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为什么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为什么原定5月7日的国耻日游行突然提前了，为什么是北大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学生率先行动继而迅速波及全国学界，迅速在全国学生、产业工人中掀起反帝反封建浪潮，这里边涉及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汪大燮。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字伯唐（伯棠），祖籍安徽宏村，清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外交官，政治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一、藏书世家钱塘汪氏
正如汪大燮的名声没有太过显赫，他祖上曾在杭州建立的大型藏书楼——汪氏振绮堂，“甲于浙右”，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鼎盛时期藏书之丰富足以跟宁波天一阁相媲美，其藏书最大特点是历经五代传承、多有善本佳椠，但多年来鲜为世人所关注。
晚清著名诗人龚自珍曾有诗称赞汪氏振绮堂藏书楼：“振绮堂中万卷书，乾嘉九野有谁知？”
早在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振绮堂汪家就贡献了大量的藏书，是江南有名的学术世家，以学术研究、诗词创作闻名于士林，代表人物除了振绮堂的创始人汪宪（文学家，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进士），还有女词人汪端、藏书家汪小米，近代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汪康年（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进士）这样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
可惜的是，在咸丰十年和十一年（公元1860年、1861年）振绮堂藏书楼两遭兵燹，五世藏书散失殆尽。
在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幼承家学的汪大燮不仅以“善治公牍、熟悉政事”每每得到上司的信任同僚的信服，在從政之余，汪大燮还偶写山水以自娱，其作品天真清丽、淡雅自在。
文学革命运动先驱黄远生在民国初年有过中肯的评论：“汪氏之爱国热诚及缜密勤慎，以吾所见，前清大官中，吾未之……”
在安徽宏村至今还完好保存着一所汪大燮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居所，也沿用了“振绮堂”的堂号。
据宏村退休老教师汪瑞华介绍，这所房子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建成，那年汪大燮3岁。新房落成，奶奶特意把汪大燮接回家住了一段时间，据说是7岁时候又回到出生地杭州读书。
这个“振绮堂”汪大燮故居，位于宏村街中段南向，占地面积291平方米，系二层、前后三开间的砖木建筑结构古民居。较之宏村其他人家的古屋，这所房舍外观建筑并不豪华，在宏村古民居群中也不太显眼。室内木雕以吉祥图案、人物故事为主，看起来架构复杂、雕工精细，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正堂左右护净窗的雕饰，左边《水战图》右边《百忍图》——从窗花可以略见这家人的眼光胸襟，当年的中国经济社会正沉浸太平天国运动的创疼中，还忍受着割地赔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儒商之家有这般放眼天下的襟怀，后辈中出现汪大燮这样经天纬地之才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策划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因北洋政府指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中方首席代表，次长陈箓援例代行部长职务。值此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外交事务关乎国运之际，由于陈箓资历浅、声望低，难以应付外交大局。梁启超、林长民给总统徐世昌进言，建议在总统府内专门设立一个外交委员会，以及时作出决策。徐世昌同意并于1918年12月成立外交委员会请驻外公使出身、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汪大燮任委员长——“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实质上，外交委员会就是外交决策的最高机构。
但是被中国社会寄予厚望的巴黎和会，事实上就是英、美、法等国家赤裸裸的分赃会。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无理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交由日本继承，并写入合约。
1919年4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逼必须决定签字与否。5月1日，陆征祥电北京政府，请示是否签字。外交委员会获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致电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并由汪大燮、林长民二人将致专使的拒签电文亲呈徐世昌。
5月3日，时任总理钱能训却屈服于亲日派压力、不愿引发争端，密电陆征祥签字。
要紧关头，汪大燮意识到单凭外交委员会的力量，无法改变北洋政府同意签署出卖中国利益的合约决定，必须发动更多的爱国力量参与进来。
5月3日夜里，汪大燮前往东堂子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家，将外交失败和政府密令签字的消息告知蔡元培——“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迅速带动社会各界的爱国力量参与进来，给北洋政府施压，推翻其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当晚9时即到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揭露政府密令，之后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各大学校，激起了师生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群情激愤的北京大学学生们，遂当即决定：将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等口号，一场划时代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就这样被汪大燮点燃、爆发了……
1922年，汪大燮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主持了收回德国和日本强占的胶州湾的有关文件签署仪式，为五四运动最终画上句号。
三、倾心慈善教育
作为外交官的汪大燮，经常与国际名流打交道，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认识很深，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因此1920年10月3日大总统令“派汪大燮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
那一年直（即直隶，今河北）、鲁、豫、晋、陕五省发生四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受灾县数达317县，灾民总数达3000余万人。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多支救济队，分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在通州、保定等地开办临时诊疗所，种痘防疫，救治病患。整个救灾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筹集赈款超过8万元。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总办事处分别派出救护队开赴日本，救助遇难的日本国民、旅日华侨。北京总会除派著名医师赴日外，还向日本地震灾区捐赠善款约5万元。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在中国乃至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偶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受到国际社会交口称赞。
1928年，张作霖撤兵出关，汪大燮与王士珍组织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持北平秩序。
晚年热心教育，创办北京平民大学，任董事长兼校长。
1929年1月5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汪大燮不惧外侮、不负祖望，积极振奋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断地将拳拳忧民爱国之心落实为一件件利国利民之实事，为我国的外交、慈善、教育等事业都做出了不朽贡献。
汪大燮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甚至是壮怀激烈的一生，像这样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人，应该经常地被我们记起。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字伯唐（伯棠），祖籍安徽宏村，清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外交官，政治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一、藏书世家钱塘汪氏
正如汪大燮的名声没有太过显赫，他祖上曾在杭州建立的大型藏书楼——汪氏振绮堂，“甲于浙右”，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鼎盛时期藏书之丰富足以跟宁波天一阁相媲美，其藏书最大特点是历经五代传承、多有善本佳椠，但多年来鲜为世人所关注。
晚清著名诗人龚自珍曾有诗称赞汪氏振绮堂藏书楼：“振绮堂中万卷书，乾嘉九野有谁知？”
早在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振绮堂汪家就贡献了大量的藏书，是江南有名的学术世家，以学术研究、诗词创作闻名于士林，代表人物除了振绮堂的创始人汪宪（文学家，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进士），还有女词人汪端、藏书家汪小米，近代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汪康年（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进士）这样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
可惜的是，在咸丰十年和十一年（公元1860年、1861年）振绮堂藏书楼两遭兵燹，五世藏书散失殆尽。
在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幼承家学的汪大燮不仅以“善治公牍、熟悉政事”每每得到上司的信任同僚的信服，在從政之余，汪大燮还偶写山水以自娱，其作品天真清丽、淡雅自在。
文学革命运动先驱黄远生在民国初年有过中肯的评论：“汪氏之爱国热诚及缜密勤慎，以吾所见，前清大官中，吾未之……”
在安徽宏村至今还完好保存着一所汪大燮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居所，也沿用了“振绮堂”的堂号。
据宏村退休老教师汪瑞华介绍，这所房子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建成，那年汪大燮3岁。新房落成，奶奶特意把汪大燮接回家住了一段时间，据说是7岁时候又回到出生地杭州读书。
这个“振绮堂”汪大燮故居，位于宏村街中段南向，占地面积291平方米，系二层、前后三开间的砖木建筑结构古民居。较之宏村其他人家的古屋，这所房舍外观建筑并不豪华，在宏村古民居群中也不太显眼。室内木雕以吉祥图案、人物故事为主，看起来架构复杂、雕工精细，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正堂左右护净窗的雕饰，左边《水战图》右边《百忍图》——从窗花可以略见这家人的眼光胸襟，当年的中国经济社会正沉浸太平天国运动的创疼中，还忍受着割地赔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儒商之家有这般放眼天下的襟怀，后辈中出现汪大燮这样经天纬地之才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策划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因北洋政府指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中方首席代表，次长陈箓援例代行部长职务。值此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外交事务关乎国运之际，由于陈箓资历浅、声望低，难以应付外交大局。梁启超、林长民给总统徐世昌进言，建议在总统府内专门设立一个外交委员会，以及时作出决策。徐世昌同意并于1918年12月成立外交委员会请驻外公使出身、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汪大燮任委员长——“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实质上，外交委员会就是外交决策的最高机构。
但是被中国社会寄予厚望的巴黎和会，事实上就是英、美、法等国家赤裸裸的分赃会。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无理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交由日本继承，并写入合约。
1919年4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逼必须决定签字与否。5月1日，陆征祥电北京政府，请示是否签字。外交委员会获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致电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并由汪大燮、林长民二人将致专使的拒签电文亲呈徐世昌。
5月3日，时任总理钱能训却屈服于亲日派压力、不愿引发争端，密电陆征祥签字。
要紧关头，汪大燮意识到单凭外交委员会的力量，无法改变北洋政府同意签署出卖中国利益的合约决定，必须发动更多的爱国力量参与进来。
5月3日夜里，汪大燮前往东堂子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家，将外交失败和政府密令签字的消息告知蔡元培——“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迅速带动社会各界的爱国力量参与进来，给北洋政府施压，推翻其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当晚9时即到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揭露政府密令，之后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各大学校，激起了师生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群情激愤的北京大学学生们，遂当即决定：将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等口号，一场划时代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就这样被汪大燮点燃、爆发了……
1922年，汪大燮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主持了收回德国和日本强占的胶州湾的有关文件签署仪式，为五四运动最终画上句号。
三、倾心慈善教育
作为外交官的汪大燮，经常与国际名流打交道，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认识很深，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因此1920年10月3日大总统令“派汪大燮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
那一年直（即直隶，今河北）、鲁、豫、晋、陕五省发生四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受灾县数达317县，灾民总数达3000余万人。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多支救济队，分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在通州、保定等地开办临时诊疗所，种痘防疫，救治病患。整个救灾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筹集赈款超过8万元。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总办事处分别派出救护队开赴日本，救助遇难的日本国民、旅日华侨。北京总会除派著名医师赴日外，还向日本地震灾区捐赠善款约5万元。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在中国乃至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偶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受到国际社会交口称赞。
1928年，张作霖撤兵出关，汪大燮与王士珍组织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持北平秩序。
晚年热心教育，创办北京平民大学，任董事长兼校长。
1929年1月5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汪大燮不惧外侮、不负祖望，积极振奋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断地将拳拳忧民爱国之心落实为一件件利国利民之实事，为我国的外交、慈善、教育等事业都做出了不朽贡献。
汪大燮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甚至是壮怀激烈的一生，像这样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人，应该经常地被我们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