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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玙,1924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从1940年起相继求学于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后,历任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创作组长、科长、演出委员会主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及东北作协编剧、专业作家,鞍山市文联秘书长、副主席,辽宁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全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职务。195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60年的文学生涯中,陈玙相继创作发表了《陈玙剧作选》、中短篇小说集《奇异的爱》、中篇小说《出路》、报告文学集《真人谱》、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以及歌剧剧本《阴谋》《立功》,话剧剧本《朋友和敌人》《血肉相连》《两条路》《在建设行列里》和《人生在世》(与人合作)等。其中《夜幕下的哈尔滨》因人物生动可感、情节惊险曲折、时代特色鲜明而荣获1983年“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创作奖”,系作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该小说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首的中共秘密党员及爱国人士,在我党领导下与日军浴血斗争的故事。如今,陈列于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夜幕下的抗日斗争”展厅内的李世超、王一民等抗日英雄的塑像,便是对该小说再现的那段历史风云的最好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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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玙究竟是如何创作出《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畅销神州的红色文学经典的呢?
整理回忆录激发创作欲
1931年9月东北三省沦陷后,哈尔滨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这段饱蘸着血和泪的历史,给陈玙年少稚嫩的心灵蒙上了阴影,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惨痛记忆。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他总想以文学作品来表现哈尔滨人民的这段血泪史、抗争史。从1950年起,他就开始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既到过哈尔滨东北抗日烈士博物馆,了解了一些抗日英雄的生平传略;也去过杨靖宇壮烈牺牲的蒙江密林,访问过当年与杨靖宇一起出生入死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但因素材积累不够,加之其他工作任务繁重,他只能暂且将这一愿望埋藏在心底。
1954年,陈屿举家迁往鞍山。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在全国兴起。陈玙有幸参与整理中共鞍山市委第二书记、市长李维民《地下烽火》的口述革命回忆录的工作。这部书稿于1963年冬被呈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审阅,但因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导致该书稿犹如石沉大海,再无音讯。后直至1980年10月,才得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李维民于1909年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岔路乡(今吉林火车站西),1926年考入英国教会在吉林办的私立文光中学。在校期间,他阅读了《拓荒者》《申报》副刊等进步书刊,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中学毕业后,他在家乡小学任教不久即被辞退,失业在家。这时,他在同学、中共秘密党员纪儒林的帮助下,有机会阅读了中共中央编印的《红旗》杂志和《土地法大纲》,初步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闹革命,目的是为了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所提高。1930年春,他在党员张玉珩和纪儒林的介绍下入了党,奉命以吉海铁路东关分站站务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工运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吉林支部遵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李维民白天要上班,只能利用夜间在家里抄写省委发布的《告东北民众书》,次日在工人中秘密散发。1932年春,李维民接替调走的张玉珩,担任吉林党支部书记。同年11月,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奉派到磐石、海龙巡视工作,途经吉林时会见并听取了李维民关于吉林党的工作的汇报。随后,省委采纳了杨靖宇的建议,批准建立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以下简称吉林特支),由李维民任书记,受省委直接领导。从此,吉林的群众工作和学生运动,特别是吉海铁路的工人斗争有了迅猛发展。
1933年4月,李维民奉新任吉林特支书记李世超之命,护送一名北京大学学生去磐石玻璃河套根据地参加革命。途中见到杨靖宇时,李维民接受了3项任务:一是秘密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二是为游击队购买急需的作战物资和药品,派工人、学生代表慰问游击队;三是继续向游击队输送革命青年。返回吉林后,李维民立即组织募捐筹款,购买了日用品及药品,并派吉林特支委员带领工人、学生代表前往磐石玻璃河套慰问游击队。
这时,因吉林第一中学学生、吉林特支委员金景被捕叛变,致使吉林地区的党团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李维民于5月7日晨得知金景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烧毁了文件,掩藏了油印机,并通知李世超等党的负责人转移,自己也躲入亲戚家。两天后,日军的搜捕越来越紧,在吉海铁路工作的吉林特支党员董国璋的资助下,李维民化装成铁路工人辗转来到哈尔滨。但他6岁的儿子,却被到家中搜查的日本宪兵给踢死了,母亲也惨遭毒打。
此后,李维民在自己中学同学、共青团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关喜琨(关锡庚)的帮助和中共秘密党员孙保忠的联系下,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并奉命负责省委机关报《东北民众报》的印刷发行工作。在此岗位上,李维民表现出超人的机智勇敢。这年6月的一天,他根据新任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指示,把一大包宣传品送往住在道外十四道街的共产党员老胡家中。因任务紧及,李维民带着宣传品叫了一辆斗子车直奔道外。至道外头道街时,他突然发现前面戒严了,车要调头已来不及,只好镇定自若地下了车。一个警察上前来仔细打量,但见李维民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白褂,一条日式黄裤子,一副典型的便衣警察打扮,便问道:“你是哪个派出所的?”李维民灵机一动,顺着他的話说:“我是协和街的。辛苦了,还没换班吗?”他见那个警察歪头示意,就驱车过去了。行至五道街时,又遇警戒。这回李维民胆子更大了,下车后大摇大摆地和警察打招呼:“诸位辛苦了,还未换班吗?我是协和派出所的。”值勤警察误以为他是“自家人”,咧嘴一笑,李维民便上车而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同年秋,李维民为便于掩护自己更好地开展工作,经请示中共满洲省委同意,把吉林女子师范学生、共青团员秦淑云调来,与自己组成“家庭”,先住在道里商铺街21号,后又搬到道里端街。李维民化名张宗仁,秦淑云化名张淑珍,两个人以兄妹相称,以补课升学为名,掩护印刷发行传递工作。
1934年春,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各级党组织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调派李维民负责党的交通工作。他在冯仲云领导下,以家庭教师为掩护,往来于各联络点,给各交通员分派任务,检查工作。一次,省委急于了解汤原县委和汤北游击队的情况,他便派经验丰富的交通员李升,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往汤原送信的任务,又机智地把中共汤原县委书记、游击队长夏云阶带进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同年冬,省委机关因叛徒告密而暴露,李维民也转移到汤原县负责反日会的工作,并参加县委。1936年春,李维民回哈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找不到省委代理秘书长李世超而同组织失去联系,遂被迫经大连、北平(今北京)转赴陕北,以寻找党的组织。后来他才得知,李世超于当年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李维民走到山西太谷时,就没了路费。这时,他巧遇已流亡到关内,现任太谷火车站站长的董国璋。他在董的帮助下干了3个月的勤杂工后,考上电报员,生活才有了着落。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李维民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受到中共山西工委(后改省委)副书记林枫的亲切接见。根据林枫的指示,李维民在同蒲铁路工人中积极组织工会和武装自卫队,发展了3名中共党员,在介休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介休工会筹备会和武装自卫队。
1938年2月,因日军入侵临汾,李维民被迫离开同蒲铁路总工会转赴西安,按上级指示在此组织了4个职工大队、近2000人的工人武装。同年秋,他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去中共河南省委工作。1939年5月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1年9月18日,李维民从情报工作培训班结业后,奉命偕电报员崔岳回东北开展情报工作,任务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1942年1月1日,李维民历经艰险,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吉林。
为了能在日伪军残酷统治下的吉林站住脚,李维民首先以经营估衣铺、纺织作坊为业,并请当地有名的两个士绅当财东、做靠山;而后又从哈尔滨取回电台,秘密安装在自家的炕洞里。他通过在税务局工作的关喜琨、伪第二军管区打字员侯乃英及从伪永吉县公署和铁路局找到的可靠关系,多方搜集敌伪的各种情报,夜间由崔岳发出。1944年,因崔岳被捕,发报被迫中断。
此时,李维民的行踪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伪特务机关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伪警务厅特高股股长葛明福经常到他家纠缠。这天,警务厅长宫田卿派特务伪装成我秘密工作人员来李维民家“接头”,企图探明他的底细,当即被李维民识破,将计就计报告市警察局把特务抓走,使敌人的阴谋破了产。邻居赵明宇是日伪警宪的狗腿子,打听到李维民原名叫李馥慧,还去过延安,就到李家来敲诈。李维民沉着、冷静地予以应对,使他无隙可乘。
1945年8月下旬,苏联红军进驻吉林。李维民、关喜琨取得苏军的信任,被留在苏军政治部,协助保卫局做锄奸工作。抗战胜利后,李维民在随苏军来吉的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王效明的大力支持下,于9月上旬主持召开了吉林特支恢复成立大会。这次会议还吸收关喜琨、王庆霖、王德祥、郑垲、关伯岐等人参加,并推举李维民为书记。10月7日,吉林特支接管了报社,正式办起了党报——吉林《人民日报》。随后,吉林特支又以制材厂工人为基础成立了职工会,以女教师为基础成立了妇女会,并将一批干部派往各县去抓武装,建立了人民的保安队。11月1日,中共吉林市委宣告成立,李维民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吉林市委狠抓建党建政和建立人民武装等工作,不仅巩固了社会治安,还取得了同国民党吉林省代理副主席王惠卿、吉林市公安局局长霍鹏九等人斗争的胜利。
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李维民也随同党政机关撤离吉林市,转赴哈尔滨,于1946年6月被分配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工作。1947年7月初,他化名王一民,奉命带着爱人侯乃英以及报务员吕光和吕明,抵达敌占区沈阳,同在那里的白皓、高凯等人会合组成情报工作组,领导开展情报工作。同年冬,李维民去东北局社会部汇报工作时,将两名弃暗投明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带到哈尔滨参加革命工作;返回沈阳后,他又带领工作组搜集了敌军部署、密码等许多重要情报,及时报给上级,为沈阳的顺利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8年5月,李维民奉调回哈尔滨,被任命为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东北全境解放后,他随东北局机关迁往沈阳,于1949年1月被任命为鞍山市公安局局长。1951年以后,他历任鞍山市副市长、市长。十年浩劫中,他惨遭“四人帮”迫害,于1976年3月25日不幸病逝,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陈玙在整理长篇回忆录《地下烽火》的过程中,被李维民早年惊心动魄、颇富传奇的秘密革命经历打动,激发了尘封已久的创作欲望。但还未及动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家辛辛苦苦积累的创作素材都被毁,其中令他最痛心的就是李维民讲述其地下斗争经历的原始记录——厚厚的3大本笔记。然而,那些生动鲜活、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形象仍深深地扎根在作家的脑海中,令陈玙时刻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小说一版再版享誉神州
粉碎“四人帮”后,神州迎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陈玙那长期被压抑的创作欲望又躁动起来,于是他在突击写完多幕剧《白卷先生》以后,就立即向单位领导说出了自己的夙愿——创作一部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主要是秘密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的创作计划立刻获得有关领导批准。
按照陈玙拟定的创作提纲,这部长篇小说以日伪统治时期的哈尔滨为故事背景,以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哈尔滨人民抗日秘密斗争为核心情节,以李维民为主角原型。为此,作家于1978年夏初从鞍山来到哈尔滨,每天四处奔波,从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有关部门查资料,找解放前参加过东北党的秘密斗争现仍健在的老革命、老干部以及知情人谈话、采访。直到金秋时节,他才带着搜集的大量资料返回家中。在对这些资料和设法找到的《地下烽火》征求意见稿做了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之后,他开始进行艺术构思。当想象的闸门洞开,人物和情节不断涌入脑海,迫使他非动笔不可的时候,一位贴心好友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冰水:“你写的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题材。有些读者一听是写抗日斗争和秘密工作的作品,就会皱眉头,他们已经看烦了;有人拿起来看一个头就放下了,因为情节都大同小异,似曾相识。你如果能在这老题材中写出新意来,你就写,否则莫如趁早放下。”
这句切中要害、掷地有声的话,使陈玙不得不冷静下来。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在创作中必须尽力避开和剔除那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并在以下几方面狠下工夫:第一,要写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解放前哈尔滨的独特社会风貌,因而他又多次去哈尔滨体验采风,走遍了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熟悉了它的人文历史情况。第二,要努力塑造出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形象,热情讴歌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人物,客观真实反映日军入侵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不同表现: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有颇具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爱国官绅卢运启;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既有矢志抗日的中共秘密党员王一民、李汉超,也有对抗战丧失信心,以致动摇和软弱的作家塞上箫,还有苦闷和彷徨的中共党员柳絮影,以及只追求个人幸福的名门闺秀卢淑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不仅有革命烈士罗世诚、共青团员肖光义等,而且还有纨绔子弟卢秋影,以及日本反战志士玉旨一郎。这些人物形象的原型,在作家搜集的创作素材中大都能找到。第三,以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和性格的刻画,来推动并统率故事情节的发展,既要写出波澜起伏、惊险曲折的动人故事,又要塑造血肉丰满、鲜活灵动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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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19日,陈玙历经两年多的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71万字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作品首先在《哈尔滨日报》连载发表,同年5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一时间洛阳纸贵,读者蜂拥,两年內共印了3次,行销达297600册。并于2002年被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发行,2008年又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该小说还先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评书、连环画、广播剧和电视连续剧等,其中同名评书曾出现过被108家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播讲的盛况,同名连环画有5个版本,同名电视连续剧则有2个版本。这不仅大大地扩展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也使陈玙成为家喻户晓、享誉神州的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张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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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玙究竟是如何创作出《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畅销神州的红色文学经典的呢?
整理回忆录激发创作欲
1931年9月东北三省沦陷后,哈尔滨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这段饱蘸着血和泪的历史,给陈玙年少稚嫩的心灵蒙上了阴影,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惨痛记忆。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他总想以文学作品来表现哈尔滨人民的这段血泪史、抗争史。从1950年起,他就开始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既到过哈尔滨东北抗日烈士博物馆,了解了一些抗日英雄的生平传略;也去过杨靖宇壮烈牺牲的蒙江密林,访问过当年与杨靖宇一起出生入死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但因素材积累不够,加之其他工作任务繁重,他只能暂且将这一愿望埋藏在心底。
1954年,陈屿举家迁往鞍山。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在全国兴起。陈玙有幸参与整理中共鞍山市委第二书记、市长李维民《地下烽火》的口述革命回忆录的工作。这部书稿于1963年冬被呈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审阅,但因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导致该书稿犹如石沉大海,再无音讯。后直至1980年10月,才得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李维民于1909年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岔路乡(今吉林火车站西),1926年考入英国教会在吉林办的私立文光中学。在校期间,他阅读了《拓荒者》《申报》副刊等进步书刊,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中学毕业后,他在家乡小学任教不久即被辞退,失业在家。这时,他在同学、中共秘密党员纪儒林的帮助下,有机会阅读了中共中央编印的《红旗》杂志和《土地法大纲》,初步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闹革命,目的是为了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所提高。1930年春,他在党员张玉珩和纪儒林的介绍下入了党,奉命以吉海铁路东关分站站务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工运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吉林支部遵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李维民白天要上班,只能利用夜间在家里抄写省委发布的《告东北民众书》,次日在工人中秘密散发。1932年春,李维民接替调走的张玉珩,担任吉林党支部书记。同年11月,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奉派到磐石、海龙巡视工作,途经吉林时会见并听取了李维民关于吉林党的工作的汇报。随后,省委采纳了杨靖宇的建议,批准建立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以下简称吉林特支),由李维民任书记,受省委直接领导。从此,吉林的群众工作和学生运动,特别是吉海铁路的工人斗争有了迅猛发展。
1933年4月,李维民奉新任吉林特支书记李世超之命,护送一名北京大学学生去磐石玻璃河套根据地参加革命。途中见到杨靖宇时,李维民接受了3项任务:一是秘密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二是为游击队购买急需的作战物资和药品,派工人、学生代表慰问游击队;三是继续向游击队输送革命青年。返回吉林后,李维民立即组织募捐筹款,购买了日用品及药品,并派吉林特支委员带领工人、学生代表前往磐石玻璃河套慰问游击队。
这时,因吉林第一中学学生、吉林特支委员金景被捕叛变,致使吉林地区的党团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李维民于5月7日晨得知金景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烧毁了文件,掩藏了油印机,并通知李世超等党的负责人转移,自己也躲入亲戚家。两天后,日军的搜捕越来越紧,在吉海铁路工作的吉林特支党员董国璋的资助下,李维民化装成铁路工人辗转来到哈尔滨。但他6岁的儿子,却被到家中搜查的日本宪兵给踢死了,母亲也惨遭毒打。
此后,李维民在自己中学同学、共青团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关喜琨(关锡庚)的帮助和中共秘密党员孙保忠的联系下,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并奉命负责省委机关报《东北民众报》的印刷发行工作。在此岗位上,李维民表现出超人的机智勇敢。这年6月的一天,他根据新任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指示,把一大包宣传品送往住在道外十四道街的共产党员老胡家中。因任务紧及,李维民带着宣传品叫了一辆斗子车直奔道外。至道外头道街时,他突然发现前面戒严了,车要调头已来不及,只好镇定自若地下了车。一个警察上前来仔细打量,但见李维民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白褂,一条日式黄裤子,一副典型的便衣警察打扮,便问道:“你是哪个派出所的?”李维民灵机一动,顺着他的話说:“我是协和街的。辛苦了,还没换班吗?”他见那个警察歪头示意,就驱车过去了。行至五道街时,又遇警戒。这回李维民胆子更大了,下车后大摇大摆地和警察打招呼:“诸位辛苦了,还未换班吗?我是协和派出所的。”值勤警察误以为他是“自家人”,咧嘴一笑,李维民便上车而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同年秋,李维民为便于掩护自己更好地开展工作,经请示中共满洲省委同意,把吉林女子师范学生、共青团员秦淑云调来,与自己组成“家庭”,先住在道里商铺街21号,后又搬到道里端街。李维民化名张宗仁,秦淑云化名张淑珍,两个人以兄妹相称,以补课升学为名,掩护印刷发行传递工作。
1934年春,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各级党组织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调派李维民负责党的交通工作。他在冯仲云领导下,以家庭教师为掩护,往来于各联络点,给各交通员分派任务,检查工作。一次,省委急于了解汤原县委和汤北游击队的情况,他便派经验丰富的交通员李升,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往汤原送信的任务,又机智地把中共汤原县委书记、游击队长夏云阶带进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同年冬,省委机关因叛徒告密而暴露,李维民也转移到汤原县负责反日会的工作,并参加县委。1936年春,李维民回哈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找不到省委代理秘书长李世超而同组织失去联系,遂被迫经大连、北平(今北京)转赴陕北,以寻找党的组织。后来他才得知,李世超于当年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李维民走到山西太谷时,就没了路费。这时,他巧遇已流亡到关内,现任太谷火车站站长的董国璋。他在董的帮助下干了3个月的勤杂工后,考上电报员,生活才有了着落。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李维民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受到中共山西工委(后改省委)副书记林枫的亲切接见。根据林枫的指示,李维民在同蒲铁路工人中积极组织工会和武装自卫队,发展了3名中共党员,在介休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介休工会筹备会和武装自卫队。
1938年2月,因日军入侵临汾,李维民被迫离开同蒲铁路总工会转赴西安,按上级指示在此组织了4个职工大队、近2000人的工人武装。同年秋,他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去中共河南省委工作。1939年5月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1年9月18日,李维民从情报工作培训班结业后,奉命偕电报员崔岳回东北开展情报工作,任务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1942年1月1日,李维民历经艰险,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吉林。
为了能在日伪军残酷统治下的吉林站住脚,李维民首先以经营估衣铺、纺织作坊为业,并请当地有名的两个士绅当财东、做靠山;而后又从哈尔滨取回电台,秘密安装在自家的炕洞里。他通过在税务局工作的关喜琨、伪第二军管区打字员侯乃英及从伪永吉县公署和铁路局找到的可靠关系,多方搜集敌伪的各种情报,夜间由崔岳发出。1944年,因崔岳被捕,发报被迫中断。
此时,李维民的行踪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伪特务机关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伪警务厅特高股股长葛明福经常到他家纠缠。这天,警务厅长宫田卿派特务伪装成我秘密工作人员来李维民家“接头”,企图探明他的底细,当即被李维民识破,将计就计报告市警察局把特务抓走,使敌人的阴谋破了产。邻居赵明宇是日伪警宪的狗腿子,打听到李维民原名叫李馥慧,还去过延安,就到李家来敲诈。李维民沉着、冷静地予以应对,使他无隙可乘。
1945年8月下旬,苏联红军进驻吉林。李维民、关喜琨取得苏军的信任,被留在苏军政治部,协助保卫局做锄奸工作。抗战胜利后,李维民在随苏军来吉的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王效明的大力支持下,于9月上旬主持召开了吉林特支恢复成立大会。这次会议还吸收关喜琨、王庆霖、王德祥、郑垲、关伯岐等人参加,并推举李维民为书记。10月7日,吉林特支接管了报社,正式办起了党报——吉林《人民日报》。随后,吉林特支又以制材厂工人为基础成立了职工会,以女教师为基础成立了妇女会,并将一批干部派往各县去抓武装,建立了人民的保安队。11月1日,中共吉林市委宣告成立,李维民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吉林市委狠抓建党建政和建立人民武装等工作,不仅巩固了社会治安,还取得了同国民党吉林省代理副主席王惠卿、吉林市公安局局长霍鹏九等人斗争的胜利。
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李维民也随同党政机关撤离吉林市,转赴哈尔滨,于1946年6月被分配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工作。1947年7月初,他化名王一民,奉命带着爱人侯乃英以及报务员吕光和吕明,抵达敌占区沈阳,同在那里的白皓、高凯等人会合组成情报工作组,领导开展情报工作。同年冬,李维民去东北局社会部汇报工作时,将两名弃暗投明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带到哈尔滨参加革命工作;返回沈阳后,他又带领工作组搜集了敌军部署、密码等许多重要情报,及时报给上级,为沈阳的顺利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8年5月,李维民奉调回哈尔滨,被任命为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东北全境解放后,他随东北局机关迁往沈阳,于1949年1月被任命为鞍山市公安局局长。1951年以后,他历任鞍山市副市长、市长。十年浩劫中,他惨遭“四人帮”迫害,于1976年3月25日不幸病逝,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陈玙在整理长篇回忆录《地下烽火》的过程中,被李维民早年惊心动魄、颇富传奇的秘密革命经历打动,激发了尘封已久的创作欲望。但还未及动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家辛辛苦苦积累的创作素材都被毁,其中令他最痛心的就是李维民讲述其地下斗争经历的原始记录——厚厚的3大本笔记。然而,那些生动鲜活、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形象仍深深地扎根在作家的脑海中,令陈玙时刻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小说一版再版享誉神州
粉碎“四人帮”后,神州迎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陈玙那长期被压抑的创作欲望又躁动起来,于是他在突击写完多幕剧《白卷先生》以后,就立即向单位领导说出了自己的夙愿——创作一部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主要是秘密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的创作计划立刻获得有关领导批准。
按照陈玙拟定的创作提纲,这部长篇小说以日伪统治时期的哈尔滨为故事背景,以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哈尔滨人民抗日秘密斗争为核心情节,以李维民为主角原型。为此,作家于1978年夏初从鞍山来到哈尔滨,每天四处奔波,从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有关部门查资料,找解放前参加过东北党的秘密斗争现仍健在的老革命、老干部以及知情人谈话、采访。直到金秋时节,他才带着搜集的大量资料返回家中。在对这些资料和设法找到的《地下烽火》征求意见稿做了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之后,他开始进行艺术构思。当想象的闸门洞开,人物和情节不断涌入脑海,迫使他非动笔不可的时候,一位贴心好友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冰水:“你写的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题材。有些读者一听是写抗日斗争和秘密工作的作品,就会皱眉头,他们已经看烦了;有人拿起来看一个头就放下了,因为情节都大同小异,似曾相识。你如果能在这老题材中写出新意来,你就写,否则莫如趁早放下。”
这句切中要害、掷地有声的话,使陈玙不得不冷静下来。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在创作中必须尽力避开和剔除那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并在以下几方面狠下工夫:第一,要写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解放前哈尔滨的独特社会风貌,因而他又多次去哈尔滨体验采风,走遍了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熟悉了它的人文历史情况。第二,要努力塑造出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形象,热情讴歌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人物,客观真实反映日军入侵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不同表现: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有颇具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爱国官绅卢运启;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既有矢志抗日的中共秘密党员王一民、李汉超,也有对抗战丧失信心,以致动摇和软弱的作家塞上箫,还有苦闷和彷徨的中共党员柳絮影,以及只追求个人幸福的名门闺秀卢淑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不仅有革命烈士罗世诚、共青团员肖光义等,而且还有纨绔子弟卢秋影,以及日本反战志士玉旨一郎。这些人物形象的原型,在作家搜集的创作素材中大都能找到。第三,以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和性格的刻画,来推动并统率故事情节的发展,既要写出波澜起伏、惊险曲折的动人故事,又要塑造血肉丰满、鲜活灵动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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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19日,陈玙历经两年多的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71万字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作品首先在《哈尔滨日报》连载发表,同年5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一时间洛阳纸贵,读者蜂拥,两年內共印了3次,行销达297600册。并于2002年被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发行,2008年又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该小说还先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评书、连环画、广播剧和电视连续剧等,其中同名评书曾出现过被108家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播讲的盛况,同名连环画有5个版本,同名电视连续剧则有2个版本。这不仅大大地扩展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也使陈玙成为家喻户晓、享誉神州的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