外国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才不会当奴隶。”这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收录在当年某一期苏联《星火》周刊上，题目就叫《中国军队和人民》。
丘里诺夫随着刚从东北入关的第四野战军一起南下，当北平（不久改称北京）和天津市民得知战士们要继续远征，纷纷出来欢送，给战士们送来缝制的旗帜、衬衣和赶工生产的香烟、饼干，礼品袋上缝着“尽快打过长江！”“为祖国建功立业！”等字样。
当部队前进时，农民在村口竖起指示牌，上面写着：“同志们，往前走！这条道通向武汉！”部队在城市或村落过夜的几个小时，是群众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在门上贴上纸条，请战士们进屋休息，还亲自找部队指挥员请战士们到自己家里住宿。其间，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
谁能征服淮河
1949年5月的一天早晨，四野先头纵队抵达淮河北岸，被湍急的河水挡住去路。丘里诺夫旁听并记录了指挥员的决策。会议现场不仅有军人，还有被请来发表意见的老船工。会上，工兵营长提议直接在河上架设浮桥，但一个老船工说：“我在淮河邊活了60多年，从没听说过谁能在河上架桥过汽车，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没办到。”四野因此决定从易到难，先用渡船搭建人行便桥，再架可供车辆通过的固定浮桥。
动工的第一天，来了几千名村民帮忙。第二天、第三天就超过几万人，他们都拒绝报酬，甘愿提供船只、自家门板等工具。不到一周，不仅是便桥，就连专门的车辆浮桥都建好了。平底船用几百条粗绳子连成1.5公里的汽车路，北岸甚至搭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拱门，一队队战士踏上浮桥通过淮河，后面紧跟着汽车、火炮、坦克……
在前往南方的路上，丘里诺夫遇到一名团政委。政委告诉他，早在4月21日，二野、三野的百万大军打响了渡江战役。江北居民早在战前就做好了配合工作，他们义务修建了530公里的公路，维修和新建了200座桥，准备了6万条船。尤其在4月21日当天，船工冒着敌人炮火，昼夜工作，帮助解放军强渡过长江，一点也不吝惜体力甚至生命。正是这些普通人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帮助消灭了国民党在江南仅存的一点正规军。
狂欢的长沙城彻夜不眠
曾记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苏联《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在南下大军的队伍里。
1949年8月5日，在湖南省会长沙，近十万群众聚集在城门旁迎接解放军。人群呼喊着欢迎口号扑向解放军战士，握手、拥抱、递红旗、抛花，甚至激动不已地喊叫。进城后夜幕已经降临，但街道灯火通明，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一直到天亮，长沙城才沉静下来。
正是在长沙，西蒙诺夫有幸参加了四野与二野联合举办的联欢会，前者正展开对残留大陆的国民党最后一个大兵团——白崇禧桂系部队的大围歼;而后者由湖南向西，进攻国民党盘踞的中国西南最后几省——贵州、四川、西康（中国旧省名，如今划归四川）和云南。联欢会上，他见到了中国的“战神”——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他途经长沙到准备进攻重庆的部队中去。这位战斗了30年，负过多次伤，多次被国民党宣布死亡的名将，被西蒙诺夫称为“谦逊之人中最谦逊的一个”。他坐在战士们中间，像是一个偶然光临的客人，希望不被人注意。刘伯承穿着没有任何将校标志的黑色制服，与其说他是解放军中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之一，不如说他像大学里的一名资深教授。
联欢会上，最精彩的节目是《最后列车》，它取材于铁路工人在国民党撤退时英勇反抗的真实故事：工人们为了阻止逃军，把列车司机隐藏起来，后来当敌人把他找出来时，工人们就躺在机车前头的轨道上，宁死也不让列车开走。最后，司机欺骗国民党，假装同意把列车开走，他跳上机车，却把蒸汽放掉，结果被国民党军官杀害了。戴着眼镜的刘伯承专心而严肃地看着，西蒙诺夫和他并排坐着。当节目结束后，刘伯承微笑着跟西蒙诺夫告别：“我明天要走了。当南方作战结束时，请到我们部队来——如果您来得及的话，我们也很快要打重庆了。”
黄土铺上话英雄
西蒙诺夫所跟随的部队，是四野王牌135师。1949年11月，他来到135师师部，该师不久前在衡宝战役中发挥卓越的作用，打垮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白崇禧的第7军。
在当年的10月1日，135师奉命切断连接衡阳与宝庆的公路，这意味着他们将脱离主力，深入敌后75公里。正是在黄土铺，该师遇到五倍之敌的反复进攻。最危急的那一刻，有一个团与另两个团的联系被切断，只好在树林里展开防御。这个孤军团硬是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死死控制住大路旁的几个高地，直到友军赶来，把溃敌消灭掉。据统计，衡宝战役中，解放军俘虏了2个桂军军部的高级军官和4000名官兵，缴获大炮和迫击炮50多门，机枪近200挺，一多半都是135师的功劳。
到达当天，西蒙诺夫向师长申请，获准和战斗英雄张德裕（音）来到当时战况最激烈的黄土铺。张德裕指向发生战斗的地点说：“那就是黄土铺村，后面就是激战过的山岗，我们一个团就在那里被包围，也是在那里，我们冲下来，打掉了他们的军部。”他以豪迈的动作摊开手，然后很快地收拢回来，握紧拳头，用力到骨头都一根根凸出来。
那简单的手势，声音并不大的嗓子……这一切优美而自然地集合在这位战斗英雄身上，他和战友们一道成为这一胜利的创造者，而胜利本身和其他部队的胜利一起，又成为中国解放事业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他，作为共产党员和中国人，也自豪于这一伟大胜利。
是的，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如此密不可分，其取得的胜利作为人类历史辉煌的一页，必将永载历史、万古长存。
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胜利的伟大年份。苏联记者的相关报道，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
为人民利益而战
1949年初春，陪伴在苏联记者丘里诺夫身边的解放军战士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怯于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但国民党压根是打着抗日的幌子，我们（当时）加入的（国民党）军队只知道欺压百姓，袭击八路军，即便抗战胜利了，我们也看不到国民党能给自己带来希望。于是，我带枪参加解放军，只有他们能真正消灭外国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才不会当奴隶。”这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收录在当年某一期苏联《星火》周刊上，题目就叫《中国军队和人民》。
丘里诺夫随着刚从东北入关的第四野战军一起南下，当北平（不久改称北京）和天津市民得知战士们要继续远征，纷纷出来欢送，给战士们送来缝制的旗帜、衬衣和赶工生产的香烟、饼干，礼品袋上缝着“尽快打过长江！”“为祖国建功立业！”等字样。
当部队前进时，农民在村口竖起指示牌，上面写着：“同志们，往前走！这条道通向武汉！”部队在城市或村落过夜的几个小时，是群众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在门上贴上纸条，请战士们进屋休息，还亲自找部队指挥员请战士们到自己家里住宿。其间，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
谁能征服淮河
1949年5月的一天早晨，四野先头纵队抵达淮河北岸，被湍急的河水挡住去路。丘里诺夫旁听并记录了指挥员的决策。会议现场不仅有军人，还有被请来发表意见的老船工。会上，工兵营长提议直接在河上架设浮桥，但一个老船工说：“我在淮河邊活了60多年，从没听说过谁能在河上架桥过汽车，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没办到。”四野因此决定从易到难，先用渡船搭建人行便桥，再架可供车辆通过的固定浮桥。
动工的第一天，来了几千名村民帮忙。第二天、第三天就超过几万人，他们都拒绝报酬，甘愿提供船只、自家门板等工具。不到一周，不仅是便桥，就连专门的车辆浮桥都建好了。平底船用几百条粗绳子连成1.5公里的汽车路，北岸甚至搭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拱门，一队队战士踏上浮桥通过淮河，后面紧跟着汽车、火炮、坦克……
在前往南方的路上，丘里诺夫遇到一名团政委。政委告诉他，早在4月21日，二野、三野的百万大军打响了渡江战役。江北居民早在战前就做好了配合工作，他们义务修建了530公里的公路，维修和新建了200座桥，准备了6万条船。尤其在4月21日当天，船工冒着敌人炮火，昼夜工作，帮助解放军强渡过长江，一点也不吝惜体力甚至生命。正是这些普通人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帮助消灭了国民党在江南仅存的一点正规军。
狂欢的长沙城彻夜不眠
曾记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苏联《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在南下大军的队伍里。
1949年8月5日，在湖南省会长沙，近十万群众聚集在城门旁迎接解放军。人群呼喊着欢迎口号扑向解放军战士，握手、拥抱、递红旗、抛花，甚至激动不已地喊叫。进城后夜幕已经降临，但街道灯火通明，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一直到天亮，长沙城才沉静下来。
正是在长沙，西蒙诺夫有幸参加了四野与二野联合举办的联欢会，前者正展开对残留大陆的国民党最后一个大兵团——白崇禧桂系部队的大围歼;而后者由湖南向西，进攻国民党盘踞的中国西南最后几省——贵州、四川、西康（中国旧省名，如今划归四川）和云南。联欢会上，他见到了中国的“战神”——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他途经长沙到准备进攻重庆的部队中去。这位战斗了30年，负过多次伤，多次被国民党宣布死亡的名将，被西蒙诺夫称为“谦逊之人中最谦逊的一个”。他坐在战士们中间，像是一个偶然光临的客人，希望不被人注意。刘伯承穿着没有任何将校标志的黑色制服，与其说他是解放军中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之一，不如说他像大学里的一名资深教授。
联欢会上，最精彩的节目是《最后列车》，它取材于铁路工人在国民党撤退时英勇反抗的真实故事：工人们为了阻止逃军，把列车司机隐藏起来，后来当敌人把他找出来时，工人们就躺在机车前头的轨道上，宁死也不让列车开走。最后，司机欺骗国民党，假装同意把列车开走，他跳上机车，却把蒸汽放掉，结果被国民党军官杀害了。戴着眼镜的刘伯承专心而严肃地看着，西蒙诺夫和他并排坐着。当节目结束后，刘伯承微笑着跟西蒙诺夫告别：“我明天要走了。当南方作战结束时，请到我们部队来——如果您来得及的话，我们也很快要打重庆了。”
黄土铺上话英雄
西蒙诺夫所跟随的部队，是四野王牌135师。1949年11月，他来到135师师部，该师不久前在衡宝战役中发挥卓越的作用，打垮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白崇禧的第7军。
在当年的10月1日，135师奉命切断连接衡阳与宝庆的公路，这意味着他们将脱离主力，深入敌后75公里。正是在黄土铺，该师遇到五倍之敌的反复进攻。最危急的那一刻，有一个团与另两个团的联系被切断，只好在树林里展开防御。这个孤军团硬是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死死控制住大路旁的几个高地，直到友军赶来，把溃敌消灭掉。据统计，衡宝战役中，解放军俘虏了2个桂军军部的高级军官和4000名官兵，缴获大炮和迫击炮50多门，机枪近200挺，一多半都是135师的功劳。
到达当天，西蒙诺夫向师长申请，获准和战斗英雄张德裕（音）来到当时战况最激烈的黄土铺。张德裕指向发生战斗的地点说：“那就是黄土铺村，后面就是激战过的山岗，我们一个团就在那里被包围，也是在那里，我们冲下来，打掉了他们的军部。”他以豪迈的动作摊开手，然后很快地收拢回来，握紧拳头，用力到骨头都一根根凸出来。
那简单的手势，声音并不大的嗓子……这一切优美而自然地集合在这位战斗英雄身上，他和战友们一道成为这一胜利的创造者，而胜利本身和其他部队的胜利一起，又成为中国解放事业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他，作为共产党员和中国人，也自豪于这一伟大胜利。
是的，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如此密不可分，其取得的胜利作为人类历史辉煌的一页，必将永载历史、万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