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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刚刚过去的2005年的文学评论，可以说热闹而有实绩，其中热点不少。笔者现特选择其中特别有影响的三个方面主题的讨论述评如下。
一、关于长篇小说《狼图腾》的讨论
小说《狼图腾》（姜戎著）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创造了惊人的销售业绩，较长时间里居于多家图书榜前列。而一些出版社跟风出版的有关“狼”文化的出版物也“汹涌而来”。与此同时，关于该书的争论也持续不断。《新华文摘》2005年第22期在节选《狼图腾》的“编者按”中写道：“由《狼图腾》引发的争论也很多，褒扬者称之为‘旷世奇书’，是一道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激烈的批评者则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沉闷、乏味、难以下咽的平庸之作，尤其是它对穷凶极恶的狼及狼文化的张扬，更引起一片反对之声。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作为畅销书，还是纯文学文本，《狼图腾》都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有三位评论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1.“这是一种有趣的创作现象”。阎晶明在《文学成功的便捷之门》（载《小说评论》2005年第2期）一文中评论道：《狼图腾》在市场上的成功如此长久和顺畅，非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能相比，它的出现并不孤立也绝非偶然（近年来“与狼共舞”的长篇小说还有好几部）。“狼”正在以一种精神符号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小说，一种通往精神的快捷方式也正在沿着狼足迹开辟出来。它成为一种人格化的精神符号，一种抽象的、浓缩了的人格象征，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狼性的模糊、肤浅和固定的记忆。
阎晶明在该文中用上述“中性”笔调对《狼图腾》作出描述后，进而用一种“肯定”的笔调阐述其意义。阎文写道：“狼性”突然受到追捧以及在文学上的意义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用市场销量衡量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时代，在欲望化的写作漫过了感情的大堤，冲垮了道德的设防之后，对人类精神的反思和渴望，必然会出现回潮。这一次是在狼的引领下回来的，因此，狼不是作为它“自我”，而是附着了人的精神想像进入了当代小说。在这里，凶残变成了勇敢，贪婪变成了进取，形单影只其实是一种独立，出没不定是自由的象征。于是阎文肯定：“这是一种有趣的创作现象。”当小说里人被作为物化的、欲望化的“身体”或“下半身”得以强调的同时，狼作为完美的生命符号和人格化的力量象征登场亮相。也即，当有人快要把人写成狼的时候，狼却带着崇高“人性”进入到小说中来。
在阎文看来，《狼图腾》描写和赞美的“狼性”实际是崇高的“人性”。
2.“一个吊诡而且应该警惕的现象”。李建军在《是珍珠，还是豌豆？》（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明确地指出：一个吊诡而且应该警惕的现象是，由《狼图腾》引发的“狼”文化出版物，正汹涌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宣扬狼道主义的读物，至少有六七种，其中有些出版物对狼的赞美已无耻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如：“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来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
李文直率地批评道：《狼图腾》作为“狼”文化出版物泛滥的肇始者，很要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剖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现状，《狼图腾》的作者有着焦灼的忧虑，但他通过赋予狼的伟大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来完成自己的文化乌托邦建构，这种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把强权和蛮勇当作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却忘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
李文肯定：“狼图腾”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改造和实现“复兴”的可靠的信仰“资源”。
3.“作为文学文本”与“作为一种文化观”的矛盾冲突。与阎文、李文不同，雷达在《<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12日）一文中对《狼图腾》采取了一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分析和评论。雷达说：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把对这本书文学文本的评价与对其文化宏论的评价分开来。作为文学文本，《狼图腾》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属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品相的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观的宣扬，它仅凭抓住了一个“狼性性格”就好像找到了一把开启世界文明史的钥匙，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和改写整个人类史、文明史、中国史。尽管作者动机可嘉，不乏睿智，深思多年，固执己见，但漏洞毕竟太多。
基于上述的整体把握，一方面，雷文肯定：《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狼图腾》文学性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作品悲怆恢弘，撞击人心。在内在精神上，它贯通了草原古老神灵腾格里与千年草原大地的血脉，毕利格老人对草原的神圣的爱统领全书，乌力吉、巴图、陈阵等人在政治灾难笼罩草原时睁大着识别善恶的眼睛。作品没回避严酷现实。当然，狼才是《狼图腾》的精神主载体，狼的狡猾、智慧、生命强力、团队精神，以及狼性、狼眼、狼嗥、狼烟等等，才是全书的看点所在。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像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它们。《狼图腾》艺术震撼力强，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看清“战天斗地”的本质，让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当如何珍惜、拥有、警觉、捍卫和关怀。
另一方面，雷文指出：《狼图腾》的社会层面、生态层面、文化层面的描写是不平衡的，在文化层面有不少混乱，尤其是赘在后面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比较糟糕。作者对文明史的偏执解读和他自己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作者宣称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他在探讨华夏农耕文明及其国民性时发现，“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是西方文明是狼文明。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戳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
二、关于长篇小说《秦腔》的讨论
长篇小说《秦腔》（贾平凹著）由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出版前先在《收获》2005年第1、2期连载发表）。小说出版一个月不到就突破20万册的销量，而紧随其后的评论、争论亦十分热闹、热烈。
1.“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北京青年周刊》2005年6月7日以《文艺沙龙：<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为题发表了贺绍俊等3人的充分肯定性的看法。其中，牛玉秋说：贾平凹从来都不缺少才气，但他有时会缺少一点点直面精神痛苦的魄力和勇气，而正是一点点缺少，常常让人为他感到遗憾，不过这一曲《秦腔》则把他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以极其现实，甚至显得有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了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类精神困境，使得小说在象征的层面上具有了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意义。
贺绍俊的看法则比较具体和系统，他说：《秦腔》其实是深得《红楼梦》的神韵的，《红楼梦》和《秦腔》在写作背景都是处在社会脱骨变革的动荡之中，就是一种旧的秩序和制度正在崩溃，而新的东西是迷茫的，我们看不到新的东西在哪里。这两个作品都是作者对各自时代崩溃主体有着一种切肤的体验。
贺绍俊还说：《秦腔》确实是我在情感上和文学观念上非常认同的一部作品，这个认同使我想起了一个概念，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以及中国社会如此高度发达的时期，乡土中国的存在是哪种方式，文学对乡土中国的表达又会采取哪一种方式，这一直是困扰我的一种问题。当我读到《秦腔》以后，我感到这个问题豁然开朗，所以使人想起这么一个概念，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接下去，贺绍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秦腔》对“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即：第一，它是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第二，它是一种乡土文化想像的终结；第三，它是乡土美学想像的终结。
2.“在他身上依然看到了创造的精神”。谢有顺在《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中指出：一些人认为，贾平凹这些年的写作转型不但不成功，甚至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我的看法倒并不这么悲观。尤其是当我读到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秦腔》之后，对他的写作又一次充满期待，因为我在他身上依然看到了创造的精神，以及试图超越自己的努力——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一个作家，最需要警惕的是思想滞后和重复自己。当大部分当年领过风骚的作家都停止了写作，或者以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在那里自娱自乐时，贾平凹还能继续一种探索性的写作，并且时有让人侧目的新作问世，这种姿态本身就值得肯定。
谢文肯定：《秦腔》最为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他所呈现的现实是无解的，作家在写作态度上是两难的。这暗合了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阐释的思想。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一种是蛇蝎之人造成的；一种是由人物盲目的命运造成的；还有一种是没有原因的，是时代和人的错位，用王国维的话说，是因“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性、通常之境遇”造成的。《红楼梦》的悲剧就属于第三种。贾平凹的《秦腔》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它虽然是乡土的挽歌，但这里面没有怨气和仇恨，也没有过度的道德审判，这是一个很高的写作境界。“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仍能洒脱一切”，牟宗三先生这话说出了一种新的写作伦理，它和“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式的写作伦理正好相对。贾平凹在《秦腔》中，以其赤子之心的温润，在写作上回应和展开了这种全新的叙事伦理，我认为，这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都值得特别重视。
3.“一部粗俗及失败之作”。在许多人对于《秦腔》给予积极肯定的高评价的同时，李建军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他在题为《秦腔：一部粗俗的失败之作》（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8日）里尖锐地指出：贾平凹写出的却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它缺乏真正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趣味和美感，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本质上是一部僵硬、虚假的作品，一部苍白、空洞的作品。总之，在这部冗长的皇皇五十万言的新作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那种富有典型性和表现力的描写，而是一种琐碎、芜杂、混乱的自然主义描写。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并不像“沪上学人”所说的那样，“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恰恰相反，作者根本就没有在“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而是从始至终都酱在“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烂泥塘里。
李文还说：《秦腔》的另一个严重病像，是缺乏必要的朴素与诚恳。他对人物的对话描写，是琐碎、累赘、单调和虚假的。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的描写，也多有夸张而虚假的渲染。
李文最后说：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虽然《收获》杂志和作家出版社，就像当初刊发和出版《怀念狼》一样，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不负责任地给了这部小说以它压根不配领享的掌声和鲜花，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用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那么，《秦腔》的命运也许像《废都》和它的兄弟们一样：在充分享受了时代给它的虚妄而空洞的尊荣的同时，在被外国的“评委”授于“国际大奖”的同时，还必须独自咀嚼它因为肆无忌惮的粗俗和放纵而招来的讥笑和斥责——如果它还没有丧失正常的感知能力和羞恶心的话。
4.“骂我是他存在的方式”。面对李建军的尖锐批评，贾平凹在答记者问时给予了回应（见《华商报》2005年5月21日），贾的回应亦非常尖锐。贾说：他不是骂出名了吗？以前谁知道他呀，从《怀念狼》开骂到现在，不是许多人知道他了吗？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出人头地的方式很多，他以骂出名，我确实理解，也很同情。但有的人一旦以骂出名后，就正经去做学问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他仍在骂，可见他现在还心虚、不踏实，怎么办呢？那就让他再骂一阵吧。过上几年，如果他还是原地踏步，那我也实在爱莫能助了。鲁迅先生言犹在耳，我提醒自己不要当“空头文学家”，也用这句话来提醒我的学生——那些将来也要变成博士的人，不要变成了一个戴着博士帽的空头文学家甚或废物。
对《秦腔》，贾平凹充满了自信，他说：对于《秦腔》，我感谢也感动于那么多的评论家给予了肯定。读者看作品，也都是有鉴赏力的，在这一点上，我是有自信的，这不是谁泼进一盆两盆脏水就能搅浑的。对于评论界，李建军一竹篙打翻一船人，还好没有用竹篙在那些脑门上再敲几下，已经算是妙手仁心，不胜仁慈了。我要说的是，对一部作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作家、评论家、读者都是为汉文学的繁荣而共同工作的，在这项工作中可以有破坏，但更要有建设，孙悟空可以大闹天宫，但最后必须去取经呀！
针对贾、李之争，“文化研究网”2005年7月17日发布蒋峰的文章《李建军是以文论文，贾平凹是以人论人》，蒋文写道：我多么期待贾老师能和李老师来一场心平气和的真正文学意义上、学理意义上的促膝对话啊！如果能那样，陕西文坛以至中国文坛不仅仅是会收获一段佳话，更可能还会收获一批前所未有的文学新硕果的！
三、关于文学批评自身的讨论
在2005年的文坛，对文学批评自身的讨论也成为文学批评界的热门话题，其中有指出病症的，有正面立论的，有相互辩驳的。
1.“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吴义勤的《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侯》（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中指出：文学批评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接下去吴文具体剖析了其中最具普泛性的两个方面。
吴文剖析的第一种症候是：“文学批评的‘不及物’。”吴文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象化的文学评判活动，离开了“对象”，批评是无法发生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批评界，对批评对象的“虚化”、轻视甚至忽略已经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许多批评不与具体的对象发生真实的联系，而只是把对象作为“思想”或“话语”的由头，使得批评悬浮在对象之上，永远是一种“不及物”的状态。吴文接着具体列举并分析“不及物”批评的几种典型症状：其一，胸怀全球、指点江山的归纳式批评。当今许多批评文章都是毫无学术性可言的，没有观点，没有论证，没有逻辑推演过程，有的只是空洞的“一、二、三、四”的特征概括，它只能停留在现象和表象的层面上，根本无法企及文学精神心灵的高度。其二，目无文本、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臆想式批评。许多批评家有着深刻的思想、高深的理论、丰富的学识和聪颖的智慧，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作展示自己的舞台，而“文本”只不过是踩在脚下的“跳板”和过渡。他们的批评文字往往文采斐然，思想高深，但却与所评论的文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其三，隔靴搔痒、言不及义的“弯弯绕”式批评。在批评界，即兴式的、言不及义的、无关痛痒的、似是而非的批评比比皆是。
吴文剖析的第二种症候是：“文学批评的‘虚热症’。”吴文说：在当今的文学界，文学批评一方面似乎已陷入困顿，另一方面却又出奇地“繁荣”。各种各样的文学研讨会，各种各样的话语喧嚣，都在某一个层面佐证了这种“繁荣”，但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具有泡沫特征，某种意义上正是文学批评“虚热症”的一种体现。吴文接下去从几个方面归纳、剖析了文学批评的“虚热症”：其一，理论的狂热症。理论的狂热症在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则有三个典型表现，一是以理论的帽子套评作品；二是理论的超前预支；三是理论话语对批评话语“改装”。其二，“酷评”的兴盛。批评家们失去了细致解读文本的耐心，而是热衷于发出各种夸大其辞的、耸人听闻的“判断”，他们总是选择最极端的价值词汇，总是以夸张的修辞，来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进行最高级的审判。这就是所谓的“酷评”。
2.“批评的生命和力量”。与吴文剖析文学批评的“症候”相得益彰，谢有顺在《批评应“挟着风暴和闪电”》（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3日）一文主要从正面立论。谢文在剖析了“拒绝判断”和“过渡判断”两个文学批评的“陷阱”后，从正面肯定文学批评的两个努力方向（两个内在素质）：
其一，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感受、分析、比较、判断。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
其二，批评应该是一种异见，批评家要敢于直言，敢于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敢于说出自己所看见的事实。在这个时代，更多时候，批评成了一种内在的斗争——不仅是与作品斗争，也是与自己批评良心的斗争。
3.对于文学批评根本性质把握的辩驳。李建军在《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认为：批评是一种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理的工作。虽然进行肯定性的欣赏和评价，也是批评的一项内容，但就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是的，真正意义的批评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就决定了批评是一种必须承受敌意甚至伤害的沉重而艰难的事业。
李建军上文发表后，立即遭致了针锋相对的辩驳。蒋晓丽在《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对一种批评的批评》（载《文艺报》2005年10月27日）中对李文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李建军对文艺批评的根本性质的这种把握是片面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对于对立的两方执非此即彼的观点“好的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的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破或立，否定或肯定，在文艺批评中，不同的批评家可以有所侧重，但是不可偏废。即使文艺批评有时承担了清道夫的重任，也是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那种以否定为文艺批评的根本性质的文艺批评不过是“用头立地”，因为它所建立的理想王国是根本脱离现实的。
蒋文还对李文观点的根源作了分析，指出：这种只是否定而没有肯定的文艺批评就是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这种文艺批评以人类某一个理想状态为标准藏否现存事物，它只看到现存事物与这个理想状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二者的联系。因此，它看不到现存事物是实现人类这个理想状态的必要阶段，而是彻底否定了现存事物的存在。当前文艺批评存在两种类型的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一种类型是误诊，即它所批判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它所批判的病态现象；另一种类型是确诊，即它准确地把握了它所批判的当前文学的病态现象。但是，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却彻底地否定了它所批判的对象，在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也倒掉了。对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到了一些批评家对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失之偏颇，而忽视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当前不少相当活跃的批评家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他们虽然准确地把握了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但在解剖和批判这个对象时却不够深入和有力。
四、附言
笔者还要在此特为说明两点：一是2005年度文学评论的热点还有不少，但限于篇幅，本文只择上述有代表性的三者来述评。二是笔者对各家观点只是作了搜集、整理、归纳和概括，并未作出褒贬的价值判断。
一、关于长篇小说《狼图腾》的讨论
小说《狼图腾》（姜戎著）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创造了惊人的销售业绩，较长时间里居于多家图书榜前列。而一些出版社跟风出版的有关“狼”文化的出版物也“汹涌而来”。与此同时，关于该书的争论也持续不断。《新华文摘》2005年第22期在节选《狼图腾》的“编者按”中写道：“由《狼图腾》引发的争论也很多，褒扬者称之为‘旷世奇书’，是一道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激烈的批评者则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沉闷、乏味、难以下咽的平庸之作，尤其是它对穷凶极恶的狼及狼文化的张扬，更引起一片反对之声。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作为畅销书，还是纯文学文本，《狼图腾》都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有三位评论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1.“这是一种有趣的创作现象”。阎晶明在《文学成功的便捷之门》（载《小说评论》2005年第2期）一文中评论道：《狼图腾》在市场上的成功如此长久和顺畅，非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能相比，它的出现并不孤立也绝非偶然（近年来“与狼共舞”的长篇小说还有好几部）。“狼”正在以一种精神符号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小说，一种通往精神的快捷方式也正在沿着狼足迹开辟出来。它成为一种人格化的精神符号，一种抽象的、浓缩了的人格象征，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狼性的模糊、肤浅和固定的记忆。
阎晶明在该文中用上述“中性”笔调对《狼图腾》作出描述后，进而用一种“肯定”的笔调阐述其意义。阎文写道：“狼性”突然受到追捧以及在文学上的意义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用市场销量衡量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时代，在欲望化的写作漫过了感情的大堤，冲垮了道德的设防之后，对人类精神的反思和渴望，必然会出现回潮。这一次是在狼的引领下回来的，因此，狼不是作为它“自我”，而是附着了人的精神想像进入了当代小说。在这里，凶残变成了勇敢，贪婪变成了进取，形单影只其实是一种独立，出没不定是自由的象征。于是阎文肯定：“这是一种有趣的创作现象。”当小说里人被作为物化的、欲望化的“身体”或“下半身”得以强调的同时，狼作为完美的生命符号和人格化的力量象征登场亮相。也即，当有人快要把人写成狼的时候，狼却带着崇高“人性”进入到小说中来。
在阎文看来，《狼图腾》描写和赞美的“狼性”实际是崇高的“人性”。
2.“一个吊诡而且应该警惕的现象”。李建军在《是珍珠，还是豌豆？》（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明确地指出：一个吊诡而且应该警惕的现象是，由《狼图腾》引发的“狼”文化出版物，正汹涌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宣扬狼道主义的读物，至少有六七种，其中有些出版物对狼的赞美已无耻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如：“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来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
李文直率地批评道：《狼图腾》作为“狼”文化出版物泛滥的肇始者，很要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剖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现状，《狼图腾》的作者有着焦灼的忧虑，但他通过赋予狼的伟大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来完成自己的文化乌托邦建构，这种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把强权和蛮勇当作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却忘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
李文肯定：“狼图腾”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改造和实现“复兴”的可靠的信仰“资源”。
3.“作为文学文本”与“作为一种文化观”的矛盾冲突。与阎文、李文不同，雷达在《<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12日）一文中对《狼图腾》采取了一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分析和评论。雷达说：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把对这本书文学文本的评价与对其文化宏论的评价分开来。作为文学文本，《狼图腾》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属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品相的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观的宣扬，它仅凭抓住了一个“狼性性格”就好像找到了一把开启世界文明史的钥匙，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和改写整个人类史、文明史、中国史。尽管作者动机可嘉，不乏睿智，深思多年，固执己见，但漏洞毕竟太多。
基于上述的整体把握，一方面，雷文肯定：《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狼图腾》文学性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作品悲怆恢弘，撞击人心。在内在精神上，它贯通了草原古老神灵腾格里与千年草原大地的血脉，毕利格老人对草原的神圣的爱统领全书，乌力吉、巴图、陈阵等人在政治灾难笼罩草原时睁大着识别善恶的眼睛。作品没回避严酷现实。当然，狼才是《狼图腾》的精神主载体，狼的狡猾、智慧、生命强力、团队精神，以及狼性、狼眼、狼嗥、狼烟等等，才是全书的看点所在。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像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它们。《狼图腾》艺术震撼力强，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看清“战天斗地”的本质，让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当如何珍惜、拥有、警觉、捍卫和关怀。
另一方面，雷文指出：《狼图腾》的社会层面、生态层面、文化层面的描写是不平衡的，在文化层面有不少混乱，尤其是赘在后面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比较糟糕。作者对文明史的偏执解读和他自己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作者宣称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他在探讨华夏农耕文明及其国民性时发现，“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是西方文明是狼文明。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戳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
二、关于长篇小说《秦腔》的讨论
长篇小说《秦腔》（贾平凹著）由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出版前先在《收获》2005年第1、2期连载发表）。小说出版一个月不到就突破20万册的销量，而紧随其后的评论、争论亦十分热闹、热烈。
1.“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北京青年周刊》2005年6月7日以《文艺沙龙：<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为题发表了贺绍俊等3人的充分肯定性的看法。其中，牛玉秋说：贾平凹从来都不缺少才气，但他有时会缺少一点点直面精神痛苦的魄力和勇气，而正是一点点缺少，常常让人为他感到遗憾，不过这一曲《秦腔》则把他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以极其现实，甚至显得有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了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类精神困境，使得小说在象征的层面上具有了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意义。
贺绍俊的看法则比较具体和系统，他说：《秦腔》其实是深得《红楼梦》的神韵的，《红楼梦》和《秦腔》在写作背景都是处在社会脱骨变革的动荡之中，就是一种旧的秩序和制度正在崩溃，而新的东西是迷茫的，我们看不到新的东西在哪里。这两个作品都是作者对各自时代崩溃主体有着一种切肤的体验。
贺绍俊还说：《秦腔》确实是我在情感上和文学观念上非常认同的一部作品，这个认同使我想起了一个概念，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以及中国社会如此高度发达的时期，乡土中国的存在是哪种方式，文学对乡土中国的表达又会采取哪一种方式，这一直是困扰我的一种问题。当我读到《秦腔》以后，我感到这个问题豁然开朗，所以使人想起这么一个概念，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接下去，贺绍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秦腔》对“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即：第一，它是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第二，它是一种乡土文化想像的终结；第三，它是乡土美学想像的终结。
2.“在他身上依然看到了创造的精神”。谢有顺在《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中指出：一些人认为，贾平凹这些年的写作转型不但不成功，甚至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我的看法倒并不这么悲观。尤其是当我读到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秦腔》之后，对他的写作又一次充满期待，因为我在他身上依然看到了创造的精神，以及试图超越自己的努力——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一个作家，最需要警惕的是思想滞后和重复自己。当大部分当年领过风骚的作家都停止了写作，或者以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在那里自娱自乐时，贾平凹还能继续一种探索性的写作，并且时有让人侧目的新作问世，这种姿态本身就值得肯定。
谢文肯定：《秦腔》最为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他所呈现的现实是无解的，作家在写作态度上是两难的。这暗合了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阐释的思想。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一种是蛇蝎之人造成的；一种是由人物盲目的命运造成的；还有一种是没有原因的，是时代和人的错位，用王国维的话说，是因“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性、通常之境遇”造成的。《红楼梦》的悲剧就属于第三种。贾平凹的《秦腔》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它虽然是乡土的挽歌，但这里面没有怨气和仇恨，也没有过度的道德审判，这是一个很高的写作境界。“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仍能洒脱一切”，牟宗三先生这话说出了一种新的写作伦理，它和“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式的写作伦理正好相对。贾平凹在《秦腔》中，以其赤子之心的温润，在写作上回应和展开了这种全新的叙事伦理，我认为，这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都值得特别重视。
3.“一部粗俗及失败之作”。在许多人对于《秦腔》给予积极肯定的高评价的同时，李建军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他在题为《秦腔：一部粗俗的失败之作》（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8日）里尖锐地指出：贾平凹写出的却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它缺乏真正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趣味和美感，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本质上是一部僵硬、虚假的作品，一部苍白、空洞的作品。总之，在这部冗长的皇皇五十万言的新作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那种富有典型性和表现力的描写，而是一种琐碎、芜杂、混乱的自然主义描写。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并不像“沪上学人”所说的那样，“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恰恰相反，作者根本就没有在“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而是从始至终都酱在“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烂泥塘里。
李文还说：《秦腔》的另一个严重病像，是缺乏必要的朴素与诚恳。他对人物的对话描写，是琐碎、累赘、单调和虚假的。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的描写，也多有夸张而虚假的渲染。
李文最后说：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虽然《收获》杂志和作家出版社，就像当初刊发和出版《怀念狼》一样，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不负责任地给了这部小说以它压根不配领享的掌声和鲜花，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用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那么，《秦腔》的命运也许像《废都》和它的兄弟们一样：在充分享受了时代给它的虚妄而空洞的尊荣的同时，在被外国的“评委”授于“国际大奖”的同时，还必须独自咀嚼它因为肆无忌惮的粗俗和放纵而招来的讥笑和斥责——如果它还没有丧失正常的感知能力和羞恶心的话。
4.“骂我是他存在的方式”。面对李建军的尖锐批评，贾平凹在答记者问时给予了回应（见《华商报》2005年5月21日），贾的回应亦非常尖锐。贾说：他不是骂出名了吗？以前谁知道他呀，从《怀念狼》开骂到现在，不是许多人知道他了吗？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出人头地的方式很多，他以骂出名，我确实理解，也很同情。但有的人一旦以骂出名后，就正经去做学问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他仍在骂，可见他现在还心虚、不踏实，怎么办呢？那就让他再骂一阵吧。过上几年，如果他还是原地踏步，那我也实在爱莫能助了。鲁迅先生言犹在耳，我提醒自己不要当“空头文学家”，也用这句话来提醒我的学生——那些将来也要变成博士的人，不要变成了一个戴着博士帽的空头文学家甚或废物。
对《秦腔》，贾平凹充满了自信，他说：对于《秦腔》，我感谢也感动于那么多的评论家给予了肯定。读者看作品，也都是有鉴赏力的，在这一点上，我是有自信的，这不是谁泼进一盆两盆脏水就能搅浑的。对于评论界，李建军一竹篙打翻一船人，还好没有用竹篙在那些脑门上再敲几下，已经算是妙手仁心，不胜仁慈了。我要说的是，对一部作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作家、评论家、读者都是为汉文学的繁荣而共同工作的，在这项工作中可以有破坏，但更要有建设，孙悟空可以大闹天宫，但最后必须去取经呀！
针对贾、李之争，“文化研究网”2005年7月17日发布蒋峰的文章《李建军是以文论文，贾平凹是以人论人》，蒋文写道：我多么期待贾老师能和李老师来一场心平气和的真正文学意义上、学理意义上的促膝对话啊！如果能那样，陕西文坛以至中国文坛不仅仅是会收获一段佳话，更可能还会收获一批前所未有的文学新硕果的！
三、关于文学批评自身的讨论
在2005年的文坛，对文学批评自身的讨论也成为文学批评界的热门话题，其中有指出病症的，有正面立论的，有相互辩驳的。
1.“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吴义勤的《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侯》（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中指出：文学批评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接下去吴文具体剖析了其中最具普泛性的两个方面。
吴文剖析的第一种症候是：“文学批评的‘不及物’。”吴文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象化的文学评判活动，离开了“对象”，批评是无法发生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批评界，对批评对象的“虚化”、轻视甚至忽略已经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许多批评不与具体的对象发生真实的联系，而只是把对象作为“思想”或“话语”的由头，使得批评悬浮在对象之上，永远是一种“不及物”的状态。吴文接着具体列举并分析“不及物”批评的几种典型症状：其一，胸怀全球、指点江山的归纳式批评。当今许多批评文章都是毫无学术性可言的，没有观点，没有论证，没有逻辑推演过程，有的只是空洞的“一、二、三、四”的特征概括，它只能停留在现象和表象的层面上，根本无法企及文学精神心灵的高度。其二，目无文本、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臆想式批评。许多批评家有着深刻的思想、高深的理论、丰富的学识和聪颖的智慧，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作展示自己的舞台，而“文本”只不过是踩在脚下的“跳板”和过渡。他们的批评文字往往文采斐然，思想高深，但却与所评论的文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其三，隔靴搔痒、言不及义的“弯弯绕”式批评。在批评界，即兴式的、言不及义的、无关痛痒的、似是而非的批评比比皆是。
吴文剖析的第二种症候是：“文学批评的‘虚热症’。”吴文说：在当今的文学界，文学批评一方面似乎已陷入困顿，另一方面却又出奇地“繁荣”。各种各样的文学研讨会，各种各样的话语喧嚣，都在某一个层面佐证了这种“繁荣”，但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具有泡沫特征，某种意义上正是文学批评“虚热症”的一种体现。吴文接下去从几个方面归纳、剖析了文学批评的“虚热症”：其一，理论的狂热症。理论的狂热症在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则有三个典型表现，一是以理论的帽子套评作品；二是理论的超前预支；三是理论话语对批评话语“改装”。其二，“酷评”的兴盛。批评家们失去了细致解读文本的耐心，而是热衷于发出各种夸大其辞的、耸人听闻的“判断”，他们总是选择最极端的价值词汇，总是以夸张的修辞，来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进行最高级的审判。这就是所谓的“酷评”。
2.“批评的生命和力量”。与吴文剖析文学批评的“症候”相得益彰，谢有顺在《批评应“挟着风暴和闪电”》（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3日）一文主要从正面立论。谢文在剖析了“拒绝判断”和“过渡判断”两个文学批评的“陷阱”后，从正面肯定文学批评的两个努力方向（两个内在素质）：
其一，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感受、分析、比较、判断。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
其二，批评应该是一种异见，批评家要敢于直言，敢于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敢于说出自己所看见的事实。在这个时代，更多时候，批评成了一种内在的斗争——不仅是与作品斗争，也是与自己批评良心的斗争。
3.对于文学批评根本性质把握的辩驳。李建军在《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认为：批评是一种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理的工作。虽然进行肯定性的欣赏和评价，也是批评的一项内容，但就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是的，真正意义的批评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就决定了批评是一种必须承受敌意甚至伤害的沉重而艰难的事业。
李建军上文发表后，立即遭致了针锋相对的辩驳。蒋晓丽在《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对一种批评的批评》（载《文艺报》2005年10月27日）中对李文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李建军对文艺批评的根本性质的这种把握是片面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对于对立的两方执非此即彼的观点“好的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的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破或立，否定或肯定，在文艺批评中，不同的批评家可以有所侧重，但是不可偏废。即使文艺批评有时承担了清道夫的重任，也是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那种以否定为文艺批评的根本性质的文艺批评不过是“用头立地”，因为它所建立的理想王国是根本脱离现实的。
蒋文还对李文观点的根源作了分析，指出：这种只是否定而没有肯定的文艺批评就是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这种文艺批评以人类某一个理想状态为标准藏否现存事物，它只看到现存事物与这个理想状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二者的联系。因此，它看不到现存事物是实现人类这个理想状态的必要阶段，而是彻底否定了现存事物的存在。当前文艺批评存在两种类型的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一种类型是误诊，即它所批判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它所批判的病态现象；另一种类型是确诊，即它准确地把握了它所批判的当前文学的病态现象。但是，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却彻底地否定了它所批判的对象，在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也倒掉了。对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到了一些批评家对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失之偏颇，而忽视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当前不少相当活跃的批评家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他们虽然准确地把握了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但在解剖和批判这个对象时却不够深入和有力。
四、附言
笔者还要在此特为说明两点：一是2005年度文学评论的热点还有不少，但限于篇幅，本文只择上述有代表性的三者来述评。二是笔者对各家观点只是作了搜集、整理、归纳和概括，并未作出褒贬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