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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三同”，你立马会想到“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它的通解。“三同”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盛行，报纸常登、文件常用、人们常讲，可谓是家喻户晓的词儿，但是对于它的具体含义和产生始末大家可能并不十分清楚。笔者翻阅了很多的资料，能够查到的解释大部分是古人说的“同庚”、“同窗”、“同行”，对于“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在一张桌上吃饭，同在一铺炕上睡觉，同在一块田里干活)这个含义所提甚少。笔者将试着揭开“三同”的神秘面纱。
萌 芽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三同”指的是广大党员同志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宣传抗日救国等道理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的各项工作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这种工作方法，扎根农村，深入群众，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宣传革命真理，发动农民参军参战，从而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只不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没有公开明确提出“三同”这个词，但实际上它在历史上已经熠熠生辉了。
雏 形
“三同”正式出现是在1950年土地改革时期，这时还是指工作方法。下乡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和贫苦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运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进行“扎根串连”，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求，热忱地为他们服务，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农民群众热情高涨地参加斗争，我党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三同”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彻底发动农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是许多农村干部曾经非常熟悉的工作方法，现在的许多乡、社干部就是在这种工作方法中培养出来的。
发 展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个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工厂，与当地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解决干部的“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问题。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有计划地分批进行的。首先，那些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最先下放。接着，那些年龄在45岁以下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以及长期脱离体力劳动而且暂不需要留在机关工作的工农干部，也都被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在首批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以保证下放干部的工作有良好的开端。另外，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出，有几种干部是可以不下放或暂不下放参加劳动的：年龄在45岁以上的；体弱多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孕妇、有哺乳婴儿和因子女拖累不能下去的女同志；最近两三年内归国（主要指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华侨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废除了2月28日《指示》中关于年龄在45岁以上等可以暂不参加劳动的诸条宽限，参加体力劳动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干部下放劳动制度从1957年开始执行，到1960年执行了3年。之后，干部大批下放农村劳动暂时终止，代之以支援农业等名义到农村短期劳动。所有的下放干部都与当地工农群众一起“三同”，这种工作方法得到了发展。
高 潮
三同工作制度，还广泛地存在于知识青年下乡中，大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不了解农民的实际生活，为增长实践经验，让他们到农村去学种粮，学喂猪，增加实践机会，把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广大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截至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所以说知青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在这25年中，知青都是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生活中，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具体含义
“同吃”也就是下乡人员和当地工农群众一起吃饭。有时候是吃派饭，也就是下放干部轮流在所在生产队的社员家中吃饭，被称为吃百家饭。因为地域不同，规定不同，或是在一户吃一天或是在一户吃一顿，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一户一天。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缴纳生活费和粮票。下放干部一般情况是每月交10元左右和若干粮票。他们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工资5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不管工分单价多高，与这个数字相差悬殊。当时按照规定为了不给所在地区增加负担，上山下乡中的知青的口粮由当地知青办按照人数分配。
大多数下乡的人，对农村的饭菜都吃不惯。当时农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吃的粮食、蔬菜都是生产队里分的，往往不够吃，但是，每当接受派饭任务时，人们都会把下乡人员奉为上宾，尽量做可口的饭菜。即便如此，在当时新中国的农村，较之于城市来说，不论是食品的材质和卫生条件都比较差，对于大部分在城市中生活的干部和知识青年来说普遍觉得“三同”是比较难过的关。很多下乡人员写的关于三同的回忆录中，很大的一部分篇幅是在描述与当地人同吃时遇到的障碍，例如：刘大寿在《挺过同吃关》中说到“稗子籽竟是当地农民的主要食粮”，“炕上的席子又黑又脏，烂了一个大窟窿。给我端上来的饭是几个水稗子面和着菜捏在一起的熟窝头”，“这水稗子面性寒，吃后胃胀烧心难忍”，“才吃了一个月派饭，我身上就掉了6公斤肉”。
“同住”
不论是土改工作中还是在以后的干部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所有的下乡人员都是与当地农民一起居住。当然因为各地的条件和情况不同，也有不同的形式。一般是由当时的大队指派到特定人家（也有要求与条件最艰苦的人同住的），为了贴近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在当时来说，因为农村的条件比较艰苦，一般都是跟农户住在同一个炕头。到了后面的知青插队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多，比较集中，规模庞大，一般的做法都是在村子里找个地方把知青安排在一起居住，这个地方就叫做知青点。对此可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略略窥见一二。
“同劳动”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有的还和社员一样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得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当时，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某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建立广播站等。
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重新安装，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座，农药厂1座。
现 状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三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三进三同”，“三进”即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深入到农村一线、深入到农民群众中。“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项活动是重庆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过程中，率先在全国推出的。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这一活动随后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它既有别于走出国门式的学习访问，又有别于走向发达地区的调查取经，而是“走下去”深入基层、农户的真切体验，因而使党员干部深受教育。“三进”“三同”在今天仍有重要作用：首先活动彰显出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其次凸显出人民群众主体价值取向；再次开创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新形式，使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因而彰显出它重要的时代价值。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三进三同”活动是重庆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过程中，率先在全国推出的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这一活动随后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它既有别于走出国门式的学习访问，又有别于走向发达地区的调查取经，而是“走下去”深入基层、农户的真切体验，因而使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彰显出它重要的时代价值。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列宁早就指出：“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到：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充分尊重和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革命胜利的法宝，同样也是我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法宝。
“三进三同”活动以创新的内容和手段，掀起了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高潮。它选择的对象是广大农村最落后最偏远的山村、最窘迫最困难的农户。以一名普通“农民”的身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村为课堂，以农民为老师，学习生活、认识农民、感受真情。这种密切、真切联系群众的做法，扭转了党员干部有时坐在车里“察”民情，隔着车窗“看”基层，会议室里“搞”调研，宾馆里面“听”汇报的不实作风，真正做到了体察民情、耳闻民声、心会民意，力所能及地解决当地农民群众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活动让农民群众真正将党员干部当成自家人、知心人、领路人。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题为《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的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地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追溯“三同”可使我们回味良多。即使如今，当你深入农村，你会发现，无论农村人正在做什么，看见我们的干部来了，总是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在家的搬出凳子，递过茶水，在田间的快步来到身旁，热情地交谈……中国的人民历来是朴实而真诚的！走近他们你收获颇丰。
萌 芽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三同”指的是广大党员同志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宣传抗日救国等道理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的各项工作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这种工作方法，扎根农村，深入群众，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宣传革命真理，发动农民参军参战，从而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只不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没有公开明确提出“三同”这个词，但实际上它在历史上已经熠熠生辉了。
雏 形
“三同”正式出现是在1950年土地改革时期，这时还是指工作方法。下乡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和贫苦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运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进行“扎根串连”，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求，热忱地为他们服务，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农民群众热情高涨地参加斗争，我党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三同”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彻底发动农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是许多农村干部曾经非常熟悉的工作方法，现在的许多乡、社干部就是在这种工作方法中培养出来的。
发 展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个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工厂，与当地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解决干部的“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问题。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有计划地分批进行的。首先，那些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最先下放。接着，那些年龄在45岁以下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以及长期脱离体力劳动而且暂不需要留在机关工作的工农干部，也都被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在首批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以保证下放干部的工作有良好的开端。另外，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出，有几种干部是可以不下放或暂不下放参加劳动的：年龄在45岁以上的；体弱多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孕妇、有哺乳婴儿和因子女拖累不能下去的女同志；最近两三年内归国（主要指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华侨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废除了2月28日《指示》中关于年龄在45岁以上等可以暂不参加劳动的诸条宽限，参加体力劳动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干部下放劳动制度从1957年开始执行，到1960年执行了3年。之后，干部大批下放农村劳动暂时终止，代之以支援农业等名义到农村短期劳动。所有的下放干部都与当地工农群众一起“三同”，这种工作方法得到了发展。
高 潮
三同工作制度，还广泛地存在于知识青年下乡中，大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不了解农民的实际生活，为增长实践经验，让他们到农村去学种粮，学喂猪，增加实践机会，把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广大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截至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所以说知青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在这25年中，知青都是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生活中，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具体含义
“同吃”也就是下乡人员和当地工农群众一起吃饭。有时候是吃派饭，也就是下放干部轮流在所在生产队的社员家中吃饭，被称为吃百家饭。因为地域不同，规定不同，或是在一户吃一天或是在一户吃一顿，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一户一天。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缴纳生活费和粮票。下放干部一般情况是每月交10元左右和若干粮票。他们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工资5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不管工分单价多高，与这个数字相差悬殊。当时按照规定为了不给所在地区增加负担，上山下乡中的知青的口粮由当地知青办按照人数分配。
大多数下乡的人，对农村的饭菜都吃不惯。当时农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吃的粮食、蔬菜都是生产队里分的，往往不够吃，但是，每当接受派饭任务时，人们都会把下乡人员奉为上宾，尽量做可口的饭菜。即便如此，在当时新中国的农村，较之于城市来说，不论是食品的材质和卫生条件都比较差，对于大部分在城市中生活的干部和知识青年来说普遍觉得“三同”是比较难过的关。很多下乡人员写的关于三同的回忆录中，很大的一部分篇幅是在描述与当地人同吃时遇到的障碍，例如：刘大寿在《挺过同吃关》中说到“稗子籽竟是当地农民的主要食粮”，“炕上的席子又黑又脏，烂了一个大窟窿。给我端上来的饭是几个水稗子面和着菜捏在一起的熟窝头”，“这水稗子面性寒，吃后胃胀烧心难忍”，“才吃了一个月派饭，我身上就掉了6公斤肉”。
“同住”
不论是土改工作中还是在以后的干部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所有的下乡人员都是与当地农民一起居住。当然因为各地的条件和情况不同，也有不同的形式。一般是由当时的大队指派到特定人家（也有要求与条件最艰苦的人同住的），为了贴近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在当时来说，因为农村的条件比较艰苦，一般都是跟农户住在同一个炕头。到了后面的知青插队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多，比较集中，规模庞大，一般的做法都是在村子里找个地方把知青安排在一起居住，这个地方就叫做知青点。对此可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略略窥见一二。
“同劳动”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有的还和社员一样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得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当时，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某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建立广播站等。
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重新安装，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座，农药厂1座。
现 状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三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三进三同”，“三进”即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深入到农村一线、深入到农民群众中。“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项活动是重庆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过程中，率先在全国推出的。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这一活动随后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它既有别于走出国门式的学习访问，又有别于走向发达地区的调查取经，而是“走下去”深入基层、农户的真切体验，因而使党员干部深受教育。“三进”“三同”在今天仍有重要作用：首先活动彰显出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其次凸显出人民群众主体价值取向；再次开创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新形式，使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因而彰显出它重要的时代价值。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三进三同”活动是重庆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过程中，率先在全国推出的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这一活动随后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它既有别于走出国门式的学习访问，又有别于走向发达地区的调查取经，而是“走下去”深入基层、农户的真切体验，因而使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彰显出它重要的时代价值。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列宁早就指出：“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到：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充分尊重和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革命胜利的法宝，同样也是我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法宝。
“三进三同”活动以创新的内容和手段，掀起了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高潮。它选择的对象是广大农村最落后最偏远的山村、最窘迫最困难的农户。以一名普通“农民”的身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村为课堂，以农民为老师，学习生活、认识农民、感受真情。这种密切、真切联系群众的做法，扭转了党员干部有时坐在车里“察”民情，隔着车窗“看”基层，会议室里“搞”调研，宾馆里面“听”汇报的不实作风，真正做到了体察民情、耳闻民声、心会民意，力所能及地解决当地农民群众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活动让农民群众真正将党员干部当成自家人、知心人、领路人。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题为《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的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地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追溯“三同”可使我们回味良多。即使如今，当你深入农村，你会发现，无论农村人正在做什么，看见我们的干部来了，总是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在家的搬出凳子，递过茶水，在田间的快步来到身旁，热情地交谈……中国的人民历来是朴实而真诚的！走近他们你收获颇丰。