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小云的短篇小说《淡蓝色口罩》讲述了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普通家庭故事，这是一次“文学介入现实”意味非常浓郁的写作。在文学史中并不缺少灾难题材的虚构或者非虚构作品，战争、屠杀、革命、瘟疫、地震，人祸或是天灾，物质损毁或是精神创伤，在小说家的笔下都被重新编译，现实书写与对事件的回忆密不可分。但对于《淡蓝色口罩》来说，在小说写就的时期，新冠肺炎的阴影还远没有散去，后疫情时代下的人们被迫学会与口罩、隔离、行踪定位和睦相处，作者要处理的材料远不止记忆的回溯那么简单，小说书写描摹的每一个细节都紧密地指向当下与未来。在《淡蓝色口罩》中，口罩带来的是生命和生活的辩证法，在生命随时都有可能颠覆的背景之下，口罩“重出江湖”，它遮住了个体的差异，放大了生活的琐碎，重构了生命的规则。生活的图景像是被吸进棱镜里又折射出来的光，庸常人生中的一切细枝末节透过这种折射被无限放大。
　　疫情作为一个外部条件的出现限制了主人公罗布的空间移动，让他不得不与离异多年的妻子与女儿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由此，青霜和漫漫的家构成了一个特异的空间，在其中安放的不仅仅是日常的家庭生活，不仅仅是离异夫妇与子女之间微妙的伦理关系。在这个家中，茶室是青霜的工作场所，书房是漫漫学习备考的场所，会客厅則变成了罗布的卧室，所有的生活空间都经过了改造和迁移。“收到的快件先喷酒精，进出电梯戴口罩、手套，菜场回来衣服晾晒在窗外……”他们戴上口罩，“好像家里和外面一样，到处有可疑的细菌。”
　　在这里，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并置，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重叠，消遣空间和工作空间融合。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所有曾经对立的空间的边界都变得模糊。这让人不由对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产生附会。福柯认为，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真空、同质而又统一的空间里，与之正相反，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一个布满各种幻觉和性质的复杂集合体。“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所谓的“异托邦”，正是对这种复杂空间的觉察。
　　每个异托邦都有明确的、一定的作用。青霜和漫漫的家不仅承担着日常生活和消闲的作用，佩戴口罩和定期消杀也让它更肩负了医院的作用，也因此，它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医院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空间的典例，处在医院中的每一个人并不需要多余的沟通和交流，只要能够遵循基本的社会规则，就能够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这样的生活模式对于三位突然聚合而又不知所措的主人公来说像是救命稻草，长期异地的生活阻断了他们之间的亲缘联系，更不要说其中掺杂着婚姻的背叛和家庭的抛弃。“戴上口罩”的动作，是一个符号或者一种仪式，戴上口罩就意味着主人公之间的交往是社会性的而非家庭性的。在潜意识里，对于不知如何处理的复杂关系，他们选择了暂时的搁置和逃避，他们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够以陌生人的方式重新开始对彼此的接触和认识。
　　亲情的疗愈并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疫情的发生，与随之而来的种种隔离手段正好为人们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提供可能。空间的隔绝为异托开辟了道路，当人类处于一种与传统时间完全中断的情况下，异托邦开始完全发挥作用。罗布与软紫的交往是他日常生活的代表，与前妻、女儿的被迫聚集让他暂时从行进着的生活轨道中抽离出来，他原本的日常全凭一部手机维系，于是关闭手机变成了罗布拒绝原有生活的确证，也是他拒绝时间的确证。在这样一段近乎凝固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封闭狭窄的空间里，任何举动都显得回味悠长。罗布通过几道拿手菜的制作，将旧有的时光猛地推到了青霜和漫漫的眼前，从而敲开了女儿尘封的心门。
　　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隔离的解除正像是打开了这个异托邦的无形的门，更不要说软紫在电话中的“哭哭啼啼”、撒娇卖痴将罗布不断地拉回现实。罗布最终还是抽身而去，同时带走了方舱医院、酒店、办公室、学校的混合体，把家还原成了家。但这并不是说口罩下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就小说而言，罗布在这样一段“偷来的时光”里重新梳理了与前妻的关系，也努力击破了与女儿之间的壁垒，在口罩之下，他们坦然拥抱，芥蒂似乎消除。异托邦创造了一个幻象空间或者说补偿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幻想，夫妻和美或是父慈子孝得以实现，它兼有真实和虚假的双重属性，人们在生活中不敢触碰的，需要重新规划的、重新整理的种种因素被骤然放置在了一个集合之中。它构建了一个镜子般的自省系统。通过现实之镜，人们在生活的此岸看到了精神意义上的彼岸，镜子带来了自己的可见性，即便人们并不生活在彼岸，却仍能够通过镜子的反作用力在彼岸中找到自己。口罩下的生活不是目的更不是结果，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现实透过镜子，照见人生另一种可能的路径。
　　面对“口罩”这样一个现实题材，作者从经验出发，以一种与日常生活同构的方式描摹家庭生活里的幽微，这恰与福柯的理念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暗合——在人们自认为正常、同质、透明的空间里，存在着许许多多复杂难言的异托邦空间，有时被建构，有时被消除。我们不能对这样的现象安之若素，而是应该以其为媒介去质询、抵抗甚至颠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