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再度让我失望，其实过去十年，我一直押韩国诗人高银得奖，他和一直被诺贝尔文学奖故意忽视的米兰·昆德拉，是这个世纪罕有的“文豪”级别的作家。
　　以前觉得高银的价值，更多在于他作为韩国的一个国民诗人，跟整个现代韩国的命运纠缠不分。
　　高银生于1933年，年轻时，在朝鲜战争中做过背尸体的工人，也许在那个过程中，他慢慢认识到了什么是无常。他青年时代坐好几次牢，出过家，又还俗。他四次试图自杀，用了很极端的手段，后果是有一只耳朵失聪了，另一只耳朵后来在监狱中也失去了听觉。
　　这样的一个人，可谓是历尽劫难，但他的诗却非常通透，没有怨气，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要为自己寻回什么公道的那样一种战斗性在里面。这一点和他之前的许多韩国诗歌大不同。
　　并不是说公道不重要，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人，他要做的是超越这一切，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公义，看待个人的恩怨，看待韩国这个民族在被卷入的命运里面，它如何赎罪。
　　我很喜欢高银的一首很短、很有力的诗，叫《骤雨》：数亿尊佛陀倾盆而下，溪水手忙脚乱，其他许多死尸，也随着佛陀的遗骸，漂流而去，痛快！
　　这首短诗肯定是高银面对一场倾盆大雨的时候突然来的灵感，而这个灵感太巨大了。
　　为什么一个人能把雨点想象为佛陀呢？正是一个修佛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想象，因为佛陀的原本意义是悟道者——悟道者因何会倾盆而下呢？因为对于悟道者来说，他的躯体，他的形象根本不值一提，无所谓，全部都可以放弃。
　　其他许多死尸，他只用一个“其他”来形容，当然包括人类的尸体，包括其他生物的尸体，甚至包括抽象的尸体——我们的某个意念，某个执着，都变成了尸体，被这些佛陀的尸体所夹带着，随着溪水奔流而去，他的目的地是大海。
　　这具肉体就让它漂流去吧，痛快！这令我想起了陶渊明写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值得不害怕、高兴的，因为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去顺应它。这里边包含着一个死去以后的世界的逻辑，跟现在我们活着的世界的逻辑之不同。高银、陶渊明他们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们学会了用死去以后的逻辑去思考生死，我们还没有悟到那个逻辑，只能从此生此世出发的话，我们恐怕还是不能达到这种痛快。
　　细读他的诗之前，我曾以为高银是一个政治诗人，或者是一个纯粹的佛教诗人，以为他是一个会给人非常多安慰，像那种心灵鸡汤似的写作。其实并不然，他的佛教是赤裸裸地去面对生死这一劫难的佛教。他的朋友，美国著名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曾经给他下过一个定义，他说高银是一个带有鬼气的诗歌菩萨。这个矛盾的修辞非常有意义，他又是菩萨，但又带有鬼气，死亡的阴影如影随形地笼罩在他的诗里边，有时是个体的死亡，有时是群体的死亡，有时是国家民族的死亡。但是高银就像一个菩萨一样，不断地去超度这些死亡。
　　高银的诗歌魅力很复杂，总的来说勇猛精进、低首慈悲，如水浒中的鲁智深。而韩国当代史的多重波折：反抗日本殖民、建立大韩民国、南北战争、反全斗焕民主运动等等，都以大时代背景反映在他巨细无遗审视周遭生命的诗中。这种诗人，是时代造就，也能造就時代的，属于一个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