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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名摄影师”到“华人摄影大师”之间有多远？大概有一个奥斯卡奖的距离。
2001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鲍德熹从茱莉亚·罗伯茨的手中接过小金人那一刹那，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已经是四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得主。获得奥斯卡之后，他又凭借《如果·爱》《孔子》两度获得香港金像奖。据称，鲍德熹已经是中国最贵的电影摄影师。
不甘于只做摄影师的他，近年也开始涉足导演和制片领域。获得奥斯卡的第二年，他便执导了《天脉传奇》，2011年，他担任《李献计历险记》的艺术顾问。在2015年春节即将上映的3D魔幻电影《钟馗伏魔：雪妖魔灵》（以下简称《钟馗伏魔》）中，他竟前所未有地身兼四职：监制、总导演、摄影指导、特效总监，信心百倍地挑战全新的华语电影类型。62歲的鲍德熹，仍旧热情洋溢、精力旺盛，反复思索如何开拓创新。他说：“我拍电影，是25%的艺术，75%的管理，关心如何把理想变成现实。所以，未来我的发展会以监制和导演为主。”
《钟馗伏魔》身兼数职
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本书中，对鲍德熹有一句评价——“他脾气比较急，不过我还能接受。他的长处是不要人家操心，自己会做功课，技术上非常专业。”鲍德熹听闻记者转述这句话，不由得会心大笑起来。
采访约在鲍德熹在北京的工作室兼住所。门一开，只见这位大腕穿着便服，跟助理一起站在门口，笑盈盈地迎接我们。他主动打开窗帘，调整光线，不及寒暄，便忙问我和摄影师，“你们想要我坐哪里？这是你们的创作，听你们安排。”他提前一天就在催促要看采访提纲，到了现场，我们还没提问，他已经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告诉你所想知道的一切。他讲得兴致勃勃，一气呵成，讲完一整个段落之后，记者才有机会切换到下一个话题。
我们的聊天从即将上映的《钟馗伏魔》开始。一位道教最有名的神仙，铁面虬鬓的捉鬼天师，在这部电影中被包装成超级英雄，典型的“中国故事+好莱坞包装”。鲍德熹2002年导演的电影《天脉传奇》就是这个“配方”。该影片虽在内地收获超过千万票房，但口碑平平，故事、人物、特效均受到诟病。此后他回归摄影领域，仍旧做得风生水起。
这次在《钟馗伏魔》身兼数职，鲍德熹用了“临危受命”四个字。这部电影最早是叶伟信导演，他退出后，接棒的是赵天宇。“一开始我就定了三个Title，监制、摄影指导和特效导演，导演是赵天宇，但是合作到后来就是我来做导演了。赵天宇的优势在于细腻，他的《双食记》《万有引力》细节很好。我利用他的细节做补充，但也不能光细节，没有大戏。他整体是负责剧本多一点。我负责整个电影的每件事。”所以，鲍德熹还是编剧之一。“赵天宇统领编剧组，在拍戏前两周把剧本给我，我认为不对的就发回去改，一定要符合我的主题意旨才能拍。”剧本前后改了二十多稿，“经历了无数次的争吵才把故事定型。”他也感慨身兼数职太吃力，“全剧组300个人每天每时发生的事都与你相关。”
这是中国首次尝试真人CG镜头特效。“人的CG镜头是所有CG里最难做的，因为动作表情太复杂。” 为了把钟馗塑造成超级英雄，电影把钟馗的“魔身”变成一个3米高的肌肉型男，邀请著名的后期特效公司WETA工作室来合作。鲍德熹坦承，“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时间、金钱都不够。”电影定于2015年春节上映，2014年2月中开拍，11月底所有特效必须做完。“我们现在拿出来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一次全新尝试。”他透露影片早有续集计划，“将来的第二三集，特效一定会更好。”
这部电影的投资是1.4亿元，加上宣发费共2.2亿元。一贯自我要求严格的鲍德熹定下了10亿元票房的底线。“如果票房没超过10亿，我自己都觉得挺失败的，说明我相信的理念观众不接受。我没把观众放在眼里，所以观众不把我放在眼里。”
摄影师的“跨界”思维
关于鲍德熹的八卦，最著名的就是拍摄《无极》时，跟时任制片人的陈红大吵了一架。陈红后来向媒体披露过细节，也坦承二人“不打不相识”，由此成为莫逆之交。她笑称鲍德熹不仅是超级工作狂，而且“喜欢多管闲事”。其实在鲍德熹的生命中，只要是关于电影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闲事”。“电影是我唯一的爱好，是我的生命，离开电影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所以现在给我发挥，我为什么不去发挥？很多人觉得我62岁还跑来跑去，其实我的样子虽然老，但很多小伙子没我有精力。”他瞪着一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坚定地对记者说。
还只是摄影师时，鲍德熹想的事情就远远超过摄影师的本职工作。“从前五六部戏开始，主要演员的通告都是我来发的。统筹人员都会来问我，因为他们都没有我发的精准。精准不是一天实现的，多年来我都要观察，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场景、道具、光线、演员，甚至导演的工作，你都要知道。这些工作大大小小30件，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如果每一件事你都观察，那所有东西你都学会了。你把你想到的事情全部变成现实，你已经是监制了。”
他始终带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坚持对每件事做精准规划。“有些场次你看到就知道，成片里一定会剪掉，那你为什么要拍呢？时间就是金钱。我第一次做监制，由头到尾把控，要留给做后期的钱，必须保住，不能动。《钟馗伏魔》本来要拍15周，由于我们只拍精准的，只拍了13周就拍完了。”
在他看来，拍电影最重要的是管理的艺术。“监制就好比一个集团的CEO。我不喜欢‘博’，博来博去，所有人都辛苦，反而拍不好。一切都在管理之中。我拍戏，25%是关于艺术，75%是关于管理，管理花了我最大的精力。电影不是说出来的，是拍出来的，我关心的是如何把理想变成现实。”
在《钟馗伏魔》的“战略”考量上，鲍德熹的决定十分理性。团队内部为影片是否应该加入爱情戏份产生过争议。他力排众议，坚持做成爱情片，理由是，“全世界所有卖座的大片，没有一部不是爱情故事。好莱坞的《泰坦尼克号》《阿凡达》，中国的《画皮》（1、2），《西游：降魔篇》，都是如此。我们怎么能不做成爱情片？”但他仍然为影片的题材感到忐忑。“现在不是古装魔幻题材的黄金时代，目前来说，超过十亿票房的都是喜剧片，没有动作片和魔幻片，所以我们也面临很大的考验。” 他对自己颇为苛刻，但也敢于承担责任。“如果票房好，是大家的努力，如果不好，我要负比较大的责任，因为重要决定都是我做的。” “独一无二”的成长阅历
鲍德熹的成长经历极为独特，先是在香港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置身内地的“文革”，青年时期赴美留学，又正处于美国好莱坞掀起新浪潮，接着亲历香港电影鼎盛时期，如今又赶上了内地电影的崛起，始终立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潮头。
鲍德熹原名鲍起鸣，生于一个典型的电影之家。父亲鲍方是六七十年代著名演员、导演，70年代自导自演的《屈原》曾红遍全国，2000年荣获香港金紫荆奖终生成就奖。母亲刘甦曾是抗战时期话剧名角，后成为电影场记和服装设计。二姐鲍起静凭借《天水围的日与夜》获得第28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姐夫方平也是知名香港电影监制。虽然也算是“星二代”，但鲍德熹的成长过程，却完全没有优越感。因为鲍方是左派愛国艺人，追求精神信仰，家境一直清寒。他对子女的教养也相当“左派”。鲍德熹回忆，小学五六年级，父亲就教他唱《国际歌》。“我问他什么叫做‘布尔什维克’，他说是共产党。”鲍家的“官方语言”是国语，所以鲍德熹至今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香港影人中颇为少见。方平监制的电影《老港正传》（港名《老左正传》），原型之一就是鲍方一家。
鲍德熹没有经历过反叛青春。“我很敬重父亲，觉得他教给我的都是人生真谛。”1965年小学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到广州念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又去念了一年外语学院，然后在广州市第五中学当英语老师，19岁的他教16岁的学生，还带着学生去上山下乡。1976年“文革”结束后，鲍德熹返港，在大姐任职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做了两年出纳。
这段早年历程让鲍德熹31岁才进入电影行当，但正如他从未反叛家庭一样，他亦不认为这是一段弯路，反而总结了一堆精神财富。“正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才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了解，知道这个国家要往何处去。”于是，他早在合拍潮开始前，便在内地拍片。三年教师生涯，把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变成能言善道的演说者；在做银行出纳的两年间，他看了超过两百部好莱坞电影，从此决定踏入电影业。
1979年，鲍起静正在黄山拍摄《白发魔女传》外景，恰巧碰到邓小平视察黄山，无意中见证了中国的转折性历史事件。正是在这期间，她接到家里电话，“说弟弟要拎着包去美国读书了。”以鲍德熹的家庭背景和当时的年龄，他完全可以选择先入行，直接在片场锻炼。“那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始学，学好了才能拍”，鲍德熹说。鲍方夫妇不希望儿子搞电影，但见儿子一腔热血，只好勉强应允，家里甚至连学费都凑不齐。为了供鲍德熹上大学，鲍方只好离开凤凰电影公司，到TVB当起了“甘草”演员。
在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鲍德熹如饥似渴地苦读，除了电影科目，连欧洲历史、外国文化课都要学，还兼修了硬照摄影课。“每天拍一桶菲林，冲印照片，做幻灯片，都要自己做。”他的摄影基础就是在这门课上学到的。“我差不多是当时班上最老的学生，但是我不说，看不出来。”说到这里，他有点小得意。有人考证过，鲍德熹是第一位完整地受过美国电影教育的香港影人。虽然其后徐克、许鞍华等人都去美国留学，但没有他学得全面系统。
返港之后，1983年，他执导了第一部电影《爵士驾到》，票房不佳。后来泰迪罗宾拍《卫斯理传奇》，肯定了他做摄影师的天分，于是鲍德熹就这样一路做下来。他庆幸自己从影之初便赶上了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从1990年《不脱袜的人》开始，到2011年的《孔子》，他六次问鼎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
对中国电影有信心
有人说，九十年代以来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摄影奖，就是三个人的天下：杜可风、黄岳泰、鲍德熹。这三大金牌摄影师的风格都很鲜明：杜可风只拍作者性强的艺术片，黄岳泰是香港摄影界的宗师级人物，技法老到，风格多元；鲍德熹则喜欢突出整体造型感，影调鲜明，凝重唯美，比如《卧虎藏龙》是绿色文人情调，《如果·爱》是红、白、蓝对比，《孔子》则笼罩在清冷的蓝色中。
李安曾为《卧虎藏龙》的摄影师寻觅了很久，王家卫等人力荐鲍德熹，认为他最适合这部电影。李安认为，“鲍德熹的工作经验和摄影方式，让这个片子（《卧虎藏龙》）的雅俗共赏成为可能，既让人看到美丽的画面，又不失动感和野性”。鲍德熹对自己摄影风格的评价亦是“商业和艺术并重”。《卧虎藏龙》之后，鲍德熹的身价倍增，黄岳泰透露说，“现在华语电影摄影最贵的不是我，是鲍德熹”。鲍的名气大到甚至可以担纲SONY平板电视广告主角，并亲自担任导演，广告词亦由他自己拟定。
在这三大金牌摄影师中，鲍德熹与内地影人合作最多。在得过奥斯卡金像奖之后，鲍德熹的工作重心转向内地，除了导演《天脉传奇》，还为《北京乐与路》《无极》《如果·爱》《孔子》等片掌镜。他一早断定香港电影必将衰落，意识到华语电影的未来在中国内地，从90年代便开始在内地工作。“香港人拍摄的题材太小了，只想着香港人看什么，不了解内地观众，不做市场调查，而且喜欢跟风，你拍什么题材，我就再拍一部同样的，制作也越来与偷工减料。注定要失败！”
相反，他对如今的华语电影市场信心十足。“为什么一讲中国电影就说是烂片？要给有良知的用心的电影人多一点时间。我们学习好莱坞，就是为了超越它。有朝一日我们的制作费超过美国，票房超过美国，你不看中国电影还看什么？好莱坞也会有追不上我们的那一天。这就是我给中国电影未来最辉煌一页写下的预告。”
面对眼前的大好风光，62岁的鲍德熹似乎更加精神百倍、兴致勃勃。他明确表态，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是监制、导演。“当监制你可以主控整个制作要往哪个方向做，导演可以主控整个电影如何拍出来，剩下的部分我可以请其他高手来做。”摄影师的工作还是会兼着，他笑称“有些旧账要还”。新片计划还在保密中，采访中他却无意间透露自己将来会出一本回忆录。“你要知道，本来很多事是做不成的，到最后一关又成了；又来一关做不成了，到最后一刻又成了。一部电影是有很多神奇的力量在推动着它完成。动力来自于哪里，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来自于上天。”
2001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鲍德熹从茱莉亚·罗伯茨的手中接过小金人那一刹那，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已经是四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得主。获得奥斯卡之后，他又凭借《如果·爱》《孔子》两度获得香港金像奖。据称，鲍德熹已经是中国最贵的电影摄影师。
不甘于只做摄影师的他，近年也开始涉足导演和制片领域。获得奥斯卡的第二年，他便执导了《天脉传奇》，2011年，他担任《李献计历险记》的艺术顾问。在2015年春节即将上映的3D魔幻电影《钟馗伏魔：雪妖魔灵》（以下简称《钟馗伏魔》）中，他竟前所未有地身兼四职：监制、总导演、摄影指导、特效总监，信心百倍地挑战全新的华语电影类型。62歲的鲍德熹，仍旧热情洋溢、精力旺盛，反复思索如何开拓创新。他说：“我拍电影，是25%的艺术，75%的管理，关心如何把理想变成现实。所以，未来我的发展会以监制和导演为主。”
《钟馗伏魔》身兼数职
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本书中，对鲍德熹有一句评价——“他脾气比较急，不过我还能接受。他的长处是不要人家操心，自己会做功课，技术上非常专业。”鲍德熹听闻记者转述这句话，不由得会心大笑起来。
采访约在鲍德熹在北京的工作室兼住所。门一开，只见这位大腕穿着便服，跟助理一起站在门口，笑盈盈地迎接我们。他主动打开窗帘，调整光线，不及寒暄，便忙问我和摄影师，“你们想要我坐哪里？这是你们的创作，听你们安排。”他提前一天就在催促要看采访提纲，到了现场，我们还没提问，他已经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告诉你所想知道的一切。他讲得兴致勃勃，一气呵成，讲完一整个段落之后，记者才有机会切换到下一个话题。
我们的聊天从即将上映的《钟馗伏魔》开始。一位道教最有名的神仙，铁面虬鬓的捉鬼天师，在这部电影中被包装成超级英雄，典型的“中国故事+好莱坞包装”。鲍德熹2002年导演的电影《天脉传奇》就是这个“配方”。该影片虽在内地收获超过千万票房，但口碑平平，故事、人物、特效均受到诟病。此后他回归摄影领域，仍旧做得风生水起。
这次在《钟馗伏魔》身兼数职，鲍德熹用了“临危受命”四个字。这部电影最早是叶伟信导演，他退出后，接棒的是赵天宇。“一开始我就定了三个Title，监制、摄影指导和特效导演，导演是赵天宇，但是合作到后来就是我来做导演了。赵天宇的优势在于细腻，他的《双食记》《万有引力》细节很好。我利用他的细节做补充，但也不能光细节，没有大戏。他整体是负责剧本多一点。我负责整个电影的每件事。”所以，鲍德熹还是编剧之一。“赵天宇统领编剧组，在拍戏前两周把剧本给我，我认为不对的就发回去改，一定要符合我的主题意旨才能拍。”剧本前后改了二十多稿，“经历了无数次的争吵才把故事定型。”他也感慨身兼数职太吃力，“全剧组300个人每天每时发生的事都与你相关。”
这是中国首次尝试真人CG镜头特效。“人的CG镜头是所有CG里最难做的，因为动作表情太复杂。” 为了把钟馗塑造成超级英雄，电影把钟馗的“魔身”变成一个3米高的肌肉型男，邀请著名的后期特效公司WETA工作室来合作。鲍德熹坦承，“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时间、金钱都不够。”电影定于2015年春节上映，2014年2月中开拍，11月底所有特效必须做完。“我们现在拿出来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一次全新尝试。”他透露影片早有续集计划，“将来的第二三集，特效一定会更好。”
这部电影的投资是1.4亿元，加上宣发费共2.2亿元。一贯自我要求严格的鲍德熹定下了10亿元票房的底线。“如果票房没超过10亿，我自己都觉得挺失败的，说明我相信的理念观众不接受。我没把观众放在眼里，所以观众不把我放在眼里。”
摄影师的“跨界”思维
关于鲍德熹的八卦，最著名的就是拍摄《无极》时，跟时任制片人的陈红大吵了一架。陈红后来向媒体披露过细节，也坦承二人“不打不相识”，由此成为莫逆之交。她笑称鲍德熹不仅是超级工作狂，而且“喜欢多管闲事”。其实在鲍德熹的生命中，只要是关于电影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闲事”。“电影是我唯一的爱好，是我的生命，离开电影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所以现在给我发挥，我为什么不去发挥？很多人觉得我62岁还跑来跑去，其实我的样子虽然老，但很多小伙子没我有精力。”他瞪着一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坚定地对记者说。
还只是摄影师时，鲍德熹想的事情就远远超过摄影师的本职工作。“从前五六部戏开始，主要演员的通告都是我来发的。统筹人员都会来问我，因为他们都没有我发的精准。精准不是一天实现的，多年来我都要观察，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场景、道具、光线、演员，甚至导演的工作，你都要知道。这些工作大大小小30件，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如果每一件事你都观察，那所有东西你都学会了。你把你想到的事情全部变成现实，你已经是监制了。”
他始终带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坚持对每件事做精准规划。“有些场次你看到就知道，成片里一定会剪掉，那你为什么要拍呢？时间就是金钱。我第一次做监制，由头到尾把控，要留给做后期的钱，必须保住，不能动。《钟馗伏魔》本来要拍15周，由于我们只拍精准的，只拍了13周就拍完了。”
在他看来，拍电影最重要的是管理的艺术。“监制就好比一个集团的CEO。我不喜欢‘博’，博来博去，所有人都辛苦，反而拍不好。一切都在管理之中。我拍戏，25%是关于艺术，75%是关于管理，管理花了我最大的精力。电影不是说出来的，是拍出来的，我关心的是如何把理想变成现实。”
在《钟馗伏魔》的“战略”考量上，鲍德熹的决定十分理性。团队内部为影片是否应该加入爱情戏份产生过争议。他力排众议，坚持做成爱情片，理由是，“全世界所有卖座的大片，没有一部不是爱情故事。好莱坞的《泰坦尼克号》《阿凡达》，中国的《画皮》（1、2），《西游：降魔篇》，都是如此。我们怎么能不做成爱情片？”但他仍然为影片的题材感到忐忑。“现在不是古装魔幻题材的黄金时代，目前来说，超过十亿票房的都是喜剧片，没有动作片和魔幻片，所以我们也面临很大的考验。” 他对自己颇为苛刻，但也敢于承担责任。“如果票房好，是大家的努力，如果不好，我要负比较大的责任，因为重要决定都是我做的。” “独一无二”的成长阅历
鲍德熹的成长经历极为独特，先是在香港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置身内地的“文革”，青年时期赴美留学，又正处于美国好莱坞掀起新浪潮，接着亲历香港电影鼎盛时期，如今又赶上了内地电影的崛起，始终立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潮头。
鲍德熹原名鲍起鸣，生于一个典型的电影之家。父亲鲍方是六七十年代著名演员、导演，70年代自导自演的《屈原》曾红遍全国，2000年荣获香港金紫荆奖终生成就奖。母亲刘甦曾是抗战时期话剧名角，后成为电影场记和服装设计。二姐鲍起静凭借《天水围的日与夜》获得第28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姐夫方平也是知名香港电影监制。虽然也算是“星二代”，但鲍德熹的成长过程，却完全没有优越感。因为鲍方是左派愛国艺人，追求精神信仰，家境一直清寒。他对子女的教养也相当“左派”。鲍德熹回忆，小学五六年级，父亲就教他唱《国际歌》。“我问他什么叫做‘布尔什维克’，他说是共产党。”鲍家的“官方语言”是国语，所以鲍德熹至今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香港影人中颇为少见。方平监制的电影《老港正传》（港名《老左正传》），原型之一就是鲍方一家。
鲍德熹没有经历过反叛青春。“我很敬重父亲，觉得他教给我的都是人生真谛。”1965年小学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到广州念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又去念了一年外语学院，然后在广州市第五中学当英语老师，19岁的他教16岁的学生，还带着学生去上山下乡。1976年“文革”结束后，鲍德熹返港，在大姐任职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做了两年出纳。
这段早年历程让鲍德熹31岁才进入电影行当，但正如他从未反叛家庭一样，他亦不认为这是一段弯路，反而总结了一堆精神财富。“正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才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了解，知道这个国家要往何处去。”于是，他早在合拍潮开始前，便在内地拍片。三年教师生涯，把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变成能言善道的演说者；在做银行出纳的两年间，他看了超过两百部好莱坞电影，从此决定踏入电影业。
1979年，鲍起静正在黄山拍摄《白发魔女传》外景，恰巧碰到邓小平视察黄山，无意中见证了中国的转折性历史事件。正是在这期间，她接到家里电话，“说弟弟要拎着包去美国读书了。”以鲍德熹的家庭背景和当时的年龄，他完全可以选择先入行，直接在片场锻炼。“那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始学，学好了才能拍”，鲍德熹说。鲍方夫妇不希望儿子搞电影，但见儿子一腔热血，只好勉强应允，家里甚至连学费都凑不齐。为了供鲍德熹上大学，鲍方只好离开凤凰电影公司，到TVB当起了“甘草”演员。
在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鲍德熹如饥似渴地苦读，除了电影科目，连欧洲历史、外国文化课都要学，还兼修了硬照摄影课。“每天拍一桶菲林，冲印照片，做幻灯片，都要自己做。”他的摄影基础就是在这门课上学到的。“我差不多是当时班上最老的学生，但是我不说，看不出来。”说到这里，他有点小得意。有人考证过，鲍德熹是第一位完整地受过美国电影教育的香港影人。虽然其后徐克、许鞍华等人都去美国留学，但没有他学得全面系统。
返港之后，1983年，他执导了第一部电影《爵士驾到》，票房不佳。后来泰迪罗宾拍《卫斯理传奇》，肯定了他做摄影师的天分，于是鲍德熹就这样一路做下来。他庆幸自己从影之初便赶上了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从1990年《不脱袜的人》开始，到2011年的《孔子》，他六次问鼎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
对中国电影有信心
有人说，九十年代以来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摄影奖，就是三个人的天下：杜可风、黄岳泰、鲍德熹。这三大金牌摄影师的风格都很鲜明：杜可风只拍作者性强的艺术片，黄岳泰是香港摄影界的宗师级人物，技法老到，风格多元；鲍德熹则喜欢突出整体造型感，影调鲜明，凝重唯美，比如《卧虎藏龙》是绿色文人情调，《如果·爱》是红、白、蓝对比，《孔子》则笼罩在清冷的蓝色中。
李安曾为《卧虎藏龙》的摄影师寻觅了很久，王家卫等人力荐鲍德熹，认为他最适合这部电影。李安认为，“鲍德熹的工作经验和摄影方式，让这个片子（《卧虎藏龙》）的雅俗共赏成为可能，既让人看到美丽的画面，又不失动感和野性”。鲍德熹对自己摄影风格的评价亦是“商业和艺术并重”。《卧虎藏龙》之后，鲍德熹的身价倍增，黄岳泰透露说，“现在华语电影摄影最贵的不是我，是鲍德熹”。鲍的名气大到甚至可以担纲SONY平板电视广告主角，并亲自担任导演，广告词亦由他自己拟定。
在这三大金牌摄影师中，鲍德熹与内地影人合作最多。在得过奥斯卡金像奖之后，鲍德熹的工作重心转向内地，除了导演《天脉传奇》，还为《北京乐与路》《无极》《如果·爱》《孔子》等片掌镜。他一早断定香港电影必将衰落，意识到华语电影的未来在中国内地，从90年代便开始在内地工作。“香港人拍摄的题材太小了，只想着香港人看什么，不了解内地观众，不做市场调查，而且喜欢跟风，你拍什么题材，我就再拍一部同样的，制作也越来与偷工减料。注定要失败！”
相反，他对如今的华语电影市场信心十足。“为什么一讲中国电影就说是烂片？要给有良知的用心的电影人多一点时间。我们学习好莱坞，就是为了超越它。有朝一日我们的制作费超过美国，票房超过美国，你不看中国电影还看什么？好莱坞也会有追不上我们的那一天。这就是我给中国电影未来最辉煌一页写下的预告。”
面对眼前的大好风光，62岁的鲍德熹似乎更加精神百倍、兴致勃勃。他明确表态，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是监制、导演。“当监制你可以主控整个制作要往哪个方向做，导演可以主控整个电影如何拍出来，剩下的部分我可以请其他高手来做。”摄影师的工作还是会兼着，他笑称“有些旧账要还”。新片计划还在保密中，采访中他却无意间透露自己将来会出一本回忆录。“你要知道，本来很多事是做不成的，到最后一关又成了；又来一关做不成了，到最后一刻又成了。一部电影是有很多神奇的力量在推动着它完成。动力来自于哪里，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来自于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