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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关老爷”
在我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每当人生重大转折关头，都会遇到许多无私帮助我的人，此即常言所说的“贵人”，关老爷就是诸多贵人中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
关老爷是我二十多年前的老领导，“关老爷”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习惯性称呼。
据知情人说，关老爷出身穷苦，是个孤儿。解放前，父母双亡，靠为地主家放牛为生，吃过不少苦。解放后，人民政府供他上学，1945年吉林省政府在他的家乡永吉县成立后，他开始参加工作，在机关只是一个小小的勤务员，后来，省政府从吉林迁至长春，他便随之来到长春，一直工作在省政府机关，靠自己的努力，提干升职，官至厅级，直至退休。
我和他结缘是在1989年，当时我在长春市委党校教书，那是一个养大爷的单位，平时不坐班，每两周一节课，优哉游哉。只是，没有房子安家，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时尚可，妻从外地调来就不好办了。茫茫都市，广厦万间，却无我一家立锥之地。有段时间曾流离失所，只好带着妻女四处“打游击”，办公室、小偏厦子都曾是我们的栖身之地。斯时，省政府机关急需人手，那里的住房问题解决得较快，于是，经同学小杜极力推荐，我便进了政府机关，恰好，关老爷在那里当副头，我即成了他的属员。
那时关老爷也就50岁左右，一点不显老，也许是他在政府时间长，资格老，知名度大，人很威严，本又姓关，让人易与关公联系在一起，是故，在省委、省政府两大院，大家都称他关老爷，在这点上好像约定俗成似的。
关老爷形象颇佳，体修长，面英俊，双目有神，头发总是捋捋刮刮，梳理有型，身板挺直，步态劲健，平时一袭中山装，穿着得体有范，表情总是不怒自威，凡此种种，都给初识他的人以敬畏之感。
在大机关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初来乍到，一般是不受领导待见的。只是因为我能写点东西，引起了关老爷的注意。一开始是写了一篇省税务局长祡立国的人物长篇通讯《公仆的风采》，时任副省长的高文、刘希林、王云坤看后，批示给予高度肯定并指示在《机关生活报》上发表，这奠定了我在关老爷心目中的位置。于是，以后，他一有讲话或其他文字材料，就点名让我操刀。尽管委里有专门搞文字综合的人，可关老爷挑剔，基本不用，就“黑”上我了。
关老爷在领导分工中有主管后勤一项，当时恰赶上省政府新一轮分房，委里成立了分房领导小组，关老爷挂名任组长。我当时正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属于个人历史上生活最困难时期，完全是个难民，隆冬季节租住在二道河子一个小偏厦子里。关老爷得知，很是同情，先是指示委财务给我报销房租费（这在委里是破天荒的），之后，当时任委分房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办公室主任征求他对分房方案的意见时，他态度干脆，也不多说，就甩下一句话：“别的我没啥意见，就是这次一定要给宣传部的小朱解决个住的地方！”其时，我刚到委里不到半年，无论是工龄还是委龄都与分房方案搭不上边，根本就没寻思也没奢望申请住房的事。可让人意料不到的结果是，这次分房，我竟与一位老同志在南湖新村合分到一个两室一厅的新房，虽然是插间，但却绝对是雪中送炭，让我感到了莫大的满足。不想，在这个房里还没住到一年，委里又在新村给我单独解决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原来，此前的某一天关老爷晚上私访到我家，刚进门看到我家那拥挤的窘况（家中加上我妹妹共4口挤住在一室半里），他黑沉着脸抽腿回身，扭头就走。这之后，他不声不响又从省财政要了一笔资金，买了这套房分给了我，于是，我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房，温馨的家。
关老爷注意形象，对材料要求较高，我每次给他写完讲话，他都一遍一遍让我修改，两人在一起总是要字斟句酌。直到他认为满意了，才露出了笑容。他还有个习惯，讲话定稿以后，他不让你走，还要你当一把听众，听他照稿念几遍，并问你他的语调啊，语速啊，顿挫啊，行不行。我每次都像导演一样，一本正经地给他指出哪里需要改进。几次因为都到晚饭时间了，他就在机关大院内的领导食堂请我吃饭，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又赶上他对材料满意，他便决定请我喝酒，他的办公室有他藏的好酒，每次，他都是慷慨地打开装酒的柜子，让我任意挑选喝哪个，那个神态像个小孩子一样，可爱得很。我也从未客气，专挑好的拿。
关老爷性子急，好恶分明，他若喜欢的干部，有啥困难都给解决，他不得意的干部，情况就不一样了。委里有一个干部性格较慢，他不大得意，一次竟当面对他说：“你这性格跟我工作不行，你还是自己找地方吧！”一点也不加掩饰。
对关老爷，有件事我至今仍感到非常内疚。到了1993年，我在委机关工作也有5个年头了，深感“侯门”深似海，身心不自由，加上想干出版的夙愿未尝，于是便琢磨跳槽。一天，当我把这想法向关老爷流露时，没有思想准备的他火冒三丈，明确表示：你想走？没商量！最后还扔出一句话：“小朱，只要我在这儿，你就别想走！”我当时有点恃才傲物的架势，其实是不懂事，竟和他争辩起来，语言很是极端，甚至伤人。事后，我不但没有主动向他检讨，且心存抱怨。还是关老爷大人大量，主动找我道歉，这让我有点无地自容，这事让我干得有些不是人。以后想来，关老爷绝对是一个爱才惜才之人，他真心喜欢我，欣赏我，舍不得让我走，所以得知我有跳槽的想法才忍不住放出狠话。而我当时却不识好歹，恩将仇报，我真对不起关老爷！
很快，我便理解了关老爷对我的良苦用心，跳槽之念便不再提起，内心决定只要关老爷在，我绝对不走。事过不久，一天，关老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小朱，你可以走了。”我有些狐疑，他接下来说：“我也要走了。” 原来，他工作发生了变动，准备到另一厅局任职，于是，他第一时间给我开了“放行证”。不久，我便经过一番争取，如愿以偿地来到我心仪的出版部门。
我和关老爷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共事了，但他对我的良好印象和帮助一如从前。期间，我曾有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找他帮忙，他二话没说，嘱托下属给予顺利解决。
按理说，关老爷给我这样大的帮助，我应该好好报答他才是。可是，我俩在一个单位共事期间，他一口酒也没有喝过我的，而我却喝了他许多酒。多年之后，老爷子退休了，有一天我把他请出来，和他一边喝酒一边叙旧，我频频举杯向他敬酒，既是表达对他的感激，也是表达内心对他的歉疚。 关老爷大名关永吉，如今退休多年，身体尚康健，精神亦昂扬。因其会保养，根本看不出是七十多岁的人。关老爷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贵人，在我人生最关键的当口，他给了我以最及时、最重要更是最需要的援手和帮助，使我有了今天幸福舒心的生活。作为他的老部下，对他的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惟有衷心祝愿我的老领导一如他的名字一样——永远吉祥，健康长寿！
追忆我人生转折中的关键一步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虽然没有令人炫目的成就，也没有成为什么达官显贵，但回首前路，却觉得今天的我，能够比较有体面有尊严较自在地活着，与自己平凡人生旅途中几个关键节点不无关系。
大学毕业之时，能够作为省委组织部“选调大学生”下派基层锻炼，就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而因其后来能留在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工作，可以说是我人生转折中的关键一步。
选调大学生制度在我国始于1965年，当时党中央根据国家高教部提交的报告决定实行选调大学生制度并批转各地执行，其基本精神是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重点是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此制度曾中断过，1980年重又拾起，以后又中断，2000年又被重启，在全国展开。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党政高级干部是选调生出身。
1984年7月，我在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前夕，因是班级干部，被确定为“选调大学生”（当时系里只有两人被选调），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双阳。当时由于省委组织部对“选调大学生”采取“追踪式”的考察办法，我的“选调”身份是不宜公开的，就是双阳的组织人事部门也不知底细。只有我心里对此十分清楚，但因为毕业前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在谈话中，要求不要随便公开自己选调大学生的身份，并把它作为一项纪律来执行。我严守纪律，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自己是选调生。直到1985年10月的一天，县委组织部接到一纸通知，是关于我作为“选调大学生”去市委党校参加培训的通知。此事让县委组织部的人一头雾水，有的还猜测我在市里有什么背景。接到通知时我并未感到突然，觉得此事迟早都会来到的。只是有些踌躇满志，按时来到了市委党校报到。
当时，市委党校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平阳街50号，它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我父亲曾经几次在这里学习，记得家里曾有他1960年在这里学习时于学校正门前的留影。1980年他最后一次来这里学习时，我正在东北师大读书，曾几次从师大来这里看他。因此，我到这里好像有某种机缘，不仅不陌生，相反却感到很亲切自然。
这次来党校参加培训的学员一共33人，都是近几年从省内各大专院校选调的大学毕业生，清一色都很年轻，只有长春市中级法院的胡殿安年龄稍长，是1980年毕业的唯一一位工农兵学员。在开学典礼上，省委组织部的有关领导在动员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个培训班是根据中组部关于培养“第三梯队”领导干部的需要而举办的，培训期间，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将33名学员进行“面对面”的考核，培训结束后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将重新分配工作，培养目标是处级以上的领导工作岗位。听了领导的动员讲话，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摩拳擦掌，暗中运着一口气，决心好好表现，争取得到组织的认可，以便被分配到新的较重要的工作岗位，一展抱负。
两个月的学习培训，内容丰富，生活充实，所设课程着重在能力的培养考察上。新学员之间也因封闭的学习生活和共同的意趣，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关于两个月的培训情况，结业前由我执笔的学员《通讯录》的“班级简介”中有这样的记述：
长春市委党校首届选调大学生短期培训班，始办于1985年10月7日，是市委组织部受省委组织部的委托在市委党校举办的。学期共两个月，12月6日正式结业。
全班学员共23人，其中女学员11人，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21岁。他们分别来自长春市各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市直机关及榆树、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五县，是1980年以来由省委组织部在省内各大专院校选调分配的优秀毕业生。在党校德高望重的辅导员兼班级党支部书记潘秀玲同志直接领导下，34名师生组成了一个团结、坚强、朝气蓬勃的特殊集体。
秋天的党校校园，乍寒还暖，33名学员似游子归来，像久别重逢，无论是在课堂听讲，还是课余活动；不论是小组讨论，还是促膝长谈，理论与实践结合，交流体会经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人人都感到好像回到了当年，回到了充满玫瑰色彩的大学时代。
两个月，在人生的旅途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是收获的季节，它将把我们已经成熟了的思想、信念连同每个人的情感收割起来，永远装进我们记忆的仓库中，永远……
“带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在即将结束培训的时候，34颗火热的心在一起跳动，在一起燃烧。人生自古伤别离，而今又到别离时。再见了，同学们。今天别离是为来日相聚，因为，友谊如日月经天，相知似江河行地，因为，未来属于我们！1985年12月28日
本来，这次培训大家满怀着万丈豪情，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更大的发展，在事业上建功立业。每个人的感觉也是特别的好，宛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风云突变。就在培训班即将结束的前几天，中组部来了新文件，大概的精神是：第三梯队不宜提倡，选调大学生就地安置。当得知这一戏剧性的消息时，大家全都傻了，希望瞬间变成失望，落差是相当大的。我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感觉很沮丧，认为政治形势无常，小人物的命运自己是不能主宰的。
正自感慨之时，不想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这天，正当我收拾行装准备离校时，辅导员潘秀玲老师叫我去她办公室一趟。潘老师当年50岁左右，体态较胖，面容慈祥，嗓音洪亮。她工作认真负责，原则性很强，两个月的培训自始至终跟着我们，一起听课，一起讨论，一起搞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极好极深的印象，大家十分敬重她，她对我也是十分赏识、器重。 “朱晓东啊，要结业了，你对以后是咋考虑的？”潘老师开门见山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没啥考虑的，组织上不安排了，还是回原单位呗。”我说。
“唉！你说这政策说变就变，本来你们的前程是非常看好的，可惜了！可惜了！”
“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我问你啊，你对党校工作有没有兴趣？我跟你说呀，党校领导想从你们班选俩人留校工作。”
“潘老师，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想，只要通过自己努力，还是能胜任的。”
“那就好，我没看错人。从现在起，你就要有心理准备。这事目前只是个意向，最后还得领导定，你等消息吧！”
和潘老师谈完话后，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便忙着和同学们告别。不料，第二天早饭后，潘老师满脸喜色地告诉我，主管教学的杨雨校长要找我谈话，让我赶紧去。我遵嘱去了杨校长办公室，杨校长对我说：“根据你在培训班的表现，党校准备留你做教员，此事已征得市委组织部的同意，机会难得，如果你本人没意见，就回去等调令吧。”我觉得这是回长春工作的一个机会，更由于潘老师和杨校长的这份信任和诚意确实让我感动，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对杨校长也表达了谢意。
回到双阳后，就开始等待调令，但中间又经历了不少难以言说的曲折，直到1986年8月，我才接到市委组织部的调令，终于到党校报到上班，被分配到文史教研室任政策学教员，一直到1989年1月我调至省政府党工委为止。
后来我才知道，我能留到市委党校工作，是潘秀玲老师极力向党校领导举荐的结果，在和我们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中，由于我表现得比较突出，她便对我格外留心观察，对我的各方面表现十分认可，甚至比较赏识（那时年轻，愿意表现，又不知深浅，让老师认可有些误打误撞）。是故，在得知我们这些学员将不做提拔使用且是就地安置后，她向领导建议在学员中挑选两位留在党校。而我，在机遇不多的情况下，有幸被她选中，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对我的人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十分幸运和难得的。这一历史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当时对年轻的我未来的成长进步，确实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
无疑，当年进入党校工作，是我人生转折中的关键一步，设若没有这一步，我以后的人生之路不知会是什么样子。而促成实现这一步的关键人物，就是敬爱的潘秀玲老师，她是我的恩人，更是我的贵人，把她称作我事业上的伯乐、人生路上的领路人，绝不是溢美之词，我将永远记住她、感念她！
在我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每当人生重大转折关头，都会遇到许多无私帮助我的人，此即常言所说的“贵人”，关老爷就是诸多贵人中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
关老爷是我二十多年前的老领导，“关老爷”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习惯性称呼。
据知情人说，关老爷出身穷苦，是个孤儿。解放前，父母双亡，靠为地主家放牛为生，吃过不少苦。解放后，人民政府供他上学，1945年吉林省政府在他的家乡永吉县成立后，他开始参加工作，在机关只是一个小小的勤务员，后来，省政府从吉林迁至长春，他便随之来到长春，一直工作在省政府机关，靠自己的努力，提干升职，官至厅级，直至退休。
我和他结缘是在1989年，当时我在长春市委党校教书，那是一个养大爷的单位，平时不坐班，每两周一节课，优哉游哉。只是，没有房子安家，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时尚可，妻从外地调来就不好办了。茫茫都市，广厦万间，却无我一家立锥之地。有段时间曾流离失所，只好带着妻女四处“打游击”，办公室、小偏厦子都曾是我们的栖身之地。斯时，省政府机关急需人手，那里的住房问题解决得较快，于是，经同学小杜极力推荐，我便进了政府机关，恰好，关老爷在那里当副头，我即成了他的属员。
那时关老爷也就50岁左右，一点不显老，也许是他在政府时间长，资格老，知名度大，人很威严，本又姓关，让人易与关公联系在一起，是故，在省委、省政府两大院，大家都称他关老爷，在这点上好像约定俗成似的。
关老爷形象颇佳，体修长，面英俊，双目有神，头发总是捋捋刮刮，梳理有型，身板挺直，步态劲健，平时一袭中山装，穿着得体有范，表情总是不怒自威，凡此种种，都给初识他的人以敬畏之感。
在大机关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初来乍到，一般是不受领导待见的。只是因为我能写点东西，引起了关老爷的注意。一开始是写了一篇省税务局长祡立国的人物长篇通讯《公仆的风采》，时任副省长的高文、刘希林、王云坤看后，批示给予高度肯定并指示在《机关生活报》上发表，这奠定了我在关老爷心目中的位置。于是，以后，他一有讲话或其他文字材料，就点名让我操刀。尽管委里有专门搞文字综合的人，可关老爷挑剔，基本不用，就“黑”上我了。
关老爷在领导分工中有主管后勤一项，当时恰赶上省政府新一轮分房，委里成立了分房领导小组，关老爷挂名任组长。我当时正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属于个人历史上生活最困难时期，完全是个难民，隆冬季节租住在二道河子一个小偏厦子里。关老爷得知，很是同情，先是指示委财务给我报销房租费（这在委里是破天荒的），之后，当时任委分房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办公室主任征求他对分房方案的意见时，他态度干脆，也不多说，就甩下一句话：“别的我没啥意见，就是这次一定要给宣传部的小朱解决个住的地方！”其时，我刚到委里不到半年，无论是工龄还是委龄都与分房方案搭不上边，根本就没寻思也没奢望申请住房的事。可让人意料不到的结果是，这次分房，我竟与一位老同志在南湖新村合分到一个两室一厅的新房，虽然是插间，但却绝对是雪中送炭，让我感到了莫大的满足。不想，在这个房里还没住到一年，委里又在新村给我单独解决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原来，此前的某一天关老爷晚上私访到我家，刚进门看到我家那拥挤的窘况（家中加上我妹妹共4口挤住在一室半里），他黑沉着脸抽腿回身，扭头就走。这之后，他不声不响又从省财政要了一笔资金，买了这套房分给了我，于是，我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房，温馨的家。
关老爷注意形象，对材料要求较高，我每次给他写完讲话，他都一遍一遍让我修改，两人在一起总是要字斟句酌。直到他认为满意了，才露出了笑容。他还有个习惯，讲话定稿以后，他不让你走，还要你当一把听众，听他照稿念几遍，并问你他的语调啊，语速啊，顿挫啊，行不行。我每次都像导演一样，一本正经地给他指出哪里需要改进。几次因为都到晚饭时间了，他就在机关大院内的领导食堂请我吃饭，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又赶上他对材料满意，他便决定请我喝酒，他的办公室有他藏的好酒，每次，他都是慷慨地打开装酒的柜子，让我任意挑选喝哪个，那个神态像个小孩子一样，可爱得很。我也从未客气，专挑好的拿。
关老爷性子急，好恶分明，他若喜欢的干部，有啥困难都给解决，他不得意的干部，情况就不一样了。委里有一个干部性格较慢，他不大得意，一次竟当面对他说：“你这性格跟我工作不行，你还是自己找地方吧！”一点也不加掩饰。
对关老爷，有件事我至今仍感到非常内疚。到了1993年，我在委机关工作也有5个年头了，深感“侯门”深似海，身心不自由，加上想干出版的夙愿未尝，于是便琢磨跳槽。一天，当我把这想法向关老爷流露时，没有思想准备的他火冒三丈，明确表示：你想走？没商量！最后还扔出一句话：“小朱，只要我在这儿，你就别想走！”我当时有点恃才傲物的架势，其实是不懂事，竟和他争辩起来，语言很是极端，甚至伤人。事后，我不但没有主动向他检讨，且心存抱怨。还是关老爷大人大量，主动找我道歉，这让我有点无地自容，这事让我干得有些不是人。以后想来，关老爷绝对是一个爱才惜才之人，他真心喜欢我，欣赏我，舍不得让我走，所以得知我有跳槽的想法才忍不住放出狠话。而我当时却不识好歹，恩将仇报，我真对不起关老爷！
很快，我便理解了关老爷对我的良苦用心，跳槽之念便不再提起，内心决定只要关老爷在，我绝对不走。事过不久，一天，关老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小朱，你可以走了。”我有些狐疑，他接下来说：“我也要走了。” 原来，他工作发生了变动，准备到另一厅局任职，于是，他第一时间给我开了“放行证”。不久，我便经过一番争取，如愿以偿地来到我心仪的出版部门。
我和关老爷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共事了，但他对我的良好印象和帮助一如从前。期间，我曾有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找他帮忙，他二话没说，嘱托下属给予顺利解决。
按理说，关老爷给我这样大的帮助，我应该好好报答他才是。可是，我俩在一个单位共事期间，他一口酒也没有喝过我的，而我却喝了他许多酒。多年之后，老爷子退休了，有一天我把他请出来，和他一边喝酒一边叙旧，我频频举杯向他敬酒，既是表达对他的感激，也是表达内心对他的歉疚。 关老爷大名关永吉，如今退休多年，身体尚康健，精神亦昂扬。因其会保养，根本看不出是七十多岁的人。关老爷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贵人，在我人生最关键的当口，他给了我以最及时、最重要更是最需要的援手和帮助，使我有了今天幸福舒心的生活。作为他的老部下，对他的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惟有衷心祝愿我的老领导一如他的名字一样——永远吉祥，健康长寿！
追忆我人生转折中的关键一步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虽然没有令人炫目的成就，也没有成为什么达官显贵，但回首前路，却觉得今天的我，能够比较有体面有尊严较自在地活着，与自己平凡人生旅途中几个关键节点不无关系。
大学毕业之时，能够作为省委组织部“选调大学生”下派基层锻炼，就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而因其后来能留在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工作，可以说是我人生转折中的关键一步。
选调大学生制度在我国始于1965年，当时党中央根据国家高教部提交的报告决定实行选调大学生制度并批转各地执行，其基本精神是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重点是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此制度曾中断过，1980年重又拾起，以后又中断，2000年又被重启，在全国展开。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党政高级干部是选调生出身。
1984年7月，我在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前夕，因是班级干部，被确定为“选调大学生”（当时系里只有两人被选调），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双阳。当时由于省委组织部对“选调大学生”采取“追踪式”的考察办法，我的“选调”身份是不宜公开的，就是双阳的组织人事部门也不知底细。只有我心里对此十分清楚，但因为毕业前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在谈话中，要求不要随便公开自己选调大学生的身份，并把它作为一项纪律来执行。我严守纪律，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自己是选调生。直到1985年10月的一天，县委组织部接到一纸通知，是关于我作为“选调大学生”去市委党校参加培训的通知。此事让县委组织部的人一头雾水，有的还猜测我在市里有什么背景。接到通知时我并未感到突然，觉得此事迟早都会来到的。只是有些踌躇满志，按时来到了市委党校报到。
当时，市委党校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平阳街50号，它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我父亲曾经几次在这里学习，记得家里曾有他1960年在这里学习时于学校正门前的留影。1980年他最后一次来这里学习时，我正在东北师大读书，曾几次从师大来这里看他。因此，我到这里好像有某种机缘，不仅不陌生，相反却感到很亲切自然。
这次来党校参加培训的学员一共33人，都是近几年从省内各大专院校选调的大学毕业生，清一色都很年轻，只有长春市中级法院的胡殿安年龄稍长，是1980年毕业的唯一一位工农兵学员。在开学典礼上，省委组织部的有关领导在动员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个培训班是根据中组部关于培养“第三梯队”领导干部的需要而举办的，培训期间，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将33名学员进行“面对面”的考核，培训结束后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将重新分配工作，培养目标是处级以上的领导工作岗位。听了领导的动员讲话，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摩拳擦掌，暗中运着一口气，决心好好表现，争取得到组织的认可，以便被分配到新的较重要的工作岗位，一展抱负。
两个月的学习培训，内容丰富，生活充实，所设课程着重在能力的培养考察上。新学员之间也因封闭的学习生活和共同的意趣，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关于两个月的培训情况，结业前由我执笔的学员《通讯录》的“班级简介”中有这样的记述：
长春市委党校首届选调大学生短期培训班，始办于1985年10月7日，是市委组织部受省委组织部的委托在市委党校举办的。学期共两个月，12月6日正式结业。
全班学员共23人，其中女学员11人，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21岁。他们分别来自长春市各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市直机关及榆树、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五县，是1980年以来由省委组织部在省内各大专院校选调分配的优秀毕业生。在党校德高望重的辅导员兼班级党支部书记潘秀玲同志直接领导下，34名师生组成了一个团结、坚强、朝气蓬勃的特殊集体。
秋天的党校校园，乍寒还暖，33名学员似游子归来，像久别重逢，无论是在课堂听讲，还是课余活动；不论是小组讨论，还是促膝长谈，理论与实践结合，交流体会经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人人都感到好像回到了当年，回到了充满玫瑰色彩的大学时代。
两个月，在人生的旅途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是收获的季节，它将把我们已经成熟了的思想、信念连同每个人的情感收割起来，永远装进我们记忆的仓库中，永远……
“带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在即将结束培训的时候，34颗火热的心在一起跳动，在一起燃烧。人生自古伤别离，而今又到别离时。再见了，同学们。今天别离是为来日相聚，因为，友谊如日月经天，相知似江河行地，因为，未来属于我们！1985年12月28日
本来，这次培训大家满怀着万丈豪情，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更大的发展，在事业上建功立业。每个人的感觉也是特别的好，宛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风云突变。就在培训班即将结束的前几天，中组部来了新文件，大概的精神是：第三梯队不宜提倡，选调大学生就地安置。当得知这一戏剧性的消息时，大家全都傻了，希望瞬间变成失望，落差是相当大的。我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感觉很沮丧，认为政治形势无常，小人物的命运自己是不能主宰的。
正自感慨之时，不想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这天，正当我收拾行装准备离校时，辅导员潘秀玲老师叫我去她办公室一趟。潘老师当年50岁左右，体态较胖，面容慈祥，嗓音洪亮。她工作认真负责，原则性很强，两个月的培训自始至终跟着我们，一起听课，一起讨论，一起搞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极好极深的印象，大家十分敬重她，她对我也是十分赏识、器重。 “朱晓东啊，要结业了，你对以后是咋考虑的？”潘老师开门见山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没啥考虑的，组织上不安排了，还是回原单位呗。”我说。
“唉！你说这政策说变就变，本来你们的前程是非常看好的，可惜了！可惜了！”
“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我问你啊，你对党校工作有没有兴趣？我跟你说呀，党校领导想从你们班选俩人留校工作。”
“潘老师，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想，只要通过自己努力，还是能胜任的。”
“那就好，我没看错人。从现在起，你就要有心理准备。这事目前只是个意向，最后还得领导定，你等消息吧！”
和潘老师谈完话后，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便忙着和同学们告别。不料，第二天早饭后，潘老师满脸喜色地告诉我，主管教学的杨雨校长要找我谈话，让我赶紧去。我遵嘱去了杨校长办公室，杨校长对我说：“根据你在培训班的表现，党校准备留你做教员，此事已征得市委组织部的同意，机会难得，如果你本人没意见，就回去等调令吧。”我觉得这是回长春工作的一个机会，更由于潘老师和杨校长的这份信任和诚意确实让我感动，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对杨校长也表达了谢意。
回到双阳后，就开始等待调令，但中间又经历了不少难以言说的曲折，直到1986年8月，我才接到市委组织部的调令，终于到党校报到上班，被分配到文史教研室任政策学教员，一直到1989年1月我调至省政府党工委为止。
后来我才知道，我能留到市委党校工作，是潘秀玲老师极力向党校领导举荐的结果，在和我们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中，由于我表现得比较突出，她便对我格外留心观察，对我的各方面表现十分认可，甚至比较赏识（那时年轻，愿意表现，又不知深浅，让老师认可有些误打误撞）。是故，在得知我们这些学员将不做提拔使用且是就地安置后，她向领导建议在学员中挑选两位留在党校。而我，在机遇不多的情况下，有幸被她选中，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对我的人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十分幸运和难得的。这一历史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当时对年轻的我未来的成长进步，确实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
无疑，当年进入党校工作，是我人生转折中的关键一步，设若没有这一步，我以后的人生之路不知会是什么样子。而促成实现这一步的关键人物，就是敬爱的潘秀玲老师，她是我的恩人，更是我的贵人，把她称作我事业上的伯乐、人生路上的领路人，绝不是溢美之词，我将永远记住她、感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