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国”智库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曾任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表面看起来，这座山脚下的村庄和周边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两样。男人们站在沟渠边洗着传统的黑毡帽，孩子们在河里嬉戏，妇女们烤着馕（一种酥脆的吉尔吉斯风格的面食）。但和阿斯帕拉河沿岸的其他社区不同，这个村子正在着力解决水安全问题的挑战。
　　在国际发展项目的支持下，新成立的吉尔吉斯水管理委员会与国境线对面的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委员会召开会议，齐心协力解决了一个存在几十年之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是否能够喂饱孩子，还威胁着地区安全，并影响到一份有关灌溉用水分配协议的执行。
　　吉尔吉斯水管理委员会用本地方案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挑战，建造引水渠，安装简单的仪表来监测每个村庄的用水量。这些沟渠由村庄因地制宜建设，连接了仪表和电脑，以便让各村之间共享实时水流数据。尽管发展援助项目已经结束，但这些国际水管理者们仍在帮助当地预测用水量、种植耐旱作物，滿足该地区的农业需求。
　　于是，科学的水管理同时解决了发展问题和外交问题——增加了水供给，又培养了国际合作的习惯，增强了村民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是外交官和冲突解决专家组成的团队。它为棘手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务实角度。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伊朗核计划的国际谈判中，西方和伊朗的物理学家往往能够比政客们更容易找到共识，寻求合作。
　　基于科学和工程学的全球解决方案也带来了重大创新。比如，绿色革命解决了小麦锈菌导致的大灾难，先进的接种技术大大降低了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传播。而这些方案仍在继续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挑战：一种最新研发出来的杀菌剂能让艾滋病传播率降低39%;地理空间数据能够定位淡水资源，增进发展援助的效率;新的诊断技术能够发现多重耐药性结核病，并指导医护人员寻找精确的治疗方案。
　　所有这些例子，刚刚被任命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的马克·格林都应当铭记在心。如果格林能够以奥巴马政府启动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发展实验室（Global Development Lab）的工作为基础，加强科学和技术在发展实践中的作用，将对实现上述目标大有裨益。
　　科学的方案需要证据——沒有可预期的结果，就不会得到投入。因此，基于科学的原始发展方案与对项目进行评估的监测系统应同步推进。这样一来，公共和私人融资将得到高质、高效的使用。
　　此外，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方针还能够超越党派利益纷争。例如，尽管美国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仍然存在激烈的政治争论，但科学是全球公认的中立者，它常常能够提供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机会，从而补充并加强外交关系。近几年来，许多民间机构（包括关注某个科学问题的民间机构）一直在参与国际援助项目和计划，其覆盖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教育、疾病预防、警察培训、贸易推进和清洁水等等。
　　也许最重要的是，科学方法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思维习惯——追求真理、知识和公正，这些思维习惯不但具有极高的价值，而且也是21世纪经济进步的基础。
　　在加州理工学院2016年毕业典礼的演说中，外科医生兼作家阿图尔·葛文德（Atul Gawande）说，科学就是“致力于系统思考方法，坚定不移地通过检验和事实观察来构建知识和解释宇宙”。这意味着一条“奇特的路”。葛文德还表示，“你们应该保持怀疑和想象，但不要过度。说到底，你们期待用开放的思维观察世界，收集事实，然后据此来检验你的预测和期望。”
　　科学和技术绝对不是灵丹妙药，但科学方法的中立性永远与政治的激情和利益相反。正因为出于这种中立性，科学家既能开发出新种子和淡化水的技术，也能够创造神经毒气和原子弹。而在Alphabet公司执行主席、谷歌创始人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所谓的“智能时代”，传播新工具和习惯从而扩大知识，是全世界人道发展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