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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读库》第一期《0601》正式出版发行，这也宣告了江湖人称“老六”的张立宪又多了个头衔——《读库》主编。
因为交游甚广，张立宪被朋友们戏称是京城文化圈的 “交际花”；也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呼朋引伴攒饭局聊人生谈理想。五年过去，文艺气息十足的《读库》和老六一起发生了改变。
变化
在2010年5月前，仝冰雪从没想过和大学老同学张立宪合作。仝冰雪是一位老照片收藏家。这三年来，仝冰雪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藏了一个普通中国人长达62年的影集。从1907年到1968年，这位来自福州的名叫叶景吕的老先生，连续62年请人给自己拍照留念。
仝冰雪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了下来，和老照片一起，准备出一本书。他知道大学同学张立宪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于是带着书稿来请老同学帮忙把把关。
张立宪看完书稿之后，急忙给他打电话，说想在《读库》登这篇稿子，这让仝冰雪感觉很意外。他以前看过《读库》，也知道是张立宪办的，不过，他的印象中张立宪的《读库》和自己不是一个路子，因此并没想过给《读库》投稿。
后来，这篇名为《一站一坐一生》的文章和老照片一起登在《读库1002》。一篇讲述普通人人生故事的文章在《读库》的发表，让仝冰雪对张立宪另眼相看。“看起来，他和《读库》都在尝试着改变，变得不那么文艺和小资。”
“《读库》的确在发生某种变化。”张立宪毫不讳言。
张立宪不否认，最开始自己接触的也就是文艺、传媒圈的人比较多，“崔白水”（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人尤其熟悉，最初设立的选题范围因此局限在文化、传媒领域。
比如，以前张立宪很喜欢陈凯歌写的自传《少年凯歌》。陈凯歌在拍《无极》的时候，他便想着，彼时，陈凯歌也人到中年了，应该可以谋划着做个《中年凯歌》什么的。
采访杜琪峰，他又想到一个奢侈的策划：杜琪峰在香港什么地方拍过外景，他们就到那里取景，找摄影师用与当时电影同样的镜头来拍，然后让杜琪峰来聊，杜琪峰觉得太费力，也谈不出什么，就拒绝了。
现在，即使杜琪峰这个选题还能做，张立宪说自己也不会再去做了。他内心倾向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从2008年起开始，被张立宪邀请在11月初主持一年一度的《读库》读者见面会。
三年主持下来，柴静注意到，《读库》关注的领域，其实已经比他声称的文化和传媒领域宽广多了。《读库》给的很多甚至就是普通人从地里面挖出来湿漉漉带着泥土的东西。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在《读库》上发表的文图作品《耍猴人江湖行》及《西部招亲》，就给她留下深深的震撼。
前者讲述了耍猴这个古老的技艺与现实中国冲突的故事；后者是一个贫困如何让婚姻买卖变得现实和纠结的故事。
“那是一种披肝沥胆的真实，不是名家思考半个月能写得出来的东西，你没有经历，世界就不可能向你显示这一面。”柴静说。
柴静甚至觉得，张立宪现在编辑《读库》，和新闻记者的追求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都没有，像把刀一样，深深地扎进把刀都给磨掉的真实。”
文艺不重要
张立宪的老朋友、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明显感觉到，文艺在张立宪心中变得不再重要。
《读库》之前，张立宪的出版代表作是2000年左右主编的《大话西游宝典》。这是一本全面分析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的书。此后，张立宪又抓住网络热点，主编了一系列“影音丛书”。
张钧参与了这个系列的部分编辑工作。在他看来，当时的张立宪编这个系列实在是很有优势——因为他本人就是影碟的超级发烧友。
张立宪早年写在网络，后来集结成书出版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这本书中，就有张立宪对自己颇多具有文艺气息爱好的详尽描述。
但现在，张钧已经很少听张立宪主动和他提起这方面的话题。
刚开始编《读库》，张钧还被张立宪叫着写写《小话西游》什么的，但后来，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再发生。前不久，张钧倒是作为嘉宾参加了张立宪发起的《我的抗战》的城市巡演。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做的关于八年抗战的系列纪录片。因为担心这部精心制作的历史纪录片被忽视，张立宪以《读库》的名义，号召《读库》的“粉丝”——“库娃”在各自的城市，义务承办《我的抗战》的巡演。
“文艺的确不重要了。你会发现只要你做一些事情，你接触的人和事情，就比你原来接触的文艺青年所关心的那些要饱和得多，丰富得多。更真实，更有力的东西，取代了原来这种文艺的内容。”张立宪说。
他发现，即使自己能找人花几个月来贴身采访一些所谓文艺名家，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因为，这些人未必经得起这样的追问和挖掘，就是“冯凯谋”（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这样的人，其实也经不起什么推敲，最后也写不出自己想要的“有种、有料、有趣”的效果。
在编辑一些涉及名人的稿件时，他常常想：如果把文章中的名人的名字换成素不相识的普通人，比如把姜文换成刘建国，这篇文章是否还能让人读下去。结果他发现，大多数文章都经不起这样的主语替换。
循着这条路，反倒是很多在喧嚣之中保持沉默的人，行事处世方式和态度却是人世的风骨和脊梁。他们的身影和表情让张立宪更加确定，这些在公众视野之外，在传媒焦点之外的人和事，才是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
这些人常常也和文艺不沾边。渐渐地，张立宪开始把眼光延伸到文化和传媒领域之外。现在，他选入《读库》里的很多文章，可能没有小说结构那么圆滑，但他认为这些真实的人生实在比小说好看多了。“文艺真的不重要，特别是用文艺表现出来的文艺更不重要。而《读库》写的这些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但他们的情怀比刘德华、比冯凯谋好得多，甚至超过崔白水（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
做事才是理想主义
张钧没有想到，《我的抗战》全国十三个城市巡演，会在《读库》各地“库娃”的鼎力支持下，如此成功。
没有报酬，这些“库娃”，每个人量力而行，主动来认领自己能够胜任的环节，认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认领之后，就负责把它解决掉，不给别的环节增加负担。大家都是默默地尽着义务，毫不张扬。
当初，张立宪把巡演的方案拿出来的时候，张钧其实是有些担心的，光通过网络发起号召，是不是太理想主义。
其实，张立宪打算做《读库》的时候，就被认为是理想主义“作祟”。毕竟，现在出版业的景况并不是很好，此外还遭受着电子书冲击。
后来，《读库》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不错：现在《读库》每期固定销量在3.8万册左右；各个时期的《读库》不分先后几乎同时都在销售；第一期《读库》当时发行了1.2万册，后来一直在重印，如今累计销售了5万册。
“我觉得真正的理想主义都是现实的，就是要行动，要把事情做出来。”在张立宪看来，理想遥不可及，恰恰是因为很多人没有认认真真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耐心和勇气，还老是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才导致很多事情只是理想而已。
对于“库娃”这个群体，张立宪也是做了《读库》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些愿意默默做事、也有实力去做事的人很多。
如果说《读库》能够使大家变得更加谦卑，甚至更加沉闷，更加有力量，这将是他自己这五年来最大的成就。
每次主持《读库》读者见面会，柴静都会对张立宪的出版技术多一层了解。因为在见面会上，张立宪必然会有专门的环节提及对出版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从张立宪和《读库》这里，她才知道，原来《读库》的用纸是在百来种纸张中选出来的；原来张立宪编《读库》还“屡屡惊动北京印刷高手”……
去年，由张立宪主编的摄影画册《青衣张火丁》出版了。这本定价为660元的精美画册，张立宪组织一个十三人团队，拍了四年，又编了一年，在编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追加补拍。就这样，总共拍了6万张照片，最后从中选出1000张入册。
张立宪并不觉得自己有多技术狂。事实上，一本书让人买的是内容，技术只是次要的，他现在苦恼的就是中国的出版编辑行业太没有可操作性。技术的缺憾对出版自己心目中的书伤害太深，无所适从的环节太多，所以他决定把技术搞定，这就会越做越省事。
他一直都认为，中国出版编辑行业应该有一本书，就像麦当劳指导它的加盟者如何开店的书一样，用上百万字告诉他每个细节该怎么做。
一个人的编辑部
这个“屡屡惊动北京印刷高手”的《读库》编辑部，其实就是张立宪一个人。他不但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工作，还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销售诸领域。这两年，才增加了几个网点的伙计而已。
曾经有人问张立宪，累不累，为什么不找个助手，他回答，如果没有“上百万字”的书，找个助手可能更累。在张立宪看来，他一个人的编辑部，其实是最先进最科学的。
做《读库》之前，张立宪已经在出版行业做了多年，深知在一个出版公司，貌似拥有一定的权力，其实还是受制于人，互相妥协，导致书做得并不理想，很多书想做但是做不出来。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2005年9月，张立宪毅然放弃原本在等着他的一份高薪高位的工作，决定心无旁骛地按照“时间没下限，成本没上限”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书。和普通出版社一个普通编辑每年20本书的工作量相比，张立宪真正的工作量是6本《读库》。这正是张立宪希望的状态。
出版过程中，内部各个工种的安排、各个环节都慢慢地在解决，找到最合适的人。比如，去年编辑《青衣张火丁》，调图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图片编辑，号称北京调图界的“师奶”。从那之后，他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人，有她在，他就敢做很多事情了，甚至在胶印版上开印吴冠中的画也不怕了。
在编辑的过程中，他把整个北京城变成自己的“流动编辑部”，选题也来自与各色人等交流。做《青衣张火丁》时，他问过的人，比任何一家出版社的人数都多。光是排版和打样，他就做了许多套，几乎见到每一个同行都会骚扰一下。
“为《读库》贡献线索和资源、提出指正意见和撰稿的智囊团，阵容相当豪华，并不逊色于任何一家出版机构。”
出版发行，他充分利用网络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点。《读库》试刊号0600的诞生过程，张立宪就是在博客全程直播的，被他称为“产房日记”。因为“圈内”朋友高度关注，让他和《读库》通过口口相传，在网络上迅速获得较高的知名度从而引得更多的媒体和读者关注。最终，他得以在网络上形成他创立的有着浓厚情感色彩的“编读共建”的出版模式。
这是一种“全直销”模式。如今，除了《读库》之外，他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再向发行商供货了，都只在自己搭建的网络平台上销售，比如《青衣张火丁》和他做的Notebook。
做《读库》五年来，张立宪不停做些精美的书，精致的笔记本，还会时不时地印刷各种精良的小卡片赠送给读者。朋友们也会取笑他费力不讨好。
有时候，在饭桌上，柴静发现张立宪也会偶尔神情落寞，不过，一杯酒喝过之后，他又会马上高兴起来，“反正我心有余力，我又喜欢，我就这么做。”
因为交游甚广，张立宪被朋友们戏称是京城文化圈的 “交际花”；也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呼朋引伴攒饭局聊人生谈理想。五年过去，文艺气息十足的《读库》和老六一起发生了改变。
变化
在2010年5月前，仝冰雪从没想过和大学老同学张立宪合作。仝冰雪是一位老照片收藏家。这三年来，仝冰雪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藏了一个普通中国人长达62年的影集。从1907年到1968年，这位来自福州的名叫叶景吕的老先生，连续62年请人给自己拍照留念。
仝冰雪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了下来，和老照片一起，准备出一本书。他知道大学同学张立宪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于是带着书稿来请老同学帮忙把把关。
张立宪看完书稿之后，急忙给他打电话，说想在《读库》登这篇稿子，这让仝冰雪感觉很意外。他以前看过《读库》，也知道是张立宪办的，不过，他的印象中张立宪的《读库》和自己不是一个路子，因此并没想过给《读库》投稿。
后来，这篇名为《一站一坐一生》的文章和老照片一起登在《读库1002》。一篇讲述普通人人生故事的文章在《读库》的发表，让仝冰雪对张立宪另眼相看。“看起来，他和《读库》都在尝试着改变，变得不那么文艺和小资。”
“《读库》的确在发生某种变化。”张立宪毫不讳言。
张立宪不否认，最开始自己接触的也就是文艺、传媒圈的人比较多，“崔白水”（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人尤其熟悉，最初设立的选题范围因此局限在文化、传媒领域。
比如，以前张立宪很喜欢陈凯歌写的自传《少年凯歌》。陈凯歌在拍《无极》的时候，他便想着，彼时，陈凯歌也人到中年了，应该可以谋划着做个《中年凯歌》什么的。
采访杜琪峰，他又想到一个奢侈的策划：杜琪峰在香港什么地方拍过外景，他们就到那里取景，找摄影师用与当时电影同样的镜头来拍，然后让杜琪峰来聊，杜琪峰觉得太费力，也谈不出什么，就拒绝了。
现在，即使杜琪峰这个选题还能做，张立宪说自己也不会再去做了。他内心倾向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从2008年起开始，被张立宪邀请在11月初主持一年一度的《读库》读者见面会。
三年主持下来，柴静注意到，《读库》关注的领域，其实已经比他声称的文化和传媒领域宽广多了。《读库》给的很多甚至就是普通人从地里面挖出来湿漉漉带着泥土的东西。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在《读库》上发表的文图作品《耍猴人江湖行》及《西部招亲》，就给她留下深深的震撼。
前者讲述了耍猴这个古老的技艺与现实中国冲突的故事；后者是一个贫困如何让婚姻买卖变得现实和纠结的故事。
“那是一种披肝沥胆的真实，不是名家思考半个月能写得出来的东西，你没有经历，世界就不可能向你显示这一面。”柴静说。
柴静甚至觉得，张立宪现在编辑《读库》，和新闻记者的追求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都没有，像把刀一样，深深地扎进把刀都给磨掉的真实。”
文艺不重要
张立宪的老朋友、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的首席记者张钧，明显感觉到，文艺在张立宪心中变得不再重要。
《读库》之前，张立宪的出版代表作是2000年左右主编的《大话西游宝典》。这是一本全面分析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的书。此后，张立宪又抓住网络热点，主编了一系列“影音丛书”。
张钧参与了这个系列的部分编辑工作。在他看来，当时的张立宪编这个系列实在是很有优势——因为他本人就是影碟的超级发烧友。
张立宪早年写在网络，后来集结成书出版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这本书中，就有张立宪对自己颇多具有文艺气息爱好的详尽描述。
但现在，张钧已经很少听张立宪主动和他提起这方面的话题。
刚开始编《读库》，张钧还被张立宪叫着写写《小话西游》什么的，但后来，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再发生。前不久，张钧倒是作为嘉宾参加了张立宪发起的《我的抗战》的城市巡演。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做的关于八年抗战的系列纪录片。因为担心这部精心制作的历史纪录片被忽视，张立宪以《读库》的名义，号召《读库》的“粉丝”——“库娃”在各自的城市，义务承办《我的抗战》的巡演。
“文艺的确不重要了。你会发现只要你做一些事情，你接触的人和事情，就比你原来接触的文艺青年所关心的那些要饱和得多，丰富得多。更真实，更有力的东西，取代了原来这种文艺的内容。”张立宪说。
他发现，即使自己能找人花几个月来贴身采访一些所谓文艺名家，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因为，这些人未必经得起这样的追问和挖掘，就是“冯凯谋”（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这样的人，其实也经不起什么推敲，最后也写不出自己想要的“有种、有料、有趣”的效果。
在编辑一些涉及名人的稿件时，他常常想：如果把文章中的名人的名字换成素不相识的普通人，比如把姜文换成刘建国，这篇文章是否还能让人读下去。结果他发现，大多数文章都经不起这样的主语替换。
循着这条路，反倒是很多在喧嚣之中保持沉默的人，行事处世方式和态度却是人世的风骨和脊梁。他们的身影和表情让张立宪更加确定，这些在公众视野之外，在传媒焦点之外的人和事，才是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
这些人常常也和文艺不沾边。渐渐地，张立宪开始把眼光延伸到文化和传媒领域之外。现在，他选入《读库》里的很多文章，可能没有小说结构那么圆滑，但他认为这些真实的人生实在比小说好看多了。“文艺真的不重要，特别是用文艺表现出来的文艺更不重要。而《读库》写的这些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但他们的情怀比刘德华、比冯凯谋好得多，甚至超过崔白水（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
做事才是理想主义
张钧没有想到，《我的抗战》全国十三个城市巡演，会在《读库》各地“库娃”的鼎力支持下，如此成功。
没有报酬，这些“库娃”，每个人量力而行，主动来认领自己能够胜任的环节，认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认领之后，就负责把它解决掉，不给别的环节增加负担。大家都是默默地尽着义务，毫不张扬。
当初，张立宪把巡演的方案拿出来的时候，张钧其实是有些担心的，光通过网络发起号召，是不是太理想主义。
其实，张立宪打算做《读库》的时候，就被认为是理想主义“作祟”。毕竟，现在出版业的景况并不是很好，此外还遭受着电子书冲击。
后来，《读库》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不错：现在《读库》每期固定销量在3.8万册左右；各个时期的《读库》不分先后几乎同时都在销售；第一期《读库》当时发行了1.2万册，后来一直在重印，如今累计销售了5万册。
“我觉得真正的理想主义都是现实的，就是要行动，要把事情做出来。”在张立宪看来，理想遥不可及，恰恰是因为很多人没有认认真真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耐心和勇气，还老是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才导致很多事情只是理想而已。
对于“库娃”这个群体，张立宪也是做了《读库》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些愿意默默做事、也有实力去做事的人很多。
如果说《读库》能够使大家变得更加谦卑，甚至更加沉闷，更加有力量，这将是他自己这五年来最大的成就。
每次主持《读库》读者见面会，柴静都会对张立宪的出版技术多一层了解。因为在见面会上，张立宪必然会有专门的环节提及对出版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从张立宪和《读库》这里，她才知道，原来《读库》的用纸是在百来种纸张中选出来的；原来张立宪编《读库》还“屡屡惊动北京印刷高手”……
去年，由张立宪主编的摄影画册《青衣张火丁》出版了。这本定价为660元的精美画册，张立宪组织一个十三人团队，拍了四年，又编了一年，在编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追加补拍。就这样，总共拍了6万张照片，最后从中选出1000张入册。
张立宪并不觉得自己有多技术狂。事实上，一本书让人买的是内容，技术只是次要的，他现在苦恼的就是中国的出版编辑行业太没有可操作性。技术的缺憾对出版自己心目中的书伤害太深，无所适从的环节太多，所以他决定把技术搞定，这就会越做越省事。
他一直都认为，中国出版编辑行业应该有一本书，就像麦当劳指导它的加盟者如何开店的书一样，用上百万字告诉他每个细节该怎么做。
一个人的编辑部
这个“屡屡惊动北京印刷高手”的《读库》编辑部，其实就是张立宪一个人。他不但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工作，还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销售诸领域。这两年，才增加了几个网点的伙计而已。
曾经有人问张立宪，累不累，为什么不找个助手，他回答，如果没有“上百万字”的书，找个助手可能更累。在张立宪看来，他一个人的编辑部，其实是最先进最科学的。
做《读库》之前，张立宪已经在出版行业做了多年，深知在一个出版公司，貌似拥有一定的权力，其实还是受制于人，互相妥协，导致书做得并不理想，很多书想做但是做不出来。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2005年9月，张立宪毅然放弃原本在等着他的一份高薪高位的工作，决定心无旁骛地按照“时间没下限，成本没上限”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书。和普通出版社一个普通编辑每年20本书的工作量相比，张立宪真正的工作量是6本《读库》。这正是张立宪希望的状态。
出版过程中，内部各个工种的安排、各个环节都慢慢地在解决，找到最合适的人。比如，去年编辑《青衣张火丁》，调图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图片编辑，号称北京调图界的“师奶”。从那之后，他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人，有她在，他就敢做很多事情了，甚至在胶印版上开印吴冠中的画也不怕了。
在编辑的过程中，他把整个北京城变成自己的“流动编辑部”，选题也来自与各色人等交流。做《青衣张火丁》时，他问过的人，比任何一家出版社的人数都多。光是排版和打样，他就做了许多套，几乎见到每一个同行都会骚扰一下。
“为《读库》贡献线索和资源、提出指正意见和撰稿的智囊团，阵容相当豪华，并不逊色于任何一家出版机构。”
出版发行，他充分利用网络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点。《读库》试刊号0600的诞生过程，张立宪就是在博客全程直播的，被他称为“产房日记”。因为“圈内”朋友高度关注，让他和《读库》通过口口相传，在网络上迅速获得较高的知名度从而引得更多的媒体和读者关注。最终，他得以在网络上形成他创立的有着浓厚情感色彩的“编读共建”的出版模式。
这是一种“全直销”模式。如今，除了《读库》之外，他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再向发行商供货了，都只在自己搭建的网络平台上销售，比如《青衣张火丁》和他做的Notebook。
做《读库》五年来，张立宪不停做些精美的书，精致的笔记本，还会时不时地印刷各种精良的小卡片赠送给读者。朋友们也会取笑他费力不讨好。
有时候，在饭桌上，柴静发现张立宪也会偶尔神情落寞，不过，一杯酒喝过之后，他又会马上高兴起来，“反正我心有余力，我又喜欢，我就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