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甘肃宁县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上了5年大学，就搞了4年“文化大革命”，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工作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臭教师”的地位叫人另眼相看。期盼外出进修深造，且更换一下工作环境，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梦想。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中，那就是白日做梦。
　　“文革”终结，机会终于降临在我的头上。1978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通过考试选拔部分1968-1970届大学毕业生“回炉”两年。当年9月，我考入母校经济系“回炉”，1980年8月结业。两年“回炉”一晃而过，却给我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生命记忆。
　　“回炉”深造阻力大
　　1978年上半年，“文革”虽然结束，但人们还远未走出“文革”阴影，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文革”遗毒仍然十分严重。我参加“回炉”进修，就遇到重重阻力。
　　一是报名难。当时我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山区中学任教，报名要到县教育局招生办领取统一的高考报名表。我征得校领导同意后，骑自行车走了60公里山路去县教育局领表。没料到招生办做不了主，叫我去请示教育局局长。局长一听我的自我介绍和来意，一脸冰霜，带着讥讽的口气说：“你想得也太美了吧，还想第二次上大学？” 我据理力争甚至苦苦乞求，可人家重复地说着“不可能”，最后被毫不客气地“请”出了局长办公室。就这样，领表未成，只能铩羽而归。
　　但我不甘心失去这次学习机会。眼看就要错过报名日期了，也没有想出什么报考的办法来。绝处逢生，恰巧我所在的中学就要招生，何不用我校招生报名表替代呢？于是我用那种蜡纸刻印的中学招生报名表，猜想着填写了有关事项，盖了学校公章寄往兰大报名。算不算数，心里没底。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两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兰州大学招生办寄来的准考证和考试通知。但我未经县教育局领导批准，属于擅自报考，一旦走漏风声，考试肯定泡汤了。于是对外保密，就像做贼一样偷偷复习备考，生怕消息传到教育局。
　　二是赶考难。要考试了，学校领导算照顾我，给了5天假。但那时交通条件差，乘车十分困难。考点设在平凉地区（现甘肃平凉市），从我所在的宁县九岘中学去平凉，虽然只有200多公里，却要两天时间，转3次车。第一天我到了宁县县城，没有赶上去庆阳地区首府西峰镇仅有的一趟班车，第二天又错过了去平凉的班车，也就是说赶不上考试日期了。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搭上便车。
　　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等到一辆去西峰的车。天完全黑了，我正垂头丧气地准备找旅舍住一晚第二天打道回府的时候，没想到却等来了一辆去宁县和盛公社的卡车，那可是庆阳去平凉的班车必经之地呀。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可好话说尽，司机就是不答应带我。反正不能误了考试。我乘司机离开之际，偷偷爬进车厢蹲下。夜色浓浓，司机没有发现，当晚到达和盛公社。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在乘车点等候买票，生怕错过了那趟每天仅有一次的班车。谢天谢地，那趟去平凉的班车，只剩2个空位，多亏我来得早，排队第一，才没有耽误考试。
　　三是上学难。入学考试进行了两天，除了外语，其他几门专业课，自以为还算考得不错。但我仍然忐忑不安。一是担心不被录取，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二是即使考上，县教育局不让上学怎么办？
　　好在我被兰大经济系录取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不出所料，上学果然遭到县教育局的阻拦。兰大录取通知要求把本人户口、粮食关系一并转往兰大。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两个“关系”那可是生死攸关的。我预计县里绝不会轻易放我，事前就凭录取通知转了这两个关系。但我的工资关系仍然在宁县教育局，所以必须告知对方。县教育局领导一听火冒三丈，对我一顿痛批，以停发我的工资相威胁，并声言要取消我的入学资格。
　　不过，我心里清楚，那只是虚张声势，于是大胆反驳了一句：“不让我上学符合政策吗？”那位领导呵斥道：“神气啥？两年后你还是要回来的。”言外之意是，到时候再慢慢收拾你。两年后，我由省人事局调配到新单位，那位领导果然没有淡忘两年前的“誓言”，一直不给我转工资关系，最后新单位以省人事局派遣证为据重新起薪。
　　两年“淬火”收益多
　　经历了上述“三难”，1978年10月，我终于重新迈进了兰大校园。目睹经过“文革”洗劫的母校校园，见到曾经遭受“文革”迫害的老师，重逢被耽误了最宝贵学习年华和同样受到“文革”磨难的校友，不禁百感交集，恍如隔世。大家对“文革”仍然心有余悸，但的确感知到了新时代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和向往。
　　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两年大学“回炉”“淬火”，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头。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是“文革”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当年大学校园内残酷的斗争场景，校系领导与老师饱受冲击的境况历历在目。我们真有些难以面对老师的羞愧与尴尬，也担心老师们对我们心存芥蒂。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入校伊始，老校长林迪生先生亲自来宿舍看望我们，系领导与我们促膝座谈，几位年事已高的经济系老先生，也来与我们相见。1950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年逾花甲的刘天怡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被剥夺上课资格。他给我们开《外国经济史》，老先生重上讲台，激动不已，即席赋诗抒怀，令人唏嘘慨叹。赵从显先生“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开《世界经济学》，上课板书工工整整，专有名词皆辅以英俄两种文字。其他几位中年骨干老师所开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等10多门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都十分出色。他们虽遭受“文革”磨难，可谓劫后重生，但敬业精神、治学态度、工作热情，丝毫不减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的宽厚温文的人格气质、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深深感染了我，熏陶了我，使我在以后30年的教学生涯里始终受益。
　　我们经济系“回炉班”共20个学员，来自西北5省区，毕业于全国十几所重点和知名院校。大家都年届而立，大学毕业后统统分配到基层工作，对重新获得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极其珍惜，长期被压抑的求知欲望和学习积极性犹如火山喷发，下决心把耽误了的学业补回来。用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来形容我们的学习是毫不过分的。那两年，“回炉班”教室灯亮得最早，关得最迟。同学们个个手不释卷，有的吃饭时还在看书，以至于系主任不得不提醒我们“要注意劳逸结合”。
　　我自知在“文革”前五届大学生中属最低年级，也就格外用功，早晨必读1小时外语，上课认真听讲，完整记录笔记（大多数课程没有教材），课后不是努力自习整理笔记，就是泡图书馆看书，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两年下来，我感到自己在知识结构、基础理论、学术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与提高。或许与我们专业性质有关，经济系“回炉班”思想十分活跃，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进行所谓“卧谈会”，内容之广泛，话题之多样，观点之各异，见解之深刻，是我们这些所谓大学老三届前所未有的，有些见解甚至十分超前深刻，并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此外，结合国内外现实，对经济学领域诸多传统结论、定论，都进行了大胆探索，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与当时教科书与课堂讲授内容不尽相同的新颖看法。我不仅深受启发，而且积极参与讨论，深感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思维方式、学术视野有了质的飞跃。
　　那两年“回炉”对我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深厚功底，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经济系“回炉班”结业时，除2人因故中途退学外，其余18位，6位考上了研究生，5位留兰大任教，其他大都去了不同地方的高校当了教师。我基于家庭条件选择了原籍，由甘肃省人事局分配到庆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现陇东学院）任教，直至2009年退休。
　　1978-1980年的“回炉”，那只是我19年上学生涯里的一个阶段，但却是我人生一个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它就像一滴水，映射出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特点、社会风貌、政治气候与个人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