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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反哺农业并不必然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中期就开始调整工农关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依据修正后的霍利斯·钱纳里模型来判断，我国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时期；根据工业反哺农业是政府对农业“予大于取”的界定以及“取”“予”的强制性，对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财政农业支出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工业反哺农业起始于工业化中期的21世纪初，最晚不过2004年。先行工业化国家一般是在城市化率接近或超过50%、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5%以下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而我国是在农业就业比重为46.9%、城市化率为41.76%时开始工业反哺农业的，反映出就业结构转换和城市化的滞后。因此，还应加快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工业化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财政农业支出；城乡二元结构；城市支持农村；霍利斯·钱纳里模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F061.3；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400011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进入21世纪，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尽管中央会议为我国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指明了方向，但关于我国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究竟是处于工业化的什么阶段以及究竟应在何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1.工业化阶段划分的经典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957）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验证了威廉·配第关于收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学说（配第—克拉克定理）：三大产业间相对收入的高低不同，引起劳动力流向较高收入的产业；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加，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
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论述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在其研究的日本、联合王国、法国、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苏联13个国家中，以现价计算，除澳大利亚外，12个国家的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比重由近代的近一半或高达2/3下降到不超过20%或小于10%；工业产值比重由早期的20%～30%，上升到后期的40%～50%；服务业产值比重的变化不明显、不一致；相应的，各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上升，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保持不变或略有变化，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霍利斯·钱纳里等借助多国模型，将经济结构转换分解为初期产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又分为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该模型给出了人均GNP（1964年美元）为70美元（100美元以下）、100美元、200美元、300美元、400美元、500美元、800美元、1 000美元、1 000美元以上各状态下的生产结构、劳动力分布结构和城市人口比重，把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联系在一起。
霍夫曼（1931）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根据近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了霍夫曼系数（比例）的概念（即一国工业化进展中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并据此把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霍夫曼系数分别为5±1、2.5±1、1±0.5、1以下，各阶段的特征为消费资料工业占统治地位、消费资料工业规模大于资本资料工业、消费资料工业规模与资本资料工业大体相当、资本资料工业规模大于消费资料工业。显而易见，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消费资料工业部门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部门净产值的比率具有下降的趋势。消费资料的生产主要是由轻工业来完成，生产资料的生产主要是由重工业来完成，因而，霍夫曼实际上是在分析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
沃尔特·罗斯托（1971）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根据投资率（资本积累水平）和主导部门（主导产业）两项指标，将经济发展（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传统阶段、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1）关于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冯飞等（2013）对2010年我国人均GDP、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等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且已出现向后期过渡的特征。朱刚（1993）在对霍夫曼的工业化理论修正的基础上，以1988年我国人均GNP达到336美元为依据，认为我国经济已进入钱纳里结构变化区间，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均GNP300美元以下为工业化起步阶段，人均GNP300～1 500美元为工业化起飞阶段，人均GNP1 500～10 000美元为工业化加速阶段，人均GNP10 000美元以上为工业化成熟阶段。 。郭克莎（2000）以人均收入水平为主要依据，以产业结构水平和工业结构水平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认为1990—1998年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张美云（2013）通过对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工业结构、投资率和城市人口比重等的计算，并与钱纳里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标准、罗斯托的理论等相对照，认为2008—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陈颂东：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工业反哺农业
（2）关于各地区工业化阶段的差异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学者还研究了我国不同省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河北省工业化研究课题组（2000）的研究表明，1998年河北人均GDP以即期汇率度量为78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度量为1 000美元左右，根据钱纳里等以1970年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标准，1998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郭欢欢等（2014）依据陈佳贵等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对重庆工业化阶段的研究表明，2012年重庆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为5 594.32美元，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三次产业结构为8.24∶52.37∶39.39，处于工业化后期；第一产业就业比例为38.36%，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率为5698%，处于工业化中期；总体上看，重庆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孙久文等（2011）的研究显示，以人均GDP来看，比照钱纳里标准，2009年，以江苏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以河南和新疆为代表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处在工业化中期；就产业产值结构而言，参照库兹涅茨标准和钱纳里标准，江苏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南和新疆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就业结构来说，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江苏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南和新疆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扣除商业部门）的比例而言，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标准，江苏、河南和新疆分别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半工业化阶段和正在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小于20%、20%～40%、40%～60%、60%以上分别为非工业化国、正在工业化国、半工业化国和工业化国。 3.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化阶段
（1）工业化中期论
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实现过程的中期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开始。蔡昉（2006）认为，农业支持工业发生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反哺农业发生在工业化的中期，工农业平衡发展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工业反哺农业是最佳的选择，到2003年反哺农业的政策要求十分强烈。叶兴庆（2005）认为，工业化过程的“三个阶段”论，只具有理论意义，实践中，一国或是农业支持工业，或是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的平行发展根本不存在；现在我国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恰逢其时。马晓河等（2005）认为，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以农补工和以工补农两个阶段，工业化中期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并延续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中期的工业反哺农业分为转折期和大规模反哺期：转折期的反哺农业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强调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手段主要采取生产支持、兼用稳定价格和关税保护，反哺力度小、范围小，形成点状支持；大规模反哺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以农民增收和环境保护为辅，政策手段多采用基础设施改善、生产资料补贴、价格支持和信贷投放，反哺力度大、范围广，形成扇面支持。马晓河等的研究还表明，我国2003年已经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正向大规模反哺过渡，但距离大规模反哺还有一段时间。任保平（2005）认为，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自我积累能力增强，不需农业剩余再流向工业，而需工业剩余回流农业，为工业与农业的平行发展奠定基础。任保平的研究还表明，2004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 000美元，步入了工业化的中期，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
（2）工业化后期论
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实现过程的后期或成熟期才是工业反哺农业的起始阶段。李佐军（2007）根据工农关系的演化趋势，将工业化大致分为以农补工的初始阶段、工农自养的中期阶段和以工哺农的成熟期，并特别提醒，并非所有国家工业化的三个阶段表现得都非常清晰，第二阶段在许多国家比较模糊。李佐军根据2005年的人均GDP、非农产值占GDP 的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和城市化率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化后期阶段。杜鹰（2005）认为，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之间，有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两大政策并存的过渡阶段，农业支持工业由强到弱，工业反哺农业从弱到强；我国在2005年已经到了调整工农关系的关键时期。程国强等（2011）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是我国农业支持工业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农业政策由歧视、剥夺向支持、补贴转型，对农业的取予趋于平衡的阶段；21世纪以来是我国农业政策全面转型的阶段，形成了以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一般服务支持等相结合的农业政策框架。冯海发（1995）预测，进入21世纪后的大约1—4年，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后期阶段。
4.文献评论
上述文献以钱纳里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定理等为依据，从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单项指标或多项指标相结合的角度，判断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以来的工业化阶段和各地区的差异。但是，大多数研究是以即期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把我国的人均收入换算成美元来判断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的，忽略了即期汇率、购买力平价与基期汇率的差异所带来的对工业化阶段判断结果的不同，也没有注意到我国按基期价格和现期价格计算人均GDP的差异。并且，其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研究，也仅限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以来的这段时间，没有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因而，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研究缺乏完整性。
尽管有的研究同时以钱纳里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定理等为依据判断了我国的工业化阶段，但没有注意到各种判断标准的优势和劣势。霍夫曼系数只考察了工业内部结构，配第—克拉克定理只考察了就业结构，库兹涅茨标准只考察了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罗斯托的理论不适合用于判断调整工农关系的工业化阶段；而钱纳里模型以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为依据，涵盖了以上各种不同的判断标准，但在上述文献中却很少单独被使用。至于开始工业反哺农业是在工业化中期还是后期，上述研究各有道理。但这些研究均忽略了“反哺”的经济学含义，即只有当对农业的“予”大于对农业的“取”的时候，才算是工业反哺农业。
二、我国工业化过程的阶段性判断
1.修正后的钱纳里模型
根据经济学原理和工业化先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工业化演进不仅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上，也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上。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产值占一国GNP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先上升、后稳定，第三产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先稳定、后上升；与此相伴随，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也发生的相应变化，城市化率逐步提高。
鉴于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标准、霍夫曼定理、罗斯托标准的局限性，本文以经过陈佳贵等修正后的钱纳里模型为依据，判断我国的工业化阶段。霍利斯·钱纳里等是以1964年美元计算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人均GNP的，由于美元币值的变动，我国学者郭克莎（2004）推算出1964年美元与1996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6.2；陈佳贵等（2012）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BEA）提供的美国实际GDP数据，推算出1996年与1995年、2000年、2005年的美元换算因子分别为0.981、1.062 、1.202，2010年相对2005年的GDP折算系数为0.900 974 082。同时，霍利斯·钱纳里等当时的研究是以人均GNP来度量人均收入，由于人均GDP、人均GNP相差无几，后来的研究都以人均GDP代替人均GNP。这样，经过修正后的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经济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等（见表1）。
2.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自1953年起，我国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着手工业化建设，从此，我国进入工业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成为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主要实现形式。统购统销制度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于维持城市职工的低工资和工业企业的高税利，进而对于加速国家的工业化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是，也造成了农业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经济专家李溦（1993）核算了在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中，农产品计划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价值）的差额和工业品计划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差额，并将两者相加，得出了1953—1989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其中，1953—1984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由36.21亿元扩大到312.86亿元，累计5 117.72亿元；同期，农业税收为933.38亿元，财政农业支出为2 385.03亿元，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大于来自农业的税收差额为1 451.65亿元，农业为工业化贡献资金3 666.07亿元，我国处于农业被工业剥夺的状态。
1978年后，随着农村改革起步和推进，垄断和排斥市场机制的农产品统购制度，越来越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废除统购派购制度已提到议事日程。198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规定》规定：粮食、棉花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粮食的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外的自由上市，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的，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定购的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外的可上市自销。 。以该文件为标志，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了“双轨制”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定购以外的粮食、棉花可由市场定价调节，合同定购的粮食、棉花仍实行计划价格。尽管农产品的计划价格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该价格还是低于市场价格，国家把通过合同定购无偿获取的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用于支持城市的工业化，等于农业为工业继续贡献资金，农业仍处于被工业的剥夺状态。1985—1989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累计为2 839.71亿元，财政农业支出大于农业税收的差额为716.54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2 123.17亿元。
1990年，面对农民的卖粮难问题，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和专项储备制度，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调控。根据牛若峰等专家对1990—1997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计算，1990—1992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合计为2 747.8亿元，财政农业支出大于农业税收的差额为653.75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2 094.05亿元，农业还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1993年，政府实行了保留定购数量、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的“保量放价”政策，以加大对粮食价格的市场调节。不料，到1993年底，一些地方出现粮价暴涨。于是，从1994年起，国家加强了粮食合同定购，70%～80%的贸易粮食由国家控制，限定粮食销价，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关闭粮食市场，恢复垄断经营。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的综合平均定购价格从每50公斤36元提高到52元（市场价为47元），并以此价收购9 000万吨粮食，其中5 000万吨按统购办法落实到农户，以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于是，政府的“保量放价”政策演变成了“提价定购”政策。1993—1997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3 560.7亿元，财政农业支出大于农业税收差额为1 612.92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1 947.78亿元，农业仍然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2）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时期
从1998年起，国家再次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实施以“四分开、一完善”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内容的粮食购销政策“四分开、一完善”指：政企分开、储备和经营分开、中央和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指：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粮食企业自身改革。 。2001年，实行了“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政策，销区范围包括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北京、天津等八个省区，粮食流通又实行了市场化。2002年、2003年，粮食流通的市场化继续推进，多数地区、多数粮食品种的购销和价格基本放开。根据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王海涛和卢向宇（2013）对2001年、2004年等年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计算，2001年，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359.42亿元，加上农业税和财政农业支出后，农业资金的流动方向已由净流出转向净流入，农业资金净流入大约615.61亿元。从2004年起，国家放开了粮食市场，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直接补贴制度，除烟叶外的农副产品全部市场化。当年，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374.2亿元，加上农业税和财政农业支出后，农业资金净流入大约为1 061.24亿元。2015年，国家放开了烟叶的价格，至此，农副产品价格实现了市场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彻底消除。
必须说明，由于王海涛和卢向宇在计算2001年后的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时，忽略了工业产品价格和价值的偏离，而且是用部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代替全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因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肯定被低估了。相应的，农业资金由净流出转向净流入的时间并不是2001年，可能向后延迟。从理论上讲，随着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应该是逐步缩小的。退一步说，即使按照历史上1992年最大的剪刀差1 200亿元来衡量，我国来自农业的收入小于财政对农业支出的时间最晚发生在2004年或2005年。换句话说，我国从工业剥夺农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期最迟是在2004年或2005年。这是因为，2004年的农业税为902.19亿元，农业财政支出为2 337.63亿元，假定当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1 200亿元，财政农业支出还是大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的总和，况且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不可能高达1 200亿元。
四、结论与启示
只有把不同时点的人均GDP换算成同一时点的人均GDP，不同年份的人均GDP才具有可比性；也只有按同一时点（基期）的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把我国不同年份的人均GDP换算成美元，才具有与钱纳里标准模型比较的可行性。本文把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1990—2000年的人均GDP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把以2000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2001—2005年的人均GDP按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把以2005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2006—2010年的人均GDP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把以2010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2011—2012年的人均GDP按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据此，将我国的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与判断工业化阶段的钱纳里标准模型进行对比后发现，我国从开始进行工业化的1953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属于工业化的初期；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2012年）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时期，但仍然属于工业化的中期。 根据本文界定的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学含义，我国总体上是在21世纪初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保守的估计可能在2004年。从此，我国结束了长达50年工业剥夺农业的历史，农业由被挤压的产业变成了被支持的产业，农民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覆盖农村。如果把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起始时间与工业化阶段相联系，21世纪初或2004年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也就是说，我国是在工业化的中期开始工业反哺农业的。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反哺农业也是发生在工业化中期的。美国于1900年进入工业化的中期，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合作推广法》规定，联邦政府可向接受该法的州拨款；1916年决定成立联邦土地银行，为农场主提供长期信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小麦、猪肉实行了最低保证价格。韩国于1970年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并开展“新农村运动”，政府投入资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实施农业补贴、支持农协向农民贷款等。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成是与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紧密相连的。为了加速工业资本的积累，政府把农产品价格压低到其价值以下，把农用工业品价格抬高到其价值以上，以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索取农业剩余。1978年后，工业品价格逐步实现了市场化，但农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滞后，而这又和农产品购销体制紧密联系。虽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市场化，但迂回曲折。直到2015年，政府才放开了最后一种农产品烟叶的价格。在此之前，部分农产品的计划定价一直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一直存在。
既然工业反哺农业表现为农业资金的净流入，则这一工农关系的转变必须以雄厚的财政实力为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在财政比较富裕的时候，政府才能拿出一定的资金投入农业，实现农业资金的适时回流，促进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当然，工农关系的转变还取决于一国对工业化阶段的准确判断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否则，即使财政实力增强了，工农关系转变的工业化阶段到来了，政府也可能不会及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率接近或超过50%、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5%以下的时候，应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实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大多数人以及居住在城市的大多数人对农业以及农村少数人的反哺。而我国由于就业结构转换和城市化的滞后，在农业就业比重为46.9%、城市化率为41.76%的时候（2004年）就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制约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并没有破除。因而，应加快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形成。在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应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中央基建投资应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农民增收、农村重大改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民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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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does not necessarily occur in the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egin to adjust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carry out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policy in the middle of 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 to Chenery H. B Model revised， China goes into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90'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now it is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midindustrialization to late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means that what government gives to agriculture is more than that it takes from agriculture， and what it takes is mandatory. Comparing price scissors between industrial produc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agricultural tax and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in China occu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o later than 2004.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in preceden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egin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urbanization rate approximates or is more than 50%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portion drops to less than 45%. However，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in China begins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portion is 46.9% and urbanization rate is 41.76%， which reflects the transform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the lag of urbanization. Therefor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countryside by cities and agriculture by industry should be established rapidly to form new relation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Key words： th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price scissors between industrial produc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agriculture tax；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city supporting countryside；Chenery H. B Model；relation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CLC number：F061.3；F120.3 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5）04000110
（编辑：夏冬）
关键词：工业化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财政农业支出；城乡二元结构；城市支持农村；霍利斯·钱纳里模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F061.3；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400011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进入21世纪，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尽管中央会议为我国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指明了方向，但关于我国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究竟是处于工业化的什么阶段以及究竟应在何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1.工业化阶段划分的经典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957）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验证了威廉·配第关于收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学说（配第—克拉克定理）：三大产业间相对收入的高低不同，引起劳动力流向较高收入的产业；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加，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
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论述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在其研究的日本、联合王国、法国、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苏联13个国家中，以现价计算，除澳大利亚外，12个国家的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比重由近代的近一半或高达2/3下降到不超过20%或小于10%；工业产值比重由早期的20%～30%，上升到后期的40%～50%；服务业产值比重的变化不明显、不一致；相应的，各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上升，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保持不变或略有变化，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霍利斯·钱纳里等借助多国模型，将经济结构转换分解为初期产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又分为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该模型给出了人均GNP（1964年美元）为70美元（100美元以下）、100美元、200美元、300美元、400美元、500美元、800美元、1 000美元、1 000美元以上各状态下的生产结构、劳动力分布结构和城市人口比重，把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联系在一起。
霍夫曼（1931）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根据近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了霍夫曼系数（比例）的概念（即一国工业化进展中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并据此把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霍夫曼系数分别为5±1、2.5±1、1±0.5、1以下，各阶段的特征为消费资料工业占统治地位、消费资料工业规模大于资本资料工业、消费资料工业规模与资本资料工业大体相当、资本资料工业规模大于消费资料工业。显而易见，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消费资料工业部门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部门净产值的比率具有下降的趋势。消费资料的生产主要是由轻工业来完成，生产资料的生产主要是由重工业来完成，因而，霍夫曼实际上是在分析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
沃尔特·罗斯托（1971）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根据投资率（资本积累水平）和主导部门（主导产业）两项指标，将经济发展（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传统阶段、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1）关于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冯飞等（2013）对2010年我国人均GDP、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等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且已出现向后期过渡的特征。朱刚（1993）在对霍夫曼的工业化理论修正的基础上，以1988年我国人均GNP达到336美元为依据，认为我国经济已进入钱纳里结构变化区间，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均GNP300美元以下为工业化起步阶段，人均GNP300～1 500美元为工业化起飞阶段，人均GNP1 500～10 000美元为工业化加速阶段，人均GNP10 000美元以上为工业化成熟阶段。 。郭克莎（2000）以人均收入水平为主要依据，以产业结构水平和工业结构水平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认为1990—1998年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张美云（2013）通过对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工业结构、投资率和城市人口比重等的计算，并与钱纳里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标准、罗斯托的理论等相对照，认为2008—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陈颂东：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工业反哺农业
（2）关于各地区工业化阶段的差异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学者还研究了我国不同省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河北省工业化研究课题组（2000）的研究表明，1998年河北人均GDP以即期汇率度量为78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度量为1 000美元左右，根据钱纳里等以1970年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标准，1998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郭欢欢等（2014）依据陈佳贵等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对重庆工业化阶段的研究表明，2012年重庆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为5 594.32美元，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三次产业结构为8.24∶52.37∶39.39，处于工业化后期；第一产业就业比例为38.36%，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率为5698%，处于工业化中期；总体上看，重庆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孙久文等（2011）的研究显示，以人均GDP来看，比照钱纳里标准，2009年，以江苏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以河南和新疆为代表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处在工业化中期；就产业产值结构而言，参照库兹涅茨标准和钱纳里标准，江苏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南和新疆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就业结构来说，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江苏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南和新疆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扣除商业部门）的比例而言，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标准，江苏、河南和新疆分别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半工业化阶段和正在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小于20%、20%～40%、40%～60%、60%以上分别为非工业化国、正在工业化国、半工业化国和工业化国。 3.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化阶段
（1）工业化中期论
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实现过程的中期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开始。蔡昉（2006）认为，农业支持工业发生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反哺农业发生在工业化的中期，工农业平衡发展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工业反哺农业是最佳的选择，到2003年反哺农业的政策要求十分强烈。叶兴庆（2005）认为，工业化过程的“三个阶段”论，只具有理论意义，实践中，一国或是农业支持工业，或是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的平行发展根本不存在；现在我国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恰逢其时。马晓河等（2005）认为，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以农补工和以工补农两个阶段，工业化中期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并延续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中期的工业反哺农业分为转折期和大规模反哺期：转折期的反哺农业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强调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手段主要采取生产支持、兼用稳定价格和关税保护，反哺力度小、范围小，形成点状支持；大规模反哺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以农民增收和环境保护为辅，政策手段多采用基础设施改善、生产资料补贴、价格支持和信贷投放，反哺力度大、范围广，形成扇面支持。马晓河等的研究还表明，我国2003年已经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正向大规模反哺过渡，但距离大规模反哺还有一段时间。任保平（2005）认为，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自我积累能力增强，不需农业剩余再流向工业，而需工业剩余回流农业，为工业与农业的平行发展奠定基础。任保平的研究还表明，2004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 000美元，步入了工业化的中期，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
（2）工业化后期论
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实现过程的后期或成熟期才是工业反哺农业的起始阶段。李佐军（2007）根据工农关系的演化趋势，将工业化大致分为以农补工的初始阶段、工农自养的中期阶段和以工哺农的成熟期，并特别提醒，并非所有国家工业化的三个阶段表现得都非常清晰，第二阶段在许多国家比较模糊。李佐军根据2005年的人均GDP、非农产值占GDP 的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和城市化率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化后期阶段。杜鹰（2005）认为，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之间，有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两大政策并存的过渡阶段，农业支持工业由强到弱，工业反哺农业从弱到强；我国在2005年已经到了调整工农关系的关键时期。程国强等（2011）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是我国农业支持工业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农业政策由歧视、剥夺向支持、补贴转型，对农业的取予趋于平衡的阶段；21世纪以来是我国农业政策全面转型的阶段，形成了以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一般服务支持等相结合的农业政策框架。冯海发（1995）预测，进入21世纪后的大约1—4年，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后期阶段。
4.文献评论
上述文献以钱纳里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定理等为依据，从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单项指标或多项指标相结合的角度，判断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以来的工业化阶段和各地区的差异。但是，大多数研究是以即期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把我国的人均收入换算成美元来判断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的，忽略了即期汇率、购买力平价与基期汇率的差异所带来的对工业化阶段判断结果的不同，也没有注意到我国按基期价格和现期价格计算人均GDP的差异。并且，其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研究，也仅限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以来的这段时间，没有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因而，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研究缺乏完整性。
尽管有的研究同时以钱纳里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定理等为依据判断了我国的工业化阶段，但没有注意到各种判断标准的优势和劣势。霍夫曼系数只考察了工业内部结构，配第—克拉克定理只考察了就业结构，库兹涅茨标准只考察了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罗斯托的理论不适合用于判断调整工农关系的工业化阶段；而钱纳里模型以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为依据，涵盖了以上各种不同的判断标准，但在上述文献中却很少单独被使用。至于开始工业反哺农业是在工业化中期还是后期，上述研究各有道理。但这些研究均忽略了“反哺”的经济学含义，即只有当对农业的“予”大于对农业的“取”的时候，才算是工业反哺农业。
二、我国工业化过程的阶段性判断
1.修正后的钱纳里模型
根据经济学原理和工业化先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工业化演进不仅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上，也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上。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产值占一国GNP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先上升、后稳定，第三产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先稳定、后上升；与此相伴随，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也发生的相应变化，城市化率逐步提高。
鉴于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标准、霍夫曼定理、罗斯托标准的局限性，本文以经过陈佳贵等修正后的钱纳里模型为依据，判断我国的工业化阶段。霍利斯·钱纳里等是以1964年美元计算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人均GNP的，由于美元币值的变动，我国学者郭克莎（2004）推算出1964年美元与1996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6.2；陈佳贵等（2012）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BEA）提供的美国实际GDP数据，推算出1996年与1995年、2000年、2005年的美元换算因子分别为0.981、1.062 、1.202，2010年相对2005年的GDP折算系数为0.900 974 082。同时，霍利斯·钱纳里等当时的研究是以人均GNP来度量人均收入，由于人均GDP、人均GNP相差无几，后来的研究都以人均GDP代替人均GNP。这样，经过修正后的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经济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等（见表1）。
2.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自1953年起，我国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着手工业化建设，从此，我国进入工业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成为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主要实现形式。统购统销制度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于维持城市职工的低工资和工业企业的高税利，进而对于加速国家的工业化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是，也造成了农业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经济专家李溦（1993）核算了在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中，农产品计划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价值）的差额和工业品计划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差额，并将两者相加，得出了1953—1989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其中，1953—1984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由36.21亿元扩大到312.86亿元，累计5 117.72亿元；同期，农业税收为933.38亿元，财政农业支出为2 385.03亿元，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大于来自农业的税收差额为1 451.65亿元，农业为工业化贡献资金3 666.07亿元，我国处于农业被工业剥夺的状态。
1978年后，随着农村改革起步和推进，垄断和排斥市场机制的农产品统购制度，越来越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废除统购派购制度已提到议事日程。198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规定》规定：粮食、棉花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粮食的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外的自由上市，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的，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定购的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外的可上市自销。 。以该文件为标志，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了“双轨制”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定购以外的粮食、棉花可由市场定价调节，合同定购的粮食、棉花仍实行计划价格。尽管农产品的计划价格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该价格还是低于市场价格，国家把通过合同定购无偿获取的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用于支持城市的工业化，等于农业为工业继续贡献资金，农业仍处于被工业的剥夺状态。1985—1989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累计为2 839.71亿元，财政农业支出大于农业税收的差额为716.54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2 123.17亿元。
1990年，面对农民的卖粮难问题，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和专项储备制度，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调控。根据牛若峰等专家对1990—1997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计算，1990—1992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合计为2 747.8亿元，财政农业支出大于农业税收的差额为653.75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2 094.05亿元，农业还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1993年，政府实行了保留定购数量、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的“保量放价”政策，以加大对粮食价格的市场调节。不料，到1993年底，一些地方出现粮价暴涨。于是，从1994年起，国家加强了粮食合同定购，70%～80%的贸易粮食由国家控制，限定粮食销价，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关闭粮食市场，恢复垄断经营。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的综合平均定购价格从每50公斤36元提高到52元（市场价为47元），并以此价收购9 000万吨粮食，其中5 000万吨按统购办法落实到农户，以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于是，政府的“保量放价”政策演变成了“提价定购”政策。1993—1997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3 560.7亿元，财政农业支出大于农业税收差额为1 612.92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1 947.78亿元，农业仍然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2）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时期
从1998年起，国家再次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实施以“四分开、一完善”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内容的粮食购销政策“四分开、一完善”指：政企分开、储备和经营分开、中央和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指：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粮食企业自身改革。 。2001年，实行了“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政策，销区范围包括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北京、天津等八个省区，粮食流通又实行了市场化。2002年、2003年，粮食流通的市场化继续推进，多数地区、多数粮食品种的购销和价格基本放开。根据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王海涛和卢向宇（2013）对2001年、2004年等年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计算，2001年，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359.42亿元，加上农业税和财政农业支出后，农业资金的流动方向已由净流出转向净流入，农业资金净流入大约615.61亿元。从2004年起，国家放开了粮食市场，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直接补贴制度，除烟叶外的农副产品全部市场化。当年，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374.2亿元，加上农业税和财政农业支出后，农业资金净流入大约为1 061.24亿元。2015年，国家放开了烟叶的价格，至此，农副产品价格实现了市场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彻底消除。
必须说明，由于王海涛和卢向宇在计算2001年后的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时，忽略了工业产品价格和价值的偏离，而且是用部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代替全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因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肯定被低估了。相应的，农业资金由净流出转向净流入的时间并不是2001年，可能向后延迟。从理论上讲，随着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应该是逐步缩小的。退一步说，即使按照历史上1992年最大的剪刀差1 200亿元来衡量，我国来自农业的收入小于财政对农业支出的时间最晚发生在2004年或2005年。换句话说，我国从工业剥夺农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期最迟是在2004年或2005年。这是因为，2004年的农业税为902.19亿元，农业财政支出为2 337.63亿元，假定当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1 200亿元，财政农业支出还是大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的总和，况且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不可能高达1 200亿元。
四、结论与启示
只有把不同时点的人均GDP换算成同一时点的人均GDP，不同年份的人均GDP才具有可比性；也只有按同一时点（基期）的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把我国不同年份的人均GDP换算成美元，才具有与钱纳里标准模型比较的可行性。本文把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1990—2000年的人均GDP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把以2000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2001—2005年的人均GDP按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把以2005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2006—2010年的人均GDP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把以2010年的不变价格衡量的2011—2012年的人均GDP按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据此，将我国的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与判断工业化阶段的钱纳里标准模型进行对比后发现，我国从开始进行工业化的1953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属于工业化的初期；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2012年）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时期，但仍然属于工业化的中期。 根据本文界定的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学含义，我国总体上是在21世纪初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保守的估计可能在2004年。从此，我国结束了长达50年工业剥夺农业的历史，农业由被挤压的产业变成了被支持的产业，农民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覆盖农村。如果把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起始时间与工业化阶段相联系，21世纪初或2004年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也就是说，我国是在工业化的中期开始工业反哺农业的。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反哺农业也是发生在工业化中期的。美国于1900年进入工业化的中期，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合作推广法》规定，联邦政府可向接受该法的州拨款；1916年决定成立联邦土地银行，为农场主提供长期信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小麦、猪肉实行了最低保证价格。韩国于1970年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并开展“新农村运动”，政府投入资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实施农业补贴、支持农协向农民贷款等。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成是与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紧密相连的。为了加速工业资本的积累，政府把农产品价格压低到其价值以下，把农用工业品价格抬高到其价值以上，以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索取农业剩余。1978年后，工业品价格逐步实现了市场化，但农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滞后，而这又和农产品购销体制紧密联系。虽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市场化，但迂回曲折。直到2015年，政府才放开了最后一种农产品烟叶的价格。在此之前，部分农产品的计划定价一直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一直存在。
既然工业反哺农业表现为农业资金的净流入，则这一工农关系的转变必须以雄厚的财政实力为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在财政比较富裕的时候，政府才能拿出一定的资金投入农业，实现农业资金的适时回流，促进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当然，工农关系的转变还取决于一国对工业化阶段的准确判断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否则，即使财政实力增强了，工农关系转变的工业化阶段到来了，政府也可能不会及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率接近或超过50%、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5%以下的时候，应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实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大多数人以及居住在城市的大多数人对农业以及农村少数人的反哺。而我国由于就业结构转换和城市化的滞后，在农业就业比重为46.9%、城市化率为41.76%的时候（2004年）就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制约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并没有破除。因而，应加快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形成。在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应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中央基建投资应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农民增收、农村重大改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民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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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does not necessarily occur in the l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egin to adjust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carry out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policy in the middle of 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 to Chenery H. B Model revised， China goes into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90'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now it is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midindustrialization to late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means that what government gives to agriculture is more than that it takes from agriculture， and what it takes is mandatory. Comparing price scissors between industrial produc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agricultural tax and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in China occu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o later than 2004.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in preceden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egin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urbanization rate approximates or is more than 50%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portion drops to less than 45%. However， 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 in China begins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portion is 46.9% and urbanization rate is 41.76%， which reflects the transform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the lag of urbanization. Therefor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countryside by cities and agriculture by industry should be established rapidly to form new relation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Key words： th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industry nurturing agriculture；price scissors between industrial produc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agriculture tax；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city supporting countryside；Chenery H. B Model；relation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CLC number：F061.3；F120.3 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5）04000110
（编辑：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