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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摄于异国他乡的缩微胶卷，如今，终于化为《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下称《丛书》），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迎接着与它有着绵绵神交的学人们。
这里，是它的故里，湖光山色之中，正是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的所在，琳琅书库之内，先期回家的“骨肉”，在那里殷殷期盼着团聚。
化身千百，嘉惠学林。洋洋千册，蔚为大观。《丛书》宛若一张游子的照片，仔细端详，思念之情变得越发浓烈。此刻，每一个见到它的人，在震撼之余，心中的情感难以名状。
甲库善本前世今生
1909年，清政府始建京师图书馆，先后调拨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作为基本馆藏，成为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之滥觞。其后，两江总督端方为之采进徐乃昌积学斋、姚觐元咫进斋部分藏书，不久劫余的敦煌遗书亦归藏于内，京师图书馆藏书富甲一时。
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与中基会北海图书馆合并重组，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秉持“为国家庋藏重籍”、“供给科学研究”的方针，多方搜访，撷精取英，聊城杨氏、常熟瞿氏、长沙叶氏散出的旧椠精抄，相继入藏。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舍落成启用，善本库进行调整：原有宋金元及明代前期善本庋藏之库名为甲库，从普本古籍库中新提入善本庋藏之库名为乙库，庋藏《四库全书》之库名为四库。善本甲库专藏宋元明早期善本，多精刻名抄，不乏孤本。1933年，赵万里先生编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了当时甲库的全部收藏。善本甲库远绍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旧藏图籍，荟萃南宋以来皇家藏书精华，加之建馆以后历年辛勤访求所得，又经精心整理，遂成为当时国内最为精善的善本古籍库藏。所藏孤本秘籍为数甚多，仅《永乐大典》即有60册之多。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平津局势危急。为确保馆藏善本古籍的安全，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决定，将馆藏善本中罕传之本、唐人写经、稀见方志、内阁大库旧存舆图等装箱寄存于平津安全地点。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北平局势更趋紧张。原寄存平津两地的善本书和仍存馆内的珍贵图书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当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平馆，指令选择贵重书籍移存南方。此次善本南迁，南迁图书共586箱，其中善本甲库197箱。
1937年底，南京沦陷，存沪之书多次迁移，颠沛流离，安全难保。为此，时任馆长袁同礼与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联系，希望将存沪善本迁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待战争结束后物归原主，并允诺美国国会图书馆可拍摄这批书的缩微胶卷，便利学者研究。经胡适先生接洽，美方表示同意。1941年下半年，从善本甲库书中挑选出的最精最善者，装成102箱，欲转运美国。此时，上海已为日军占领，转运，路在何方？
亲历者钱存训对转运过程有细致描述：“偶然间我妻文锦的同学张芝静女士到寓所来访，闲谈中得知她的大哥在海关任外勤。我拜访她的老兄，问他有无办法相助，结果他一口答应帮忙。他说当他值班时，可把书籍送到海关，由他担任检查，如保守秘密，可能不会引起日方注意。于是我将余存的100箱（有两箱先期运出——记者注）书化整为零，分成10批交商船运送。每批约10箱，用‘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发票报关，作为代美国图书馆购买的新书。发单上开明的都是《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但书箱内所藏，却全是善本。送到海关后，箱子并不开启，即由张君签字放行。这样从10月开始，每隔几天，当张君值班时，我便亲自用手推的大卡车押送一批去海关报关。这样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最后一批便于12月5日原定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装运出口。如此紧张的工作，才算松了一口气。突然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发生，日美正式宣战，同时日军进入租界，接着攻占香港、安南、新加坡和菲律宾。不久见报载‘哈里逊总统’号已在上海吴淞口外被俘，当时以为这最后一批善本，如非失落，必被日军俘获。哪知到了次年6月，上海各报刊登了一则由葡萄牙里斯本转发的德国海通社电报，谓国会图书馆在美京宣布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籍102箱已全部到达华盛顿，即将开始摄制缩微书影云云。至于最后一批书如何到达美国，至今仍是一个谜。”
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平馆派钱存训前往华盛顿接运存美书籍。一切手续都已经办好，却因国内内战导致交通断绝，无法启运。1949年2月，袁同礼先生赴美，成为运美善本的监护人。1965年袁同礼逝世，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以这批善本书掌管无人为由，提请将其运至台北保存。当年11月，运美善本运抵台北，因台北“中央图书馆”条件有限，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庋藏。
台北“中央图书馆”1967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将这批善本书列入其中。钱存训先生得悉后，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的名义致函该馆包遵彭馆长表示质询，指出这批善本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并非该馆所有，不应列入该馆馆藏目录。质询清源流、正视听，该馆特藏部昌彼得先生另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于1969年印行，承认这批善本书为北平图书馆所有。这批善本古籍，迄今仍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战火中上海滩一别，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离馆竟已长达七十余年。
从原书、缩微文献到影印的还原利用
前代图书馆人潜心倾力搜罗聚集的国家图书馆古籍之精华，虽辗转兵燹，却完整地保留至今，颇为不易。将其影印出版，实为盛事。
2010年，《丛书》出版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资助总额达1650万元。《丛书》收录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2621种，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40年代拍摄甲库善本缩微胶卷2600种、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原甲库善本20种、存台存馆合璧者1种。善本中，有宋刻本53种，宋抄本1种；元刻本102种；明刻本1905种，明抄本190种，明代稿本3种；清刻本32种，清抄本284种，清稿本4种；其它抄本39种；民国抄本1种；和刻本3种；朝鲜刻本3种，写本1种。除珍稀宋元古本之外，还有三类书尤其珍贵：一为明刻方志500余种；二为明刻明人别集780余种；三为旧本元明杂剧、南曲共200余种。明代方志与明别集搜罗宏富，堪称明代文献的渊薮；元明剧曲则是近代以来才开始得到学界重视的重要文献。不仅收录数量庞大，而且不乏存世孤本，均极富学术研究价值。收录的7种异域版本，主要是和刻本、朝鲜刻本。对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交流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丛书》的出版，实现了质量不高的缩微文献的还原利用，是缩微文献出版的又一次有益尝试，也是汉籍回归和古籍保护的重大成果，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化史、图书史、出版史等方面留下自己的足迹。
遗憾中的期待
“在两岸之间把这些书影印出来，非常不易，是件让人佩服的事。它的出版，方便了对珍贵的善本书的利用。在台湾，它藏在故宫，我们去看也不是太方便。”粗粗浏览，来自台湾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说出心中的不甘：旧抄本、清抄本、稿本怎样判断？这些有时在书目上是看不出来的，必须与原书去比对；缩微胶卷有些地方曝光过度，字看不太清楚，一些折页有阴影，增加了使用的难度；赵万里先生所编书目与昌彼得先生所编书目不同，需加以说明，才可以使我们对这套书的价值有更好的体会……
龚鹏程指出的这些《丛书》留给人们的遗憾，何尝不是此套书出版中遇到的尴尬与无奈。
作为责任编辑，在刚刚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史百艳说自己的状态“始终如履薄冰”。她和同事们的工作，是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专家指导下编纂总目录的同时，使影印书的清晰度满足读者阅读需要。为此，他们对收入丛书的2621种北平国立图书馆甲库善本，重新逐一核定善本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存卷等项信息。这其中，50%以上图书的相关信息都有进一步的完善，这样的结果，是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赵万里编）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昌彼得编），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三本目录进行比对后取得的。工作单上，完整地记录了原始著录、查阅信息以及分析、鉴定结论等等相关细节。
拍摄于70年前的甲库善本缩微胶卷，是史百艳们工作的出发原点。由于技术、环境、历史等复杂原因，留在16毫米胶片上的张张书叶，如今看上去，拍摄质量很差，曝光不匀，书口两侧极暗，导致原书页码不清，有些字已经无法辨认。细细核对，拍重时有所见，漏拍屡见不鲜，竟多达1%以上。“图片灰度高清扫描是一项繁琐、精细的工作，为了达到最好的清晰度，我们根据需要有时会将同一拍胶片（线装书正背两面为一个筒子叶，拍照时相邻书叶的正背面拍为同一画面称一拍，丛书影印一页按上下双栏排列两个筒子叶）按不同灰度标准扫描两次形成不同明暗程度的两份电子文件，使因拍摄曝光不匀而形成的图片过亮和过暗区域内的文字在两份电子文件中分别保留最佳的清晰度，制作时选取两份电子亮、暗不同部分进行切割重组，整个书叶文字信息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史百艳说。
那段时间，编辑与修图人之间所进行的沟通已难以计数；编辑们为核实胶片的模糊信息查阅了多少古籍善本与影印古籍也不胜枚举。可以知道的只是当时规定的每日工作量：修图人每天完成修图100拍，一个编辑每天校对处理图片2500拍。在这里，记者还想补充一个数字：忽略为切割重组而进行的二次扫描，丛书的总拍数是120万拍。图片编辑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我社以往出版的再造善本，拍的是原书，且有今天摄影技术的保障，因而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版本信息，使再造善本更具文物价值与收藏价值。而《丛书》受制于早年缩微胶片，只能尽目前所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深知阅读缩微胶卷，特别是拍摄得质量不高的缩微胶卷之苦的史百艳，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希望有一天，能像再造善本一样，用原书出版一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让海内外的学者受益。”已经卸下编辑重负的史百艳，心中还有期待。
同样的期待与遗憾，也充盈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版本专家赵前、程有庆的心中。“虽然看胶片与看原书还是不一样，但看到胶片上‘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印，仍感到很亲切，现在国图古籍馆大量的善本古籍上都有这个印章。此外，我们在编目时非常希望看到原件。甲库中的大量明代善本，资料价值、版本价值非常高，但现都存在台北。无缘看到原书，只凭胶片进行编目，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谈到此事时，赵前、程有庆至今仍无法释怀。他们说的有道理。由于无法看到原书，只能从画幅小、曝光不匀、影象层次不足的胶片上，依据藏家的收藏印、避讳字、版式特点等确定版本年代，编出一部体现当今水平的甲库善本目录，无异强求巧妇为无米之炊。
隔着时空，原书的红印，在胶片上呈现的是黑色，为看清楚，如若将胶片放大到百分之百，面前的图像则变得一片模糊。原抄本上的朱丝栏，在胶片上大多已经看不清楚……在尊重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古籍整理的新成果，赵前、程有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负责版本校勘的编辑们一起，殚精竭虑。工作接近尾声时，紧张呈现白热化。白天在单位对着电脑一整天，下班后，回家还要接着看，直到深夜一两点，这时，面前的电子文件已经是模糊一片。“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尽力了。”平静的语气中，赵前、程有庆对自己和同伴们工作做出了评价。
完璧归赵，心同此愿
此刻，面对《丛书》，李致忠心中的块垒不吐不快。
“在我心里，甲库善本的归属永远是平馆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是内地见过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真容寥寥数人之一。“在台北故宫第一眼看到这些书，就感到很熟悉，书套、书盒一看就是平馆做的。书签上，那清秀的毛笔字，是我的老组长、国图古籍馆陈恩惠先生写上去的。”1996年，李致忠赴台参加全国高校古委会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举办的“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去探望了国图漂泊在那里的“游子”。5年后的2001年，李致忠再次赴台参加“中文文献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只要去台湾，我就想去看看这些书。看到他们保管的还算精心，我放心了。”李致忠说。
《丛书》的出版，让如今已经104岁高龄的钱存训先生浮想联翩。1月15日，他从大洋彼岸写来贺信：“近闻《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出版，欣喜无似，感触良多。此书刊行，旨在弘扬文化，嘉惠学术，薪火流传，厥功至伟。对我而言，更具特殊意义。当年奉命参与抢救，冒险运美寄存，使这批国宝免遭战祸，倏忽已七十余载。其间种种，仍历历在目。
多年来，我曾借各种机会，阐明这批善本图书的主权归属，呼吁将其回归北图。寄望两岸有关人士协商合作，促成此事，早日完璧归赵。”
此情此愿，历久弥坚。
钱存训先生是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运美诸先生中唯一在世的亲历者。
1984年，应邀赴台参加“古籍鉴定与维护研讨会”的钱存训先生终得机缘，在分别40余年后见到了由他亲手运美而又由美迁台的善本古籍，他看到它们“都仍旧装在当年由上海运出时的木箱内，箱外所贴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封条还隐约可见，不觉由衷的惊喜”。
1987年秋，钱存训应邀回国参加国图建馆75周年纪念及新馆开馆典礼，“将馆中旧藏在台保管情况向馆中负责人简略报告”。多少年来，这恐怕是“甲库旧藏”唯一的“平安家信”。1999年，建馆90周年的国图特派代表团赴芝加哥，向钱存训颁发奖状，颁奖词写道：“典籍南迁，守藏沪滩。为防不虞，装箱载船。远渡重洋，烽火连天。押运尽职，躲兵避燹。劳苦功高，后人至感。”钱存训说，“虽然自己对这批书已无责任，可是感情上自有一份牵连，因此多年来曾和各有关方面联系，希望这批书能早日物归原主。“如果这件物归原主的事办理成功，不仅对流浪的古籍能有一定的归属，也对中国文物的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希望不久可以看到这批国宝的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心同此愿。
这里，是它的故里，湖光山色之中，正是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的所在，琳琅书库之内，先期回家的“骨肉”，在那里殷殷期盼着团聚。
化身千百，嘉惠学林。洋洋千册，蔚为大观。《丛书》宛若一张游子的照片，仔细端详，思念之情变得越发浓烈。此刻，每一个见到它的人，在震撼之余，心中的情感难以名状。
甲库善本前世今生
1909年，清政府始建京师图书馆，先后调拨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作为基本馆藏，成为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之滥觞。其后，两江总督端方为之采进徐乃昌积学斋、姚觐元咫进斋部分藏书，不久劫余的敦煌遗书亦归藏于内，京师图书馆藏书富甲一时。
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与中基会北海图书馆合并重组，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秉持“为国家庋藏重籍”、“供给科学研究”的方针，多方搜访，撷精取英，聊城杨氏、常熟瞿氏、长沙叶氏散出的旧椠精抄，相继入藏。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舍落成启用，善本库进行调整：原有宋金元及明代前期善本庋藏之库名为甲库，从普本古籍库中新提入善本庋藏之库名为乙库，庋藏《四库全书》之库名为四库。善本甲库专藏宋元明早期善本，多精刻名抄，不乏孤本。1933年，赵万里先生编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了当时甲库的全部收藏。善本甲库远绍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旧藏图籍，荟萃南宋以来皇家藏书精华，加之建馆以后历年辛勤访求所得，又经精心整理，遂成为当时国内最为精善的善本古籍库藏。所藏孤本秘籍为数甚多，仅《永乐大典》即有60册之多。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平津局势危急。为确保馆藏善本古籍的安全，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决定，将馆藏善本中罕传之本、唐人写经、稀见方志、内阁大库旧存舆图等装箱寄存于平津安全地点。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北平局势更趋紧张。原寄存平津两地的善本书和仍存馆内的珍贵图书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当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平馆，指令选择贵重书籍移存南方。此次善本南迁，南迁图书共586箱，其中善本甲库197箱。
1937年底，南京沦陷，存沪之书多次迁移，颠沛流离，安全难保。为此，时任馆长袁同礼与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联系，希望将存沪善本迁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待战争结束后物归原主，并允诺美国国会图书馆可拍摄这批书的缩微胶卷，便利学者研究。经胡适先生接洽，美方表示同意。1941年下半年，从善本甲库书中挑选出的最精最善者，装成102箱，欲转运美国。此时，上海已为日军占领，转运，路在何方？
亲历者钱存训对转运过程有细致描述：“偶然间我妻文锦的同学张芝静女士到寓所来访，闲谈中得知她的大哥在海关任外勤。我拜访她的老兄，问他有无办法相助，结果他一口答应帮忙。他说当他值班时，可把书籍送到海关，由他担任检查，如保守秘密，可能不会引起日方注意。于是我将余存的100箱（有两箱先期运出——记者注）书化整为零，分成10批交商船运送。每批约10箱，用‘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发票报关，作为代美国图书馆购买的新书。发单上开明的都是《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但书箱内所藏，却全是善本。送到海关后，箱子并不开启，即由张君签字放行。这样从10月开始，每隔几天，当张君值班时，我便亲自用手推的大卡车押送一批去海关报关。这样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最后一批便于12月5日原定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装运出口。如此紧张的工作，才算松了一口气。突然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发生，日美正式宣战，同时日军进入租界，接着攻占香港、安南、新加坡和菲律宾。不久见报载‘哈里逊总统’号已在上海吴淞口外被俘，当时以为这最后一批善本，如非失落，必被日军俘获。哪知到了次年6月，上海各报刊登了一则由葡萄牙里斯本转发的德国海通社电报，谓国会图书馆在美京宣布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籍102箱已全部到达华盛顿，即将开始摄制缩微书影云云。至于最后一批书如何到达美国，至今仍是一个谜。”
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平馆派钱存训前往华盛顿接运存美书籍。一切手续都已经办好，却因国内内战导致交通断绝，无法启运。1949年2月，袁同礼先生赴美，成为运美善本的监护人。1965年袁同礼逝世，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以这批善本书掌管无人为由，提请将其运至台北保存。当年11月，运美善本运抵台北，因台北“中央图书馆”条件有限，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庋藏。
台北“中央图书馆”1967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将这批善本书列入其中。钱存训先生得悉后，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的名义致函该馆包遵彭馆长表示质询，指出这批善本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并非该馆所有，不应列入该馆馆藏目录。质询清源流、正视听，该馆特藏部昌彼得先生另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于1969年印行，承认这批善本书为北平图书馆所有。这批善本古籍，迄今仍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战火中上海滩一别，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离馆竟已长达七十余年。
从原书、缩微文献到影印的还原利用
前代图书馆人潜心倾力搜罗聚集的国家图书馆古籍之精华，虽辗转兵燹，却完整地保留至今，颇为不易。将其影印出版，实为盛事。
2010年，《丛书》出版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资助总额达1650万元。《丛书》收录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2621种，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40年代拍摄甲库善本缩微胶卷2600种、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原甲库善本20种、存台存馆合璧者1种。善本中，有宋刻本53种，宋抄本1种；元刻本102种；明刻本1905种，明抄本190种，明代稿本3种；清刻本32种，清抄本284种，清稿本4种；其它抄本39种；民国抄本1种；和刻本3种；朝鲜刻本3种，写本1种。除珍稀宋元古本之外，还有三类书尤其珍贵：一为明刻方志500余种；二为明刻明人别集780余种；三为旧本元明杂剧、南曲共200余种。明代方志与明别集搜罗宏富，堪称明代文献的渊薮；元明剧曲则是近代以来才开始得到学界重视的重要文献。不仅收录数量庞大，而且不乏存世孤本，均极富学术研究价值。收录的7种异域版本，主要是和刻本、朝鲜刻本。对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交流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丛书》的出版，实现了质量不高的缩微文献的还原利用，是缩微文献出版的又一次有益尝试，也是汉籍回归和古籍保护的重大成果，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化史、图书史、出版史等方面留下自己的足迹。
遗憾中的期待
“在两岸之间把这些书影印出来，非常不易，是件让人佩服的事。它的出版，方便了对珍贵的善本书的利用。在台湾，它藏在故宫，我们去看也不是太方便。”粗粗浏览，来自台湾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说出心中的不甘：旧抄本、清抄本、稿本怎样判断？这些有时在书目上是看不出来的，必须与原书去比对；缩微胶卷有些地方曝光过度，字看不太清楚，一些折页有阴影，增加了使用的难度；赵万里先生所编书目与昌彼得先生所编书目不同，需加以说明，才可以使我们对这套书的价值有更好的体会……
龚鹏程指出的这些《丛书》留给人们的遗憾，何尝不是此套书出版中遇到的尴尬与无奈。
作为责任编辑，在刚刚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史百艳说自己的状态“始终如履薄冰”。她和同事们的工作，是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专家指导下编纂总目录的同时，使影印书的清晰度满足读者阅读需要。为此，他们对收入丛书的2621种北平国立图书馆甲库善本，重新逐一核定善本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存卷等项信息。这其中，50%以上图书的相关信息都有进一步的完善，这样的结果，是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赵万里编）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昌彼得编），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三本目录进行比对后取得的。工作单上，完整地记录了原始著录、查阅信息以及分析、鉴定结论等等相关细节。
拍摄于70年前的甲库善本缩微胶卷，是史百艳们工作的出发原点。由于技术、环境、历史等复杂原因，留在16毫米胶片上的张张书叶，如今看上去，拍摄质量很差，曝光不匀，书口两侧极暗，导致原书页码不清，有些字已经无法辨认。细细核对，拍重时有所见，漏拍屡见不鲜，竟多达1%以上。“图片灰度高清扫描是一项繁琐、精细的工作，为了达到最好的清晰度，我们根据需要有时会将同一拍胶片（线装书正背两面为一个筒子叶，拍照时相邻书叶的正背面拍为同一画面称一拍，丛书影印一页按上下双栏排列两个筒子叶）按不同灰度标准扫描两次形成不同明暗程度的两份电子文件，使因拍摄曝光不匀而形成的图片过亮和过暗区域内的文字在两份电子文件中分别保留最佳的清晰度，制作时选取两份电子亮、暗不同部分进行切割重组，整个书叶文字信息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史百艳说。
那段时间，编辑与修图人之间所进行的沟通已难以计数；编辑们为核实胶片的模糊信息查阅了多少古籍善本与影印古籍也不胜枚举。可以知道的只是当时规定的每日工作量：修图人每天完成修图100拍，一个编辑每天校对处理图片2500拍。在这里，记者还想补充一个数字：忽略为切割重组而进行的二次扫描，丛书的总拍数是120万拍。图片编辑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我社以往出版的再造善本，拍的是原书，且有今天摄影技术的保障，因而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版本信息，使再造善本更具文物价值与收藏价值。而《丛书》受制于早年缩微胶片，只能尽目前所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深知阅读缩微胶卷，特别是拍摄得质量不高的缩微胶卷之苦的史百艳，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希望有一天，能像再造善本一样，用原书出版一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让海内外的学者受益。”已经卸下编辑重负的史百艳，心中还有期待。
同样的期待与遗憾，也充盈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版本专家赵前、程有庆的心中。“虽然看胶片与看原书还是不一样，但看到胶片上‘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印，仍感到很亲切，现在国图古籍馆大量的善本古籍上都有这个印章。此外，我们在编目时非常希望看到原件。甲库中的大量明代善本，资料价值、版本价值非常高，但现都存在台北。无缘看到原书，只凭胶片进行编目，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谈到此事时，赵前、程有庆至今仍无法释怀。他们说的有道理。由于无法看到原书，只能从画幅小、曝光不匀、影象层次不足的胶片上，依据藏家的收藏印、避讳字、版式特点等确定版本年代，编出一部体现当今水平的甲库善本目录，无异强求巧妇为无米之炊。
隔着时空，原书的红印，在胶片上呈现的是黑色，为看清楚，如若将胶片放大到百分之百，面前的图像则变得一片模糊。原抄本上的朱丝栏，在胶片上大多已经看不清楚……在尊重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古籍整理的新成果，赵前、程有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负责版本校勘的编辑们一起，殚精竭虑。工作接近尾声时，紧张呈现白热化。白天在单位对着电脑一整天，下班后，回家还要接着看，直到深夜一两点，这时，面前的电子文件已经是模糊一片。“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尽力了。”平静的语气中，赵前、程有庆对自己和同伴们工作做出了评价。
完璧归赵，心同此愿
此刻，面对《丛书》，李致忠心中的块垒不吐不快。
“在我心里，甲库善本的归属永远是平馆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是内地见过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真容寥寥数人之一。“在台北故宫第一眼看到这些书，就感到很熟悉，书套、书盒一看就是平馆做的。书签上，那清秀的毛笔字，是我的老组长、国图古籍馆陈恩惠先生写上去的。”1996年，李致忠赴台参加全国高校古委会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举办的“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去探望了国图漂泊在那里的“游子”。5年后的2001年，李致忠再次赴台参加“中文文献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只要去台湾，我就想去看看这些书。看到他们保管的还算精心，我放心了。”李致忠说。
《丛书》的出版，让如今已经104岁高龄的钱存训先生浮想联翩。1月15日，他从大洋彼岸写来贺信：“近闻《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出版，欣喜无似，感触良多。此书刊行，旨在弘扬文化，嘉惠学术，薪火流传，厥功至伟。对我而言，更具特殊意义。当年奉命参与抢救，冒险运美寄存，使这批国宝免遭战祸，倏忽已七十余载。其间种种，仍历历在目。
多年来，我曾借各种机会，阐明这批善本图书的主权归属，呼吁将其回归北图。寄望两岸有关人士协商合作，促成此事，早日完璧归赵。”
此情此愿，历久弥坚。
钱存训先生是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运美诸先生中唯一在世的亲历者。
1984年，应邀赴台参加“古籍鉴定与维护研讨会”的钱存训先生终得机缘，在分别40余年后见到了由他亲手运美而又由美迁台的善本古籍，他看到它们“都仍旧装在当年由上海运出时的木箱内，箱外所贴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封条还隐约可见，不觉由衷的惊喜”。
1987年秋，钱存训应邀回国参加国图建馆75周年纪念及新馆开馆典礼，“将馆中旧藏在台保管情况向馆中负责人简略报告”。多少年来，这恐怕是“甲库旧藏”唯一的“平安家信”。1999年，建馆90周年的国图特派代表团赴芝加哥，向钱存训颁发奖状，颁奖词写道：“典籍南迁，守藏沪滩。为防不虞，装箱载船。远渡重洋，烽火连天。押运尽职，躲兵避燹。劳苦功高，后人至感。”钱存训说，“虽然自己对这批书已无责任，可是感情上自有一份牵连，因此多年来曾和各有关方面联系，希望这批书能早日物归原主。“如果这件物归原主的事办理成功，不仅对流浪的古籍能有一定的归属，也对中国文物的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希望不久可以看到这批国宝的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心同此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