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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奇才小兵
1950年10月25日，莫若健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跨过鸭绿江，加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洪流中。当时20岁的莫若健刚从中学毕业，经过军校短期培训后，担任第一四九师四四五团二营四连文化教员。
第一次战役打响了后，师部通讯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莫若健：“师首长命令你跑步到师作训科报到！”原来，部队抓到一名美军俘虏，军部派来几名懂英语的大学生，可他们听、说能力都比较差，与俘虏无法沟通。师首长正着急，有人提出莫若健的英语不错，师部迅即调人。
莫若健一到师部，作训科科长丁永年就交代：“小莫，你先把我军的政策给这个俘虏讲一讲，稳定一下他的情绪。然后问问他们部队的番号、装备、被俘前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个人的情况。”
莫若健一上场就叽里呱啦地与那个美军战俘交流起来。审讯结果，这名俘虏是美军的下士副班长，对部队任务和部署知之甚少，关键是被吓坏了，一直担心审讯完了会被“拖出去崩了”，所以回答问题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直到第二天，莫若健把他带到临时挖的猫耳洞里防空，他还在问：“你们真的不会杀我？”
这名美军俘虏携带了两部“步谈机”，让大家大开眼界，虽然这样的先进设备美军都装备到步兵班、排了，可志愿军师一级的领导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大家很认真地听俘虏上了一堂“科技知识课”，最后感慨道：美军有这么好的装备，竟然这么不经打！
那年月，志愿军“土包子”打现代战争的洋相颇多。莫若健记得，某基层单位初遇美军飞机时，竟然下传过这样一道命令：不准抬头看飞机！眼睛反光，容易被敌人发现！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土”，彻底颠覆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崇美、恐美”情绪，坚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
仅有高中学历的莫若健英语说得如此地道，得益于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耳提面命。原来，抗战时期曾居留成都的吕叔湘虽是大学教授，生活却非常窘迫，不得不靠进当铺、到中学兼职授课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莫若健由此与吕叔湘有了师生之缘。
几年后，莫若健在吕叔湘一家人的盛情邀请下，登门拜访恩师全家，在饭桌上讲了一个令大家捧腹不已的笑话：首次审问俘虏，战友们对莫若健的英语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志愿军的作战对手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审讯结束后，有人问莫若健：“你还会翻译哪个国家的话？”
初露头角的莫若健春风得意：“只要是英语国家，我都能翻译。”
对方再问：“‘联合国军’有几个说英语的国家？”
莫若健扳了扳手指头：“有七八个吧！”
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竟变成“小莫会八国外语”，传遍了全师。
二、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蒙哥马利曾任统帅的英军第二十九旅200多人被俘，忙坏了莫若健
第一次战役一结束，知人善任的师政委兼代理师长金振钟便在战役总结会上宣布：师政治部成立敌工组，莫若健任副组长，编有英语翻译3人、朝鲜语翻译1人。
莫若健不负众望，立即在全师办起了英语对敌喊话培训班，集训全师文化教员，并在上级下发的英语喊话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战场喊话内容，还用东北民间小调填写了一首《英语喊话歌》：
学会那个喊话，好处多啊！见到敌人叫“哈罗”！“萨暖得儿”（surrender）是“投降”，“汉志阿普”（Hands up）是“举起手”，“法罗米”（Follow me）是“跟我走”，“伟而吹提由”（well-treat you）是“优待俘虏”，“普挡由而阿蒙司”（put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啊！“康蒙奥特”（Come out）是“出来”，“出来投降吧”!
1951年1月3日，是莫若健一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天，也是最令他自豪的一天。
这天凌晨，第一四九师前卫四四六团一营配属师侦察连，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美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五团一个营击溃。5时，该营攻占英二十九旅来复枪第五十七团掩护分队据守的195.3高地，俘敌37人。当晚，第四四五团一营和第四四六团二营又插到汉城以北的佛弥地谷地，截住了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军第二十九旅，歼灭其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和英軍第八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
莫若健和战友们开始忙碌起来。当时，志愿军处理俘虏的过程大致为：作战分队将抓到的俘虏送交师政治部敌工组后，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交来的俘虏由师警卫连派人看押，敌工组先要宣讲我军政策，使其情绪稳定，然后逐一做简单审讯，同时登记造册，并将审讯到的情报随时向师司令部报告；审讯完毕后，由警卫连负责押送至上级机关。
白天的活儿还没干完，后半夜又有一大批战俘送来了。这天的俘虏，多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官兵。英军第二十九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装备有最先进的坦克，在当时很有名气。
200多名英国俘虏，只有莫若健等两人协作审讯，莫若健审问，另一个战友负责登记，忙得一塌糊涂。
一下子接收了200多名俘虏，莫若健还真有点害怕，毕竟他们都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看押俘虏的警卫人员不多，出现意外怎么办？于是，他们找到一处朝鲜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将俘虏带进去集中看管。
天亮后，军政治部摄影记者胡宝玉来拍摄战场情况，在这个院子里拍摄了一张第一四九师警卫连战士看押英军战俘的经典照片。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这些外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如今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当了中国人的俘虏！
三、“发现”了英军坦克营长
英军俘虏登记完毕后，莫若健接到上级命令：佛弥战场上还有几辆坦克完好无损，要马上动员几名可靠的俘虏兵把这些坦克开回国，供军工部研究。
莫若健随即召唤英军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英国皇家重坦克营”）战俘集合，宣讲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并表扬英军俘虏遵守纪律，然后动员俘虏：“现在，需要你们当中的坦克驾驶员帮助我军把能开动的坦克开出来，愿意与我军合作并做出贡献的举手！”
一下子，几十只手举了起来。莫若健凭感觉，在众多俘虏中挑选了六七名样子比较温顺的出列。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莫若健和俘虏们还没到达指定地点，便被上级骑兵通讯员给拦住了。“不是军首长命令我们挑俘虏去开坦克吗？”莫若健一脸茫然。“军首长有好几个呢！军首长发脾气了，说叫敌人去开坦克是瞎扯淡、乱弹琴，叫你马上把俘虏带回去！”通讯员说。
几天后，莫若健得知了上级临时改变决定的缘由：原来，在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一营三连九班班长王长贵爬上了一辆敌坦克，迫使敌坦克手投降。然而，已经投降的敌坦克手见王长贵孤身一人，猛然发动机器，将王长贵从炮塔上甩了下来，随后将王长贵打死。王长贵是战斗英雄，1950年进京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见过毛主席。他的牺牲，惊动了军首长。
审讯完第二十九旅后，莫若健将几名坦克手俘虏押回。为防美军飞机轰炸，所有俘虏被押送离开民宅，到山坡或田间休息。就在这时，莫若健意外地听见俘虏们议论，他们的营长也被俘虏了，顿时大吃一惊：登记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普通坦克兵，没听说有营长啊！
他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师作训科科长丁永年。丁永年一听兴奋了：“你去把他带来，让我见识一下。”
英军少校营长被带来后，莫若健告诉他：“营长先生，我的领导要与你谈一谈。”
营长没否认对自己的职务称呼，耸了耸肩：“非常愿意从命！”
审讯开头，是问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家庭情况、参军时间、受教育程度等。英军营长非常配合，问一句，答一句，彬彬有礼。
可当作训科科长丁永年问及部队的装备编制、被俘前受领的任务、退却目的地、与美军如何协同作战等情况时，英军营长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无可奉告”，嘴巴封得严严实实。
越听越冒火的丁永年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骂了一句：“他妈的！”
莫若健正在考虑如何翻译“他妈的”，或者该不该翻译时，这位英军营长以为要枪毙自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战战兢兢地求饶：“我们都是指挥官，如果你被我军俘虏，能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军事情报吗？”
丁永年见此，气得大吼一声：“带走！”
据莫若健的战友苏峥嵘回忆，这位英军营长进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后，仍放不下面子，声称：“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他：“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对英军营长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莫若健回到了成都家乡，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后又调任成都师范学校（今成都大学）外语系主任，负责培训中学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教育厅将其独创的英语速成教学法拍成20集电视系列片，向全国发行。莫若健退休后，曾在成都首批创办民办学校，成为至今有着“成都新东方”美誉的成都磨石外语学校校长。■
1950年10月25日，莫若健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跨过鸭绿江，加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洪流中。当时20岁的莫若健刚从中学毕业，经过军校短期培训后，担任第一四九师四四五团二营四连文化教员。
第一次战役打响了后，师部通讯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莫若健：“师首长命令你跑步到师作训科报到！”原来，部队抓到一名美军俘虏，军部派来几名懂英语的大学生，可他们听、说能力都比较差，与俘虏无法沟通。师首长正着急，有人提出莫若健的英语不错，师部迅即调人。
莫若健一到师部，作训科科长丁永年就交代：“小莫，你先把我军的政策给这个俘虏讲一讲，稳定一下他的情绪。然后问问他们部队的番号、装备、被俘前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个人的情况。”
莫若健一上场就叽里呱啦地与那个美军战俘交流起来。审讯结果，这名俘虏是美军的下士副班长，对部队任务和部署知之甚少，关键是被吓坏了，一直担心审讯完了会被“拖出去崩了”，所以回答问题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直到第二天，莫若健把他带到临时挖的猫耳洞里防空，他还在问：“你们真的不会杀我？”
这名美军俘虏携带了两部“步谈机”，让大家大开眼界，虽然这样的先进设备美军都装备到步兵班、排了，可志愿军师一级的领导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大家很认真地听俘虏上了一堂“科技知识课”，最后感慨道：美军有这么好的装备，竟然这么不经打！
那年月，志愿军“土包子”打现代战争的洋相颇多。莫若健记得，某基层单位初遇美军飞机时，竟然下传过这样一道命令：不准抬头看飞机！眼睛反光，容易被敌人发现！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土”，彻底颠覆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崇美、恐美”情绪，坚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
仅有高中学历的莫若健英语说得如此地道，得益于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耳提面命。原来，抗战时期曾居留成都的吕叔湘虽是大学教授，生活却非常窘迫，不得不靠进当铺、到中学兼职授课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莫若健由此与吕叔湘有了师生之缘。
几年后，莫若健在吕叔湘一家人的盛情邀请下，登门拜访恩师全家，在饭桌上讲了一个令大家捧腹不已的笑话：首次审问俘虏，战友们对莫若健的英语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志愿军的作战对手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审讯结束后，有人问莫若健：“你还会翻译哪个国家的话？”
初露头角的莫若健春风得意：“只要是英语国家，我都能翻译。”
对方再问：“‘联合国军’有几个说英语的国家？”
莫若健扳了扳手指头：“有七八个吧！”
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竟变成“小莫会八国外语”，传遍了全师。
二、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蒙哥马利曾任统帅的英军第二十九旅200多人被俘，忙坏了莫若健
第一次战役一结束，知人善任的师政委兼代理师长金振钟便在战役总结会上宣布：师政治部成立敌工组，莫若健任副组长，编有英语翻译3人、朝鲜语翻译1人。
莫若健不负众望，立即在全师办起了英语对敌喊话培训班，集训全师文化教员，并在上级下发的英语喊话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战场喊话内容，还用东北民间小调填写了一首《英语喊话歌》：
学会那个喊话，好处多啊！见到敌人叫“哈罗”！“萨暖得儿”（surrender）是“投降”，“汉志阿普”（Hands up）是“举起手”，“法罗米”（Follow me）是“跟我走”，“伟而吹提由”（well-treat you）是“优待俘虏”，“普挡由而阿蒙司”（put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啊！“康蒙奥特”（Come out）是“出来”，“出来投降吧”!
1951年1月3日，是莫若健一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天，也是最令他自豪的一天。
这天凌晨，第一四九师前卫四四六团一营配属师侦察连，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美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五团一个营击溃。5时，该营攻占英二十九旅来复枪第五十七团掩护分队据守的195.3高地，俘敌37人。当晚，第四四五团一营和第四四六团二营又插到汉城以北的佛弥地谷地，截住了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军第二十九旅，歼灭其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和英軍第八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
莫若健和战友们开始忙碌起来。当时，志愿军处理俘虏的过程大致为：作战分队将抓到的俘虏送交师政治部敌工组后，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交来的俘虏由师警卫连派人看押，敌工组先要宣讲我军政策，使其情绪稳定，然后逐一做简单审讯，同时登记造册，并将审讯到的情报随时向师司令部报告；审讯完毕后，由警卫连负责押送至上级机关。
白天的活儿还没干完，后半夜又有一大批战俘送来了。这天的俘虏，多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官兵。英军第二十九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装备有最先进的坦克，在当时很有名气。
200多名英国俘虏，只有莫若健等两人协作审讯，莫若健审问，另一个战友负责登记，忙得一塌糊涂。
一下子接收了200多名俘虏，莫若健还真有点害怕，毕竟他们都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看押俘虏的警卫人员不多，出现意外怎么办？于是，他们找到一处朝鲜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将俘虏带进去集中看管。
天亮后，军政治部摄影记者胡宝玉来拍摄战场情况，在这个院子里拍摄了一张第一四九师警卫连战士看押英军战俘的经典照片。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这些外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如今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当了中国人的俘虏！
三、“发现”了英军坦克营长
英军俘虏登记完毕后，莫若健接到上级命令：佛弥战场上还有几辆坦克完好无损，要马上动员几名可靠的俘虏兵把这些坦克开回国，供军工部研究。
莫若健随即召唤英军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英国皇家重坦克营”）战俘集合，宣讲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并表扬英军俘虏遵守纪律，然后动员俘虏：“现在，需要你们当中的坦克驾驶员帮助我军把能开动的坦克开出来，愿意与我军合作并做出贡献的举手！”
一下子，几十只手举了起来。莫若健凭感觉，在众多俘虏中挑选了六七名样子比较温顺的出列。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莫若健和俘虏们还没到达指定地点，便被上级骑兵通讯员给拦住了。“不是军首长命令我们挑俘虏去开坦克吗？”莫若健一脸茫然。“军首长有好几个呢！军首长发脾气了，说叫敌人去开坦克是瞎扯淡、乱弹琴，叫你马上把俘虏带回去！”通讯员说。
几天后，莫若健得知了上级临时改变决定的缘由：原来，在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一营三连九班班长王长贵爬上了一辆敌坦克，迫使敌坦克手投降。然而，已经投降的敌坦克手见王长贵孤身一人，猛然发动机器，将王长贵从炮塔上甩了下来，随后将王长贵打死。王长贵是战斗英雄，1950年进京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见过毛主席。他的牺牲，惊动了军首长。
审讯完第二十九旅后，莫若健将几名坦克手俘虏押回。为防美军飞机轰炸，所有俘虏被押送离开民宅，到山坡或田间休息。就在这时，莫若健意外地听见俘虏们议论，他们的营长也被俘虏了，顿时大吃一惊：登记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普通坦克兵，没听说有营长啊！
他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师作训科科长丁永年。丁永年一听兴奋了：“你去把他带来，让我见识一下。”
英军少校营长被带来后，莫若健告诉他：“营长先生，我的领导要与你谈一谈。”
营长没否认对自己的职务称呼，耸了耸肩：“非常愿意从命！”
审讯开头，是问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家庭情况、参军时间、受教育程度等。英军营长非常配合，问一句，答一句，彬彬有礼。
可当作训科科长丁永年问及部队的装备编制、被俘前受领的任务、退却目的地、与美军如何协同作战等情况时，英军营长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无可奉告”，嘴巴封得严严实实。
越听越冒火的丁永年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骂了一句：“他妈的！”
莫若健正在考虑如何翻译“他妈的”，或者该不该翻译时，这位英军营长以为要枪毙自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战战兢兢地求饶：“我们都是指挥官，如果你被我军俘虏，能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军事情报吗？”
丁永年见此，气得大吼一声：“带走！”
据莫若健的战友苏峥嵘回忆，这位英军营长进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后，仍放不下面子，声称：“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他：“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对英军营长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莫若健回到了成都家乡，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后又调任成都师范学校（今成都大学）外语系主任，负责培训中学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教育厅将其独创的英语速成教学法拍成20集电视系列片，向全国发行。莫若健退休后，曾在成都首批创办民办学校，成为至今有着“成都新东方”美誉的成都磨石外语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