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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业绩又“发作”了。
2012年，这家鸿海集团旗下的著名代工企业创下了上市7年来的最大亏损记录，在净利润上整整报亏了3.16亿美元，全年营收也同比下降了17.5%，为52.39亿美元。
富士康国际在年报中承认，2012年是“极度艰巨”的一年。作为最重要客户的手机行业，淘汰、整合的风暴在2012年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触发了整个手机生态体系的重大变动。
富士康国际的困境，与鸿海集团旗下的其它“富士康工厂”，让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面临了一种左右互搏的局面。
2005年，台湾鸿海集团将内部的WLBG（无线通讯）事业群业务单独在港上市，并成立了富士康国际控股（FIH）的子公司，主营手机代工业务，它的主要客户包括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等。
早期的2006至2007年，富士康国际的净利润还能维持在7亿美元左右，但从2008年开始，它的营业额和净利润就不断下滑，当年净利润只有1.21亿美元；2009年，这一数字跌至3900万美元，到2010年更是第一次亏损达2.183亿美元。情况直到2011年才有些好转。
富士康国际的这一轮衰落，与金融危机和那些大客户的表现密切相关：诺基亚在2012年终于让出了占据了14年之久的全球最大手机厂商的地位，至今仍处于挣扎中；摩托罗拉被谷歌收购，而索爱分了家。
富士康在2011年拿到了黑莓手机的订单，但手机市场的主力玩家此时已不再是它的客户了。
苹果和三星成了市场的主宰。三星自有的生产体系能保证它把大单都留给自己，而苹果的情况对富士康国际来说则显得奇特而微妙—iPhone绝大部分的代工业务都交给了鸿海集团旗下名为IDPBG（数位产品）的事业群。IDPBG在内地同样拥有众多工厂，尽管也被视为“富士康工厂”，但并不在富士康国际的资产下。
这就造成了一个几年来令郭台铭也头疼不已的局面：鸿海一方面可以从苹果的成功中获利，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苹果对手们的失利所造成的损失。
它没有办法简单地从鸿海集团去年公布的财务上看出来，因为这个异常庞大的集团，在2012年仍然取得了约为1077亿美元的非合并营收。
但作为上市公司，富士康国际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低迷起来。2007年左右其股价一度升至24港元，但之后就一路下滑，最近两年始终徘徊在3至5港元之间。
从2011年至今，郭台铭已经换了三任富士康国际的负责人。并且自2010年起，他还同时面临内地工资上涨和员工跳楼风波，当时他的一个处理方法是将每个事业群分散到内地各处，其中北京到天津之间的廊坊厂区成了富士康国际的新据点。他在回答亏损问题时十分自信，“FIH会回到往日光荣。”但当年最终还是以亏损加大而结束，郭台铭让老朋友程天纵接替陈伟良实际掌管富士康国际，不过程天纵上任不到半年就请辞。
“2011年富士康国际的订单已经很不稳定，包括原本它们有针对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两个大团队也都接近停滞状态，”深圳一家国产手机的董事长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当时我们曾想找过它合作，但发现它的观念已经很落后了。”
与它的客户一样，富士康其实也遭遇了从功能机转向智能机的困境，并为此积压了大量库存。而这也在2012年年报中有所显现，虽然区域销售额上下降不是太明显，但净利润上，欧洲区开始转为亏损，亚洲区的利润也比上年下滑了2亿美元。
接任程天纵的童文欣与前两任不同，他没有电子行业的多年背景，而是从事了20年的投行和财务工作。这或许是郭台铭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方法。
童文欣在这次年报发布后公布了自己的挽救措施：全力锁定智能手机领域，目前智能手机占业务的比重为50%，预估2015年可达100%。
他还透露，影响最大的劳工人数已降下来，加大自动化设备的比重，这些将为营运成本止血。富士康国际的员工从2010年后连续下降，从最高峰时的11.8万人减至去年年末的约7万人。
郭台铭也做出了一个决定，将一部分苹果订单转移到富士康国际来。2012年就有部分iPhone5订单转到了富士康位于廊坊和天津的工厂，同时廊坊也吸纳了包括小米和魅族在内的国产手机订单。
一位在廊坊富士康工作3年的员工告诉《第一财经周刊》，“2011年之前我都在诺基亚，那时候E63我们烤漆天天6万多件地做，后来就慢慢往下走。2012年开始做小米，但没那么忙了，去年11月开始做米2，每天能做3万件吧。”
他说，“现在廊坊苹果的厂房占了有一半，好几个部门都在做，差不多廊坊就靠做苹果支撑了。”
但市场竞争现在已经步入了又一个新阶段，相同的工作量、相同的品牌，已经无法带来与以前同样的利润。
“智能手机的价格已经变得透明，大家都只能压缩利润空间，加上产品变化的速度变快，周期变短，这势必把压力和风险传导到产业链的上游去。无论元器件商，还是代工厂，对富士康这种大公司来说管理起来都更难，”科通集团副总裁朱继志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科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IC元器件分销商。
富士康国际正在尝试建立反应更迅速的较小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童文欣表示，今年公司营运模式将由单纯的手机制造代工，延伸到设计、制造、渠道。
不过朱继志表示，无论是手机的ODM还是OEM，目前的市场已经足够成熟，手机产业链已经很多元化了。在这样一个开放市场中，富士康的制造能力已经不能成为它涉足多个领域的优势资源。
一些分析师并不看好富士康的新举措。“到目前还是没看到FIH有什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海通国际中国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它的成本已经压缩到很低很低，对上市公司来说要扭亏为盈的出路很可能是架构重组，注入鸿海集团的优质资产。”
2012年，这家鸿海集团旗下的著名代工企业创下了上市7年来的最大亏损记录，在净利润上整整报亏了3.16亿美元，全年营收也同比下降了17.5%，为52.39亿美元。
富士康国际在年报中承认，2012年是“极度艰巨”的一年。作为最重要客户的手机行业，淘汰、整合的风暴在2012年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触发了整个手机生态体系的重大变动。
富士康国际的困境，与鸿海集团旗下的其它“富士康工厂”，让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面临了一种左右互搏的局面。
2005年，台湾鸿海集团将内部的WLBG（无线通讯）事业群业务单独在港上市，并成立了富士康国际控股（FIH）的子公司，主营手机代工业务，它的主要客户包括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等。
早期的2006至2007年，富士康国际的净利润还能维持在7亿美元左右，但从2008年开始，它的营业额和净利润就不断下滑，当年净利润只有1.21亿美元；2009年，这一数字跌至3900万美元，到2010年更是第一次亏损达2.183亿美元。情况直到2011年才有些好转。
富士康国际的这一轮衰落，与金融危机和那些大客户的表现密切相关：诺基亚在2012年终于让出了占据了14年之久的全球最大手机厂商的地位，至今仍处于挣扎中；摩托罗拉被谷歌收购，而索爱分了家。
富士康在2011年拿到了黑莓手机的订单，但手机市场的主力玩家此时已不再是它的客户了。
苹果和三星成了市场的主宰。三星自有的生产体系能保证它把大单都留给自己，而苹果的情况对富士康国际来说则显得奇特而微妙—iPhone绝大部分的代工业务都交给了鸿海集团旗下名为IDPBG（数位产品）的事业群。IDPBG在内地同样拥有众多工厂，尽管也被视为“富士康工厂”，但并不在富士康国际的资产下。
这就造成了一个几年来令郭台铭也头疼不已的局面：鸿海一方面可以从苹果的成功中获利，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苹果对手们的失利所造成的损失。
它没有办法简单地从鸿海集团去年公布的财务上看出来，因为这个异常庞大的集团，在2012年仍然取得了约为1077亿美元的非合并营收。
但作为上市公司，富士康国际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低迷起来。2007年左右其股价一度升至24港元，但之后就一路下滑，最近两年始终徘徊在3至5港元之间。
从2011年至今，郭台铭已经换了三任富士康国际的负责人。并且自2010年起，他还同时面临内地工资上涨和员工跳楼风波，当时他的一个处理方法是将每个事业群分散到内地各处，其中北京到天津之间的廊坊厂区成了富士康国际的新据点。他在回答亏损问题时十分自信，“FIH会回到往日光荣。”但当年最终还是以亏损加大而结束，郭台铭让老朋友程天纵接替陈伟良实际掌管富士康国际，不过程天纵上任不到半年就请辞。
“2011年富士康国际的订单已经很不稳定，包括原本它们有针对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两个大团队也都接近停滞状态，”深圳一家国产手机的董事长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当时我们曾想找过它合作，但发现它的观念已经很落后了。”
与它的客户一样，富士康其实也遭遇了从功能机转向智能机的困境，并为此积压了大量库存。而这也在2012年年报中有所显现，虽然区域销售额上下降不是太明显，但净利润上，欧洲区开始转为亏损，亚洲区的利润也比上年下滑了2亿美元。
接任程天纵的童文欣与前两任不同，他没有电子行业的多年背景，而是从事了20年的投行和财务工作。这或许是郭台铭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方法。
童文欣在这次年报发布后公布了自己的挽救措施：全力锁定智能手机领域，目前智能手机占业务的比重为50%，预估2015年可达100%。
他还透露，影响最大的劳工人数已降下来，加大自动化设备的比重，这些将为营运成本止血。富士康国际的员工从2010年后连续下降，从最高峰时的11.8万人减至去年年末的约7万人。
郭台铭也做出了一个决定，将一部分苹果订单转移到富士康国际来。2012年就有部分iPhone5订单转到了富士康位于廊坊和天津的工厂，同时廊坊也吸纳了包括小米和魅族在内的国产手机订单。
一位在廊坊富士康工作3年的员工告诉《第一财经周刊》，“2011年之前我都在诺基亚，那时候E63我们烤漆天天6万多件地做，后来就慢慢往下走。2012年开始做小米，但没那么忙了，去年11月开始做米2，每天能做3万件吧。”
他说，“现在廊坊苹果的厂房占了有一半，好几个部门都在做，差不多廊坊就靠做苹果支撑了。”
但市场竞争现在已经步入了又一个新阶段，相同的工作量、相同的品牌，已经无法带来与以前同样的利润。
“智能手机的价格已经变得透明，大家都只能压缩利润空间，加上产品变化的速度变快，周期变短，这势必把压力和风险传导到产业链的上游去。无论元器件商，还是代工厂，对富士康这种大公司来说管理起来都更难，”科通集团副总裁朱继志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科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IC元器件分销商。
富士康国际正在尝试建立反应更迅速的较小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童文欣表示，今年公司营运模式将由单纯的手机制造代工，延伸到设计、制造、渠道。
不过朱继志表示，无论是手机的ODM还是OEM，目前的市场已经足够成熟，手机产业链已经很多元化了。在这样一个开放市场中，富士康的制造能力已经不能成为它涉足多个领域的优势资源。
一些分析师并不看好富士康的新举措。“到目前还是没看到FIH有什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海通国际中国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它的成本已经压缩到很低很低，对上市公司来说要扭亏为盈的出路很可能是架构重组，注入鸿海集团的优质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