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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谁已老了。并且，谁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
我的兄长大我六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
一家人的理想之子
哥曾是一家人的希望。
父亲是建筑工人，远在大西南，每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他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却要养活家里的五个孩子。父亲的工友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哥哥听到了这话，父亲的工友一走他就哭了。
母亲见哥哥一哭，便劝：儿子别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对不对？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爸妈不就会得你的济了吗？弟弟妹妹不就会沾你的光了吗？从那以后，考大学成了哥哥唯一的奋斗目标，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
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天不亮就出门到外面找活干补贴家用，比她更早出门更晚回家的是只知努力学习的哥哥。身为老二，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了。但那时我的内心有期盼，只要哥哥考上大学，我们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
1962年，哥哥要考大学了。6月，父亲回来探亲。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他对母
亲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就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父亲就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到菜市场去帮卖菜。有一天，他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
探亲假结束，父亲回到四川。之后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
哥哥的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而哥哥天生就是要考上北大清华的。
哥哥最后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1962年，在哈尔滨市，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
哥哥第一次被理想和现实压垮
父亲不原谅哥哥，他不与他通信，不给他寄钱，何况在这饥饿年也挤不出钱来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
了。他写信告诉家里，说父亲每月寄给他十元钱，自己每月还有九元奖学金，另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
但他第一个假期没探家，说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要等到父亲也有假期后同时回去。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
师护送回家。”
我呆了，母亲也呆了。她手拿着电报发呆，坐到了天明。
哥哥被护送回家。他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十五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但情况更糟，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便无法入睡。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整夜地喃喃自语，那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一辆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有三十五元的代课工资。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家里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愿意陪他玩玩。哥哥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的关心，指导我们的学习。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为哥哥做媒。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了四川，仍在四川的父亲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他上大学。哥哥如愿以偿回到学校，因为在家里自学得不错，他的老师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他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一没留意他就闹失踪，三五天后才被找到。有次他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们才找到他，眼眶被人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
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在等待入院的半年里，我真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但哥哥只住了三个月的院。续不上住院费，母亲只好把他接回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备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那样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再后来四弟和小妹也陆续参加工作，但我们兄妹四人省吃俭用寄给家里的钱，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只是院方讨厌半费的住院者，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钉了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连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四分五裂所造成的。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是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是谈虎色变。
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哥哥已经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临行前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哥哥是我们无法遗忘的责任
回去的次年，我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复旦的三年，为了省钱我只探过一次家。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成了家，接着有了儿子，将父亲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
各种责任纷沓而至，如果不是支付住院费一事，我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他对于我，似乎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
在哈尔滨办完母亲的丧事，我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到下榻的宾馆。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地笑了，“二弟，我好想你。”二十余年没见面，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半年后，我将哥哥和老家邻里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接来北京。“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对哥哥又很有感情。我开工资请他来照顾哥哥，可谓一举两得。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家人，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在一起，这不是童话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聊天。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她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当年我还下过一
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绝不会结婚。
他看着我苦笑，起身将喝完的酸奶盒子扔入垃圾筒，坐下后，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
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是一个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不怎么容易接受，甚至有几分慌恐，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
我的兄长大我六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
一家人的理想之子
哥曾是一家人的希望。
父亲是建筑工人，远在大西南，每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他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却要养活家里的五个孩子。父亲的工友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哥哥听到了这话，父亲的工友一走他就哭了。
母亲见哥哥一哭，便劝：儿子别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对不对？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爸妈不就会得你的济了吗？弟弟妹妹不就会沾你的光了吗？从那以后，考大学成了哥哥唯一的奋斗目标，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
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天不亮就出门到外面找活干补贴家用，比她更早出门更晚回家的是只知努力学习的哥哥。身为老二，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了。但那时我的内心有期盼，只要哥哥考上大学，我们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
1962年，哥哥要考大学了。6月，父亲回来探亲。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他对母
亲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就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父亲就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到菜市场去帮卖菜。有一天，他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
探亲假结束，父亲回到四川。之后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
哥哥的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而哥哥天生就是要考上北大清华的。
哥哥最后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1962年，在哈尔滨市，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
哥哥第一次被理想和现实压垮
父亲不原谅哥哥，他不与他通信，不给他寄钱，何况在这饥饿年也挤不出钱来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
了。他写信告诉家里，说父亲每月寄给他十元钱，自己每月还有九元奖学金，另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
但他第一个假期没探家，说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要等到父亲也有假期后同时回去。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
师护送回家。”
我呆了，母亲也呆了。她手拿着电报发呆，坐到了天明。
哥哥被护送回家。他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十五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但情况更糟，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便无法入睡。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整夜地喃喃自语，那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一辆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有三十五元的代课工资。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家里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愿意陪他玩玩。哥哥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的关心，指导我们的学习。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为哥哥做媒。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了四川，仍在四川的父亲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他上大学。哥哥如愿以偿回到学校，因为在家里自学得不错，他的老师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他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一没留意他就闹失踪，三五天后才被找到。有次他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们才找到他，眼眶被人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
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在等待入院的半年里，我真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但哥哥只住了三个月的院。续不上住院费，母亲只好把他接回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备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那样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再后来四弟和小妹也陆续参加工作，但我们兄妹四人省吃俭用寄给家里的钱，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只是院方讨厌半费的住院者，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钉了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连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四分五裂所造成的。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是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是谈虎色变。
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哥哥已经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临行前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哥哥是我们无法遗忘的责任
回去的次年，我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复旦的三年，为了省钱我只探过一次家。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成了家，接着有了儿子，将父亲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
各种责任纷沓而至，如果不是支付住院费一事，我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他对于我，似乎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
在哈尔滨办完母亲的丧事，我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到下榻的宾馆。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地笑了，“二弟，我好想你。”二十余年没见面，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半年后，我将哥哥和老家邻里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接来北京。“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对哥哥又很有感情。我开工资请他来照顾哥哥，可谓一举两得。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家人，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在一起，这不是童话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聊天。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她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当年我还下过一
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绝不会结婚。
他看着我苦笑，起身将喝完的酸奶盒子扔入垃圾筒，坐下后，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
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是一个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不怎么容易接受，甚至有几分慌恐，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