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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宋室南渡为分界，描述了“宴射”在宋代经历了政治性变化和地理性转移后的发展过程，以此探索园林生活变化背后社会文化的转变及其对于园林的意义。宋代之前的园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具有功能性；而后逐渐抽离生活，变成纯粹的艺术形式。在宋代这个艺术逐渐放弃外向彰显而转向内化隐喻的时代，园林创作也开始趋向写意，从减少园林活动到简化园林视觉景象，直至借助景题等“诗化”元素获得对原有园林生活的想象。
宋代园林；宴射；意象化
TU986.1A007909
宋代园林中曾出现的“宴射”活动，一度同其他元素共同构成当时园林的整体意象，但在后世园林中却几乎无迹可寻。较之于园林中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花、木、树石和营造手法（如叠石、理水、栽花、掇木等），这些曾在历史中出现过的形态似乎已经不见了，但是它们真的消失了吗？或者说，它们的产生虽受制于生成背景，但所谓消失却只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构成了我们对园林的记忆。
一、 宴射的生成背景
宋代园林中的宴射，也作“燕射”，是综合了招待和习射的大型园林活动。有关“射”的记录古已有之。《周礼》把“礼、乐、射、御、书、数”并称“六艺”，后者是周代教学的主要内容。“射”（以及“御”）原为一种体育和军事方面的训练。但之后，“射”开始融入了“礼”的规定。学习者不仅在思想上要有明确的目标，在行为上也有具体的“礼治”要求。“射礼”又分为大射、乡射、燕射及宾射四种。①大射礼相当于国礼，是选拔人才及控制封地的重要活动。皇帝与臣子、臣子与臣子间的关系通过射箭时的站位及先后顺序等因素强化等级观念，射礼所具有的早期功能是对君臣关系的确认。②
射礼原本属于严肃的大礼制度，到唐代已经有作为嘉礼的形式存在，到北宋更是褪去了大礼或军礼的威严性，成为园林游赏性质的活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王博认为，宋代射礼之所以较唐而言差异巨大，应是由于它已并非唐代大射礼之故。他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于典籍修撰过程中唐对宋的影响削弱而造成的。③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讨论。而由射礼发展而来的宴射，在宋代园林中属于娱乐性质的活动，并产生了相应的园林构造——“射圃”、“射厅”、“射亭”、“埒”等，与花圃、钓台等共同组成宋代园林意象。宋代皇帝实施宴射于皇家园苑，同时也在近臣家苑及衙署园林内举办该活动。
近代园林史研究中并没有关于“宴射”的专题性研究，而仅把它同其他园林活动一起提出，冈大路在《中国宫苑园林史考》中《宋、辽、金时代》章节的园林部分称：“宋代的苑池和园林中，建有流杯殿、流杯池、宴殿、射殿、射圃、走马廊、球场、山洞堂宇、野店村庄、仙人棋台等等。”[日]冈大路：《中国宫苑园林史考》，灜生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宴射与其他活动共同构成了宋代园林的特征。其书未就这项活动的具体构成展开讨论。也有人注意到射厅的存在，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暨南大学，2004年。根据陈世崇《南渡行宫记》中的记载：“前射圃，竟百步，环修廊，右博雅楼十二间，左转数十步，雕阑花瓷”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页。，对南宋东宫中的射圃做了考据，估算它的长度“约合160余米”。
有学者指出：“在两宋，园林的功能、形制、内容以及审美趣味的模式基本确定，生产、祭祀等活动基本上被排除到园林之外，大型庄园与园林已经分离。园林本身只作为怡养性情或游宴娱乐活动的场所。”永昕群：《两宋园林史研究》，天津大学，2003年。该文在对宋之前的园林做考证后，认为宋代园林已经排除了生产、祭祀等活动。南宋末年所确定的后世园林的欣赏和营造模式，始于宋室南渡，经历了从北宋到南宋的过渡才是成型的关键。本文从宴射这一活动切入研究，以期能窥宋代园林变化特征之全貌。
二、 北宋皇家园林里的宴射
北宋太祖朝的宴射集中在金明池、玉津园、芳林园、迎春苑等园实施。这些园除了举办宴射外，主要还承担着园林的燕息游赏功能。
宴射实施最频繁的太祖朝，仅《宋史》中《太祖本纪》有关“燕射”的记录就有二十多条。关于玉津园宴射的记录有十三次。太祖对宴射活动的热忱，使得宋初的宴射不仅延续了唐代宴射的仪式性，并具有嘉礼及外交的属性，成为皇帝拉近与群臣的距离、朝廷接待使臣的主要活动项目。《宋史》在对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的一次宴射描述中有如下文字：“三月辛未，幸金凤园习射，七发皆中。符彦卿等进马称贺，乃遍赐从臣名马、银器有差。”⑨脱脱等：《宋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6、76页。举办宴射，召见群臣，并根据习射情况给予奖励。宴射是皇帝与群臣朝后园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宴射通常也会同饮酒、赏花、钓鱼、赋诗等活动一起举行。《宋会要辑稿》礼四五《杂宴》记载：
淳化元年（990）二月己未，宴近臣于后苑，习射，张乐饮酒，诏臣赋诗。上亦赋宗庙之续及出征一章，赐宰相吕蒙正等。⑧刘琳、习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习射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58页。
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太宗在后苑与宰相、禁臣赏花，吟诗作赋，在水心殿习射。雍熙二年四月，太宗又召集四品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和三馆学士，参与花园活动，除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外，并赋诗习射。《宋史·礼志十六》（卷一百一十三，第2691页）“宴享”条：“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帝曰：‘春气喧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
不仅宴射的场地布置有相应的规范，“箭班”人数、“服缚”款式和颜色都有详细规定。《宋会要辑稿》礼四五《祥符太清楼宴射》中写道：“射则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缚紫绣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喝中否。”⑧负责宴射的箭班以三十人为一单位，所着服饰以“紫绣衣”、“帕首”为主（“帕首”即巾帕绑头）。 太祖之后，皇家园林中的宴射场地除上述几园外，还增加了“讲武台”、“李昉第”等记录。⑨真宗朝又比前两朝又多了许多宴射场地，如后苑、琼林园、含芳园、潜龙园、行宫西亭、瑞圣园等。脱脱等：《宋史》卷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2121页。
原为太祖朝宴射主要场地的“玉津园”，似乎已失去前朝备受临幸的光辉，鲜有宴射记载，仅《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宴享》载：“（真宗景德二年）十二月四日，命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赐契丹使宴射于玉津园。自是凡契丹使至，皆赐宴射，命节度使或枢密使，天圣后率用管军者主之。”刘琳、习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宴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49页。玉津园更多地被用做“观刈麦”、“观种稻”等农祭方面的场地，而在此举办这样的活动也很快转移至其他场地。《宋史·礼治十六》“宴享”条：
皇祐五年，后苑宝政殿刈麦，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自是幸观谷、麦惟就后苑。
仁宗在后苑建宝政殿后，玉津园作为观稻场地的功能也消失了。一如《石林燕语》所云：“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牵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0页。
三、 由上而下的推及
宋人有诸多记录宴射的文字存世，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号召活动和彰显价值的推文。北宋学者吕大临即有文称： “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故大射、乡射之礼，所以习容、习艺、观德而选士。”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射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1442页。习射因为能习得容貌体态、完善技艺而成为天下男人皆需掌握的技术。
此活动在民间的推广首先发生在衙署园林中。宋一代，各地衙署园林的营建主体通常不是地方掌权者，而是中央选派的文官。这些文臣怀抱与君主共治国事的心态进行地方管理，无意中推广了皇室趣味。他们擅长笔墨，对园林营建过程能够详加记载。[日]冈大路：《中国宫苑园林史考》，灜生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从相关园记里，我们可以获知宴射举办的情况以及它在整个园林活动中的地位。同时，由于衙署在特定时期把园林开放给公众游赏，使得宴射在民间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普及。
北宋仁宗之前，关于衙署园林宴射的记录较多。作为园林生活的主要部分，场地包括了活动的主体空间、围合构筑、交通空间和观射之处。
王安石的《扬州新园亭记》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图之也。……占府干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并垣而沟，周六百步，竹万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东南，循而西三十杌，作堂曰“爱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乡，袤八筵，广六筵。直北为射埒，列树八百本，以翼其旁。宾至而飨，吏休而宴，于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杌，作亭曰“隶武”，南北乡，袤四筵，广如之。埒如堂，列树以乡，岁时教士战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七百六十五卷扬州府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8687页。
官吏得假便在园林里举办宴射，场地中设置“射埒”，“埒如堂，列树以乡”，“埒”本意为矮墙垛。以其划分场地，构建出一个围合的宴射空间，并“列树”作进一步的防护。园中有名为“隶武”亭的设置，是观射之处，其“南北乡，袤四筵，广如之”王安石：《扬州新园亭记》，见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七百六十五卷扬州府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8687页。。亭南北向，广“四筵”。“筵”即“席”，是度量面积的单位，《周礼》曰：“度堂以筵。筵一丈。”以现在的计算标准，此亭的广度超过十二米，远大于普通观景亭的面积。而且明确是为宴射服务的，即宴会和观射。
宴射场地与园林中其他构筑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说园林有主次空间之分的话，宴射场地应是其中的主体空间。不仅表现在占地面积大，而且同其他景物的位置排序关系也可见之。胡宿（995年1067年）在《流杯亭记》写道：“许昌之右，有水曰‘西湖’。”士人臣僚喜在水边构筑亭台楼榭。钱思公的“清暑堂”规模最为宏大。以“堂”作为园名，可知此堂应是园中的首要构筑物。在堂左右并置“钓台”和“射堋”。“堋”原意为“箭垛”、“箭靶”，射堋即为“射”活动服务的构筑物，从与“钓台”这个具有实用性功能的园林构造相对应可推知，“射堋”不仅是个实物的指称，更可以代表一个空间，隐喻其所对应的习射活动。该记文首描述了“清暑堂”、射堋和钓台营造出“左右栖映，随所面势，咸极佳趣”胡宿：《流杯亭记》，见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文恭集》卷三十五，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67页。的园林景致。
蔡确的《北园记》也是一篇关于衙署园林的文章，我们从中可获得当时园林的整体意象。为官闲时，他发现有“废地”，遂营造为园。园址虽破败，但“形势高下相映抱，有巨松数株，修竹万竿，萧然自一佳处也”。因此，心甚乐之。乃辟小径，直穿竹间。竹之后，益植美花杂果，侧以梧、柏，被以兰莎；花之后，又与竹会，而建“翠云亭”于其中。亭之后，即有高岭，以为“缥缈台”，而立射亭，与埒于竹林外。而总其名曰“北园”。蔡确：《北园记》，见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八百一十六卷太平府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448页。
该园地势高低起伏，游园的线路从一竹林小径开始，尽端杂植香花美木，侧边种有梧桐、柏树以呈围合之势。地面铺植兰草。花木之后，旋即又入一片竹林，前有一亭，名“翠云亭”。亭后有高岭，名为“缥缈台”。台上立“射亭”，而将“射埒”置于竹林之外。此园的射亭高居“缥缈台”上，不仅有实际的习射之用，更是观景的佳处。 与此同时，有些园林中的宴射及其场地的设置已经开始简化为观念性的语言符号，以指代这个原本讲求个体体验的活动。如韩琦在《相州新修园池记》写道：
郡署有后园，北逼牙城，东西几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虽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
对衙署后废弃的园林进行休整，在荆棘丛生、狭隘且简陋的环境中，修堂建亭，凿池引水，广栽花木果蔬。据韩琦《相州新修园池记》描述：“其二居新城之北，为园曰‘康乐’。直废台凿门通之，治台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废台铁梁四为之柱。台北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莲有鱼。南北二园，皆植名花、杂果、松柏、杨柳所宜之木凡数千株。”（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安阳集》卷二十一，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6566页）更重要的是在堂的东南角建射亭，取名为“求己”。此处未进一步论述该活动的场景。但“求己”这样一个语言符号，已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宴射活动的想象。
宴射在衙署等除皇家园林之外的其他园林举行，除了因其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普及外，也表明该活动本身产生了随意性，较之前失去了庄严的“仪式感”。由于需要较大场地的局限以及此时艺术整体趋向内化的历史背景，园林生活也开始转向意境追求。宴射的体验性逐渐弱化，转而成为能通过语言提示就得到想象的场景。通过匾题、题词、园记等就可以确定并得到想象的园林构成，可以说是园林意境化转变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这种仅具“礼仪”内涵而无须直接实施的园林构成在文人园等非官方性质的园林里更易得以仿效，进而扩大影响，形成共识。
北宋末年，我们就难在文献中找到关于宴射的记录了。皇室宫苑中，最为著名的金明池、迎春苑内宴射活动早已没落无载；玉津园也仅有一句仁宗朝的“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宋徽宗朝的后苑“延福宫”，以及代表了古代皇家造园艺术巅峰状态的“艮岳”，都再没有关于宴射的记载。北宋园林里的宴射兴盛了三个朝代近七十年，而趋于没落。它反映了那个时期园林对于“礼”的实践程度。但就园林本身的营造趋势而言，这吻合了中国艺术从讲求礼治精神的外化彰显到内敛意象化的发展历程。直至南宋孝宗朝，园林中的宴射又开始了一个从兴盛到没落的周期轮回，但此时刻意仿效的场地，转移至了以西湖为中心的江南山水环境中。经历地理特征的改变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一仪式性活动的消失也如其本身运动之特征——末势之箭，最终彰显了园林意境化的过程。
四、 刻意仿效的南宋宴射
绍兴初年，政治飘零，皇室流荡。十一年虽明确定都临安，而仅以“行在”为名。新王朝建立的多重负担和经济压力，使一切建设从简。高宗的皇宫在原杭州州治的基址上进行扩充。除去必要的行政和起居场所，其他修筑几无暇顾及。甚至会出现一座殿宇承担多重用途，仅更换题匾而已，“时行宫草创一大殿，大朝会榜曰‘文德殿’，策进士唱名榜曰‘集英殿’，秋享榜曰‘明堂殿’。”（顾炎武撰，于杰点校：《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历代宅京记》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7、248页）更无修筑后苑花园之事，且不说仿效北宋园林场景。高宗不愿再见故国他乡的场景是容易理解的。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宪圣拥立”条描述了一个故事：高宗和宪圣太后在东园建成之时同游赏景，经过一多柏树的小东园时，二人“相视而泣”，而连称“相似、相似”。自此之后，高宗虽常游东园，而唯独不再临幸“小东园”。旁人都知“小东园”的营造“与故京宫苑有适似者，故重为之伤感”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但不可避免的是，故国景致随造园者、实施者的记忆，仍在南宋西湖边的园林营造中继续延续。
高宗晚期及至孝宗朝，政局趋于稳定，皇帝也开始了对各种彰显皇权威严、重兴礼教制度的关注，宴射便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兼具礼仪教化与娱乐健身的活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记录（此处所载为“燕射”）：
玉津园，绍兴十七年建。明年，虏使萧秉温来贺天申节，始燕射于是园。乾道、淳熙间，初复燕射，饮饯亲王，皆以为讲礼之所。后又有德寿宫东园，集芳园，太上皇后下天竺御园。④⑤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8、272、554页。
甲集卷十三“新进士廷射”中记录：
新进士廷射，旧未有。淳熙初，孝宗尝谕大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④
从召见皇子、接待外使到宴请朝臣，甚至新进士选拔都以宴射为参照。相比北宋各帝，孝宗对宴射的“礼”化期待可谓更甚。实施的场地包括大内后苑、太子东宫以及西湖边的离宫别苑。最先记载有宴射活动的场地是孝宗的“选德殿”和“复古殿”。
关于选德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南北内”条内载：
今南内，本杭州州治也。绍兴初，创为之。休兵后，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阁。而寝殿仍旧谓之福宁殿。淳熙初，寿王始作射殿，谓之选德。⑤
《南宋古迹考》“宫殿考”条，对选德殿进行了详尽的考据，引《梦粱录》“射殿曰选德”，又引《玉海》曰：“孝宗皇帝辟便殿于禁垣之东，名曰选德”。此时“射”的地位如何？从皇宫建筑等级区分来看，殿是皇家最高等级的建筑，以“殿”承“射”之用，可见宴射所受到的重视。关于“射殿”中所举办的活动，《南宋古迹考》引《续资治通鉴》称：“淳熙四年九月，阅蹴球于选德殿。”又考《玉海》：“淳熙四年，命阁门稽太宗朝击球典故，仍先习仪，诏击球御棚。”与宴射一同举行的，还有“蹴球”。这是与娱乐、体育、竞技活动几乎是同时被提倡的，虽有“礼”的蕴含，但已无法与北宋初期所具有的历史背景和仪式感同日而语。统治者与仕宦文人更重视对其内涵“礼”精神的倡导。
周必大《选德殿记》陈述了孝宗辟“选德殿”，希望当朝之士能兴古人“以射观德”的活动，并强调“射”并不是“黩武”，而是“尚德”。他写道：“皇上暇则袖绎经传，或亲御弧矢，虽大寒暑不废。”②朱彭撰，周百鸣标点：《南宋古迹考》卷上，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47、446页。可见，孝宗本人身体力行地推广宴射。 孝宗自己在《芙蓉观击球赐宴选德殿》也写道：“昊穹垂佑福群生，淳德惟知监守城。禾黍三登占叶气，箫韶九奏播欢声。未央秋晚林塘静，太液波闲殿阁明。嘉与臣邻同燕乐，益修庶政答升平。”可见一片太平祥和、君臣同乐的场景。
关于“复古殿”的宴射记载，仅《南宋古迹考》“宫殿考”条里有“燕闲之所”之句，该条引《宋史》“本射殿也，高宗建，理宗重修”②之说。周密在《武林旧事》提及：“元夕灯火往往于复古、膺福等殿张挂，又禁中避暑多御复古、选德等殿。”两次关于“复古殿”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宴射，而仅把它看作节日活动和避暑燕息的场所。
皇宫内还有一处宴射的场所便是皇子所居住的“东宫”。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宫楼观”条中称：“东宫旧无有”。而至“淳熙二年夏，始创射堂一”，这里的“射堂”被描述为“游艺之所”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55页。，皇子们宴会、接待、休息。射堂所在园林中，还有其他同等建筑级别的“堂”，如“荣观”、“玉渊”、“清赏”等堂。仅“射堂”以其所有功用命名。《历代宅京记》仅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对“东宫”的“射堂”作同样描述。顾炎武著，于杰点校：《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历代宅京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6页。“淳熙二年，始创射堂一，为游艺之所，圃中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凤山楼，皆宴息之地也。”
《南宋古迹考卷下》的园囿考中，有“射厅”一条，根据《乾淳起居注》写道：
乾道三年三月十一日，车驾与皇太子过宫，次至球场看抛球，蹴秋千，又至射厅看百戏，依例宣赐。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高宗寿七十，孝宗诣宫上寿，礼毕，上侍太上过寝殿早膳，太上令宣吴郡王等官前来伴话，同往射厅看百戏。朱彭撰，周百鸣标点：《南宋古迹考》卷下，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61页。
两处“射厅”的记载，都无宴射的描述，仅为“看百戏”之用。此处的“射厅”是否就是上文所述“射堂”呢？可能性极大。如同书中“东宫”条对“射圃”朱彭撰，周百鸣标点：《南宋古迹考》卷下，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57页。“东宫”条， “据《行在所录》又有载：‘淳熙二年，创射圃为游艺之所，圃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及凤山楼。’”的描述。“圃”原为赏花游艺之所，以“射”为圃命名，首先，它所指代的空间大于殿、堂、厅；同时也可以说“射”的内涵更大了。其实在孝宗朝，除了孝宗本人外，太子东宫所谓“射堂”、“射厅”、“射圃”，仅留有其名，以及“以射观德”的意愿而已。
另一处形制可与皇宫后苑相比的便是高宗禅让后的居所——德寿宫。高宗虽无意于重现北宋园林场景，但关于“射”的精神传达在此处园林中亦有所体现。《梦粱录》“德寿宫”条目载：“荷花亭匾曰射厅、临赋。”吴自牧：《梦粱录》卷八，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21、122页。“荷花亭”匾为“射亭”，在此处的园林活动应是“赏花”，以“射”为名，让人不禁联想，“射”的寓意内涵在此已融入作为普通观景之用的亭子，而原有形制远大于普通亭子的“射亭”，此时也应是与普通观景亭的大小无异。
原有的“射亭”构造是否还存在呢？《武林旧事》“御园”条中，有德寿宫“正己（射亭）”的记录。也说明了，这个时候“射亭”这个构造是有的，但用了更为隐喻的命名，“正己”，这正是对“射”的精神内涵的彰显。
南宋百姓对于宴射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宫外皇家苑囿里举办的活动。宋人文献对此有颇多记录。宋代历史研究者们都非常明确一点，即两宋时期，城市士庶雅俗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4页。南宋时更甚。都人市民对皇家所流传出来的宫廷文化和上层阶级的时尚趋之若鹜。观礼宴射似乎是透视皇家礼仪风尚的好方法，每有此活动举办，皆举城同乐，欢欣鼓舞。
玉津园第一次举行宴射之盛况出现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三：
淳熙（1174年1189年）元年九月，遂幸玉津园讲燕射之礼，赐皇太子、宰执、使相、侍从、正任御宴，酒三行，乐作，上临轩，有司进弓矢，上射中，太子进酒，率群臣再拜称贺。③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6页。
宴射所涉人群上至“皇太子”、“宰执”，下至各类奏乐、箭班队伍，规模之大、规范之严格可与北宋初年的宴射相媲美。不同的是，此时都人作为观众，参与进了这次活动。即便阴雨连绵，仍然“道无纤埃”，人们驻足于御道边或山林高地而望，可谓“欢动林野”。③
周密的《武林旧事》对此次活动也有记载：
淳熙元年九月，孝宗幸玉津园讲燕射礼，皇太子、宰执、使相、侍从、正任，皆从辇至殿外少驻，教坊进念致语、口号，作乐，出丽正门，由嘉会门至玉津园，赐宴酒三行。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二，《周密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皇家参加宴射的队伍从大内正殿出发，行经教坊，作一系列活动的仪式，如“致语”、“口号”、“作乐”等，再由丽正门出皇宫。行经御道，继而由嘉会门出皇城，再达至城外御花园“玉津园”，才开始赐宴和习射。这是玉津园新建成后第一次正式举办宴射。孝宗赐诗群臣，描写了西湖自然风光与宴射盛况：“一天秋色破寒烟，别籞连堤压巨川。欣见岁宫成万宝，因行射礼命群贤。腾腾喜气随飞羽，袅袅凄风入控弦。文武从来资并用，酒余端有侍臣篇。”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而后，玉津园又因各种名义多次举办宴射，接待“北使”周密撰：《周密集》第二册，见《武林旧事》卷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0页。“御园”条：“绍兴间，北使燕射于此。淳熙中，孝宗两幸。绍熙中，光宗临幸。”以及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7页。“北使礼节”条：“四日，赴玉津园燕射，朝廷命诸校善射者假管军观察使伴之，上赐弓矢，酒行作乐，伴射官与大使并射弓，馆伴副使与国信副使并射弩，酒九行，退。”、“金使”《梦粱录》卷十九记：“城南有玉津园，在嘉会门外南四里，绍兴四年金使来贺高宗天中圣节，遂宴射其中。”。多以接待外使来宾为主，以彰显国力。仿效北宋园林活动的行为，从“玉津园”这个园名也可得知，上文已有论及，玉津园在北宋开封是高宗主要的宴射场所。 最后一条关于玉津园内宴射的记录是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宁宗朝，金国使者来贺生辰，朝中安排使臣观潮、玉津园宴射、西湖游赏等活动。所召箭班“急来祗应”《西湖老人繁胜录》：“宁宗圣节，金国奉使贺生辰毕，观江潮，玉津园射。临射时，二人叉手立于垛面前，系招箭班急来祗应，专一挨箭，奉使以为神人射。射毕出山，于钱塘门外西湖边更衣。”，为使臣表演射箭活动。再后便无记载了。
五、 意象化的宴射
南宋时，皇帝因赏罚多有收编仕宦园林或赐予园林给宠臣的行为。这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不同文化间的审美融合。这不仅发生在具体的园林构成或直接的个体经验，还会产生被集体认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当与“射”有关的抽象语言符号出现，即会唤起对于“射”所蕴含的“礼”精神的想象。
最为典型的便是创建于庆元时期的南园了。光宗赐之予平原郡王韩侂胄，韩失势后，重新被收编，归至皇家别苑，改名“庆乐”。淳佑间，该园再次被赐予荣王赵与芮，改名“胜景”。周密撰：《周密集》第二册，《武林旧事》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4页。《湖山胜概》的“南园”条称：“南园，中兴后所创。光宗朝赐平原郡王韩侂胄，陆放翁为记。后复归御前，改名‘庆乐’，赐嗣荣王与芮，又改‘胜景’。”几经易主，园内的景致也随主人的趣味调整。周密诗曰：“园林几换东风主，留得庭前御爱松。”皇室趣味作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审美趣味始终保留延续。
韩侂胄招纳四方名士文人为他心爱之园作记赋诗，其中包括当时年已老迈的陆游。陆游难却盛情，作《南园记》，详细描述了园内场景。该记文辞雅致，是考证南园的重要文献。他写道：
高明显敞，如蜕尘垢而入窈窕，邃深于无穷。既成，悉取先得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关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艺稻，为囷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③《放翁逸稿》卷上。又见《西湖游览志》卷三，《八代文钞》第三五册，《敕建净慈寺志》卷二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九。
园内的构筑物有堂、射厅、台、门、关、山、稻田、谷场、畜牧场等。面积甚大，地势高低通达，是当时除了皇家园林之外性质顶级的仕宦园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高级文人的共同趣味，如在园中“宴射”、“艺稻”、“养畜”等。具体的营造手法有造高台、叠洞天、穿曲径等。在理水叠石方面，与后世的处理手法非常相近。但此园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园主人的仕途理想和出世思想的表达，如“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根，是公之志也”③。且不论韩侂胄是否如陆游所记如此，但这确是反映了当时仕宦所标榜及追求的品质。其中对开国将领韩忠献公“谦恭抑畏”精神的赞扬不乏“射”之精神的隐喻。园中分别设有“射厅”和“射圃”，却再无宴射的实际行为。
《癸辛杂识》“吴兴园圃”条中所写“赵氏南园”，也是难得一见的私家园林中有关“射圃”的记录，而有此设置的园林本身其规制也非一般文人所能营造，他写道：
赵氏南园在南城下，与其第相连。处势宽闲，气象宏大，后有射圃、崇楼之类，甚壮。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页。
从皇宫园林中流传而来的“射圃”设置虽非一般文人所能承担，但追随上流阶层的趣味始终是当时的潮流。孝宗和大臣在讨论奢靡之弊时谈过此问题，龚茂良奏曰：“由近贵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十，第44册。转引自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347页。这是关于女子追求宫中样式的说明，园林中的仿效行为也是如此。
内侍“蒋苑使”有“小圃”，内“立标竿射垛，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周密撰：《周密集》第二册，《武林旧事》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称其“盖效禁苑具体而微者也”。分明是一派市井景象，怎么会说是效仿“禁内”呢？民间对于皇室趣味的推崇，在实施的过程中自发加入了自己阶层的活动体验和审美导向。这时的皇家及上层文化与市井甚至村落文化出现双向影响的局面。
再考查南宋末期的园记，“宴射”之说已难寻，而射圃的设置也不常见，但对于“射”的认知是广泛的，常见“得射圃旧地”之句。但作为园林活动已无具体行为。
南宋薛季宣《正己堂记》记录了当时文人对于园中“射”的认知。他的友人于“诚台以北，得射圃之旧地”，而求其为之命名。他取名“正己”，是因为“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于是乎取。……古之观德者以是”。《全宋文》第五十六册，卷五七九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此时，园林中的“射”也仅成“古之观德”的记忆罢了。
六、 结 语
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宴射在北宋初年兴起而后没落，转而从南宋初年的刻意仿效演变为符号化的语言，反映出了这个时代园林生活的变化。宴射的发展过程正是宋代园林总体上沿着内化、意境化路线发展的显性表征。正如台湾学者汉宝德所说的那样，宋代之前的园林生活可以说是生活即艺术；如今要抽离生活，变成纯粹艺术了。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8页。但这个让我们得以区别其他朝代的园林特征是如何发生的呢？通常，我们习惯以一个朝代来讨论园林，但作为对地理因素有特殊依赖的空间艺术，宋室南渡才应该被理解为宋代园林以及后世江南园林成型的关键。这个转变如同福柯所说的历史断层，在此，关于传承和演变问题的讨论变得可能；于是，以京、洛为中心的北方园林主流转变为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园林型构形成的探讨也变得可能。
宋代园林；宴射；意象化
TU986.1A007909
宋代园林中曾出现的“宴射”活动，一度同其他元素共同构成当时园林的整体意象，但在后世园林中却几乎无迹可寻。较之于园林中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花、木、树石和营造手法（如叠石、理水、栽花、掇木等），这些曾在历史中出现过的形态似乎已经不见了，但是它们真的消失了吗？或者说，它们的产生虽受制于生成背景，但所谓消失却只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构成了我们对园林的记忆。
一、 宴射的生成背景
宋代园林中的宴射，也作“燕射”，是综合了招待和习射的大型园林活动。有关“射”的记录古已有之。《周礼》把“礼、乐、射、御、书、数”并称“六艺”，后者是周代教学的主要内容。“射”（以及“御”）原为一种体育和军事方面的训练。但之后，“射”开始融入了“礼”的规定。学习者不仅在思想上要有明确的目标，在行为上也有具体的“礼治”要求。“射礼”又分为大射、乡射、燕射及宾射四种。①大射礼相当于国礼，是选拔人才及控制封地的重要活动。皇帝与臣子、臣子与臣子间的关系通过射箭时的站位及先后顺序等因素强化等级观念，射礼所具有的早期功能是对君臣关系的确认。②
射礼原本属于严肃的大礼制度，到唐代已经有作为嘉礼的形式存在，到北宋更是褪去了大礼或军礼的威严性，成为园林游赏性质的活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王博认为，宋代射礼之所以较唐而言差异巨大，应是由于它已并非唐代大射礼之故。他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于典籍修撰过程中唐对宋的影响削弱而造成的。③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讨论。而由射礼发展而来的宴射，在宋代园林中属于娱乐性质的活动，并产生了相应的园林构造——“射圃”、“射厅”、“射亭”、“埒”等，与花圃、钓台等共同组成宋代园林意象。宋代皇帝实施宴射于皇家园苑，同时也在近臣家苑及衙署园林内举办该活动。
近代园林史研究中并没有关于“宴射”的专题性研究，而仅把它同其他园林活动一起提出，冈大路在《中国宫苑园林史考》中《宋、辽、金时代》章节的园林部分称：“宋代的苑池和园林中，建有流杯殿、流杯池、宴殿、射殿、射圃、走马廊、球场、山洞堂宇、野店村庄、仙人棋台等等。”[日]冈大路：《中国宫苑园林史考》，灜生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宴射与其他活动共同构成了宋代园林的特征。其书未就这项活动的具体构成展开讨论。也有人注意到射厅的存在，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暨南大学，2004年。根据陈世崇《南渡行宫记》中的记载：“前射圃，竟百步，环修廊，右博雅楼十二间，左转数十步，雕阑花瓷”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页。，对南宋东宫中的射圃做了考据，估算它的长度“约合160余米”。
有学者指出：“在两宋，园林的功能、形制、内容以及审美趣味的模式基本确定，生产、祭祀等活动基本上被排除到园林之外，大型庄园与园林已经分离。园林本身只作为怡养性情或游宴娱乐活动的场所。”永昕群：《两宋园林史研究》，天津大学，2003年。该文在对宋之前的园林做考证后，认为宋代园林已经排除了生产、祭祀等活动。南宋末年所确定的后世园林的欣赏和营造模式，始于宋室南渡，经历了从北宋到南宋的过渡才是成型的关键。本文从宴射这一活动切入研究，以期能窥宋代园林变化特征之全貌。
二、 北宋皇家园林里的宴射
北宋太祖朝的宴射集中在金明池、玉津园、芳林园、迎春苑等园实施。这些园除了举办宴射外，主要还承担着园林的燕息游赏功能。
宴射实施最频繁的太祖朝，仅《宋史》中《太祖本纪》有关“燕射”的记录就有二十多条。关于玉津园宴射的记录有十三次。太祖对宴射活动的热忱，使得宋初的宴射不仅延续了唐代宴射的仪式性，并具有嘉礼及外交的属性，成为皇帝拉近与群臣的距离、朝廷接待使臣的主要活动项目。《宋史》在对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的一次宴射描述中有如下文字：“三月辛未，幸金凤园习射，七发皆中。符彦卿等进马称贺，乃遍赐从臣名马、银器有差。”⑨脱脱等：《宋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6、76页。举办宴射，召见群臣，并根据习射情况给予奖励。宴射是皇帝与群臣朝后园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宴射通常也会同饮酒、赏花、钓鱼、赋诗等活动一起举行。《宋会要辑稿》礼四五《杂宴》记载：
淳化元年（990）二月己未，宴近臣于后苑，习射，张乐饮酒，诏臣赋诗。上亦赋宗庙之续及出征一章，赐宰相吕蒙正等。⑧刘琳、习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习射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58页。
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太宗在后苑与宰相、禁臣赏花，吟诗作赋，在水心殿习射。雍熙二年四月，太宗又召集四品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和三馆学士，参与花园活动，除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外，并赋诗习射。《宋史·礼志十六》（卷一百一十三，第2691页）“宴享”条：“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帝曰：‘春气喧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
不仅宴射的场地布置有相应的规范，“箭班”人数、“服缚”款式和颜色都有详细规定。《宋会要辑稿》礼四五《祥符太清楼宴射》中写道：“射则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缚紫绣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喝中否。”⑧负责宴射的箭班以三十人为一单位，所着服饰以“紫绣衣”、“帕首”为主（“帕首”即巾帕绑头）。 太祖之后，皇家园林中的宴射场地除上述几园外，还增加了“讲武台”、“李昉第”等记录。⑨真宗朝又比前两朝又多了许多宴射场地，如后苑、琼林园、含芳园、潜龙园、行宫西亭、瑞圣园等。脱脱等：《宋史》卷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2121页。
原为太祖朝宴射主要场地的“玉津园”，似乎已失去前朝备受临幸的光辉，鲜有宴射记载，仅《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宴享》载：“（真宗景德二年）十二月四日，命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赐契丹使宴射于玉津园。自是凡契丹使至，皆赐宴射，命节度使或枢密使，天圣后率用管军者主之。”刘琳、习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宴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49页。玉津园更多地被用做“观刈麦”、“观种稻”等农祭方面的场地，而在此举办这样的活动也很快转移至其他场地。《宋史·礼治十六》“宴享”条：
皇祐五年，后苑宝政殿刈麦，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自是幸观谷、麦惟就后苑。
仁宗在后苑建宝政殿后，玉津园作为观稻场地的功能也消失了。一如《石林燕语》所云：“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牵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0页。
三、 由上而下的推及
宋人有诸多记录宴射的文字存世，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号召活动和彰显价值的推文。北宋学者吕大临即有文称： “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故大射、乡射之礼，所以习容、习艺、观德而选士。”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射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1442页。习射因为能习得容貌体态、完善技艺而成为天下男人皆需掌握的技术。
此活动在民间的推广首先发生在衙署园林中。宋一代，各地衙署园林的营建主体通常不是地方掌权者，而是中央选派的文官。这些文臣怀抱与君主共治国事的心态进行地方管理，无意中推广了皇室趣味。他们擅长笔墨，对园林营建过程能够详加记载。[日]冈大路：《中国宫苑园林史考》，灜生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从相关园记里，我们可以获知宴射举办的情况以及它在整个园林活动中的地位。同时，由于衙署在特定时期把园林开放给公众游赏，使得宴射在民间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普及。
北宋仁宗之前，关于衙署园林宴射的记录较多。作为园林生活的主要部分，场地包括了活动的主体空间、围合构筑、交通空间和观射之处。
王安石的《扬州新园亭记》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图之也。……占府干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并垣而沟，周六百步，竹万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东南，循而西三十杌，作堂曰“爱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乡，袤八筵，广六筵。直北为射埒，列树八百本，以翼其旁。宾至而飨，吏休而宴，于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杌，作亭曰“隶武”，南北乡，袤四筵，广如之。埒如堂，列树以乡，岁时教士战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七百六十五卷扬州府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8687页。
官吏得假便在园林里举办宴射，场地中设置“射埒”，“埒如堂，列树以乡”，“埒”本意为矮墙垛。以其划分场地，构建出一个围合的宴射空间，并“列树”作进一步的防护。园中有名为“隶武”亭的设置，是观射之处，其“南北乡，袤四筵，广如之”王安石：《扬州新园亭记》，见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七百六十五卷扬州府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8687页。。亭南北向，广“四筵”。“筵”即“席”，是度量面积的单位，《周礼》曰：“度堂以筵。筵一丈。”以现在的计算标准，此亭的广度超过十二米，远大于普通观景亭的面积。而且明确是为宴射服务的，即宴会和观射。
宴射场地与园林中其他构筑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说园林有主次空间之分的话，宴射场地应是其中的主体空间。不仅表现在占地面积大，而且同其他景物的位置排序关系也可见之。胡宿（995年1067年）在《流杯亭记》写道：“许昌之右，有水曰‘西湖’。”士人臣僚喜在水边构筑亭台楼榭。钱思公的“清暑堂”规模最为宏大。以“堂”作为园名，可知此堂应是园中的首要构筑物。在堂左右并置“钓台”和“射堋”。“堋”原意为“箭垛”、“箭靶”，射堋即为“射”活动服务的构筑物，从与“钓台”这个具有实用性功能的园林构造相对应可推知，“射堋”不仅是个实物的指称，更可以代表一个空间，隐喻其所对应的习射活动。该记文首描述了“清暑堂”、射堋和钓台营造出“左右栖映，随所面势，咸极佳趣”胡宿：《流杯亭记》，见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文恭集》卷三十五，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67页。的园林景致。
蔡确的《北园记》也是一篇关于衙署园林的文章，我们从中可获得当时园林的整体意象。为官闲时，他发现有“废地”，遂营造为园。园址虽破败，但“形势高下相映抱，有巨松数株，修竹万竿，萧然自一佳处也”。因此，心甚乐之。乃辟小径，直穿竹间。竹之后，益植美花杂果，侧以梧、柏，被以兰莎；花之后，又与竹会，而建“翠云亭”于其中。亭之后，即有高岭，以为“缥缈台”，而立射亭，与埒于竹林外。而总其名曰“北园”。蔡确：《北园记》，见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八百一十六卷太平府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448页。
该园地势高低起伏，游园的线路从一竹林小径开始，尽端杂植香花美木，侧边种有梧桐、柏树以呈围合之势。地面铺植兰草。花木之后，旋即又入一片竹林，前有一亭，名“翠云亭”。亭后有高岭，名为“缥缈台”。台上立“射亭”，而将“射埒”置于竹林之外。此园的射亭高居“缥缈台”上，不仅有实际的习射之用，更是观景的佳处。 与此同时，有些园林中的宴射及其场地的设置已经开始简化为观念性的语言符号，以指代这个原本讲求个体体验的活动。如韩琦在《相州新修园池记》写道：
郡署有后园，北逼牙城，东西几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虽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
对衙署后废弃的园林进行休整，在荆棘丛生、狭隘且简陋的环境中，修堂建亭，凿池引水，广栽花木果蔬。据韩琦《相州新修园池记》描述：“其二居新城之北，为园曰‘康乐’。直废台凿门通之，治台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废台铁梁四为之柱。台北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莲有鱼。南北二园，皆植名花、杂果、松柏、杨柳所宜之木凡数千株。”（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園綜》，录自《安阳集》卷二十一，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第6566页）更重要的是在堂的东南角建射亭，取名为“求己”。此处未进一步论述该活动的场景。但“求己”这样一个语言符号，已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宴射活动的想象。
宴射在衙署等除皇家园林之外的其他园林举行，除了因其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普及外，也表明该活动本身产生了随意性，较之前失去了庄严的“仪式感”。由于需要较大场地的局限以及此时艺术整体趋向内化的历史背景，园林生活也开始转向意境追求。宴射的体验性逐渐弱化，转而成为能通过语言提示就得到想象的场景。通过匾题、题词、园记等就可以确定并得到想象的园林构成，可以说是园林意境化转变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这种仅具“礼仪”内涵而无须直接实施的园林构成在文人园等非官方性质的园林里更易得以仿效，进而扩大影响，形成共识。
北宋末年，我们就难在文献中找到关于宴射的记录了。皇室宫苑中，最为著名的金明池、迎春苑内宴射活动早已没落无载；玉津园也仅有一句仁宗朝的“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宋徽宗朝的后苑“延福宫”，以及代表了古代皇家造园艺术巅峰状态的“艮岳”，都再没有关于宴射的记载。北宋园林里的宴射兴盛了三个朝代近七十年，而趋于没落。它反映了那个时期园林对于“礼”的实践程度。但就园林本身的营造趋势而言，这吻合了中国艺术从讲求礼治精神的外化彰显到内敛意象化的发展历程。直至南宋孝宗朝，园林中的宴射又开始了一个从兴盛到没落的周期轮回，但此时刻意仿效的场地，转移至了以西湖为中心的江南山水环境中。经历地理特征的改变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一仪式性活动的消失也如其本身运动之特征——末势之箭，最终彰显了园林意境化的过程。
四、 刻意仿效的南宋宴射
绍兴初年，政治飘零，皇室流荡。十一年虽明确定都临安，而仅以“行在”为名。新王朝建立的多重负担和经济压力，使一切建设从简。高宗的皇宫在原杭州州治的基址上进行扩充。除去必要的行政和起居场所，其他修筑几无暇顾及。甚至会出现一座殿宇承担多重用途，仅更换题匾而已，“时行宫草创一大殿，大朝会榜曰‘文德殿’，策进士唱名榜曰‘集英殿’，秋享榜曰‘明堂殿’。”（顾炎武撰，于杰点校：《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历代宅京记》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7、248页）更无修筑后苑花园之事，且不说仿效北宋园林场景。高宗不愿再见故国他乡的场景是容易理解的。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宪圣拥立”条描述了一个故事：高宗和宪圣太后在东园建成之时同游赏景，经过一多柏树的小东园时，二人“相视而泣”，而连称“相似、相似”。自此之后，高宗虽常游东园，而唯独不再临幸“小东园”。旁人都知“小东园”的营造“与故京宫苑有适似者，故重为之伤感”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但不可避免的是，故国景致随造园者、实施者的记忆，仍在南宋西湖边的园林营造中继续延续。
高宗晚期及至孝宗朝，政局趋于稳定，皇帝也开始了对各种彰显皇权威严、重兴礼教制度的关注，宴射便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兼具礼仪教化与娱乐健身的活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记录（此处所载为“燕射”）：
玉津园，绍兴十七年建。明年，虏使萧秉温来贺天申节，始燕射于是园。乾道、淳熙间，初复燕射，饮饯亲王，皆以为讲礼之所。后又有德寿宫东园，集芳园，太上皇后下天竺御园。④⑤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8、272、554页。
甲集卷十三“新进士廷射”中记录：
新进士廷射，旧未有。淳熙初，孝宗尝谕大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④
从召见皇子、接待外使到宴请朝臣，甚至新进士选拔都以宴射为参照。相比北宋各帝，孝宗对宴射的“礼”化期待可谓更甚。实施的场地包括大内后苑、太子东宫以及西湖边的离宫别苑。最先记载有宴射活动的场地是孝宗的“选德殿”和“复古殿”。
关于选德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南北内”条内载：
今南内，本杭州州治也。绍兴初，创为之。休兵后，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阁。而寝殿仍旧谓之福宁殿。淳熙初，寿王始作射殿，谓之选德。⑤
《南宋古迹考》“宫殿考”条，对选德殿进行了详尽的考据，引《梦粱录》“射殿曰选德”，又引《玉海》曰：“孝宗皇帝辟便殿于禁垣之东，名曰选德”。此时“射”的地位如何？从皇宫建筑等级区分来看，殿是皇家最高等级的建筑，以“殿”承“射”之用，可见宴射所受到的重视。关于“射殿”中所举办的活动，《南宋古迹考》引《续资治通鉴》称：“淳熙四年九月，阅蹴球于选德殿。”又考《玉海》：“淳熙四年，命阁门稽太宗朝击球典故，仍先习仪，诏击球御棚。”与宴射一同举行的，还有“蹴球”。这是与娱乐、体育、竞技活动几乎是同时被提倡的，虽有“礼”的蕴含，但已无法与北宋初期所具有的历史背景和仪式感同日而语。统治者与仕宦文人更重视对其内涵“礼”精神的倡导。
周必大《选德殿记》陈述了孝宗辟“选德殿”，希望当朝之士能兴古人“以射观德”的活动，并强调“射”并不是“黩武”，而是“尚德”。他写道：“皇上暇则袖绎经传，或亲御弧矢，虽大寒暑不废。”②朱彭撰，周百鸣标点：《南宋古迹考》卷上，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47、446页。可见，孝宗本人身体力行地推广宴射。 孝宗自己在《芙蓉观击球赐宴选德殿》也写道：“昊穹垂佑福群生，淳德惟知监守城。禾黍三登占叶气，箫韶九奏播欢声。未央秋晚林塘静，太液波闲殿阁明。嘉与臣邻同燕乐，益修庶政答升平。”可见一片太平祥和、君臣同乐的场景。
关于“复古殿”的宴射记载，仅《南宋古迹考》“宫殿考”条里有“燕闲之所”之句，该条引《宋史》“本射殿也，高宗建，理宗重修”②之说。周密在《武林旧事》提及：“元夕灯火往往于复古、膺福等殿张挂，又禁中避暑多御复古、选德等殿。”两次关于“复古殿”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宴射，而仅把它看作节日活动和避暑燕息的场所。
皇宫内还有一处宴射的场所便是皇子所居住的“东宫”。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宫楼观”条中称：“东宫旧无有”。而至“淳熙二年夏，始创射堂一”，这里的“射堂”被描述为“游艺之所”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55页。，皇子们宴会、接待、休息。射堂所在园林中，还有其他同等建筑级别的“堂”，如“荣观”、“玉渊”、“清赏”等堂。仅“射堂”以其所有功用命名。《历代宅京记》仅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对“东宫”的“射堂”作同样描述。顾炎武著，于杰点校：《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历代宅京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6页。“淳熙二年，始创射堂一，为游艺之所，圃中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凤山楼，皆宴息之地也。”
《南宋古迹考卷下》的园囿考中，有“射厅”一条，根据《乾淳起居注》写道：
乾道三年三月十一日，车驾与皇太子过宫，次至球场看抛球，蹴秋千，又至射厅看百戏，依例宣赐。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高宗寿七十，孝宗诣宫上寿，礼毕，上侍太上过寝殿早膳，太上令宣吴郡王等官前来伴话，同往射厅看百戏。朱彭撰，周百鸣标点：《南宋古迹考》卷下，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61页。
两处“射厅”的记载，都无宴射的描述，仅为“看百戏”之用。此处的“射厅”是否就是上文所述“射堂”呢？可能性极大。如同书中“东宫”条对“射圃”朱彭撰，周百鸣标点：《南宋古迹考》卷下，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57页。“东宫”条， “据《行在所录》又有载：‘淳熙二年，创射圃为游艺之所，圃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及凤山楼。’”的描述。“圃”原为赏花游艺之所，以“射”为圃命名，首先，它所指代的空间大于殿、堂、厅；同时也可以说“射”的内涵更大了。其实在孝宗朝，除了孝宗本人外，太子东宫所谓“射堂”、“射厅”、“射圃”，仅留有其名，以及“以射观德”的意愿而已。
另一处形制可与皇宫后苑相比的便是高宗禅让后的居所——德寿宫。高宗虽无意于重现北宋园林场景，但关于“射”的精神传达在此处园林中亦有所体现。《梦粱录》“德寿宫”条目载：“荷花亭匾曰射厅、临赋。”吴自牧：《梦粱录》卷八，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21、122页。“荷花亭”匾为“射亭”，在此处的园林活动应是“赏花”，以“射”为名，让人不禁联想，“射”的寓意内涵在此已融入作为普通观景之用的亭子，而原有形制远大于普通亭子的“射亭”，此时也应是与普通观景亭的大小无异。
原有的“射亭”构造是否还存在呢？《武林旧事》“御园”条中，有德寿宫“正己（射亭）”的记录。也说明了，这个时候“射亭”这个构造是有的，但用了更为隐喻的命名，“正己”，这正是对“射”的精神内涵的彰显。
南宋百姓对于宴射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宫外皇家苑囿里举办的活动。宋人文献对此有颇多记录。宋代历史研究者们都非常明确一点，即两宋时期，城市士庶雅俗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4页。南宋时更甚。都人市民对皇家所流传出来的宫廷文化和上层阶级的时尚趋之若鹜。观礼宴射似乎是透视皇家礼仪风尚的好方法，每有此活动举办，皆举城同乐，欢欣鼓舞。
玉津园第一次举行宴射之盛况出现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三：
淳熙（1174年1189年）元年九月，遂幸玉津园讲燕射之礼，赐皇太子、宰执、使相、侍从、正任御宴，酒三行，乐作，上临轩，有司进弓矢，上射中，太子进酒，率群臣再拜称贺。③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6页。
宴射所涉人群上至“皇太子”、“宰执”，下至各类奏乐、箭班队伍，规模之大、规范之严格可与北宋初年的宴射相媲美。不同的是，此时都人作为观众，参与进了这次活动。即便阴雨连绵，仍然“道无纤埃”，人们驻足于御道边或山林高地而望，可谓“欢动林野”。③
周密的《武林旧事》对此次活动也有记载：
淳熙元年九月，孝宗幸玉津园讲燕射礼，皇太子、宰执、使相、侍从、正任，皆从辇至殿外少驻，教坊进念致语、口号，作乐，出丽正门，由嘉会门至玉津园，赐宴酒三行。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二，《周密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皇家参加宴射的队伍从大内正殿出发，行经教坊，作一系列活动的仪式，如“致语”、“口号”、“作乐”等，再由丽正门出皇宫。行经御道，继而由嘉会门出皇城，再达至城外御花园“玉津园”，才开始赐宴和习射。这是玉津园新建成后第一次正式举办宴射。孝宗赐诗群臣，描写了西湖自然风光与宴射盛况：“一天秋色破寒烟，别籞连堤压巨川。欣见岁宫成万宝，因行射礼命群贤。腾腾喜气随飞羽，袅袅凄风入控弦。文武从来资并用，酒余端有侍臣篇。”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而后，玉津园又因各种名义多次举办宴射，接待“北使”周密撰：《周密集》第二册，见《武林旧事》卷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0页。“御园”条：“绍兴间，北使燕射于此。淳熙中，孝宗两幸。绍熙中，光宗临幸。”以及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7页。“北使礼节”条：“四日，赴玉津园燕射，朝廷命诸校善射者假管军观察使伴之，上赐弓矢，酒行作乐，伴射官与大使并射弓，馆伴副使与国信副使并射弩，酒九行，退。”、“金使”《梦粱录》卷十九记：“城南有玉津园，在嘉会门外南四里，绍兴四年金使来贺高宗天中圣节，遂宴射其中。”。多以接待外使来宾为主，以彰显国力。仿效北宋园林活动的行为，从“玉津园”这个园名也可得知，上文已有论及，玉津园在北宋开封是高宗主要的宴射场所。 最后一条关于玉津园内宴射的记录是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宁宗朝，金国使者来贺生辰，朝中安排使臣观潮、玉津园宴射、西湖游赏等活动。所召箭班“急来祗应”《西湖老人繁胜录》：“宁宗圣节，金国奉使贺生辰毕，观江潮，玉津园射。临射时，二人叉手立于垛面前，系招箭班急来祗应，专一挨箭，奉使以为神人射。射毕出山，于钱塘门外西湖边更衣。”，为使臣表演射箭活动。再后便无记载了。
五、 意象化的宴射
南宋时，皇帝因赏罚多有收编仕宦园林或赐予园林给宠臣的行为。这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不同文化间的审美融合。这不仅发生在具体的园林构成或直接的个体经验，还会产生被集体认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当与“射”有关的抽象语言符号出现，即会唤起对于“射”所蕴含的“礼”精神的想象。
最为典型的便是创建于庆元时期的南园了。光宗赐之予平原郡王韩侂胄，韩失势后，重新被收编，归至皇家别苑，改名“庆乐”。淳佑间，该园再次被赐予荣王赵与芮，改名“胜景”。周密撰：《周密集》第二册，《武林旧事》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4页。《湖山胜概》的“南园”条称：“南园，中兴后所创。光宗朝赐平原郡王韩侂胄，陆放翁为记。后复归御前，改名‘庆乐’，赐嗣荣王与芮，又改‘胜景’。”几经易主，园内的景致也随主人的趣味调整。周密诗曰：“园林几换东风主，留得庭前御爱松。”皇室趣味作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审美趣味始终保留延续。
韩侂胄招纳四方名士文人为他心爱之园作记赋诗，其中包括当时年已老迈的陆游。陆游难却盛情，作《南园记》，详细描述了园内场景。该记文辞雅致，是考证南园的重要文献。他写道：
高明显敞，如蜕尘垢而入窈窕，邃深于无穷。既成，悉取先得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关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艺稻，为囷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③《放翁逸稿》卷上。又见《西湖游览志》卷三，《八代文钞》第三五册，《敕建净慈寺志》卷二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九。
园内的构筑物有堂、射厅、台、门、关、山、稻田、谷场、畜牧场等。面积甚大，地势高低通达，是当时除了皇家园林之外性质顶级的仕宦园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高级文人的共同趣味，如在园中“宴射”、“艺稻”、“养畜”等。具体的营造手法有造高台、叠洞天、穿曲径等。在理水叠石方面，与后世的处理手法非常相近。但此园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园主人的仕途理想和出世思想的表达，如“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根，是公之志也”③。且不论韩侂胄是否如陆游所记如此，但这确是反映了当时仕宦所标榜及追求的品质。其中对开国将领韩忠献公“谦恭抑畏”精神的赞扬不乏“射”之精神的隐喻。园中分别设有“射厅”和“射圃”，却再无宴射的实际行为。
《癸辛杂识》“吴兴园圃”条中所写“赵氏南园”，也是难得一见的私家园林中有关“射圃”的记录，而有此设置的园林本身其规制也非一般文人所能营造，他写道：
赵氏南园在南城下，与其第相连。处势宽闲，气象宏大，后有射圃、崇楼之类，甚壮。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页。
从皇宫园林中流传而来的“射圃”设置虽非一般文人所能承担，但追随上流阶层的趣味始终是当时的潮流。孝宗和大臣在讨论奢靡之弊时谈过此问题，龚茂良奏曰：“由近贵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十，第44册。转引自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347页。这是关于女子追求宫中样式的说明，园林中的仿效行为也是如此。
内侍“蒋苑使”有“小圃”，内“立标竿射垛，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周密撰：《周密集》第二册，《武林旧事》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称其“盖效禁苑具体而微者也”。分明是一派市井景象，怎么会说是效仿“禁内”呢？民间对于皇室趣味的推崇，在实施的过程中自发加入了自己阶层的活动体验和审美导向。这时的皇家及上层文化与市井甚至村落文化出现双向影响的局面。
再考查南宋末期的园记，“宴射”之说已难寻，而射圃的设置也不常见，但对于“射”的认知是广泛的，常见“得射圃旧地”之句。但作为园林活动已无具体行为。
南宋薛季宣《正己堂记》记录了当时文人对于园中“射”的认知。他的友人于“诚台以北，得射圃之旧地”，而求其为之命名。他取名“正己”，是因为“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于是乎取。……古之观德者以是”。《全宋文》第五十六册，卷五七九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此时，园林中的“射”也仅成“古之观德”的记忆罢了。
六、 结 语
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宴射在北宋初年兴起而后没落，转而从南宋初年的刻意仿效演变为符号化的语言，反映出了这个时代园林生活的变化。宴射的发展过程正是宋代园林总体上沿着内化、意境化路线发展的显性表征。正如台湾学者汉宝德所说的那样，宋代之前的园林生活可以说是生活即艺术；如今要抽离生活，变成纯粹艺术了。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8页。但这个让我们得以区别其他朝代的园林特征是如何发生的呢？通常，我们习惯以一个朝代来讨论园林，但作为对地理因素有特殊依赖的空间艺术，宋室南渡才应该被理解为宋代园林以及后世江南园林成型的关键。这个转变如同福柯所说的历史断层，在此，关于传承和演变问题的讨论变得可能；于是，以京、洛为中心的北方园林主流转变为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园林型构形成的探讨也变得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