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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值得反思的,也许就是它将自我淹没于公众之中而吊诡地塑造自我的特点。这使得一个人成为自我的否定性的存在。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它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复杂的意味。
世界的破碎图景
追风现象与一种现代人“破碎的世界图景”有着紧密的关系。
所谓“破碎的世界图景”,指的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其内部的运行机制神秘而难以操控,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法在心中具备一种独立完整感的生存经验。
这种状况非常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电脑。电脑既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又是一个神秘物。在一台电脑的内部,主板、硬盘、卡槽和其他相应的设备等等,既让人们认知,又让人们糊涂:谁能弄明白这其间的意义和功能呢?现代社会就如同一个个这样的“芯片”构成的世界,其特点在于,它总是如此成功地结合出某种意义,并且拒绝任何了解这个意义运作方式的行为。
于是,任何一台打开的电脑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当前生存体验一种寓言性景观。密密麻麻的线路,星星点点的标记,花花绿绿的设备,透过这个景观,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性体验的基本矛盾:高度精密的设备组合不容许对它作意义分解,而整体功能又如此强大简明;内在结构的阴暗不明与外在生活的明朗清爽,恰好构成了当前生存的基本体验方式。与此同时,结构的整齐又与意义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同时谕示当前人们生活的另一种尴尬。
简言之,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技术化科学化的社会,让任何个人对于这种社会的直接理解,都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复杂、组织结构的精密,就像电脑当中的芯片一样,拒绝个人对它的理解和把握。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通过记忆、传闻等形式,可以很快获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感”;而在现代社会中,复杂的城市交通、抽象的管理系统、专业性的法律制度、科学性的医疗体系、专家型的教育机构等等,无不拒绝简化地理解和感受世界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破碎的世界图景”。这就为追风现象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基础。在这里,“追风”体现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偏执的信赖,并通过这种信赖,消除复杂生存所带来的自我焦虑。
不妨以张悟本事件为例来做简要说明。张悟本鼓吹一种“养生的生活哲学”,他提出了一系列养生治疗的简化方案,鼓动人们不必依赖复杂的现代医学系统,而是采用“简单的日常生活”来解决健康和医疗问题。于是,通过这种阐述,张悟本无形中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承诺: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面对。在他的方案中,白萝卜、长茄子和绿豆,这些极其常见的东西,变成了可以改变我们身体密码的神秘之物:“白萝卜”——生吃养肺,熟吃润肠;“长茄子”——可以吸走饮食中带进肠道的油脂,有利于血脂的控制;“绿豆”——绿豆汤可以降肝火,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妇科病、近视眼、心血管疾病。于是,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被一种简化了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所遮蔽,从而变得不那么令人感觉神秘和幽暗了。
显然,张悟本的魅力,乃在于可以提供这种对抗复杂性社会经验下生活焦虑的幻觉。在这里,不是张悟本值不值得信赖的问题,而是人们需要有这种信赖的问题;不是人们追风的对象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面对强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不能不通过追风来确信自我生活的问题。
不妨说,在现代社会中,追风成为人们逃避生活焦虑感的一种隐性的方式。于是,张悟本之类的“现代神甫”才获得了生存的地基。所以,张悟本不用太多的手段,就成为人们“追风”的对象;反过来说,不是因为张悟本的魅力,而是因为人们需要这种“现代神甫”才会出现追风现象。
简言之,通过将自身投入到一种集体性的行为中,现代人们才会重建其完整世界的幻觉。
“预先失败”与“媒介依赖”
如果说追风来自于人们对各类专家的依赖,那么,不难想见,这种“依赖”恰好凸显了当前人们的一种“预先失败”的心态。
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本书中,提出了个有趣的观点:“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必须参照一种专家系统才可以实现。换言之,离开了现代社会的专家指导系统,我们将迷失在社会当中。不妨说,我们在做任何活动之前,总是要先假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然后去参考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并找到行为的依据。显然,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个专家系统,离开了它,我们将一事无成。
比如,我们去买衣服。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买什么衣服,选什么品牌,完全由个人的爱好喜恶所决定。但是,在今天,任何购买行为,都已经深深地和各种各样的广告连接在了一起。广告,无意中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指导系统”。事实上,广告无意于担当这个功能,但是,它确实为现代人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世界中提供了辨别和追寻自己需要的物品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也成为现代人自我辨认的一种曲折的形式。
在这里,“预先失败”预示着现代人整体性地丧失了一种个人自主选择的能力。在任何属于个人的行为当中,都隐藏着一个集体的选择、集体的要求、集体的想像。因此,现代人是一个脱离了庞大的文化系统而无法生存的族群。
隐藏在这种对现代复杂社会生存的想象性对抗背后的则是人们期待权威的心态。当人们无法获得真实世界的全部信息,就只能想象性地获得这种信息——这就有了对于大众文化媒介的依赖。追风现象之所以在今天以如此空前规模的形式盛行,也正是这种媒介依赖的结果。
曾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斯图亚特·霍尔曾这样描述现代社会:大众传媒通过生成知识和影像,给大众提供一个认识外部世界的通道。社会的高度发达、信息的丰富芜杂以及生活形态的多样变迁,使得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破碎、凌乱和神秘;而大众传媒恰好掩盖了这样一种焦虑:大众传媒总是向我们呈现出世界的完整面貌,让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广告画面一样温暖的世界之中。
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大众媒介承担了一个“专家指导系统”的角色。在今天,类似张悟本这样的养生专家,一夜之间遍布各家电视台:隔夜水可以还阳养肾、活吃泥鳅可以治病、牛奶是给牛吃的……几乎所有的养生术,都是以对科学主义的文化体系进行颠覆甚至戏弄为前提的。这种反科学主义的冲动背后,则是人们对“媒介科学”的过度依赖。公众的世界知识,总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相应地,人们也就把大众媒介专家作为自己生活方向的指路人。
显然,从预先失败到媒介依赖,追风现象背后蕴含着现代社会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完整图景之后的焦虑感和无助感。而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状况,又加剧了这种焦虑和无助。
追风: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症
美国学者大卫·里斯曼曾经从主体人格的根源层面上将社会的形态规定为“传统导向型社会”、“内在导向型社会”和“他人导向型社会”。按照里斯曼的理解,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地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里斯曼这样比较了三种心理的不同:传统导向的人认可自己的行动的力量是“羞耻感”;内心导向的人则通过“罪恶感”来规范自己,即使与世隔绝,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内心的召唤生存;而他人导向的人则通过无处不在的“焦虑”约束自己的内心。
也就是说,现代人总是处在不知所措的生活焦虑之中,总是通过“观察”他人的生活来确立自己的生活。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把追风现象看作是一种试图摆脱自我生存焦虑的方式。
与之相应,今天中国社会追风现象的盛行,一方面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管理体系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公众对这个现代管理系统缺乏信赖和理解的结果。当人们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生存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的时候,就会大力发挥自己的社会想象力,通过“他人导向”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生活焦虑。
在这里,追风现象体现为一种无所适从的舍身投入,而这种非理性的舍身投入,又和中国社会传统保障体系的坍塌、现代管理制度的冷漠与混乱以及大众媒介过度渲染的倾向紧密相关。在各类追风的现象中,近十几年来最为突出的,乃是与医疗健康相关的行为。甩手疗法、红茶菌潮流、气功热一直到今天各种养生、养身的奇谈怪论,无不呈现出现代医疗改革所造就的集体焦虑心理。在这里,与其说各类追风现象表达了人们对于良好生活与完满自我的向往,毋宁说更多显现了人们对于现代中国资本肆虐下各类社会保障体制的失望甚至绝望。
而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公众在这种现代社会的破碎图景中滋生起来的狂热梦想。一方面,人们因为不知所措而变得追风逐流,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在陷入现代社会的复杂神秘的时刻,极大地焕发一种狂热梦想,希冀在历史转型的进程中得潮流之先。下海经商热、网站投资热、炒股炒房热、基金理财热等等,无不说明中国民众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逻辑与政治体系存在一种非理性的认知而滋生狂热梦想的状况。在这里,人们越是充满对发财赚钱、一夜成名的期待,也就越是显示出对现代社会生存逻辑的无知和他人导向下自我的丧失。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社会的追风热,乃是一种社会集体焦虑症的体现。一方面,人们不得不通过跟随他人尤其是媒体专家的指导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向;另一方面,这种他人导向倾向又最终加剧了公众的因为盲从而无所适从的状况。于是,人们追风,是为了克服生存焦虑;而人们越是追风,就越是不能真正建构真实的生活,并由此滋生更大的焦虑。
显然,追风现象暴露出来的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两重基本矛盾,即现代社会体系与人们对这种体系不能进行完整把握的文化层面的矛盾,以及中国社会所能给予民众的与民众所期待的不相符合的政治层面的矛盾。前者体现出一种现代社会的普适性的后果;后者则是中国社会独有的产物。仅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保障机制的空壳与坍塌,一方面破坏了民众的思想信仰,另一方面丧失了限制资本肆虐的能力,从而最终导致人们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生活失范的集体焦虑之中。与之相应,追风现象必然是这层层社会矛盾的寄生物,并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病症的一个特定角度。(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世界的破碎图景
追风现象与一种现代人“破碎的世界图景”有着紧密的关系。
所谓“破碎的世界图景”,指的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其内部的运行机制神秘而难以操控,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法在心中具备一种独立完整感的生存经验。
这种状况非常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电脑。电脑既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又是一个神秘物。在一台电脑的内部,主板、硬盘、卡槽和其他相应的设备等等,既让人们认知,又让人们糊涂:谁能弄明白这其间的意义和功能呢?现代社会就如同一个个这样的“芯片”构成的世界,其特点在于,它总是如此成功地结合出某种意义,并且拒绝任何了解这个意义运作方式的行为。
于是,任何一台打开的电脑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当前生存体验一种寓言性景观。密密麻麻的线路,星星点点的标记,花花绿绿的设备,透过这个景观,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性体验的基本矛盾:高度精密的设备组合不容许对它作意义分解,而整体功能又如此强大简明;内在结构的阴暗不明与外在生活的明朗清爽,恰好构成了当前生存的基本体验方式。与此同时,结构的整齐又与意义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同时谕示当前人们生活的另一种尴尬。
简言之,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技术化科学化的社会,让任何个人对于这种社会的直接理解,都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复杂、组织结构的精密,就像电脑当中的芯片一样,拒绝个人对它的理解和把握。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通过记忆、传闻等形式,可以很快获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感”;而在现代社会中,复杂的城市交通、抽象的管理系统、专业性的法律制度、科学性的医疗体系、专家型的教育机构等等,无不拒绝简化地理解和感受世界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破碎的世界图景”。这就为追风现象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基础。在这里,“追风”体现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偏执的信赖,并通过这种信赖,消除复杂生存所带来的自我焦虑。
不妨以张悟本事件为例来做简要说明。张悟本鼓吹一种“养生的生活哲学”,他提出了一系列养生治疗的简化方案,鼓动人们不必依赖复杂的现代医学系统,而是采用“简单的日常生活”来解决健康和医疗问题。于是,通过这种阐述,张悟本无形中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承诺: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面对。在他的方案中,白萝卜、长茄子和绿豆,这些极其常见的东西,变成了可以改变我们身体密码的神秘之物:“白萝卜”——生吃养肺,熟吃润肠;“长茄子”——可以吸走饮食中带进肠道的油脂,有利于血脂的控制;“绿豆”——绿豆汤可以降肝火,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妇科病、近视眼、心血管疾病。于是,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被一种简化了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所遮蔽,从而变得不那么令人感觉神秘和幽暗了。
显然,张悟本的魅力,乃在于可以提供这种对抗复杂性社会经验下生活焦虑的幻觉。在这里,不是张悟本值不值得信赖的问题,而是人们需要有这种信赖的问题;不是人们追风的对象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面对强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不能不通过追风来确信自我生活的问题。
不妨说,在现代社会中,追风成为人们逃避生活焦虑感的一种隐性的方式。于是,张悟本之类的“现代神甫”才获得了生存的地基。所以,张悟本不用太多的手段,就成为人们“追风”的对象;反过来说,不是因为张悟本的魅力,而是因为人们需要这种“现代神甫”才会出现追风现象。
简言之,通过将自身投入到一种集体性的行为中,现代人们才会重建其完整世界的幻觉。
“预先失败”与“媒介依赖”
如果说追风来自于人们对各类专家的依赖,那么,不难想见,这种“依赖”恰好凸显了当前人们的一种“预先失败”的心态。
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本书中,提出了个有趣的观点:“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必须参照一种专家系统才可以实现。换言之,离开了现代社会的专家指导系统,我们将迷失在社会当中。不妨说,我们在做任何活动之前,总是要先假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然后去参考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并找到行为的依据。显然,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个专家系统,离开了它,我们将一事无成。
比如,我们去买衣服。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买什么衣服,选什么品牌,完全由个人的爱好喜恶所决定。但是,在今天,任何购买行为,都已经深深地和各种各样的广告连接在了一起。广告,无意中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指导系统”。事实上,广告无意于担当这个功能,但是,它确实为现代人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世界中提供了辨别和追寻自己需要的物品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也成为现代人自我辨认的一种曲折的形式。
在这里,“预先失败”预示着现代人整体性地丧失了一种个人自主选择的能力。在任何属于个人的行为当中,都隐藏着一个集体的选择、集体的要求、集体的想像。因此,现代人是一个脱离了庞大的文化系统而无法生存的族群。
隐藏在这种对现代复杂社会生存的想象性对抗背后的则是人们期待权威的心态。当人们无法获得真实世界的全部信息,就只能想象性地获得这种信息——这就有了对于大众文化媒介的依赖。追风现象之所以在今天以如此空前规模的形式盛行,也正是这种媒介依赖的结果。
曾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斯图亚特·霍尔曾这样描述现代社会:大众传媒通过生成知识和影像,给大众提供一个认识外部世界的通道。社会的高度发达、信息的丰富芜杂以及生活形态的多样变迁,使得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破碎、凌乱和神秘;而大众传媒恰好掩盖了这样一种焦虑:大众传媒总是向我们呈现出世界的完整面貌,让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广告画面一样温暖的世界之中。
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大众媒介承担了一个“专家指导系统”的角色。在今天,类似张悟本这样的养生专家,一夜之间遍布各家电视台:隔夜水可以还阳养肾、活吃泥鳅可以治病、牛奶是给牛吃的……几乎所有的养生术,都是以对科学主义的文化体系进行颠覆甚至戏弄为前提的。这种反科学主义的冲动背后,则是人们对“媒介科学”的过度依赖。公众的世界知识,总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相应地,人们也就把大众媒介专家作为自己生活方向的指路人。
显然,从预先失败到媒介依赖,追风现象背后蕴含着现代社会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完整图景之后的焦虑感和无助感。而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状况,又加剧了这种焦虑和无助。
追风: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症
美国学者大卫·里斯曼曾经从主体人格的根源层面上将社会的形态规定为“传统导向型社会”、“内在导向型社会”和“他人导向型社会”。按照里斯曼的理解,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地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里斯曼这样比较了三种心理的不同:传统导向的人认可自己的行动的力量是“羞耻感”;内心导向的人则通过“罪恶感”来规范自己,即使与世隔绝,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内心的召唤生存;而他人导向的人则通过无处不在的“焦虑”约束自己的内心。
也就是说,现代人总是处在不知所措的生活焦虑之中,总是通过“观察”他人的生活来确立自己的生活。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把追风现象看作是一种试图摆脱自我生存焦虑的方式。
与之相应,今天中国社会追风现象的盛行,一方面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管理体系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公众对这个现代管理系统缺乏信赖和理解的结果。当人们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生存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的时候,就会大力发挥自己的社会想象力,通过“他人导向”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生活焦虑。
在这里,追风现象体现为一种无所适从的舍身投入,而这种非理性的舍身投入,又和中国社会传统保障体系的坍塌、现代管理制度的冷漠与混乱以及大众媒介过度渲染的倾向紧密相关。在各类追风的现象中,近十几年来最为突出的,乃是与医疗健康相关的行为。甩手疗法、红茶菌潮流、气功热一直到今天各种养生、养身的奇谈怪论,无不呈现出现代医疗改革所造就的集体焦虑心理。在这里,与其说各类追风现象表达了人们对于良好生活与完满自我的向往,毋宁说更多显现了人们对于现代中国资本肆虐下各类社会保障体制的失望甚至绝望。
而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公众在这种现代社会的破碎图景中滋生起来的狂热梦想。一方面,人们因为不知所措而变得追风逐流,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在陷入现代社会的复杂神秘的时刻,极大地焕发一种狂热梦想,希冀在历史转型的进程中得潮流之先。下海经商热、网站投资热、炒股炒房热、基金理财热等等,无不说明中国民众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逻辑与政治体系存在一种非理性的认知而滋生狂热梦想的状况。在这里,人们越是充满对发财赚钱、一夜成名的期待,也就越是显示出对现代社会生存逻辑的无知和他人导向下自我的丧失。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社会的追风热,乃是一种社会集体焦虑症的体现。一方面,人们不得不通过跟随他人尤其是媒体专家的指导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向;另一方面,这种他人导向倾向又最终加剧了公众的因为盲从而无所适从的状况。于是,人们追风,是为了克服生存焦虑;而人们越是追风,就越是不能真正建构真实的生活,并由此滋生更大的焦虑。
显然,追风现象暴露出来的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两重基本矛盾,即现代社会体系与人们对这种体系不能进行完整把握的文化层面的矛盾,以及中国社会所能给予民众的与民众所期待的不相符合的政治层面的矛盾。前者体现出一种现代社会的普适性的后果;后者则是中国社会独有的产物。仅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保障机制的空壳与坍塌,一方面破坏了民众的思想信仰,另一方面丧失了限制资本肆虐的能力,从而最终导致人们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生活失范的集体焦虑之中。与之相应,追风现象必然是这层层社会矛盾的寄生物,并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病症的一个特定角度。(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